迈克尔·曼金世杰约翰·霍尔乔纳森·赫恩理查德·拉赫曼乔治·劳森威廉·H·休厄尔王国斌
迈克尔·曼（MichaelMann）
从书名上看，似乎只有那些研究中国的专家才会对这部书抱有兴趣。而该书的内容也确实涵盖的是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古代历史，这恐怕更会加深人们的这种看法，但此书也是宏观社会学（macrosociology）领域的一部力作。它不但探讨了中国从古代直至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还将之与欧洲的历史发展相比较。这里，作者对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与“加州修正主义”（Californiarevisionism）之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部著作还提出了一套人类社会理论——是的，就是人类社会理论——它为此书提供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关于这套理论，此书在第一章做了简要的解释，但它贯穿于余下各章之中，读者着实应该从后面章节的整体语境中来把握它。我在这里将对该书所涉及的三个层次加以讨论。由于它们与我的研究有很强的关联性，无论我赞不赞成书中的某些观点，阅读这部书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然而，除此相似之处以外，欧洲战争与古代中国战争有着不同的结局，这是鼎新在书中着重讨论的部分。古代中国战争的结果是霸权国家体制的大获全胜——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及此后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王朝期间这一国家形态得到了稳定的制度化。这一结果使得下一个千年中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数目大大地减少了。相形之下，欧洲国家称霸的企图全都落了空，在欧洲大陆，多国文明体系得以保存下来，而多国战争也长久持续。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这种差异，自然是比较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鼎新直面这一问题，并给出了独到的解答。他的回答由两个部分构成。他先从意识形态力量的角度对中国与欧洲的差别予以解释。在中国，儒、法二家的思想主导着意识形态话语，但自身均无独立性。自汉代以降，它们鼓吹赞颂的是秩序、稳定、官僚制度与精英治国，强化的则是单一国家政权对整片领土的统治，且它们自身也受到这种统治的支配。其次，他主张，商人与城市也同样从属于国家，是国家官员管理着城市。而欧洲全然不是如此，天主教会、城市与商人通常保有独立于领土国家的相当大的自主权。我觉得鼎新的这些论断是令人信服的，这是他的第二大成就。
我后来又把他的模型拓展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巴特利特所指的那个时期，在后罗马时代，同时也是后蛮族部落时代，无国家人群几乎全被征服了；第二阶段始自14世纪，此时，欧洲大陆上遍布大大小小许多国家，大国征服小国的战争接连不断；第三阶段则始于16世纪，组织更加紧密的国家开始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征服与殖民。这三个阶段的共同之处在于，战争主要发动者进行战争的理性程度不断提升，导致欧洲的战争格外频繁并带来了制度化的军事扩张。诚然，在这三个阶段中，欧洲主要国家有时也会兵戎相见，但这些欧洲大国全都幸存了下来，而不像古代中国的诸侯国那样被最终消灭掉。即便这些欧洲大国在战争中失利，它们可能也就损失几个附属国，要么顶多就是丧失掉一些边境地带有争议的领土，或者在第三阶段，它们通过和平协议所得到的土地可能会比战胜国的要差一些。战争对于发动者来说，无关乎自身的生死存亡，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把战争成本“转嫁”到其他人那里去，这在第三阶段尤甚，战争的输家其实是成千上万被殖民的土著居民。
鼎新的历史数据立刻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国和欧洲在第一阶段的相似性。他也发现在后东周时代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小型“城市国家”存在于大片“人烟稀少”或者“蛮族”栖居的无国家区域里。而后，城市国家对这些区域进行征服与殖民，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大部分的城市国家皆得益于这种帝国主义行径。中国的第二阶段也和欧洲颇有相似之处，组织较好的大国打败并吞并小国，尽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北方的诸侯国仍在向蛮族领地扩张，而且，它们增强实力、扩张地盘所需的成本相对较低。
然而，中国的第三阶段却与欧洲大不一样。中华文明不再扩张其领土，国家的数目在这几个世纪内大约从15个降到7个再到3个，这是国家之间生死搏杀的结果，而要转移战争成本却是不可能的。战争变得不再理性，却仍在持续，直到决出唯一的赢家。我们显然需要另一套理论来解释这发生的一切。鼎新注意到，这个阶段的战争得到了稳固的制度化，并被所有国家视作一种常态。但他也对血腥战争的不断升级给出了解释，即法家改革的推进使官僚制度不断巩固，并强行动员民众参与战争和经济活动。似乎这是一个不错的解释，尽管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难以严格地评价它。
欧洲的情况却不同。三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让欧洲免于这样残酷的生死决战，因为承担着战争冲击的是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而不是欧洲人本身。全球扩张时代的及时到来延缓了中国式的战争结局。但当国家与帝国遍布全世界的时候，确实曾两次有人企图扫灭全部对手，建立起单一的帝国统治。当然，拿破仑和希特勒被其他的欧洲势力——英国——所打败，但这也是在英国获得了西欧以外的大国援助——第一次是俄国，第二次则是苏联和美国——之后方有可能。此后再出现的武器则变得太具杀伤性，以至于使用它们不再是理性的选择。尽管如此，两个超级大国仍可将它们的冲突化为与其代理人的间接斗争，尽管它们总是佯装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意图。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短暂地成为世界霸主，但实际上由于不能动用其全部武器，且美国人也不愿意为了建立真正的全球帝国而做出牺牲，其军事扩张因而受到了限制。中国和俄国的再度崛起则确保着多国文明体系的长久持续，但愿这期间不再发生战争，那么，世界的未来就不会变成古代中国或中世纪与前现代欧洲那样的结局了。
鼎新承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经出现过相当活跃的市场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仅限于朝代中期，当时国家政权稳固，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过，经济的迅猛发展却从来没有带来现代工业或者孕育资本主义出现所需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相反，它们在一次次王朝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战祸中土崩瓦解了。我不认为这种理论有更强的解释效力，但我欢迎作者对那个“几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突破，甚至是资本主义的王朝，也就是11世纪的北宋王朝能做更多的解释。宋代为何未能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对鼎新理论的重要检验。但他说，对于中国，在这个由主要意识形态为其合法性提供基础的单一帝国政权的统治下，精英之间的竞争得到制度化；对于欧洲，则保持着相对自治的精英阶层、商人与城镇、教会，以及贵族，而它们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的历史发展趋势。批评者或许也可以把这一论断称为是“欧洲中心论”。这和我本人的观点是很类似的，但在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中，作者可以通过他对中国历史更深入的理解来论证这一观点。此为本书第三项重大成就。
他指出，四种权力资源中的两者区别于其他两者是因为它们具有精确的可计算性以及工具理性。在经济与军事力量关系中的竞争者容易评估其表现并因此做出相应调整。由于输赢胜负了然可见，行动者就会不断寻求更有效率的办法以获得胜利。该论述很有道理，一般经济力量所包含的结果更具可计算性，其行动也比其他三种力量更具工具理性。但我要补充的是，相较于政府决策，这一点可能更适用于私人和公司的决策。政府的经济政策通常更取决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今天的经济成长是市场不受干预的结果呢，还是政府干预刺激社会需求的结果呢？无论经济学能否解决这一备受争论的问题，政府还是会根据其偏右或偏左的意识形态来做出决定。
