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已知道，有效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市场失灵可能给广泛的公共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也知道，经济成功的果实在分配上变得越来越不均。在美国，近年来的所有增长（以及其它）成果都流向了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如今，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每年拿走全国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25年前的两倍。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同期内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而在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当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这等于说，中国那些至今仍然坚定地信仰自由市场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如高尚全、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茅于轼、周其仁们，都是白痴。
附文：
“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公众对于市场资本主义运行状况的担忧正不断加剧。因此，周一晚间做出的清理抗议者在纽约市搭建的帐篷的决定，不可能使抗议活动得到控制，反倒更有可能使抗议活动升级。
我们现在都已知道，有效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市场失灵可能给广泛的公共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也知道，经济成功的果实在分配上变得越来越不均。在美国，近年来的所有增长（以及其它）成果都流向了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如今，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每年拿走全国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25年前的两倍。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同期内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而在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当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怪甚至一些右翼政客，也已开始对近几周来全球各地的抗议人群表现出某种同情。抗议者没有明确的议程，但这并不重要。他们已经表达出了许多人共有的担忧，而这种担忧不太可能悄然消散。
因此，资本主义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转折点，告别过去三十年来盛行的那种“赢家通吃”文化。若不对这种文化加以限制，公众的不安情绪迟早会引发政治反应——其形式可能是远为严苛的监管和累进式税制。这些措施所造成的破坏，至少不会比他们希望取代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要小。
企业自身若能认识一下问题，情况则要好得多：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福祉，对于企业有着切实的经济利益；成功或失败的评判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每股收益或每位合伙人获得的利润；而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面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资本主义以往曾做出过调整。眼下，又到了做出调整的时候。
本文作者是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BI)会长，英国《金融时报》前任总编辑
译者/邢嵬
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蔡子尤
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
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极右翼学者。
2、中国亲美的极右翼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WXX、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
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
受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资助，且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微乎其微。
具体报道见下文。
一、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早已曝光且早已声名狼藉
摘自《美国慈善组织》（加）马耀邦著林贤剑译、林小芳校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J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注释：
1.Petras,James:“TheFordFoundationandCIA”,December15,2001.
2.Voltairenet.org:“FordFoundation,APhilanthropicfa?adeforCIA”.
3.Chinadevelopmentbrief.com:“TheFordFoundation”.
4.Carnegieendown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Beijing”.
5.Carnegieendowment.org:“Beijing”.
二、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安静的管道”
摘自《中央情报局是干什么吃的？》《读书》2002年第二期
作者:王绍光
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
FrancesStonorSaunders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CulturalColdWar:TheCIAandtheWorldofArtsandLetters(NewYork:TheNewPress,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
……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channels)。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三：伊朗将60多个西方国际组织列入黑名单，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2010年01月06日新华网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而英国方面有四家机构被列入名单内，分别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威尔顿公园”、梅纳斯协会、英国民主研究中心。伊朗当局曾多次指责英国广播公司，并驱逐其驻伊朗记者，并时常干扰该媒体的电视卫星信号。(国际在线王楠)
四、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情况
1、索罗斯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高尚全、茅于轼、吴敬琏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
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
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福特资助茅于轼与天则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茅于轼与福特基金会
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共同点——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凡事总有开头，他们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Stonor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什么：（见茅于轼《八十回望》）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既为汪精卫翻案，又把贬岳飞一番。茅于轼急了眼，居然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
茅于轼虽然说起话来倒三不着两的，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改写中国历史，首先要从年轻人入手。
他趁着到处演讲的机会，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而他不抵制日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看来茅于轼不知要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要改写世界史了。
