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刑法犯罪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苏凯张倩倩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
在事实与构成之间：犯罪构成的解释方法
论文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此规定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尔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2）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罪刑明确化，即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表达确切、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
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却在第79条规定了类推制度。对于当时我国刑法是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理论上存在争议。事实上，我国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尽管对该原则的认识、重视和贯彻程度尚存在不足之处。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基本要求在1997年刑法典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体现：（1）1997年刑法典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法定化具体体现在：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的法定化具体体现在：明确规定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明确规定量刑原则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法定刑种与刑度。
（2）1997年刑法典废除了1979年刑法典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为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彻底贯彻实施扫除了障碍。
（3）1997年刑法典重申了1979年刑法典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4）1997年刑法典在分则罪名规定上相当详备。分则条文在1979年刑法典的103条的基础上增加了247条，罪名个数由1979年刑法典的130个增加至413个。
（5）1997年刑法典在个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定刑上增强了可操作性。在犯罪构成要件、罪状的表述上，尽量使用叙明罪状；在法定刑设置上，注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化，使立法更趋细密化、明确化。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刑事立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有赖于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摘要：近年来环境犯罪日益严重，尤其是大气污染犯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今年年初蔓延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霾天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有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此类问题予以刑事法规制。我国目前大气污染问题严重，但是有关大气污染犯罪的刑事法规范却很少，只有刑法和一些简单的附属刑法做了规定，不尽详细和具体。这就造成了大气污染犯罪与理论相脱节的现象。
关键词：大气污染危害性大气污染犯罪立法反思
一、大气污染犯罪的危害性
大气污染的危害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2、对人类财富的危害
大气污染会导致对人类即有财富的破坏。例如美国每年因酸雨所造成的损失达50亿美元。大气污染导致的功能也生产的损失更为惊人，法国因大气污染使工业生产每年损失为1000亿法郎，我国为70亿元人民币左右；我国仅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四省自治区因酸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160亿元人民币。①
3、对生态系统的危害
二、大气污染犯罪辨析
1、大气污染犯罪的概念
2、大气污染犯罪的特征
（1）大气污染犯罪是危险犯。根据上文笔者对大气污染犯罪所做的定义，大气污染行为有足以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的危险，就构成大气污染犯罪。众所周知，大气污染犯罪一旦爆发实际的危害后果，无论是对人的生命健康还是对生态系统的危害都是巨大的。惩罚大气污染犯罪的危险犯既实现了刑法对环境的法益的保护，同时也体现现代刑法预防犯罪的理念。
（2）大气污染犯罪是法定犯。法定犯是相对于自然犯而言的，由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昨早提出，是国家基于保护社会公共福利和社会行政管理秩序的角度，在刑法上规定某些行为构成犯罪。大气污染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不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具体而言，伴随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生存面临挑战，由此催生出了环境刑法学科，那么大气污染犯罪类型也就出现了。
三、我国大气污染现状及立法反思
1、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5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在可比的城市中，40.5%的城市颗粒物超过二级标准；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占5.5%。全国酸雨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较重的酸雨区域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湖南三省。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机构昨日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显示，经济发展高的城市，空气质量普遍较差。《评估》报告显示，城市空气质量的具体状况是：PM10污染有所改善，PM10暴露人口的比例以中等空气质量最多，并呈增加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个数占10.67%，差的城市占75.80%，极差的城市占13.52%。其中，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所占比例大；空气质量差的城市里，工业城市、采暖城市所占比例大；空气质量极差的城市中，采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所占比例大。
2、立法反思
（1）我国立法现状。目前我国应对大气污染犯罪的法律主要有两部，《刑法》、《大气污染防治法》。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中的第338条做修改，去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引起公私财产及人身伤亡的重大结果”，增加了“严重污染环境”。这样就避免了过去对大气污染犯罪的表面认识，大气污染犯罪不是单纯的事故。只要严重污染大气就上升为犯罪，降低大气污染犯罪的入罪门槛，有利于更好的惩治大气污染犯罪。但是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大气污染犯罪的单独罪名，在犯罪构成上也不明确。2000年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第61条规定了对不同情节的责任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处罚。