军事力量的理性因素似乎或多或少要弱于经济力量的，尽管如上所述，能将战争成本转移到弱者那里的确有助于提高强大一方的胜算。军事将领也的确常会计算战胜的几率并想尽办法来取得胜利。如鼎新所说，他们会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及他们对潜在敌人优劣之势的认知，不断提高战术和发展武器。但大多数将军也认识到战争的胜负成败具有偶然性，“战争的运数”（fortunesofwar）会影响最终结果。他们知道，那些根据可计数的因素——像军队的人数、武器的质量、将士的训练水平——所做的计算可能会被全盘打乱，要么是因为某些意外行动，要么是对阵双方某些将士士气高涨或斗志消沉，要么则是遇到了难以预料的天气和地理条件。美国内战期间的葛底斯堡战役中，罗伯特·李将军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麾下这支所向披靡的联盟军，在士气和训练方面都远胜于敌对一方的联邦军，但联邦军的指挥官米德少将采取了据守策略，他认为这会迫使手下那些不太靠得住的士兵们奋勇战斗而不是临阵逃脱。历史证明米德的做法是正确之举，而李将军的估计却错了。数次正面交战之后，李将军最终被迫撤退。但这场决定双方命运的战役也可能很容易就走向另一种结局。
有些将军不以人数多寡、武器优劣为计算成败的考量，他们看重的是所谓将士们昂扬的斗志，这就像20世纪日本将领所重视的“精神”（せいしん）。这种求胜精神的确让日本人在与俄国军队1905年的较量中大获全胜，但它却无法战胜美国军队的先进武器和巨大的人数优势。通常，即便交战双方都通过计算认为他们能战胜对方，但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双赢，有时甚至会是两败俱伤。战争的风险是难以计算的，倘若胜负的几率确实可以被精确地计算出来，那么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就会远少于和平谈判和投降屈服出现的频率了。一旦被真的调动起来，军事力量是极其情绪化的，它所负载的东西包括仇恨、原则，以及有关正义、文明、男子气概、荣誉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驱使对战双方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想一想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军事干预行动吧——这是一连串的战败记录或是未实现目标的失败之举，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针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大多数还造成了伊斯兰势力对西方世界的反击。在所有这些战争中，计算在哪里？逻辑又在何处？愚蠢也和理智一样是人类行动的原因，对于战争而言，尤是如此。
鼎新还主张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带来了累积性发展，且只有当它们占据主导地位时，发展才会加速。关于经济力量，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但在什么意义上军事力量也能引发发展，我却是有疑问的。军事力量或许能发展出更有效的、能屠戮更多人的战争手段，但在现代以前，一旦出现了国家和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即便是这种类型的发展也相当有限。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杀伤力都非常类似（Dupuy，1980）。我们也还记得发生在定居农耕社会的步兵与游牧部族的骑兵射手之间那种长期以来此消彼长的军事平衡，这就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所展现的那样。更“先进”的文明一直与马背上的射手们争斗不休，有时获胜，有时战败，却不见得有多少累积性发展。只有到了现代，大规模武器杀伤能力的累积性发展才开始出现（Mann，2016：219-221）。鼎新还说，军事力量在经济上也有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因为“军事竞争中的胜利者比起它们的对手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并汲取自然资源，这就引发了累积性发展”（Zhao，2015：34）。真是这样吗？古代多数军队常用的策略之一便是行军途中就地掳掠资源，这几乎不可能促进生产。
鼎新还看到了军事力量的另一个好处：如果战争取胜，他说：“战胜一方的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获得些利益”。我要再次回应一下这一点，有时或许是这样，但有时却并非如此。罗马共和国的胜利把罗马农民及罗马的同盟者都逼到了赤贫的境地，而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则是统治阶层和身经百战的幸存将士。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和罗马同盟者们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共和国，史称同盟者战争（SocialWars）①。至于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或者最近美国发动的若干战争，很难看出它们给哪个国家带来了集体利益。鼎新的确也认识到军事力量有消极的一面，它如果被集中起来，则会使国家走向专制主义，而经济竞争则促进了分散化的社会力量之发展（Zhao，2015：10）。这一点不假，尽管某些游击武装力量算是例外。
涉及经济力量，作者显然想到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中市场交换的部分。但在其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常使用的（并在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仍旧使用的）却是奴隶制、种族隔离制与契约劳工制（indenturedlabor），这些显然都不是建立在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雇佣制度。甚至在那些劳工享有自由的地方，劳工的自由也比资本家的自由要少得多。后者拥有的是生产方式，前者拥有的只是其劳动力而已，一旦进入企业，劳工就要受雇主强制性命令的摆布。当然，在今天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法、工会与职业协会降低了强制化的程度。但即便如此，工人的选择无外是要么服从雇主，要么被解雇，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种选择真是自由的。所有经济系统都包含权力和强制力的等级结构。
接下来，作者转向了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讨论。他说，虽然意识形态之间也彼此竞争，但这并不会激发社会的累积性发展，“因为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不可能是靠口头上的争论来实现的”，并且，这种竞争也不存在明显而客观的胜负标准（Zhao，2015：40）。他认为除科学以外，大多数的意识形态都是无法被证伪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意识形态确实有一种很弱的可证伪的形式：说服力（plausibility）。在现有意识形态无法解决的危机中，众多新的意识形态涌现出来，它们相互竞争，一般而言，胜出者是那种其解决方案看上去会对更多人更具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但鼎新一定不会同意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那种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主要的正面作用的观点。我猜测，这是因为他自己有关中国法家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强调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保守与负面的作用。
鼎新虽然承认政治竞争有明确的胜负标准（如选举结果），但却说这一点被政治“难以引发效率导向型的物质生产和资源分配，因而对累积性发展贡献甚微”的这一事实所抵消了（Zhao，2015：40）。这一论断的背后，显然是在对比“强国家、弱发展”的帝制中国与“弱国家、强发展”的欧洲。不过，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国家的政治竞争催生出更有效率的财政系统，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他对欧洲案例的这种处理恰恰表明四种社会权力资源全都对现代性的突破进展发挥过重大作用。这似乎不太符合他的基本理论。而我并不认为四种权力资源就其产生累积性发展的能力而言有什么判然可辨的差别。
最后，鼎新低估了帝制中国的伟大成就。这个由单一政权支配的国家在很久以前就以其巨大的社会发展领先于世界各国。当王朝稳定之时，社会井然有序，经济随之繁荣。人口增长，人民生活基本水平、农业产量，或许还有劳动生产效率也都得到了提高，出现了大量对外贸易活动，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有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其中一些后来被欧洲人欣然采用。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文明体，被亚洲许多国家乃至北方的“蛮族”入侵者尊为霸主。最后，相较于欧洲人，中国人较少发动战争，较少屠戮土著居民，这也是先进文明的一种标志。
（译／巨桐校／韩坤、周盼）
参考文献：
Bartlett，Robert，1994，TheMakingofEurope：Conquest，ColonizationandCulturalChange，950-1350，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Dupuy，TrevorN.，1980，TheEvolutionofWeaponsandWarfare，NewYork：Boobs-Merill.