为了颠覆青年们的价值观，茅于轼诱导他们把人生的目标设定为“享受人生”。“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看是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前几天又看了一集《我的兄弟叫顺溜》，顺溜为了完成狙击日本将军的任务，眼看着日本鬼子糟蹋了自己的亲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姐夫。茅于轼一定是不屑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日本人骑在他姐姐的身上，日本人享受，如果他姐姐也享受，他就不能去破坏别人的享受的；如果他姐姐痛苦挣扎，他一定会像汪精卫一样，“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劝道：“太君且慢，我来铺上块垫子”。无耻的汉奸！
18亿亩红线错误论：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看到最近有官员接受采访，倒是斩钉截铁宣布坚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然而对于茅于轼所唱的反调，该官员只是认为属于“学者认识不足”，居然还亲自跟茅于轼讨论此事。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相对于汉奸们的包藏祸心来说，官老爷们的麻痹大意可能危害更大。
粮食安全是不是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茅于轼到齐国故地山东淄博去，街头上随便找个小学生请教两千多年前管仲在粮食问题上如何“三策兴齐”的，孩子们会准确地告诉他关于服帛降鲁梁、买鹿治楚、买狐皮降代的故事，齐国不费一枪一弹，收降鲁、梁、代三国，而楚人降齐者十之有四。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管仲，但他们在控制中国大豆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市场上的做法，跟管仲如出一辙，现在玉米、蔬菜都出现了类似的迹象。郎咸平教授已经分析得很透彻。
基辛格有句名言世人皆知——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全人类。连美国人布朗都早在1994年就写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可茅于轼还是咬牙坚持“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我问了很多英国朋友、美国朋友，包括日本人，我说你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靠什么保障？你们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红线？他们都没有的。”美国对粮食生产采取巨额财政补贴，这比任何红线都要厉害。日本人即使把每一寸土地都用上也只有40%的自给率，他们不是没有红线，而是把红线划到了国外，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疯狂囤积了超过国内面积3倍的农田。
然而这就是茅于轼的逻辑——他问美国人有红线吗？没有！再问日本人有红线吗？也没有！美国日本都没有，中国还有什么必要有？由此我们知道天则研究所所谓的一年的专题研究是怎么做的。
2、《瞭望》：福特基金会让人震撼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3、WXX：我曾经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
WXX：“盖特纳财长1981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学习，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盖特纳的关系，在网上他们说我们俩应该是一种我是他叔叔的关系。因为他的父亲老彼得是原来福特基金会驻华首代。在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我曾经跟他父亲去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做研究项目，所以工作上有联系。按照中国人讲，这工作上发生联系了，孩子就得叫对方叔叔，或者叫伯伯。”
4、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5、周其仁
6、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
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7、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作者】肖梦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8、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9、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10、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11、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12、胡鞍钢
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
13、吴晓波:为中国的企业立传
2003年左右，吴晓波陷入了焦虑之中。
就好像一个侠客拿着一把刀，走到大街上，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砍杀的目标。吴晓波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他惊诧于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一无所知，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大陆的认识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带着许多想象”。此时，吴晓波已经写了六七本财经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的乡村经济、国有企业等。
14、张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兼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年间，他是WiltonParkConference、TheChathamHouse、TheChicagoSociety、TheBrookingsInstitution、TheBrenthurstFoundation、TheForumAsia（CASA）、MizuhoGlobalForum、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嘉宾。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以及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Enterprises（CengageLearning,2009）和EconomicTransi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irtyYearsofReformandOpeningUp（McGill-QueenUniversityPress，2008）等。
15、邹至庄、杨小凯、许小年
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邹至庄热心联系，牵线搭桥。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联系，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了三届“福特班”（邹至庄在美国汽车业界影响力极大，著名的“邹测评”即是对汽车产业的预测，该论文在美国实证经济学方面是引用率最高的），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前来执教，“福特班”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福特基金会还每年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国家教委出面组织，命名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周林，当年是第一届的第一名，他说，那是美国学校了解中国学生的开端，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留美搭了桥。
经邹至庄如此“间接”培养的英才，有谢丹阳、陈松年、许小年等等。李稻葵1985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不巧错过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申请日期，就和另外几个获得留学资格的同学一起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那时候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被称为“老访”，20岁出头的李稻葵就成了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
徐滇庆：悼念杨小凯
16、“福特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的三届“福特班”，被喻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其资助就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当时该基金会每年还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知名人物。
许小年、胡祖六
因为中方原因，“邹至庄留学计划”只举办了三期，但是影响深远，堪称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一方面这些学生几乎人人都成就斐然，杨小凯、李稻葵、周林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受益于此，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财经名人亦系出此间；另一方面，示范作用使得经济学从此成为显学，“只要给予机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经济学”。