（2）立法建议。首先，在《刑法》中规定大气污染犯罪的独立罪名。混合罪名的立法模式不利于彰显大气污染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因此为了加强对大气这种环境法益的保护，有必要将大气污染犯罪从环境污染罪中分离出来。
其次，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处罚大气污染犯罪的危险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大气污染犯罪要求以一定的危害结果出现为构成要件。如上文所述，为了实现对重大环境法益的保护，应该处罚大气污染犯罪的危险犯。
再次，引入资格刑的思考。大气污染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而我国的刑法体系，还停留在传统刑法的层面上。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使法律总是在犯罪出现之后才出现。应对大气污染这种新型犯罪，其刑罚配置的结构不尽要调整，所以对于传统刑罚措施之外的刑罚手段的引入是有必要的。（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付卓：“环境污染罪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覃志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陈春娥：“重大污染事故罪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注解
1.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
2.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3.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
4.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5.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6.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7.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
8.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9.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11.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12.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
13.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14.刑法合宪性解释的意义重构与关系重建——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逻辑
15.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
16.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17.论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新解
18.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19.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20.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21.刑法解释限度论
22.从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23.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24.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25.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26.“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27.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28.刑法知识转型与实质刑法解释的反形式主义
29.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
30.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关系论纲——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31.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
32.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33.刑法解释理念张明楷
34.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
35.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36.刑法的可能性:预测可能性
37.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
38.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39.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40.我国共犯论刑法知识的渊源考察与命题辨正——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41.刑法解释的应有观念
42.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43.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44.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45.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46.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47.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48.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49.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50.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51.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52.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53.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54.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55.刑法解释论的主要争点及其学术分析——兼议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之合理性
56.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57.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58.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59.刑法:“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博弈与抉择——从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说开去