Mann，Michael，2016，“Havehumansocietiesevolved？Evidencefromhistoryandpre-history，”TheoryandSociety，Vol.45，No.3，pp.203-237.
Mann，Michael，2012，TheSourcesofSocialPowerVol.3：GlobalEmpiresand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Mann，Michael，1986，TheSourcesofSocialPowerVol.1：AhistoryofpowerfromthebeginningtoA.D.176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O’Brien，Patrick&LeandroPradosdelaEscosura（eds.），1998，“TheCostsandBenefitsforEuropeansfromtheirEmpiresOverseas，”SpecialIssueofRevistadeHistoriaEconomica，pp.29-92.
Zhao，Dingxin，2015，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注释：
①同盟者战争（SocialWars，“social”源于拉丁文“socii”，即“同盟者”）又称意大利战争，爆发于公元前91年至公元前88年，是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而展开的反抗罗马统治的战争。——译者注
真正古老的“大分流”
金世杰（JackA.Goldstone）
第二个问题则关乎经济。公元700年，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发达的社会，而欧洲与北非的大多数国家则仍陷于部落战争之中，罗马帝国的财富被消耗殆尽，技术也大多失传。甚至在1100年，当欧洲正迈向中世纪文化的哥特式巅峰，伊斯兰地区的艺术与科学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时，北宋时期的中国在冶铁铸造领域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其技术水平是欧洲数世纪后仍望尘莫及的。甚至再到1700年，当欧洲殖民新大陆，并将其商业帝国拓展至非洲、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海岸之时，欧洲商人所获得的大部分财富，又以黄金、白银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此交换中国生产的诸如丝绸、茶叶、瓷器等一系列欧洲难以匹敌的产品。然而，到1850年，形势却显然出现了逆转：欧洲在制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都赶超了中国，那些曾令中国皇帝不屑一顾的欧洲商人们控制了中国沿海的港口、商埠，并迫使中国皇帝接受他们开出的通商条件。问题来了，欧洲和中国相对经济地位如此突然的反转是怎样发生的？
赵的著作为上述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新颖而有力的回答。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给出的答案，但我确实认为它们相较此前的研究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在其精细程度上以及对史料的运用上。
对于中国政治的大一统传统，赵认为对这一传统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战国时代的后半期，即公元前419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又被赵称为“全民战争时代”。在这一时期，魏、齐、秦三国为了谋求生存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并为了战争的缘故调动了大部分的人口。而这就需要国家建立起强大而高效的官僚体制，用以汲取资源，提供军队粮草补给，运筹管理军事活动。这些强有力的国家组织阻止了任何竞争性组织的产生——独立的城市、宗教组织或贵族阶层均不会出现。这种为了战争的需要，以严密控制人口，竭力获取资源为目的所设计出来的“法家式”结构在秦国那里得到进一步完善，终于，秦国得以击败所有对手，掌握了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权。
对于赵而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直接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关联在一起。也就是说，那使欧洲赶超中国的工业革命只可能出现在商业利益享有相对自主性和一定影响力并受到相应保护的社会之中，唯有这样的社会才会鼓励人们对商业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及促进抽象理性思维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不曾兴起工业革命，是因为：第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儒法哲学注重的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而非抽象理性的思维方式。无所不能的国家又有效地将任何偏离新儒学学说的思想予以边缘化。第二，商人与商业活动在中国也同样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无法吸引到那些能够引发生产方式系统性革命所需的思想、实践与资本层面的投资。故而，中国虽能发展出高产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高水平的手工工艺及其产品、规模庞大的商贸活动，但这些都绝不会像蒸汽机或者贝塞迈炼钢炉（Bessemersteelfurnace）那样带来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
赵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派”以及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加利福尼亚学派”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前一派的观点认为，到清末时，中国正在走向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而已，若无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自身原本是可以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而后一派则认为，中国和欧洲直到相对晚近的时代都有着类似的经济／技术发展轨迹，只是大约到了1700年之后，由于欧洲幸运地利用了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及其廉价、便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后者才超越了前者。然而赵认为，早在公元前4世纪，欧洲和中国就已经踏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当儒、法之道在中国开始融汇综合之时，公民权、人民主权以及共和制的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正在发展。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儒、法并蓄的政治框架得到了制度化，这使中国政府能够不断恢复和长久维系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但也阻碍了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在欧洲，公民共和国的传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得到不断复兴，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或受保护，或享有特权的社会组织，它们的存在使欧洲君主称霸整个大陆的野心成为泡影，而这些传统同样也保护着商业组织和思想创新，这两点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比起我在这篇书评中所总结的，赵的论述要更加精到、细腻，且总体而言，他的说理透辟有力，论断也令人信服。对他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有着一条自古就被塑造下来的独特历史轨迹，它维系了中国的统一，妨碍了工业创新的出现——实际上，我是完全同意的。
我与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欧洲的多元性（pluralism）是造成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认为，虽然欧洲多国竞争、分立的格局可能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欧洲研发、利用蒸汽机，现代机械技术与科学的进步，是种种复杂因素相叠加的结果，就此而言，欧洲的多元性既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我认为赵的观点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色彩，对历史中的偶然性（contingencies）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试想，若不是查士丁尼大帝迫不得已既要在东边与再度振兴的萨珊波斯帝国（SassanidPersianEmpire）交战，又要在西边忙着光复丧失的欧洲领土，或许他本可以打败散布在欧洲大陆上众多的日耳曼人王国，并重建罗马对欧洲的统治。相反，如果唐朝被迫要同时面对来自日本和朝鲜，还有越南，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或许中国可能会再度分裂，并且像罗马分裂成东罗马与西罗马那样，永远地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北方被蛮族所统治，南方则仍在汉人王朝的控制下。
其次，赵对亚洲的处理太过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诚然，中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若考虑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亚洲整体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从日本、朝鲜，或印度支那，再或东南亚的角度来看，亚洲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帝国，而是一个由许多独立且彼此竞争的国家构成的整体。为什么日本、菲律宾或者马六甲王朝，抑或列国交战绵延不断的印度支那就没能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就像欧洲的葡萄牙或英格兰那样？毕竟，在工业化进程中一马当先的并不是荷兰、意大利共和国，或者日耳曼帝国的自由城市，反倒是力图独立于天主教欧洲（ChristianEurope）影响之外的大不列颠圣公会王国（theAnglicanKingdomofGreatBritain）才是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唯有在以基督教圣公宗为国教的英国，牛顿式的科学才得以广泛传播、蓬勃发展起来，而这又诚然是因为这个清教徒王国把罗马教皇以及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君主视为了自己的对立面。假使，身为天主教徒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能活得更长久些，再生下一个将来会统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王子，或者，假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败了玛丽一世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再或者，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战胜他的敌人（包括艾萨克·牛顿），解散英国皇家学会，并派天主教领袖执掌大学，那么，在欧洲，可能就不会存在现代科学乃至现代工业全面发展的空间。但随着历史事件的逐一展开，1689年以后，英格兰不仅引领着打击绝对主义、限制皇室权力的历史潮流，还发展出了国家教会①，英格兰的教会倡导牛顿式的科学，并以此作为一种取代欧洲耶稣会科学的新科学。