福特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一流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的顶尖学校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1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招聘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
中新网北京6月23日电(记者马海燕)
纪宝成说，该项目的25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曾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但在邹至庄、帕金斯、黄达等经济学者的推动下，该项目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1989年8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到访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帕金斯教授一行，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首批外国代表团。这也为中美交流开辟了重要渠道。
时至今日，培训班学员都已成为中美两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和知名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提高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缓解国内高校优秀当代经济学师资短缺问题，促进中美经济学教育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完)
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美国财长盖特纳：中美要建全新双边关系
在北大期间，盖特纳还将与之前的老师碰面，并参观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正是在他父亲老盖特纳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事务负责人时设立的。
17、赵人伟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与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达成了合作协议。福特基金会赞助了20万美元，赵人伟等人因此开始了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
18、刘小玄与董辅礽
刘小玄曾经参与董辅礽领导的课题组的工作，她回忆说：“董老非常重视经验数据搜集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吸纳西方的先进方法为己所用。他经常为青年学者创造出国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让他们把学到的国外先进方法和理论带回国内生根发芽，为了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力争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为所里购置电脑，建立计算机房，进行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不老的学者。
19、哈继铭
学历：
经济学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1993年
经济学博士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7-88年
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7年
福特基金会经济学培训中心，人民大学，1985-86年
管理学学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4年
20、胡舒立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任《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美国“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破格邀请她到美国“访问”5个月，1992年任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发展经济学，1995年，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颁发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胡舒立回国创办《财经》杂志。
21、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俞飞龙2008-7-8
李扬副院长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
本报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在我院贵宾厅会见到访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约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扩展科研领域、双方学者互访等事宜，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
李扬首先对约翰·柯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双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的学术合作获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访问对双方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局长助理周云帆等陪同会见。福特基金会方面随行的有副会长兼财务总监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夏萌）
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本报讯3月22日，陈佳贵副院长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先生。
陈佳贵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个社科研究单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要求我院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双方今后能继续保持并拓展合作关系和合作领域。
贝瑞·哥博曼对中国社科院多年来对福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福特基金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双方还就我国“三农”问题、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等参加了会见。（国美）
陈佳贵主导中国社科院增选学部委员，马列专家难入选，李泽厚可能成“院士”
史元
有着“亚洲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0年下半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搞着一个“大动作”——增选学部委员。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地，这次增选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
第一，最后的时限和耐人寻味的低调——增选背后的矛盾。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同时，亦规定学部委员的增选每2至4年进行一次。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增选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说2010年应完成增选，但据社科院网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开始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至今仅公布了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增选的学部委员正式名单仍要等待时日。看来，比如增选程序上民主与行政的矛盾，学部委员标准的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待遇上名誉与利益的矛盾，背后埋伏着各种矛盾是增选逾期的主要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阵地并不那么坚强——民主选举让马列专家难入选。
第三，李泽厚可能成为“院士”——学术压倒政治？
附
假如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
旁观者
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选出来的肯定是土匪。在美国开国精英奴隶主群体中搞选举，自然选出来的是奴隶主华盛顿。在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系内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汉奸。在自由主义者扎堆的社科院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自由主义大师李泽厚了。
