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中，赵鼎新的问题意识起源于20世纪末期对“超稳定结构”的讨论。但是，与这一影响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的重要问题不同，赵鼎新的新著对这一稳定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他尝试从比较史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梳理中国历史发展中对“大一统”追求背后的历史逻辑。本文认为，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回归背后传递了《儒法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关怀与当代意识。本文试图从解读《儒法国家》问题意识背后的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梳理“春秋公法”观念产生的历史脉络，对本书处理的核心问题——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阐发，并尝试阐明书中强烈的当代意识。
【关键词】春秋公法国际法天下世界体系主权国家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英文新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以下简称“赵书”）将两个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浮现的问题又重新带回到了当代学术语境。①其一是困扰英语世界社会科学研究者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即中国何以能作为一个统一帝国存在两千余年。这一问题，也同样与汉语学界在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困扰了一代学人的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问题形成呼应。②两个问题中，前者代表了马克思?韦伯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中国历史进行理性主义式的规训尝试；后者则更带有中国历史学传统脉络，甚至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那种浓重的历史意识。③
赵鼎新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对“为什么”这类大问题的回归。他试图解释这一天下普遍主义秩序形成的动因，及其在“天下观”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逻辑。当然，也应当看到，赵鼎新对宏大问题的回归，在英语学术世界并不是个案。近些年，在西方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领域，采用历史案例对这种“为什么”问题的学术兴趣重新浮现。④我们也可以发现，赵鼎新的兴趣更侧重通过对长时段历史的整体分析，寻找“中国”作为一个地理与知识范畴内部的政治与历史发展逻辑。《儒法国家》的历史感，体现为赵鼎新那种斯宾格勒式的对“文明”变迁动态及其未来的强烈关怀。
《儒法国家》处理的是跨越了2000年的长时段历史。赵鼎新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将“儒”“法”两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权力治理实践中的展开作为逻辑主线，对中国历史发展中对于“大一统”的追求，以及“效率导向型的、面向公共事务的工具理性文化与累积性发展模式”（publiclyorientedinstrumentalrationality，efficiency-orientedculture，andapatternofcumulativedevelopment）⑤——这种政治特色产生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动力学逻辑做出阐释。而也正是对“大一统”这一中国历史政治发展中的重要特性的分析，构成了《儒法国家》最有价值，也是最具当代关怀的问题意识。
在笔者看来，《儒法国家》的问题意识体现出的上述两个层面，是本书诸多努力中最具吸引力的两个方面。与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赵鼎新并未用一种焦虑的心情去看待中国历史中的“超稳定结构”问题。事实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相比，中国在历史叙述与政治疆域两方面，存在着极为特殊的长期连续性。而这两种连续性，似乎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动力，在长时段的历史动态中，保证了中国作为文化认同与地理疆域的相对稳定与统一。赵鼎新试图找到这两种连续性背后的普遍性逻辑。
本文并不奢望对赵鼎新先生《儒法国家》这一几乎涵盖了从西周晚期到辛亥之前全部“帝制中国”时段的宏大作品做出整体性的评价，⑥而仅试图从解读赵书问题意识背后的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对书中处理的核心问题——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阐发，并尝试阐明书中强烈的当代意识。
从《儒法国家》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从比较史视野出发，试图对世界帝国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球秩序性变迁问题做出的回应。因此，它所涉及的内容又触及一系列国际关系史、全球史，以及社会经济史领域内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春秋公法”与欧洲现代国际法秩序比较问题，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诞生及其历史普遍性问题，全球化与现代性政治、经济秩序问题，等等。
一、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
无论是在传统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在对中国社会有兴趣的社会历史学家的讨论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对“儒家”思想的先验预设。这种静态的文明论假设，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之前的世界史看作是由“儒家中国”“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东方”三个主要板块拼凑起来的集合。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一些用英文写作且主要活跃在西方学术界的华裔历史学者很早便对这种“迷思”提出了批评。例如，何炳棣的研究很早便向英语学者们指出，中国帝制的基础实际上是法家思想，而儒家则从道德与社会伦理秩序层面对法家进行制约，是一种政权的工具，而非主宰。⑦
二、天下秩序与主权国家秩序