60.刑法目的论纲
61.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
62.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63.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64.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65.基于主体间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释
66.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67.“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68.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69.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70.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71.我国刑法中“兼有型罪过”立法问题研究
72.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难点——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73.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74.“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75.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
76.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77.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78.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79.超越主客观解释论:刑法解释标准研究
80.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81.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82.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
83.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84.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
85.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
86.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87.刑法国际化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理念更新
88.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89.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90.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专题研究
92.实质刑法的体系化思考
93.浅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94.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
95.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及其对环境刑法新发展的影响
96.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
97.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
98.刑法规范的结构、属性及其在解释论上的意义
1946年生，沈阳市人。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与莫洪宪老师正在组织撰写《共同犯罪研究系列丛书》，计划搞24本，每本20万字左右。因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学者称为“绝望的一章”，理论和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都很多。如果目标能够实现，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万字，应当会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论文关键词：刑法，罚金刑，附加刑
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罚金刑在打击经济犯罪或者其他刑事犯罪上的运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罚金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我国刑法中，几乎所有的贪利犯罪都进行了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可是，对于罚金刑的配置、罚金数额的确定以及罚金刑的裁量和执行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研究出我国罚金刑有效执行的完善对策。
一、罚金刑概述
二、我国刑法罚金刑存在的问题
（一）罚金数额缺乏统一标准，司法人员主观性过大
按照《刑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罚金数额的大小应由犯罪情形的轻重来确定，从而使得罚金数额的确定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这在学术界称为“无限额罚金制”，而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少的国家还在实行无限额罚金制，可在我国，尽管在《刑法》修订后许多无限额罚金的规定取消了，但是其中还是有着一百多条关于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比如：《刑法》第三零三条：“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尽管罚金刑的无限额制度能帮助司法人员根据犯罪情形的轻重来做出罚金数额的判决，使的这个判决不会因为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通货膨胀等因素而经常性地进行调整，但是它的执行，给司法人员以极大的操作空间，主观性较大附加刑，从而使得罚金刑在执行上或轻或重，罚金数额的确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跟罪刑的法定原则是相悖的。
（二）罚金刑适用范围缺乏合理性，执行手段不具科学性
（三）罚金刑执行困难重重，法律尊严缺乏保障
三、我国刑法罚金刑的完善对策
（一）取消无限额罚金制度，促使罚金数额确定原则化
针对罚金数额缺乏统一标准、司法人员主观性过大的问题，应该采取确定性罚金制，必须对罚金并罚原则、罚金数额确定的原则进行一个明确的规定，同时也规定一些特殊情况，真对这些特殊情况作出特殊规定，比如规定金额多少为上限，金额多少为下限，并且规定何种情况下执行最高上限，何种情况下执行最低下限。同时附加刑，罚金数额的大小还必须参考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未来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根据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判处罚金的情况，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罚金一般将200元设为下限，也就是说罚金最少也得在200元以上，但是罚金上限也应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在分则条文中予以明确或者根据犯罪所涉及的罚金参数比照计算，只有这样，罚金刑的执行才算科学，才算透明。
（二）明确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使罚金刑真正刑罚化