真要搞民主选举，不如搞全国性的，问问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是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拥护告别革命的李泽厚。问问全国人民，是否同意李泽厚当“院士”。
社科院此次增补学部委员，右翼把持增选程序，把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搞掉了。
火红5月,激情无限。在北京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我们有幸见到了该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怀，儒雅型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从他讲述自己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中，来慢慢解读这位华蓥山之子的传奇人生。
苦难中成长
苦读中成才
苦研中成功
陈佳贵-人物经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男，汉族，1944年10月生，四川岳池县人，1969年参加工作，1973年陈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1964年至196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69年至1970年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1970年至1971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1971年至1978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1986年至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1990年至1991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1992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1995年至1996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98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开始就从福特基金会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政府”）的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本协议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
福特基金会主席亚历山大·赫德
《中国经济转型30年》发布会暨经济发展座谈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于2009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北京西城区金城坊东街1号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酒店大宴会厅举行《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
谢寿光:
尊敬的佳贵院长，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现在开始！
2009-06-0114:55:46
22、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庆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发布日期：2004/9/8
主办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资助方：福特基金会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
2004年9月16日
8:00–8:30来宾登记8:30–8:45开幕式
主持人：海闻致辞：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8:45–10:00主持人：林毅夫主题演讲：吴敬琏改革二十五年：经验、教训和比较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改革回顾
主持人：林毅夫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DwightPerkins：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历史和国际的视角
RossGarnaut：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樊纲：转型混合体：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
钱颖一、BertHofman、李稻葵
12:00–1:30：午餐午餐演讲：DavidDollar保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1:30–3:15第二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主持人：陈平演讲人（每位20分钟）林毅夫：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的关系张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平新乔：中国银行业的规制和竞争
第三部分：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持人：李稻葵演讲人（每位20分钟）
JohnWong：中国动态经济增长：对东亚的启示
黄海洲：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中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胡祖六：适合中国的长期汇率制度
宋国青：汇率制度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
施建淮、李扬
第四部分：资本市场
主持人：姚洋
AndrewSheng：适合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东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方星海：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张新：区域资本市场
陈平、李扬
福特基金会培养与资助中国政法系学者及新闻记者
1、蔡定剑
1986年至2003年底，他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副厅级），2004年转入学界，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北航法学网>>北航法学>>理论法学
王晨光、蔡定剑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中国法制30年”的子课题，特别致谢该课题的资助。
中国法制30年评审会暨理论讨论会纪要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福特基金会组织编写一套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各方面成就的大型研究丛书，其中包括法制卷-《中国法制变迁30年》，蔡定剑教授和王晨光教授应邀担任该书主编。
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2、江平
江平--——江平先生70华诞人生回顾
中国当代法学要博采众长、融合中外，必须要了解外国法律和法学。’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念头，就是要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为此，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争取资助，并组织了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了30余种。目前，翻译工程接近尾声，出版计28本，译字总计1000多万，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法制现优化事业，价值不可限量。
“外国法律文库”。1991年我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十几位国内的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又聘请到几位外国的著名法学家，组成“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开始从事一项大型的外国法律名著翻译工作。目前翻译工程已接近尾声，总计出版了28本译著，达1000多万字。三是“美国法律文库”。这是为落实1997年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RuleofLawInitiative）”，由美国新闻总署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另一大型法律图书翻译项目。此外，我还应邀担任了“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的编委会主任。
3、贺卫方
贺卫方--福特基金会法官培训班协调人
你们都还记得斯坦福大学的那位著名的学者——LawrenceFriedman教授，Friedman教授曾经来过武汉，过去在中南政法那边搞了一个中国地方法官培训班，请了一些外国著名的学者、法官来给中国的法官讲课。多多少少当时人们说这是杀鸡用牛刀。请的人物腕太大了，但是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湖北省各县的。他们法院系统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说已经取得本科学位的、有严格的学历的，就不用来了。来的都是没有学历的那些人。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我当时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在武汉协调。我就给来的客人介绍说应该怎么讲，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也帮助这些法官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当时还有一张跟Friedman教授的合影，觉得很荣光。