此外，赵在处理欧洲与中国关系时亦有疏失。在他的书中，欧洲与中国仿佛没有历史交集，毫不相干似的。然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人就对中国的富庶惊叹不已。迨至公元1700年，当欧洲把大部分从美洲获得的财富用于购买亚洲的高级产品之时，为了自己也能生产出像印度棉花、中国瓷器那样的产品，欧洲付出了很大努力，正是这种努力激发着欧洲工业的创新。事实上，就连发现新大陆这件事情本身，也是由于欧洲想要找到一条捷径，通往中国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国度。因此，促成欧洲后来工业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意识到与中国相比它自身的落后。
当然，任何一种古老的宗教传统都可能会有思想上的局限性，会对新知识和新技术抱有敌对态度。在西方世界，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发展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观，后来一直是大学教育与研究的核心所在。这种宇宙观及其以地心说为基础的托勒密的天文学，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学，都否定真空存在的可能性，且认为宇宙由特殊物质②所构成，并被转动着的水晶天球所层层环绕。恰如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儒教中的传统信念一样，欧洲的天主教及其传统信念也需得被搁置一边，现代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有发展空间。
但要真正理解欧洲和中国的差异，需要的不仅只是对两者不同之处的简单对比，例如，对比中国的统一与欧洲的分裂，更需要将两者的历史一并看作是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它包含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及其相对地位的变化，而且，对欧洲历史的处理，也需要有赵在这部大作中论述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时的那种周详谨密。
（译／巨桐校／韩坤、张帆）
①即英格兰圣公会（theChurchofEngland），在亨利八世（1509年—1547年在位）时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而成为英国国家的独立教会。——译者注
②以太。——译者注
在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历史的模式
约翰·霍尔（JohnA.Hall）
鼎新也同样非常有力地论述了历史哲学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兴起（theriseoftheWest）——以及为什么同样的现象没有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诚然是该书在探讨了中国古代战争之后的第二大主题。中国没有创造出现代世界，也不存在所谓“东方的兴起”，这一点常被视作是中国的失败。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了解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Crone）的观点或许会有些益处，这位已故的研究早期伊斯兰历史的伟大学者于25年前在一场关于“欧洲奇迹”的会议结束时，以犀利的言辞表达了她的不满。既然伟大的文明提供的是秩序和安定的生活方式，她诘难道，那么西北欧（NorthwesternEurope）——这个动荡不安、群龙无首、暴力冲动不断的地方——就应该被裁决为少年犯了。在她愤怒的背后有着一套成熟的社会演进理论。适应环境带来的是稳定，而进化通常来自边缘、来自失败。这一点对于这个历史哲学上的关键问题也同样适用。该书对中国给了一个恰切的评价，说它是“自我维持”（self-maintaining）的国家（Zhao，2015：341），而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则是纷乱无序的。
这并不是说，鼎新对欧洲发展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仅仅是以另一种不同的实际上也还算恰当的眼光来审视它。事实上，他的论述十分优秀，充分运用了四种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后果带来了缝隙中发展的可能性。这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注意到了现代科学的出现，特别是提及了英国剑桥的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对西方兴起的作用。在回应由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分流》（Pomeranz，2000）所引发的一系列学术辩论时，他的论述同样深刻尖锐。他认为，将中国的一个地区和整个英国相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那个地区得以存在的整体政治环境。而他的主要观点则与彭慕兰的截然不同，既清晰明了，又令人信服：在中国古代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限制并塑造了中国后来全部的发展。
（译／巨桐、孙金校／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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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斯·卡莱尔曾编著有《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Cromwell’sLettersandSpeeches），书中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克伦威尔的生平与家族背景。——译者注
②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宗教领袖。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作为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他逼迫英王退位，解散国会，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出任护国公。他出生于坐落在英格兰东部的亨廷登郡，该地属于大沼泽地区（theFens）。——译者注
③伊本·卡尔敦（1332—1406），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导论》（TheMuqaddimah），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兴衰，他被西方学者誉为“近代社会科学与文化史学的始祖”。——译者注
④无限制潜艇战，是德国海军在一战期间施行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即德国潜艇可以不发出任何警告，直接击沉进入英国水域的船只，目的是为了对英国进行封锁。德军于1917年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后不久，美国便正式对德宣战。——译者注
《儒法国家》中的“竞争”概念
乔纳森·赫恩（JonathanHearn）
赵同时还采用了马克斯·韦伯（Weber，1978）的概念。他认为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程序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其中前两种合法性是对韦伯合法性分类中法理型、魅力型与传统型三种模式的重组。至于“绩效合法性”，赵（Zhao，2009）强调这是韦伯范式中所缺失的一种合法性形式。这种类型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福祉的绩效表现，即取决于人们认为他们能通过服从于某一政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社会秩序最终的协调者，唯有国家才能宣称享有这种形式的合法性。
赵还对两种类型的工具理性（手段-目的理性）做出了重要区分：一类以私人利益为导向，典型的例子是经济活动；另一类则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比如国家行为。赵还将韦伯的“理论”理性与“形式”理性合而为一，即“理论-形式理性”，这种理性的目标是从经验观察中抽象出分析与演绎性的模型。这被他视作是现代思想与科学思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赵又加入了一种新的理性形式，即“历史理性”，它以整体性（holistic）思维和归纳性思维为其特点，反对将事件抽离其所处的具体情境。赵认为，这种理性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特点，西汉之前已然存在，而后又绵延至历代王朝。赵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可以被看作是“理论-形式理性”与“历史理性”之间对立的翻版。
赵的理论上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为工具理性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因为一般来说，这两种竞争最终都有着明确的“胜者和输家”，且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相对显明。和赵对韦伯工具理性概念的调整相一致，他又视经济竞争的目标为“私人物品”（如，收入、利润等），视军事竞争的目标为“公共物品”（如，安全、资源、领土等）。正因如此，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都具有“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lydevelopmental）的态势。在这两种竞争中，社会行动都是根据其所追求之目标而被组织起来并被予以调整的，这两种竞争也就倾向于以相应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变迁。