我国《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主要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至于那些对公民人身安全或者权利的侵犯、民主权利罪等，实行罚金刑的规定却比较少。这些实行罚金刑规定的犯罪往往为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他利性犯罪。所以说我国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一般为贪利动机的犯罪。同时，罚金刑在未成年罪犯身上以及贪污贿赂罪身上的适用并不妥当，因此，应该明确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那些可以规定适用罚金刑，那些就不必适用罚金刑，那些是并罚，那些是单罚，只有这样才能使罚金刑真正刑罚化，使真正适用罚金刑的群体实行罚金刑。
（三）加强我国刑罚改革，有效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
对于我国罚金刑执行困难重重、法律尊严缺乏保障的问题，这已经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现象。罚金刑跟自由刑、生命刑不同，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刑罚，它的执行对象是财物，而财物却游离于犯罪人员人身之外的，因此就非常容易导致财物的转移或者隐匿，从而使得罚金刑执行上困难重重。所以附加刑，我国应该制定出一套罚金易科制度，作为解决目前对罚金刑执行难的有效保障。罚金易科制度是在犯罪人被判处罚金刑后，不能缴纳罚金的情况下，对其处以其他替代措施的制度。在国外立法中多有规定罚金刑易科制度，对那些罚金缴纳不能者处以其他替代措施，如易科劳役、易科自由刑或者以自由劳动偿付。
四、结束语
总之，我国罚金刑在打击经济犯罪或者其他刑事犯罪上的运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罚金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我国罚金刑还存在着“罚金数额缺乏统一标准、司法人员主观性过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缺乏合理性、执行手段不具科学性，罚金刑执行困难重重、法律尊严缺乏保障”等问题，因此必须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如：取消无限额罚金制度，促使罚金数额确定原则化；明确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使罚金刑真正刑罚化；加强我国刑罚改革，有效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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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轶.对必并制罚金刑的思考[J].法商研究，2000，8.
论文关键词罪名非典型罪名刑法
一、刑法的制定和构成
二、罪名的确定
三、非典型情形罪名
如前所述，本文拟将判断是否为一个罪名、或如何确定某一具体犯罪的名称、以及法条竞合适用时所涉及罪名的确定，称之非典型情形罪名作为探讨。
（一）一罪或数罪的确定
（二）此罪还是彼罪
既然罪名本身不是确定和解释某一犯罪具体构成要件的依据，在重复和坚持这一法理的同时，我们不仅要问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到底如何定罪、是定一罪还是数罪、是定此罪还是彼罪？答案当然还是落在能够确定和解释某一犯罪具体构成要件的依据上，详言之，犯罪构成作为法律规定，它不仅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法律标准，而且也是区分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此罪与彼罪的依据，犯罪构成是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所组成，其中之要件就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各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抢劫罪的客观要件与伤害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形成为一个犯罪构成。又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根据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有机统一原则，只能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大部分是单一罪名，而大部分也属于单一的犯罪构成，有利于较好把握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但是，对于复杂的或重叠的犯罪构成就不是容易辩析的，比如，《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犯罪与《刑法》第307条规定妨害作证罪，就其犯罪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是有区别的，也就必然有彼此罪之分，所确定的罪名也不相同。
（三）法条竞合的适用
论文关键词：客观违法性；构成要件；特征
1国内外刑法理论界对违法的理论探讨
违法一般来说是与合法相对应的范畴，也可以说成“非法”、“不法”，是伴随着法律的出现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法律环境的不同，违法在不同的国家逐渐发展出不同的本质内涵。在国外特别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违法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在其本质理解上向来存在着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之争，且客观违法性论在当今处于通说的地位。而在我国刑法学界，违法是与刑事违法性等同的概念，故而存在主观违法性的通说。
2国外学者对违法性质的讨论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构成犯罪必须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条件，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且是逐步递进的，因而也叫做递进式犯罪论体系。行为构成犯罪首先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其次还要排除违法性违法阻却事由，最后还必须具有有责性，行为人必须具有责任能力及期待可能性，在德国和日本刑法理论的演进历程中，产生了所谓的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论、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论、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乃至人的不法论与物的不法论等对立的概念。在此，我们将主要介绍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的争议。
根据刑法理论的历史沿革，客观违法性源于1821年Hegel所确立之“无犯意之不法”概念之后在德国所形成之通说。然而1867年由德国学者AdolfMerkel提倡主观违法性论后，同年Jherling在“罗马私法之责任要素”之概念上确立客观违法性之概念后，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二者首度形成激烈之论争。
其后，因为J.Nagler、A.Loffler、M.E.Mayer等学者对客观违法性做有系统之理论整理，以及E.Mezger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二者成功地分离，使得客观违法性论更臻完备并再度占有支配地位。而在日本，以往并未针对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提出讨论，仅自然地接受客观违法性论之见解。直至1927年，学者宫本英修博士在其著作“刑法学纲要”中对客观违法性提出批判后，主观违法性之用语首次在日本刑法界呈现，其后学者佐伯千仞博士于1930年提出“主观的违法与客观的违法”之论文，阐述E.Mezger之理论见解，至此形成其与宫本博士所提出之主观违法性论二者相对立之状态。
