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理查德·K·赫尔曼（RichardK.Herrmann）
（仇朝兵译；徐彤武校）
内容提要：
关键词：
公众舆论民意调查中美关系美国政治
引言：
第一部分：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表1：美国人为描述中美关系所选择的标签
民意调查
日期
使用该标签描述中美关系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调查机构
月份/年份
盟友
友好
不友好
对手
敌人
两者都不是/都是
不确定
福克斯新闻网
3/2013
42%
47%
全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NBS/WSJ）
7/2012
25%
62%
3%
7%
盖洛普
12/2011
13%
63%
17%
6%
1%
11/2011
11%
48%
20%
12%
9%
美国广播公司（ABC）
1/2011
33%
4%
5%
8/2008
60%
15%
8%
10%
全国广播公司
7/2008
23%
54%
7/2007
28%
50%
7/2005
26%
49%
5/2001
44%
4/2001
16%
71%
美国广播公司
37%
6/1999
18%
67%
6/1998
39%
35%
5/1997
29%
59%
3/1995
31%
2%
第二部分：从比较的视角评估美国人的认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它认为情绪性感受对于人们如何解释有关外国的信息起着重要作用。当他们对某一国家怀有负面情感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从该国行为中看到进攻性和掠夺性的意图。比如，如果某个国家获取更先进的武器，他们可能会把这归因于进攻性的意图和对征服与霸权的追求。相反，当观察者对另外一个国家怀有正面情感时，他们可能会把同样的行为解释为防御性的和出于善意的考虑。遭受威胁和危险的情感越强烈，这种偏见就可能表现得越明显。因而，通过探究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通过研究他们对中国行为的解释是如何偏颇，我们便可以获得关于公众感受威胁和危险的强烈程度的重要观点。
对比美国人对中国认知的分歧与对其他国家认知的分歧，便可以看懂这幅情绪景观图。美国人里对中国持好感者的比例比对加拿大有好感者的比例要小得多，对加拿大的这种比例一直维持在75%和80%之间。当然，加拿大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国之一，所以才会有相对非常高的比例。在观察美国人对伊朗和朝鲜的看法时，对中国的积极认知看起来要好得多。在盖洛普公司的9次民意调查中，对朝鲜表达积极看法的人从未超过15%，对伊朗表达积极看法的人也从未超过13%。
第一个试验把全国抽样的受访者分为4组，每一组受访者都能听到一个正在获取军事能力的国家的名字，这些国家分别是英国、以色列、中国和伊朗，各组唯一的差别是所听到的国名不同。提问者的准确措辞是：“[英国（England）、以色列、中国、伊朗]最近改进了使用空军和导弹打击邻国的能力。有些人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更好地自卫，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么做使该国更具进攻性。”然后问受访者，“你怎么看？”
一旦受访者把获取军事能力的行为归因于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意图，他们就会得到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决定应该反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这种军备升级行动，并要求美国加入它们的行列，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给受访者的选择包括“1.坚决支持联合国，并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进行经济制裁；2.表态支持联合国，但不同意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进行任何制裁；3.不支持联合国的决定，但也不否决这项决定；4.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口头上支持[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的权利；或者5.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帮助[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
表2：把获取军事能力解释为进攻性或防御性动机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进攻性
防御性
英国
84%
以色列
58%
中国
41%
伊朗
表3：愿意积极反对或支持另一国家获取军事能力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支持联合国反对该国获取军事能力
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该国获取军事能力
帮助该国获取军事能力
30%
21%
69%
24%
79%
如表2所示，在这一试验中，认为中国是出于进攻动机的美国人比认为英国是出于同样动机的多三倍。如表3所示，愿意积极反对中国获取武器的人数是愿意反对英国获取武器的人数的两倍，愿意帮助英国变得更强大的美国人比愿意帮助中国变得更强大的多五倍以上。当然，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华盛顿与伦敦是亲密的盟友。更有趣的是与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比。认为中国获取军事力量是为了侵略的美国人比认为伊朗获取军事力量是为了侵略的要少得多，而且愿意积极反对伊朗获取武器的美国人比愿意积极反对中国获取武器的多。关于如何积极地反对获取武器的想法可能反映了美国人对相对实力的认知以及可行的行动选择，而不仅仅是由于不太强烈的负面情感。与此同时，在美国人中，认为中国具有侵略意图的倾向与认为伊朗具有侵略性意图的倾向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差距，很难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单纯的实力考虑。