相形之下，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推动社会变迁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动力就相对较弱了。虽然，政治领域中的竞争也有明确的胜负之分，但它自身却不能带来任何物质上的进步，而且由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它有着保守主义维持现状的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胜负的评判标准不十分明确，且对胜负的认定更具争议性。尽管意识形态力量也需要物质与制度上的保障，以及来自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且，它还深受历史情境——如，社会危机——的制约，但是，即便是在自由、开放的辩论环境中，也无法保证“最好”的思想能脱颖胜出。这种自由辩论的环境只能保证价值的多元化（pluralism）（赵承认，“科学”对此是一个例外。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谈到）。
我再来谈一谈这些理论前提对赵的历史叙述有怎样的影响。在他的历史叙述中，残酷的军事竞争推动了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规模与政治规模的壮大，国家从城市国家发展为王国，进而成为帝国。随着这种发展模式达到其极限（在秦与西汉时期），它便结晶成高度官僚化（且极具军事实力）的国家，且国家的管理者是通过激烈竞争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阶层，这种国家也就是“儒法国家”。虽然，在这一体制中，商业经济仍有发展的空间，但这从不是社会变迁的核心，真正的核心是庞大的文官官僚体制维持其对整个军事力量的宰制。
作为与中国历史的对比，赵在结论一章中指出，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动态。在欧洲，与中国相似的是军事竞争促进了国家发展，但最终，却被贸易机会所激发的经济竞争所取代，而且，形式-理论理性尤对经济活动有助益之功。如他所言：“按韦伯的说法，官僚制本身与现代性没有太大关系。”造就现代性的并不是工具理性和官僚制的兴起，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崛起的“私人导向工具理性的价值化及其占据主导地位”（Zhao，2015：48）。因此，古代中国建立了以国家与军队相联合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而对于欧洲，正如韦伯（Weber，2003）所说，其社会体制是以国家与商人的联合为基础的。
不过，对这一分析中的“竞争”概念，我要指出如下一些问题。第一，赵从此书的开篇就断言“人类是具有竞争性和易于发生冲突的动物。人类的个人或集体为争夺主导权而展开竞争”（Zhao，2015：10）。我怀疑这是否是对这一观点的最佳表达方式，因为所谓“具有竞争性”可以被划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指的是某种天性或心理倾向，另一种则是作为基本社会既定条件的“竞争”。作为一种文化习染特质的“竞争性”很容易与作为与生俱来的好斗禀性相混淆。且我对后者的存在是有所怀疑的。或许一种更准确的说法是，人类像大多数生物一样有着谋求生存和繁衍的倾向，而怀着这种倾向，人类所面临的是种种竞争环境。在竞争中，他们要和对手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比如，食物、领地、婚爱、荣誉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当这些竞争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得以常态化，那么，在面对某些特定目标时，人类的争强好胜或许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天性一样，但实际上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总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处于某种竞争之中，而且还不得不去适应它。但我们很难同样肯定地说，人类天生就具有竞争性。
第二，接续上文，对所谓“自然发生”（naturallyarising）的竞争（注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竞争）与我们或可称之为“人为”（artificial）的竞争加以区分是有帮助的。对于前者，比如，对那些由于基本生存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竞争；而于后者，经典的例子则包括各类竞技活动，从国际象棋到围棋，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中世纪的比武大会（它源于军事训练的目的）。当然，儒法国家举行的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也属于后者。而且，科举是人类历史上较早运用人为竞争来满足基本制度性需求的例子。虽然根据赵的理论，中国各派的哲学思想之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竞争可能相对是没有方向性的，但科举制度本身却有助于不断造就一批一批儒家士大夫为帝国效力。简而言之，竞争有两类：一类是人类不经意间所卷入的竞争，另一类则是他们精心创造出来的。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对人类竞争活动的分析。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如上所提及的，有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赵有关意识形态竞争具有非累积性的观点如何能与科学——这一广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兼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将科学置于意识形态之外，把它完全视作是另一类思想和实践。比如，曼曾打趣地说，科学或可被视为是第五种“权力资源”（Mann，2011：165）。在处理科学这个例外时，赵指出，科学之所以在现代世界中日益得到重视，部分原因在于它不仅为“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还使之得到极大拓展（Zhao，2015：45）。换句话说，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某种唇齿相依的特殊关系。但似乎将科学置于整个知识传统之外，也就是我们一般广义上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如赵在第6章中讨论的各类中国哲学思想）之外，也不尽合理。也许在某些条件下，意识形态也具有成为某种“累积性发展”力量的潜质。尽管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学领域和道德领域的意识形态竞争确乎难有根本上的是非对错之分，但就狭义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而言，它确实自有一套办法淘汰那些失败的观念，创造出更完善的知识。当然，人文科学往往居于这两者的中间状态。
接近本文的尾声，我将再讨论一下此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探讨了欧洲与中国在18至19世纪发生的“大分流”现象。对此，书中先是问“中国为何如此发展”，继而又问“这种发展何以与欧洲的如此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有关这些问题的辩论背后所掩盖的是认为欧洲和中国在进行某种“追逐现代性的比赛”或者某种“优劣之争”，仿若比赛输赢的正当性需要事后予以论证似的。当然，这种比赛是根本不存在的。要从整体上为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找到解释，关键之处同时也是令人困惑之处都在于，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的两个部分，虽彼此有所联系，但各自有着相对独立、因果各异的历史。一句话，它们相互关联，但并非彼此竞争。
最后，赵认为，推动历史变迁的两个主架“引擎”分别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在中国的故事里，军事竞争最终为官僚制国家所利用，且官僚制国家一面限制和监控着哲学思想领域的竞争，另一面又建立起科举制度，使儒生为了跻身士林、获取权力而展开竞争。对于赵来说，在欧洲的故事中，经济竞争最终以工业资本主义的面貌呈现，同时也被国家所利用，创建出“国家与商人的联盟”。此外，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在这一核心进程中则居于次要地位。总之，中国和欧洲有着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对于前者，军事这架“引擎”在很早之前就被中国通过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儒法国家——而牢牢掌握在手中；对于后者，经济这架“引擎”则被欧洲在后来所掌握，再强调一下，欧洲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架构，我们或可称其为“资本-自由主义”国家（“Capitalist-Liberal”state）。
（译／韩坤校／周盼、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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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为德语词（后被英语沿用），由普鲁士王国的宰相俾斯麦所提出，核心内容是以国家利益为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译者注
“儒法国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稳定结合
理查德·拉赫曼（RichardLachmann）
美国学者从进入幼儿园到博士毕业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历史（事实上，典型的美国学生对易洛魁人①的了解比对整个亚洲的了解还要多），这是少有例外的。这种无知导致的一个悲哀的后果便是比较历史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所构建的理论都不涉及中国。我们的国家形成理论与帝国比较研究均基于欧洲的经验。对于我们工作中的这种狭隘，我感到惭愧。
那种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实际上乃至整个非欧洲世界的历史，总体上都是一成不变的观点由来已久。马克思和韦伯在他们的大部分著作中都以亚洲作为反例，来衬托欧洲历史发展的活力。这种做法影响甚大，不仅因为它导致了对中国历史及其社会发展的过于简单化的、错误的解读，更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对欧洲政治体制不切实际的看法。一些著述者们相信，只有欧洲才具备促成资本主义或理性行动的鲜活动力，他们发现，不难从历史中拣取某个单一事件（比如新教改革，或更准确点，即韦伯的那种缺乏历史知识的对宗教改革的错误解读）或发生在某个特定地区的一连串历史事件（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建立起用以解释世界何以会分为变革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普遍理论。
对于大多数西方社科研究中对中国的忽视和无知，《儒法国家》一书是一剂强有力的解药。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对读者承诺的不少，而实际做到的则更多。赵教授优雅而清晰地概述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指出中国与欧洲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并阐释了推动文官政府在中国出现的动力，正是这种政府体制有效地将军事精英边缘化，它的作为是在过去几百年任何一个成规模的社会都无法办到的。