主张客观违法性论的学者Mezger认为主观的违法性论只是将法规范理解为意思决定规范，所以否认没有责任的违法性。他认为，作为决定规范的法不能不被认为是作为评价规范的法。也就是说，法既有决定规范的一面，也有评价规范的一面，而作为评价规范的法是作为决定规范的法的无条件前提。人们在决定干什么之前，必须评价应当干什么，所以评价规范应该在决定规范之前。决定规范要求有规范所指向的人，而评价规范则是万人共通的客观存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客观地存在着的生活利益，刑法不应介入伦理的范围。因此违法性应是一种万人共通的客观的评价。违法性由评价规范决定，责任由决定规范决定。
近代刑法学有一句格言“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因而一开始违法性是作为客观性范畴来理解的，一般认为在有责性中就已经包括了对行为人责任能力的判断，因而没有必要提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就进行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讨论，否则有责性就成为多余，实质上成了违法性的一部分，这与通说的犯罪构成三要件说是不一致的，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违法性应该仅仅是针对行为的客观状态的。
客观的违法性论是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主观违法性论的支持者是较少的。两者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违法性判断是否仅涉及评价规范或者是否也包含决定规范。但是，违法性是否与决定规范无关呢？这也不是没有疑问的。在日本有一种有力的主张，认为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双方决定违法性。在违法性方面所需要考虑的决定规范，不是以特定行为人为对象的，而是针对抽象的一般人的当为规范，而评价规范则是判断违反一般的决定规范的行为的意义的规范，具有客观的特性。与此相对，在责任方面，决定规范与评价规范是以具体的行为人为对象的，具有个别的、主观的特性。从实践上认定犯罪的过程来看，一般的、客观的判断在前，个别的、主观的判断在后，这也应该解释为违法性的判断应当优先于责任判断。此种见解可称之为修正的客观违法性论。
野村稔教授认为违法与责任均为规范无价值之评价。前者不依具体行为人为基准，而依社会一般基准为无价值之评价，而后者乃对行为人实行社会一般基准评价为无价值之行为，做规范无价值之评价，因此违法评价系采客观性之基准，而违法评价之对象与资料则亦包括主观性，如此之见解可称之为柔和的客观违法性。
3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对违法的主客观性质的探讨
而在我国，违法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虽然有不少学者极力主张采用德日刑法中比较成熟的犯罪论体系，但由于我国刑法理论经过五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已经根深蒂固。因而颠覆现有的犯罪论体系，提倡新的犯罪论体系或借鉴其他国家的犯罪论体系都注定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不会一蹴而就。因而我们的讨论还是以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为基础。由于违法不是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因而一些持通说的学者基本上未对违法进行专门的论述或者仅仅是对外国刑法中违法性的介绍，违法仅仅作为一种法律现象被提及，刑事违法、民事违法、行政违法是并列的概念，违法被简单地理解为与合法相对应的概念，而没有被深入探讨，被抽象化，被抽象化的后果就是内容的空洞化、放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我国犯罪基本特征的论述中，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概括，但不管是持通说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罚当罚性三特征说还是持其他观点的二、三、四要件说，均将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与国外将违法性作为要件之一的做法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作为犯罪法律特征的违法性的内容就是违反刑法规范，而刑法规范规定了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范畴，与国外的主观违法性论非常接近。对此，不少学者倒有详尽的论述。
关键词犯罪构成研究现状辩证思考
一、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
（一）犯罪构成的地位
查阅多数的国内教科书，会发现在刑法总论中，基本上都是按照基本原则、犯罪构成（犯罪论）、罪数论、刑罚论等这几个部分排列讲解的，故虽然不能否认犯罪构成很重要，但是放到整个刑法的体系中时，其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判断完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不是应受刑罚后，还有诸如如何量刑，如何矫正罪犯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故亦没有必要将犯罪构成人为的拔高到一个统领性的核心地位。
（二）犯罪构成的目的
（三）犯罪构成的属性
多数书目中对犯罪构成的属性之讨论都集中在了“法律性”还是“理论性”等方面，笔者认为，只要合乎理性就是可以的。对此，个人的观点则是“工具性”（上文中虽然使用了“犯罪构成理论”一词，仅仅为了方便行文，且“理论”一词与本节讨论的属性为不同一概念）。一旦将这种“工具性”明确了，那就可以暂时搁置“法律性”与“理论性”的讨论了，只要其能准确的符合上文所提到的创造犯罪构成的目的即可，恰如邓提出的猫论。另一方面，则与康德在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时的核心一点“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从而认定了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类似，犯罪构成也只是手段而已，仅仅是一项工具，而非目的。故对其深入地讨论研究无非就是让工具更好用，更方便地实现目的，更有效地认定犯罪。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完善工具所用的精力已经远超过使用其他方式达到目的所消耗的精力，那就类似与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是不可取的。
（四）犯罪构成的渊源
类似于兰德智库对朝鲜半岛战争中中国出不出兵得分析中，曾花费大量人力研究了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若想对犯罪构成而今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同样离不开对其起源以及发展过程的分析。对于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笔者理解为贝尔和费尔巴哈将犯罪构成从程序发移到实体法上，并做了一定深化为起源阶段，随后贝林格一方面将分则中的特殊构成要件类型化，从而使其有统一规范的作用，从而再刑法总论中有了一定地位，另一方面，首次为三阶层绘制了基本轮廓，从而成为现在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石，在随后无非就是在此基石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完善发展了。
（五）对犯罪构成实质内容的认识
不论是三阶层的犯罪构成还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其本质内容上是差不多的，都有刑事责任、行为、结果等等要素。对三阶层的犯罪构成而言，则是把这些要素归为三个类别，先归于第一个类别：构成要件符合性，若能归类好，则再归入下一个层次：违法性，若不能，则这个“违法性”就不用考虑了，不成立犯罪，所以三阶层犯罪构成的基本形式为层层递进式，像盖一个三层楼，最后由“有责性”进行“封顶”即告结束完工达到定罪的阶段。相比而言，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则类似于平面拼图或者盖一个平房，可以先盖东墙再盖西墙，或者先盖南面再盖北面，也就是这四个要件的先后顺序随你而定，没有强行性的顺序规范，不过类似于有可能基于风水等因素先盖某一面墙，根据不成文的规定，对四要件的犯罪构成都是要先从犯罪客体开始讨论一样。总之，基本要素是没有实质差别的，砖还是那些砖，只要盖好了房，实现了住宿的目的就好了。