在有关获取军事能力的试验中，认为以色列是出于进攻性意图的美国人比认为中国是出于进攻性意图的要少，更少的美国人表示反对以色列获取军事能力。表示愿意实际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比表示愿意实际支持中国的多三倍。和与英国的对比一样，这或许也并非意外，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待以色列和中国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会保护以色列，而且会为其利益而使用双重标准。在我的第二个试验中，美国人对中以两国模糊行动的反应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多少有点令人意外的相似性表现得更清晰，这一试验涉及到许多国家对恐怖主义攻击做出的反应。
第二个试验以这样的序言开始：“恐怖主义提出了国家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应该允许国家保护自己，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不能为所欲为。”然后向试验的参与者提问：“假设恐怖分子在[英国（England）、伊朗、以色列、中国]制造了公共汽车爆炸事件，炸死20人，然后[英国、伊朗、以色列、中国]擅用法律，对其声称是恐怖分子所在地的外国村庄进行报复，杀死15人，伤75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决定[英国、伊朗、以色列、中国]应该支付500万美元罚款并补偿该村的幸存者，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试验参与者可以做出的政策选项包括：1.坚决支持联合国，并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进行经济制裁；2.口头支持联合国，但不同意对[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实施任何制裁；3.不支持联合国的决定，但也不否决它；4.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声援[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的权利；5.否决联合国的决定，并帮助[英国、以色列、中国、伊朗]武装自己。
与第一个试验一样,每个参与者都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只提到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就是根据4种情况把2520位参与者分组，每个国家的名字都有大约625人听到。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听到中国的那一组参与者的反应与听到其他三个国名的三组参与者的反应进行比较。另外，和第一个试验一样，第二个试验的情景是要体现一种能够以多种方式解读的行动。有人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国家的自卫权利，并认为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同时，人们也会批评这一行动，认为它擅用法律，未经正当程序而实施报复，对目标村庄进行了集体惩罚。这种情景所造成的局面无法完全决定人们会如何反应，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以从他们做出的选择来推测他们对实施报复的国家的态度和业已存在的认知。这种身份替换（identitysubstitution）试验经常被用来研究人们在回答更直接的问题时可能不愿暴露的偏见。这一试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此前的研究结论，即：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并不是特别强烈的，也不存在全面妖魔化中国的倾向。
表4：愿意支持惩罚擅用法律报复恐怖行动的国家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要求赔偿和罚款
要求赔偿
要求那个国家下不为例
辩称报复是合理的行动
19%
14%
如表4所示，在这项“报复恐怖主义”（RetaliatingforTerrorism）的试验中，同意惩罚以色列的美国人的比例和同意惩罚中国的大致相当，严厉程度也基本一样。更多的美国人愿意要求伊朗为与中国同样的行为付出代价。而且，愿意为中国不受惩罚实施报复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美国人是愿意为伊朗的同样权利进行辩护的两倍。同时，愿意对英国也使用同样标准的人数要少得多，但考虑到美英关系的性质，这也是很高的。这里看起来最重要的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未把中国作为本集团的成员国那样温和地对待，但很多人的看法也没有受到敌意的驱使。当他们明显采用种族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时，这种敌意就越发强烈。对中国采取种族中心主义双重标准的美国人比对伊朗这样做的要少得多，以同样的标准对待以色列的美国人数量和对待中国的一样多，而世界上很多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人小心翼翼对待的国家。
当审视这些指责所向时，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公众中明显存在的意见分歧。尽管大多数人不指责中国，但仍有少数人在指责它。我们已经看到，当说到两国关系、确定威胁的强度，或者表达喜欢和不喜欢的情感时，有2/3到3/4的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性质，但并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威胁，有些人甚至表达了正面的情感。同时，有1/3到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敌人，感觉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表达了对中国的负面情感。由于公众的看法不同，在说明整个舆论图景时，我大多是强调其温和的特点。这或许适合从整体上概括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但并不充分。政治过程并不会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一种看法必然会使另一看法变得温和。所以，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各种观念模式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同美国国内更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争斗之间的联系。