赵教授分析中的这一点多少有些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之嫌。直到数世纪之前，人类对物质生活或社会进步尚没有多少期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物质条件既没有多大发展，社会进步也并不明显。那种认为事物可以且应该变得更好的看法是一种现代式的理念，也是过去数世纪以来人们才拥有的经验。如果中国人在数世纪甚至千余年前就对他们的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陷入落后停滞之时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物质进步。正如赵教授所说，这可以解释中国领导者在通过动员意识形态力量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所满足的需求与所获得的价值。
再者，赵教授发现，在中国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而在欧洲的第二个千年里，则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这种全球性差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赵教授的分析中，“当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主导社会时，社会的累积性发展潜能将受到抑制”（Zhao，2015：10）。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物质条件并未出现太大的进步，那么，所谓中国人对政府能够和应当提供什么抱以越来越高期望的观点便会大打折扣了。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更乐于见到这种物质停滞情况的出现。事实上，用赵教授的话说就是“前现代的政治行动者和意识形态行动者一般不喜欢累积性发展，因为它总会动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Zhao，2015：10，40）。
赵教授揭示了哲学创新何以影响社会关系。观念，或按赵教授更准确的说法，即具有权力的社会行动者对旧观念的阐释与提倡，为政府官员带来了团结及合法性，同时削弱了商人借以反对政府官员的道德基础和关系纽带。因此，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是造成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在赵教授对一个单一社会世界（socialworld）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柯林斯的某些分析内容就显得更具偶然性，这些内容依前者来看就成了政治精英为对抗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而维持自身权力所采取权力策略的结果。因此，赵教授分析意识形态领域所用的方法与他处理其他几种权力形式的方法是一样的。权力是通过排除那些可取而代之者而得来的，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及其他的制度和社会关系。
在赵教授的论述中，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们一直在做策略性选择。指导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是他们对自身结构性地位，对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对对手优劣形势的一般较为准确的解读。交战各国的统治者动员臣民参加战斗的方式也建立在他们对其政府潜在的组织优势及他们可用以强化其政权合法性的各种意识形态资源的理解上，再说一次，这种理解一般是较为准确的。赵教授以此便能解释秦国何以在全民战争时代末期成为了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最后，赵教授挑战了加州学派的观点，他提出了一套对中国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解释。在这套解释中，儒法国家抑制了政治精英和国家政权间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它阻断了那种企图通过为城市商人赋予权力以与之结成联盟的策略。这就确保了商人与官员之间只能是一种前者恳求后者，渴望获得后者支持的关系，而无法结成同盟。为了提高自身地位，商人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钱花在子孙的教育和功名上，以此来换取权力与声望。只有外国势力“天纵神兵”（deusexmachina）般地介入才能永久地打破儒法国家束缚在中国身上的意识形态枷锁，才能给新式精英的出现创造空间，这些精英的根基在于政治权力，但又有调动经济资源的兴趣，而后他们以经济增长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系统。
赵教授的论述之精巧、说服力之强，既有赖于他对四种权力形式的敏锐区分，也有赖于他对调动每一种权力资源的精英所做的深入分析。他对中国与欧洲的比较虽然所占篇幅不长却具有启发性，在其比较中，他假设欧洲的权力持有者们也类似地具有各自独特的性质。然而，在欧洲，精英们不仅可以调动多种形式的权力，而且，不同类型的精英还可以调动同一种形式的权力。当不同的精英为了谁该使用某一特定类型的权力而斗争时，各种矛盾就会随之爆发，而哪种精英能获得胜利往往要看它利用已有权力撬动（leverage）其他权力形式的能力。例如，地主和教士都在经济上对农民具有支配权，而教士和贵族都拥有政治权力。国王、贵族、教士和城市商业组织都可以调动军队。通常，名义上由国王领导的军队里，军人效忠的对象可能是其他的政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可以命令忠诚于他们的军人把矛头指向国王，或者更常发生的是，如果军人不喜欢名义上统治者的目标、战略或战术，他们就会卸甲还家。
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联合中，赵教授发现了这种撬动（leveraging）机制。中国的稳定性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精英绵延长久的联合统治，也同样缩小了处于不同权力组合中及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精英之间的冲突范围。中国的权力之争发生在有着同等结构地位的精英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政府在其规模、复杂程度与地方渗透能力等方面都有所增强，但中国社会结构仍能保持稳定不变。赵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部著作既极大地发展了曼的理论，又廓清了中国的历史。
此外，《儒法国家》一书也必将引发人们对国家理论的广泛反思。欧洲和美国的理论家们中，除去迈克尔·曼这位卓越的学者以外，其他人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无外乎有两种：其一，国家利用武力建立起垄断性权力（这是韦伯的著名论点），并利用这种垄断性权力来支配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行动者；其二，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认为经济权力占据首要地位，它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对国家的控制。而赵教授的分析则另辟蹊径。按照他的观点，国家并没有如此多地支配经济和军事力量，以至于将其自身及其权力完全封闭起来，从而隔绝了市场变化和市场资源，以及军事专家的专门技术。
一种解读《儒法国家》的方式是将它视为对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观点审慎而证据翔实的确证，即中国建立了一套与那种相继由热那亚人⑥、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所建立的霸权有着本质区别的世界体系。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二十一世纪的谱系》⑦一书中，阿里吉提出中国从未试图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一个全球性帝国。赵教授的著作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统治者（包括皇帝和官僚集团）会将这种帝国视作是对他们根本利益和政权长治久安的一种威胁。因此，《儒法国家》应成为研究世界体系的学者们所需阅读的基本书籍。
《儒法国家》所讨论的远不止于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它为探索国家形成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赵教授既没有将国家和帝国的形成解释为征服权力竞争者的过程（如参见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⑧），也没有和我一样将之解释为在精英及其组织能力被整合在单一组织中时才会出现的现象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把国家形成看作是一个使竞争对手的权力资源被边缘化或被限制的进程。
赵教授的著作是以曼的四种权力形态作为理论基础进行比较分析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儒法国家》展示出何以将中国置于比较历史分析的中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希望新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都能阅读这部著作，并从赵教授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启发。
（译／张帆校／巨桐）
①易洛魁人（Iroquois）是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一支。——译者注
②JaneBurbank&FrederickCooper，EmpiresinWorldHistory：Power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
③RandallCollins，TheSociologyofPhilosophies：AGlobalTheoryofIntellectualChang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④“深层国家”也被称为“国中之国”，指的是在国家政治体制内存在着一个影响极大的秘密网络，通常由军队、情报机构、警察部门及依附它们的文官组织构成。——译者注
⑤大分裂时代，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译者注
⑥热那亚人曾于12世纪至17世纪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海洋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从今天的热那亚（即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大区首府）延伸至利古里亚与皮埃蒙特，其殖民地遍布地中海沿岸。——译者注
⑦GiovanniArrighi，AdamSmithinBeijing：LineagesoftheTwenty-FirstCentury，London：Verso，2007.