国际法论文6000字(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法专业课程改革探析论文
关键词“国际组织法”国际法教学法学教学课程改革研究生教育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安全预警与应急国际法律机制研究》（18BFX201）；2019年暨南大学港澳台侨研究生专用教材资助项目《国际组织法》（2019-4）。
作者简介：程荃，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098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在诸多领域开展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高校应当把为“一带一路”服务作为我国法学教育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所必须履行的时代重任。[1]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多样、文化多元、民族宗教因素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国际合作，亟需法律领域的交流与创新，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法律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因此，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迫切需要新型的国际法人才。
一、国际法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理念的转变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2011年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把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要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3]。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对国际法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教学应体现法学教育的双向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促使我们对法学教育国际化观念进行新的思考。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前，中国推动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方式主要是一种单向的、“送出去”的国际化路径。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但中国亟需应用型、复合型的国际法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方面的法律人才也十分紧缺。
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法学教育国际化应当是双向的。不仅要将法学人才“送出去”接受国际化的培养，它同时还意味着应当立足中国，持续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学习法学，为国际社会培养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国际法人才。这就需要国际法专业在课程建设中，坚持以这种双向国际化的理念推进教学改革。具体到《国际组织法》课程改革中，则应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需求，为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将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国际组织法方面的知识基础。
（二）教學应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并举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将中国的诉求和法治观念融入国际规则中。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应以培养能够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服务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为目标，将“一带一路”建设需求融入到课程教学中。
《国际组织法》教学不应把纯理论知识的传授作为核心内容，而应在讲授国际组织法基本概念、原理、规则、制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国际组织法的原理、规则去分析和解决国际实践中的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实际问题。只有实现研究性和实践性并举，才能全面提高《国际组织法》课程的教学质量。中国培养的国际法专业人才在未来的实践中既要能够利用现有国际组织去推动国际规则的发展，也包括参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从而产生新的国际规则。
二、当前国际法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学理念的转变，对《国际组织法》课程教学的师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都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当前，如果按照“一带一路”倡议下法学人才培养的需要来进行衡量，可以发现该课程教学中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缺乏中国特色
目前，国内高校《国际组织法》课程的基本内容体系通常划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总论部分包括对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法的概念、性质、形态、功能、渊源、体系、发展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分论部分则对全球性组织制度、区域性组织制度、综合性组织制度、专门性组织制度分别加以研究。在课程内容的整体安排上力图囊括所有主要理论和制度，在各部分的比重上力求平衡。这很容易导致课程表面上看起来面面俱到，实际上对具体国际组织制度的研究和教学难以深入，更难形成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不能反映“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组织法发展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组织法》课程亟需结合国际法的专业特色，在教学中增加中国实践，尤其是“一带一路”有关国际实践的内容，反映中国践行国际法治，对国际组织法发展的贡献。课程内容设计上不应求大求全，应适当突出实施“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倡议以来，中国实践对国际组织法的影响，并力争以此为契机形成国际组织法研究和教学的中国特色。
由于受中国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现状的影响，《国际组织法》课程教学过度集中于传统形态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协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度的讲解，忽视非传统形态的国际组织，甚至基本上将其排除在外。而在当前形势下，非传统形态的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着重大作用，不仅不应将其排除在课程之外，还应加强对它的研究。