第三部分：美国人认知中的党派差异
表5：美国人选择描述中国所使用的标签（Metaphors）中体现的政党差异（百分比/百分比）
民意调查机构
不是什么问题
是个严重问题
有线电视新闻网
5/2011
自由派/保守派
民主党/共和党
15/10%
20/6%
50/36%
55/49%
27/35%
17/32%
7/17%
6/12%
60/39%
55/36%
27/32%
33/35%
7/18%
5/19%
皮尤研究中心
37/23%
26/24%
44/41%
43/46%
15/28%
19/23%
如表5所示，认为中国是盟国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三倍，认为中国是敌人的民主党人只有共和党人的一半。认为中国不友好的共和党人几乎是民主党人的两倍，认为中国友好的共和党人的比例更要小得多。另外，认为中国是严重问题和对手的共和党人的比例也更高一些。正如人们在分布良好的政治形态中所预期的那样，这些政党差异与自我认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是一致的。在比较自由派与保守派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时，这种模式都极为相似，因此我不再对这两种情况都加以谈论，而只对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立场进行比较。
解读和态度中的政党差异：对待中国的情绪性情感的差异可能还会让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具有更多侵略性动机，在我的两个试验中，当就如何对待中国这一问题与美国的盟友进行比较时，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评估情感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是很困难的，但我的“获取军事能力”（AcuringCapability）试验清楚地表明，认为中国具有侵略意图的共和党人的比例（66%）比民主党人的比例（55%）要大。而且，认为以色列具有这种意图的民主党人的比例（50%）是共和党人（24%）的两倍还多。同样，当谈到参加国际社会反对某个国家获取新武器的行动时，如果涉及到以色列而不是中国，共和党人的反应差异非常大。更多民主党人对待这两个国家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当国际社会的行动针对的是以色列和中国时，分别有69%和71%的民主党人赞成加入。同时，当目标国是以色列时，只有36%的共和党人赞成加入；但若目标国是中国，却有71%的共和党人赞成加入。
在获取军事能力试验中，当目标国是中国时，赞成加入联合国行动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比例相同（71%）。在这里，他们的差别在于对待以色列和英国的态度不同，并似乎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在民主党人那里，异议似乎是出自对联合国行动的看法，而不是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也赞成对其他国家进行惩罚。这种模式在“报复恐怖主义”试验中非常明显。在这个试验中，民主党人同意参加联合国惩罚以色列行动的比例（81%）比同意参加联合国惩罚中国行动的比例（71%）要大。事实上，同意惩罚中国的共和党人所占比例更小（56%），这或许表明在共和党人看来，报复行动总体上并不像民主党人认为的那样令人反感。不过，同意惩罚以色列（42%）或英国（36%）的共和党人的比例更小，这再次表现出对所认知的盟友而不是敌人采取的同一行动的不同反应。对待被认定的敌人也是有差异的，同意惩罚伊朗的共和党人的比例（在两个试验中分别是73%和85%）比愿意惩罚中国者所占比例要大得多，这可能既反映出其对中国不那么强烈的情感，也反映出对中国潜在抗衡力量的认识。
第四部分：对未来的展望
这里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可能的冲突点上，这并非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已广为人知。由于这些问题数量很多，所以这里要探究的是可能体现在这些具体竞争背后的深层认知。本研究还试图评估：当前美国民意的状况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许能够做出多么激烈的反应。
易燃性：正如最近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看到的，公众舆论有时蕴含着深刻的仇恨和挫折感，以至于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引爆。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特别的事件便可能会成为一次爆发的近因，但其真正的根源隐藏得更深。如果这一特别事件没有引爆局面，其他某个事件也可能起到这种作用。另一方面，当公众普遍对一个国家有好感时，这种好感能够减少因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引发一场危机的可能性，这样的危机会损害公众有关两国保持着重要而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印象。我们不难经常从法美关系中看到这一点。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更广泛的视角研究美国关于中国的公众舆论图景。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敏感度和反应能力总体上是非常温和的，而且不带感情色彩。在美国，不存在对中国的普遍仇恨或强烈的担忧。同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敌对的和竞争性的关系，未来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威胁。
在正在进行的战略辩论中，美国并未典型地像过去怀疑莫斯科的所作所为那样认为中国正在策划复杂的阴谋，并在世界棋局中调动外国爪牙。比如，美国并不认为北京掌控着平壤或德黑兰的决策。这不是说美国人不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以控制美国人看到的来自这两个激进政权的威胁，而只是承认：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把朝鲜和伊朗看做中国扩张的工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明：美国公众并未因民族主义的不安全感而烦恼，也不愿意揪住中国任何可能的藐视或过错而对中国兴师问罪。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缓冲地带，这在冷战时期是少有的。