⑧CharlesTilly，Coercion，Capital，andEuropeanStates，AD990-1992，Wiley-Blackwell，1992.
⑨RichardLachmann，StatesandPower，Cambridge：PolityPress，2010.
乔治·劳森（GeorgeLawson）
（二）我的几点保留意见
我对以上观点有几点不同的看法。首先，赵的论述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即他认为追求权力、参与竞争是人类本性使然。如他所言，竞争是“历史变迁的终极动力”（Zhao，2015：29）。但对我来讲，这种准功能主义（quasi-functionalist）和准进化论（quasi-evolutionary）式的理论并没有说服力。诚然，人类的确有竞争的能力，甚或具有某种竞争与冲突的倾向。但他们至少也拥有同样强大的互助能力与合作能力。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并不适合于暴力活动——在其童年阶段的数年里，人类几乎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到了成年阶段，也不像许多其他动物那样拥有尖牙利爪、强健的下颌、锐利的犄角、致命的毒液、迅猛的速度、灵敏的嗅觉与视觉等诸多优势（Maleevi，2017：310）。事实上，或许正是由于人类在暴力竞争上的相对劣势，才促使他们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认知领域得到发展。心智的发育，连同其他一系列微小变化，为人类在更高层面的社会聚集（socialaggregation）留下了一份充满不确定性的遗产。总之，将宏观社会学的论述建立在人类的原始冲动之上，不是一种稳妥的做法。
相比之下，赵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在化”（internalist）的解读——他对中国历史型态解释的参照点“内在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变迁。他书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极少涉及中国之外的地缘政治，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行政和商业实践的借鉴，思想和技术的跨国传播等方面的内容。读者还有很多想要知道的问题，但该书却语焉不详，比如，中国与中亚游牧民族冲突的影响，远程贸易所扮演的角色，中国航海探索活动在郑和下西洋后的戛然而止，以及其他类似的历史事件（不过，书中篇幅不长的第11章是一个例外。另参见Zhao，2015：363-364）。换言之，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跨社会”（inter-societal）特点——即，历史发展嵌入在人群、地点与思想的跨界循环（transboundarycircuits）之中（GoandLawson，2017）。这些特点并不是在19世纪才突然出现的。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就知道彼此的存在，两者之间还有过奢侈品和香料的重要贸易往来。到了早期现代，中国更是被嵌入在白银、丝绸、瓷器以及后来鸦片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然而，赵的叙述几乎完全停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框架之内，那些超出中国国家边界的众多影响因素则全都被刨除在外。
（三）开放讨论
（译／刘伟校／韩坤、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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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Luttwak）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涡轮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的概念，指出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其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造成“社会失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率增长、贫富差距加剧等。此处，作者借此概念为喻，指出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如同涡轮转动一般，会带来发展过程中诸条件的消长变化。——译者注
②英制1码（yard）约等于0.91米，30码为1匹。——译者注
③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译者注
中国的“儒法国家”与欧洲的“企业国家”
威廉·H·休厄尔（WilliamH.SewellJr.）
首先，我要向这部著作及其著者赵鼎新（以下简称“赵”）致以深深的敬意。这本书基于著者长期、大量和深入的研究与理论反思，不仅对我们理解一个世界伟大文明的长时段历史发展作出了根本性贡献，而且还加深了我们对普遍的历史动态与历史结构的理解。我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学的当代经典，它与诸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费尔南德·布劳德尔（FernandBraudel）、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查尔斯·蒂莉（CharlesTilly）和迈克尔·曼（MichaelMann）等学者的作品同属一个序列。
追随迈克尔·曼——作者的智识偶像之一，赵对历史的阐释集中于广义的政治过程，也即权力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赵试图理解一种长久绵延的特定权力构型（configuration）——他所谓的“儒法国家”——在中国的形成。也许，我们还应在这个词上加上“帝国”二字，使之成为“儒法帝国”，因为在古代中国，国家也就是“帝国”，即，一个领土广袤、地方行政多元化的复杂官僚制国家。
从比较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帝国形式有着非同寻常的持久性。除了从相对隔绝的尼罗河谷中发展起来的古埃及，其他帝国在覆灭之前少有能持存数个世纪的，它们最终会被结构迥异的其他政治体系所取代，要么是帝国制，要么是别的什么制度。在中国，也同样发生着王朝与帝国政权的更迭：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两千多年来，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时两个王朝之间也存在漫长的过渡期。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比如，印度次大陆或小亚细亚地区，更不要说欧洲了，两千余年来中国的新王朝莫不紧随之前历代王朝的制度模式，采用一样的书写系统，都号称自己顺应“天命”，官僚系统中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因素也在不断增多，并且，自公元7世纪的唐朝以降，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手段。这种统治形式如此牢固，以至于像元、清这些由外来征服者所建立的政权也只能适应这种已然成熟的儒法帝国统治形式而别无其他选择。
换句话说，赵并不认同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共同的同事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及其他“加州学派”经济历史学家）的理论，即，直至18世纪中叶以前，西北欧并不天然就比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更接近于实现现代经济的增长②。赵认为，在18世纪中叶，整个西北欧，尤其是英格兰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对此，我是赞同的。长江下游地区固然十分繁荣，但它仍是中国儒法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意味着它要服从于更高层面上帝国的政策和约束，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是实现经济活力最大化。正因如此，长江下游地区并不会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赵关于西北欧发展轨迹的解释。首先，在为中国选取一个恰当的西方比较对象的问题上，赵的论述似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有时似乎他接受了彭慕兰的观点，认为英国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而多数时候，他又引述了一长串使欧洲整体上更具发展活力的特征，这些繁多的特征包括：长期分裂中的贵族、教会、资产阶级和军事精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以及，存在于欧洲的是竞争激烈的多国体系而非统一的帝国。我认为，拿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比较单元会更恰当些，它在多样性和规模上均可与清代时的中国相提并论。中国和欧洲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政治上的差异：欧洲由许多相互竞争的独立国家组成，自16世纪中叶起，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普鲁士、荷兰和哈普斯堡帝国为争夺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霸权而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在17世纪期间，欧洲其他国家也发展出各自版本的企业国家，它们鼓励商业和制造业，组建自己的大规模商业船队和海军船队，日益完善其金融机构。结果，17世纪末的英国和18世纪时的法国先后超过荷兰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最终，当英国于18世纪取得了对法国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胜利之后，它逐渐成为了欧洲的霸主。英国棉纺工业是工业革命爆发的起点，但英国若不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话，其棉纺工业的发展将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棉布最初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引入英国，正是对外来印度棉布的巨大市场需求才造就了英国的棉纺工业。当然，在英国种植棉花是不可能的，但在英国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南部殖民地的商贸边境上，棉花却可以茁壮生长，而在这些地区，种植棉花的人又是从非洲运来的奴隶。简而言之，正是在英国企业国家支持下的商业殖民活动，为英国生产商的纺车和织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棉花原料。如果没有世界范围的商业和殖民活动，就不会有英国的棉纺工业，也许更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了。