（三）教学方法难以适应新的生源结构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达到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增幅达11.58%，高于各国平均增速。[4]与2012年相比，2016年我国法学专业留学生数量增幅超过50%。[5]国际法专业是来华学习法学的硕士研究生较为青睐的专业，笔者所在学校的国际法专业近年来每年都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申请人，并有人数逐步增加的趋势。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生源结构的变化对《国际组织法》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章程、国际条约等法律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种类很多。在此情况下，国际法专业学生所掌握和使用的语种也日趋多样化，传统的中文或中、英文双语教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四）课堂教学互动性不足
《国际组织法》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主要是课堂讲授法。国际组织法以协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法律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课堂讲授法可以系统地向学生讲授国际组织法基本知识，帮助学生掌握国际组织法的理论体系，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课堂讲授法容易导致过度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对于《国际组织法》这样一门教学内容距离实际生活较远，专业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来说，单纯的课堂讲授往往使学生感到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即使在课堂上讲解案例，案例的选择也主要取决于授课教师的偏好，很难引起学生主动参与的兴趣。
（五）课程的实践性不强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大量精通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法人才。然而在国际法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学时安排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国际组织法》课程也不例外。与国内法教学中广泛采用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实务部门实习等多种实践教学相比，《国际组织法》课程在实践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加之《国际组织法》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学生的学习和理解主要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很难与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根据建设“一带一路”的需要，增加、完善《国际组织法》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涉外法律人才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三、国际法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国际法教学应当跟踪国际组织发展的最新实践，对国际组织法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内容作出新的思考。《国际组织法》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应科学地反映”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当代国际组织法及其理论、实践的新发展。
（一）加强对非传统形态国际组织制度的教学
（二）增加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国际实践案例
（四）根据专业和学生特点开展多语种教学
语言是用来传播、获取知识的工具，使用单一语言还是双语、多语种教学，其目的都是为了师生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更有效地交流，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国际组织法》教学中的语言问题具有特殊性。教师在授课时，除了中文以外，如果能辅以英语、法语等联合国、国际法院、欧盟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则有利于准确讲解有关知识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来说，教师通常在《国际组织法》课程教学中使用的中文和英语既不是其母语，也不是其国籍国的通用语言。有些留学生的中文和英语水平都有限，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学过英语。但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有很多非洲学生来自法语区国家，能够熟练应用法语学习和交流；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亚国家的学生中除了其本国语言外，俄语水平也较好。而对于中文水平有限的来华留学生，如果老师能够使用学生更为熟悉的语言与之交流，则有利于防止学生因为语言障碍而产生畏难情绪，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去学习、理解专业知识。
（五）开发多种辅实践教学方式
近年来，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联系更为密切，很多重要国际组织纷纷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这为学生前往参观、实习提供了更多机会。《国际组织法》课程的任课老师应主动收集各国际组织的实习招聘信息，推荐学生申请各国际组织的实习岗位，帮助他们获得在课堂之外、在实践中学习《国际组织法》的机会。
总之，国际法的研究和教学应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关系的新发展，将新的教学理念融入到课程建设中。在为国家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根据本专业和学生的特点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课程改革，积极推动我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化，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国际法人才。
关键词：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范围
一、商标犯罪概述
（一）商标犯罪一般指的是侵犯商标权罪
（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知识产权的范畴十分广泛
（三）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与之前对该犯罪行为的规定有了极大的不同
其一，在定罪量刑的标准上有所降低，反向假冒犯罪行为的起刑标准是非法经营或销售数额达5万元以上；非法制造商标标识的为非法经营数额5玩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3万以上。而在《追诉标准》中对应的数额分别是10万以上和20万以上。其二，对于“情节严重”的论述则包括了非法经营数额3万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2万以上。其三，个犯与单位犯罪的起刑标准也有了具体的规定，并且两者之间的数额差距从5倍缩减到了3倍。其四，明确了触犯不同罪名时的处罚原则以及进一步明确了“相同的商标”的概念，这就使得商标犯罪的形式、范围有了更加明确地界定。比如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中就将侵犯商标权犯罪分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而在2001年的司法解释中也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纳入到了商标犯罪案件的行列中。