福特基金会在过去的６年中与中南政法学院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举办湖北省地方法官培训班，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法官来到武汉，为当地的法官讲课，仅湖北一省受到培训的法官便达到６００名以上。通过这样的培训，法官们更系统地把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培养了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也学习到更多的司法技能。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也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法官培训，这些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以及社会秩序的改善产生深远的影响。
4、于建嵘
于建嵘是福特基金会重点扶持对象
福特基金会找上门来，问于建嵘是否有课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需要，请写一份申请，附带一份详细的研究方向说明。数年之后，当于建嵘再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之时，研究方向说明已经可以省去，“于博士想做研究？好，需要多少？”很快，19.8万美元汇到于建嵘的户头——后来于建嵘说“不怕被开除”，也正是源于此，他不愁没饭吃。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46期
5、北大妇女法律中心被撤
据悉，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资金运作规模达1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在北京大学240多个人文社科研究机构中也属上乘。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也为郭建梅鸣不平。“不应该动辄就对境外的资助进行‘妖魔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学院都是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的呢！”贺卫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6、福特基金资助“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
由《南风窗》杂志社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调查式新闻记者冬令研修班”，将于12月下旬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为期四天，所有课程及在京住宿免费（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用自理）。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40名年龄35岁以下，除北京和广州以外的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报道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豪华的主讲专家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张良《南风窗》副总编辑
吴思《炎黄春秋》主编
张洁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凤凰卫视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展江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等
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蔡定剑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
毛寿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于建嵘社科院研究员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第二届调查记者研修班六月在京开课(附报名表)
有奖评新闻
让有职业情怀的新闻记者携手共同成长
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的“第二届中国调查记者研修班”，将于2006年6月中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为期四天，路费自理，所有课程免费，并统一提供在京住宿。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60名，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良知和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北京，广州之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新闻记者，原则上不接受旁听的申请。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分组交流
豪华的主讲嘉宾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主讲嘉宾来自：
*中国政界企业界新闻人物和社会热点新闻案例当事人通过对话帮助学员进行案例分析，丰富新闻资源；
参与者的要求：向我们证明你是一个有职业追求的优秀记者。
如果您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报名材料包括：
1.报名表（点击下载）。2.可以体现自己职业追求和水准的作品及推荐信。由专家组根据报名材料确定我们将邀请的学员名单，被邀请的学员将收到具体课程表和报道须知。
去年的活动介绍：★活动形式
主题论坛+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参观实践★课程设计（拟邀请主讲嘉宾及研讨内容）
职业素质部分：
主要是介绍技巧和方法，核心围绕如何能保护好自己同时策略的达到报道目的。
内容包括
鼓舞激励部分：
通过标杆人士的献身说法，给记者们普遍的职业困惑以启发，激励大家内在的情怀，以更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邀请专家：
张良《南风窗》主编张洁《新闻调查》制片人刘春凤凰卫视副台长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胡正荣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展江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等
时代背景部分：
帮助记者理解新闻背后的时代意义，什么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痛最痒的地方？中国当下转型期最迫切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比如土地制度，民间自治，公平与效率，政治民主与体制改革等。每名专家在自己的视野版图中围绕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展开讨论。
最后安排一场媒介人士和专家的对话。
邀请专家：秦晖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毛寿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立平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建嵘社科院研究员底层权力问题专家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案例研讨部分：
通过当事人讲述展现典型个案尤其是个案中报道的主要障碍，并分小组讨论如何选取角度报道和披露，最后有每小组的代表发言，并有专家和当事人点评，目的在于巩固温习前面所交流的报道理念和技巧。
“21世纪教育沙龙”由沙龙运作部——《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工作人员驱动，所有服务强调制度化、规范化。
1.第一次21世纪教育沙龙主题：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组组长侯小娟，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孙霄兵，全国人大常务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季平，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张杰庭（锡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反思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断裂社会中的教育与阶层再生产
二零零九年六月在金融危机遍布全球的时刻，吴欢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听取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与教益。
总之，吴欢的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端，非比寻常的领域。其实质就是文化与政治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高度的融合。
「支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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