尽管在谈到中国时美国的公众舆论图景是分裂的，而且总体上是比较温和的，但也存在着一些意见，倘若华盛顿的领导人进行动员的话，它们可能会纷纷向一种更加充满敌意和对抗性的美国立场看齐。已经有1/4到1/3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敌人，如果意识到中国不再友好的话，视中国为对手的2/3多数也可能转移到这个立场上来。由于中国在许多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上的行为，或者只是因为美国越来越熟悉中国民族主义者常常明显表现出的愤怒和怨恨，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由于有那么多美国人预料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如果令人欣慰的友好意识和伙伴关系（collegiality）消失的话，公众可能会迅速强化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领导层的重要性：目前，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多地感受到了威胁，对中国的认知也更加负面，但美国人的看法并不是两极分化的，它只是按照政党阵营分布的。把这种党派分野作为尖锐分歧的证据可能是错误的，它可能会阻碍跨越政党界限的任何集体行动。在提到中国时，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威胁的严重程度及本质特点都有一致意见，即使他们倾向于不同的看法，但大体上也都持有温和的认知印象和情感。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时，两党领导人都能够深入接触对方的温和多数，进行跨越党派界限的动员。对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来说，很难把大多数统一到对中国的任何一种极端看法的周围（或者是敌人，或者是盟友）。这不是因为政党差异，而是因为两党阵营内的大多数人都持温和立场。如果这种情况由于对威胁的认知不断增加和友好关系不断下降而发生转变的话，任何政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把人们的意见凝聚到一种更刻板的看法周围。
当然，推动人们转向另一种认知和情感立场，并不等于让他们同意一种行动方针。承认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可能会更难协调某些政策的制定，因为这些政策要承担的损失和风险更加难以确定。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比美国与苏联之间曾经存在的关系要广泛得多，以至于采取遏制战略不可能成为一致受欢迎的选择。毕竟，还有数量较大的（大概1/4到1/3）占少数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盟友或伙伴，能提供宝贵的互利机会。除非看到明确的威胁，否则他们不愿错过这些机会。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构成这种威胁，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表现会构成这种威胁，受到中国纵容的朝鲜的侵略也会够成这种威胁。但愿这些潜在的严重地缘战略冲突不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公众舆论更可能保持总体上温和的状态，从而为外交官提供足够的空间，努力实现和解与妥协。
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固定印象，既没有把它描绘得十恶不赦，也没有把它描绘得十全十美。他们对中国有着更为复杂的印象，其中积极的特征与消极的特征混杂在一起，因此领导层既有开展外交活动的空间，也有向多个方面改变（公众）看法的机会。领导层几乎总是非常重要的，在舆论分裂和矛盾的情势下尤为如此。公众将可能认可更加折衷的行动或者更加强硬的行动。大多数人需要得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才可能从一种看法转向其他看法，但相对来说他们可能是思路开阔的和能够被说服的。因此，美国涉华舆论图景的未来状态将深受美国总统及其他顶层领导人在解读中国行为时所产生的影响。
在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团队批评罗姆尼州长曾过于支持“把工作机会转到中国”，而罗姆尼州长的竞选团队则批评奥巴马总统未能坚决抵抗“骗子”（cheaters）。毫无疑问，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工作，特别是担心失业，但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骗子也不可能让北京喜欢美国人。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由于同中国的竞争。这或许会让担心政治领袖为吸引美国民粹主义者而把中国当成替罪羊的那些人们得到一点宽慰，称中国为骗子总比把中国看作敌人要好。
做出这样的结论也许是非常不乐观的，但它与本文所做的总体分析完全一致。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民众支持与中国维持积极的关系。即便美国人认为中国在欺骗，他们依然希望维持这种关系。然而，未来也面临着危险。随着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发展，需要解决许多利益上的冲突。目前的公众舆论还容许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人们的担忧得以强化和僵化，情绪变得激化，那么未来的局面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所以，对于两国的领导人来说，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制度性的基础，用以管理预计可能会恶化中美关系的分歧。动荡和冲突必然引发的口诛笔伐会动员公众舆论，与此相比，当公众舆论还像现在这样众说纷纭而且基本上不带感情色彩时，管理起来会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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