如果欧洲中世纪历史中形成的“主权国家”政治逻辑可以被视为一种在欧洲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普遍主义秩序，那么在春秋战国语境下构成的大一统秩序，则可以被看作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之前，存在于亚洲的以天下观为基础的另一种普遍主义秩序。在英语世界，赵书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政治动态及之后中国“儒法国家”治理秩序形成的讨论，可能经常会被拿来同许田波的工作进行比较。的确，许田波作为一个重要的回应对象，反复出现在《儒法国家》的叙述中。在其《古代中国与现代早期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中，许田波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角度出发，对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56年—公元前221年）与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前三百余年（1495—1815年）间的历史进行了大胆的比较。13其核心问题是希望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state）何以能够经过先秦的“无政府”“国际”状态，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实现统一，并建立起科层化的国家官僚行政机构。而在早期的欧洲，虽然经历过长期的战争，直至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结束，这种大一统格局也未能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起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结构。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在当代英语世界国际关系学科背景下写作的许田波有种对学科的使命感。她的工作，似乎是在通过对这种“为什么”问题的解读，从其学科内部寻找可以跨越时空的普遍主义理性方法论。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寻找到肯尼斯?沃尔茨（KennethWaltz）的影子。14在她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由许多“具有领土主权的国家”（sovereignterritorialstates）组成。15但是，本文在开始便提出，这种非历史的比较完全忽略了国家及其权力在中国与西方历史语境中的差异性起源和发展轨迹。能否用欧洲中世纪历史动态中形成的“主权”观念，去简单类比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历史，去消解中国历史中对春秋时期以“王道”与“霸道”之争为主线的历史叙述，消解这一争论背后历史意识（historicalconsciousness）的合法性？赵鼎新跳出了许田波式的当代英语世界国际关系学科框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并展现了在世界政治历史进程中，“国家的诞生”——这一普遍性矛盾——在不同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多样性及其背后的特殊性矛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书也分析了楚晋争霸过程中对周代战争礼法的使用。赵鼎新并未简单地将礼法比作古代中国的战争法雏形，而是将目光转向内在，讨论战争本身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在他看来，郡县制的产生需要放在战争目的主导下的效率导向型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与丁韪良调用欧洲近代法律传统资源，用“战争法”背后的“骑士准则”（chivalry）传统去规训春秋时期礼法的企图不同，在赵鼎新的讨论中，战争被处理为一种社会斗争的形式，动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规范形成的过程中。礼法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这种诸侯国长达四百余年的反复斗争实践中，逐渐被内化为治理术与政治道德。20
三、“儒法国家”讨论的当代面向
赵书希望将帝国作为国家与公共行政形态进行纵向的分析，试图揭示一个独特且充满内在复杂性的中国“历史模式”（historicalpattern）。23通过这种对于脉络与模式的讨论，赵鼎新很明确地表达出了他这一问题意识的现实关怀。的确，《儒法国家》“长时段”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并兼及整个帝制时期。然而作者并不希望将其讨论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终结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过去时段（past），而是希望将这一历史讨论同今天中国知识界对于儒家与法家问题的知识、政治兴趣接续起来。2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法国家》的问题意识，则更与西方社会经济学家开创的“世界体系”以及人类社会权利结构研究的学术脉络形成呼应。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从《儒法国家》的讨论中看到波兰尼（KarlPolanyi）、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阿瑞吉（GiovanniArrighi）、西佛尔（BeverlyJ.Silver）、吉登斯（AnthonyGiddens）等人的影子。
我们可以通过赵鼎新对“弱国家”和“强国家”历史轨迹的分析看到其宏大的理论企图。赵鼎新并不乐意受制于现有英语学界“西方中心”或是“中国中心”的传统分析范式，而希望从中国历史发展内部，寻找到一种可以被用来阐述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逻辑。这种理论企图还体现在他对几个关键政治概念的运用中。在对儒法国家传统里专制主义兴起的讨论中，赵鼎新使用了“绝对主义”（absolutism），而非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在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scheProduktionsweise）讨论基础上提出的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通过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的讨论，我们可以了解，在欧洲这种绝对君主直至18世纪才得以在法国正式出现。但在西方学术界，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几乎被看作是欧洲历史中的专属产品。28
自晚清以降，知识分子对国家制度与国家能力讨论的基础，都集中在对传统中国治理模式的概括性叙述上。“中央集权”概念被用于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结构，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以历史梳理展现政治理念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问题，直接回应了晚清立宪与自治问题的争论。30赵鼎新的理论意图似乎也可以放在这样一条线索中理解。在笔者看来，赵书描述的历史脉络，类似于马基雅维利在其《李维史论》和《君主论》中对罗马史的创造性解读，也像是晚清知识分子对春秋公法的阐发。其价值，是为了展现对理想国家及其治理模式的系统描述。
虽然赵鼎新的讨论基本止于1911年帝制结束，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系谱在中国并未因帝制／“绝对君主”的结束而中断。赵鼎新也很清楚地表明，他的论述是指向当代的——除了间或在论述中简单用类比的方式触及当代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些关键问题之外，还用最后一章将其讨论延伸到了当代世界。的确，即便经历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经历了由旧入新的两场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数次路线变动以及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历史与疆域仍旧大体在“大一统”的格局下延续。这的确是“中国”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区域，在世界范畴内所具有的最大独特性。赵鼎新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强国家”传统谱系的梳理，将这种独特性理性化、理论化。赵鼎新的这项工作更像是一个宏大项目的开端或蓝图。在强烈的面向当代的问题意识影响下，《儒法国家》里的中国及其历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而成为了一种普遍主义话语的载体，为今天的世界提供启迪。
【注释】
①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5.