总之，尽管欧洲精英阶层的分裂，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都很重要，但与中国的发展相比，却是这种独特的国家形式之演进使具有欧洲特色的发展道路成为可能，在这一道路上，欧洲实现了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重大突破。从17世纪初开始，欧洲各国谋求从商业和制造业中获取利润并不断拓展商贸边境，以这种特殊手段来聚累政治和军事力量，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动力。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英国，这种发展态势最为壮观，但它所标志的是英国自身的突破作为西北欧模式的一部分所能达到的程度。在西北欧模式下，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比利时、瑞士、美国和德国均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我认为，这一侧重于欧洲新的国家形式之发展的论述，比赵在其书中对欧洲发展相对支离、分散的解释，在理论和方法上更贴合于他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叙事。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说，我是在为赵睿智而发人深省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赵鼎新式的修正方案。
①请特别参见WilliamH.Sewell，Jr，“ThreeTemporalities：TowardanEventfulSociology，”inTerrenceJ.McDonald（ed.），TheHistoricTurnintheHumanSciences，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6，pp.245-280。该文重刊于他的个人专著LogicsofHistory：SocialTheoryandSocialTransforma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4）。
②Kenneth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Roy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
③JasonW.Moore，“‘AmsterdamisStandingonNorway’PartII：TheGlobalAtlanticintheEcologicalRevolutionoftheLongSeventeenthCentury，”JournalofAgrarianChange，Vol.10，No.2，2010，pp.188-227.
中国帝制统治的最后千年与中国现代经济的兴起
王国斌（R.BinWong）
赵鼎新（以下简称“赵”）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评价视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而他对历史知识传统及社会学解释传统的细致观察亦发人深省——这些传统既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待中国的方式，又影响着我们对中国古代史料的运用。赵建立了一套关于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将早期帝国历史及其之前所形成的国家特质置于整个理论解释的首要和核心的地位。这一部分内容占全书70%左右的篇幅。而这一研究是围绕着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实践展开的，此外，书中还有几章论述了儒法国家在公元3世纪及以后的绵延存续。全书共13章，最后两章则分别就某些重大主题展开讨论，并将它们与早期儒法国家的帝国形成联系起来。处理如此大胆而宏大的问题，很可能无法避免地要用大量篇幅来阐发观点、罗列证据，这样做即便不能完全论证，但对于这部杰作中有关儒法国家概念自中国的早期帝国时代延伸至帝制末期的某些发展，至少也能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
（一）跨越广阔疆土、基于庞大人口的政治秩序构建
（二）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国现代经济
对赵而言，解释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是一系列被欧洲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所熟知的要素。“所有这些发展，从多国体制的延续到独立/半独立城市的出现，天主教世界的崩塌，再到私人利益导向工具理性的价值化，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崛起至为关键的因素，这是因为它们是更高层级的要素”（Zhao，2015：361）②。虽然所有这些条件和特征都可以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欧洲看到，但作为解释后者发展的原因，它们中每一个的解释效力恰如它们被细致地呈现出来那样的细琐。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哪些因素（如果有的话）是必要条件，哪些因素是充分条件。只有当缺乏必要条件的时候，充分条件才不排除其他替代性条件也能产生类似的结果。
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则以一个相对有限的主题为切入口，就像我在前文简要指出的那样，由于政治因素影响下出现的资本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差异，现代经济的增长更可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另一种将工业化进程和作为一系列经济结构特征的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途径，是注意到英国商业资本主义也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所产生的利润包括在内。而且，英国国内棉纺织制造业的壮大有赖于众多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而不是垄断或寡头企业，这意味着，英国棉布最初的工厂化生产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如果把工业资本主义定义成是少数企业在经济主要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像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7至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中发挥的核心作用那样，那么，工业资本主就只发生在19世纪末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的德国和美国，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关键行业集中化程度很高，以至于少数几个公司主宰了整个市场，它们由此所榨取的额外利润是在更纯粹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无法获得的。
总而言之，当我们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并认识到两者的不同之处，无论它们之间的联系从19世纪末以后变得多么紧密，我们能确定比“更高层次的”条件在数量上更少的因素，并且通过一个更具普遍经济特征的因果机制将它们与工业化进程更紧密地联结起来。我们无需诉诸“儒法国家”来解释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出现。相反，对于那些有待深入解释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简单、更精确地分析其发展目标，并为那些目前仍主要属于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
对于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更充分的理解，特别是如何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有效地揭示出更普遍的社会学理论，以对那些从欧洲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学命题加以补充，这些欧洲的历史经验在已故的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那里，被总结为构建现代世界的两大主要进程——现代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赵关于中国早期帝制国家形成所作的这项重要研究，为深入思考中国历史后续的发展动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一领域仍需要其他学者的参与并在这一重要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建树。
（译／周盼校／巨桐）
①即，资本投资于其他具有同等风险的项目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又作“机会成本”。——译者注
②在原书中，上述“更高层级”的要素被认为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赵鼎新认为“加州学派”所强调的经济、人口、技术方面的机制是充分不必要条件（Zhao，2015：361）。——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