②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之后，金观涛和刘青峰不断发展“超稳定结构”这一假说，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两本著作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由法律出版社引进大陆出版简体字版。
③关于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儒家史学”是否真正具有（西方视角下的）历史意识的讨论，以及学界的回应，见汪荣祖：《西方史家对所谓“儒家史学”的认识与误解》，载《台大历史学报》（台湾）第27期（2001年6月）。
⑤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58.
⑥这一尝试本身便是英语学术界“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这一学科领域内极少有的。当然，我相信，赵鼎新并不希望将其工作放在“中国研究”这一极具冷战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学科范畴内。
⑦Ping-tiHo，ChinainCrisi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8，p.15。另外，何炳棣还提出重新检视“秦墨史”的意见。他提出，对机械工程以及土木工程颇有造诣的墨家子弟，对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军事及强国战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何炳棣挑战了传统史家观点，认为秦国转强是商鞅变法的结果，而提出了墨家协助秦国统一天下为中国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与赵鼎新先生一样，以理工科背景出身而转治中国史的何炳棣先生也非常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定量与科学分析方法。何炳棣先生的观点，可以从历史学技术性角度对《儒法国家》做一些补充，见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载《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范毅军、何汉威整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
⑧这一点我们可以最早从卡尔?魏特夫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讨论中发现，见KarlAugustWittfogel，OrientalDespotism：AComparativeStudyofTotalPower，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67。
⑨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191.
⑩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Charpter7.
11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p.4，10，30-34.
12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世纪政治思想讲稿》，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262页。
13VictoriaTin-borHui，WarandStateFormationinAncientChinaandEarlyModernEurop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p.4-7.
15VictoriaTin-borHui，WarandStateFormationinAncientChinaandEarlyModernEurope，p.3.
17丁韪良：《中国古世公法》，光绪丁酉仲夏，上海书局石印。
18W.A.P.Martin，“Traces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p.64.
19丁韪良：《中国古世公法》。
20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p.125-137.
21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下卷?重专对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普法战记前序》、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及《公法会通》、陈炽的《庸书?外篇卷下?公法》、梁启超的《读〈春秋〉界说》，不胜枚举。
22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不少见，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语世界中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主要有RuneSvarverud，InternationalLawasWorldOrderinLateImperialChina，Translation，ReceptionandDiscourse，1847-1911，Leiden：Brill，2007；LydiaH.Liu，TheClashofEmpires：TheInventionofChinainModernWorldMak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
23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6.
24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p.372-376.
25GiovanniArrighiandBeverlyJ.Silver（eds.），ChaosandGover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9，pp.6-10.
26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p.349-364.
27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p.214-220.
28赵鼎新通过引述佩里?安德森和埃米立?卢塞（EmileLousse）等人对“绝对主义”在欧洲历史中产生的讨论简单回应了这个问题，见DingxinZhao，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p.191。其中，佩里?安德森的著作有中文译本，见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9赵鼎新将这一概念译为“全民战争”，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2页。
30杜赞齐：《民国的中央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10月号（总第25期）。
殷之光：英国艾克赛特大学人文学院（YinZhiguang：CollegeofHumanities，UniversityofEx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