（四）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发达，商标犯罪的形式愈加隐蔽和复杂
甚至有些已经超出了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规定范围，那么在执行中势必会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这就说明刑法使用出现了滞后性和模糊性。而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国际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并出台了系列国际条约、公约，而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也使得刑法有着鲜明的国家属性特点，因此我国刑法与国际公约、条约之间在该问题的解释、使用原则和范围上还有一定的不同，彼此的不理解、不适用要求我国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国际接轨问题。
二、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的使用范围
（一）犯罪主体的使用范围
在我国法律中对犯罪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犯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而自然人主体指的是年满18周岁（含18周岁）的公民；而单位主体则是指的是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主体也包括在内。所谓侵犯注册商标犯罪从法律角度上讲指的是从事工商活动的法人或公民违反商标管理法规、不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来获取利益，并且非法经营数额或销售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该行为破坏了工商管理制度、侵犯了他人商标的专用权。
（二）犯罪主观要件的使用范围
（1）客體要件。该犯罪行为的犯罪客体具有双重性，一般指的是国家的商标管理活动和商标专用权主体的商标权。一旦违法行为脱离了这两个范围，即使是受刑罚保护的其他社会关系也不构成该类犯罪，而是其他对应的犯罪类型。另外，侵犯商标罪有着极其明显的主观性和作为性。商标专用权的义务主体所负的义务是不作为的义务，只要义务主体不实施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的积极行为，就是对自己义务的履行，反之就是有意而为之，违反了自己的义务，触犯了法律。但需要注意的是，犯罪分子违反的必须是商标管理法规，若是其他并不构成商标犯罪，也是需要以它罪论处。若侵犯的商标没有进行过注册则不构成犯罪。
怎样去理解商标注册权呢？我们可以这样将其分为：对商标的注册。申请商标注册的企业、法人、个人等主体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提交各种真实的、客观的、完整的资料，而注册机构也需要根据法律规定认真审核申请主体所提交的资料，并用规范的文书形式记录在册，完成注册行为；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商标一旦注册就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其他任何组织、个人都不能擅自使用、占用、冒用、伪造该商标或者相同的商标，以此来维护注册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通常所提及的“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仅仅是违反了后者，使得注册主体对商标的专用权受到了侵害，而没有对前者造成直接性的侵犯。
很对人会提出疑问“既然是违反了后者，那与前者即商标的注册有什么关联？”。实际上，通过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概念分析不难发现，“对商标的注册”是整个商标管理活动的基础，只有申请人去注册，才会引起后续系列的行为。一旦破坏了注册商标，也意味着刑法商标犯罪的成立。因此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仍属于商标犯罪行为，这在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中就有着明确的规定和解释。
而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来讲，他们对“犯罪实施者是否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流通并不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经营者在进行交易时通常不是直接明说，那么这个“明知”的要求就过于狭窄了。实际上，明知与确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范围要广泛的多。比如某一商品假冒的商标注册申请人的信息不明确或者不确定这个商品是属于假冒注册商标，但是只要是意识到这个商品具有假冒的可能性，这种行为就被纳入到了“明知”的范围。
由此来分析，商标犯罪的刑法适用范围，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大多数是为了盈利或者非法收益。但也有部分行为是因为要实现其他的目的。比如为了降低对方的竞争力度，打击对方市场，毁坏对方形象和名誉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是实施商标犯罪的常有的动机和现象。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公共安全；生产经营；财产刑；立法完善
1调整罪名的体系定位
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还严重地侵犯了不特定或特定多数人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决定着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归属。现行《刑法》将本类犯罪规定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显然立法者认为本类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而非公共安全。但这种划分未必合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无疑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从客体的本质属性上看，两罪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并无二致，即都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不管是基于质的考虑还是量的考虑，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都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为重要。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群体很广，社会危害极大，所以对其犯罪的界定应该与普通犯罪区分，将其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更合适。[1]
此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典型的经济犯罪，属于行政犯范畴，故各国刑法通常都是将其规定为实害犯而非危险犯。而我国《刑法》将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危险犯，显然这种立法设计在学理逻辑上存在严重矛盾。还有一点，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有害有毒食品罪规定了死刑。在当今世界各国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已达共识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将食品安全犯罪作为经济犯罪加以规制，势必会陷入应否废除食品安全犯罪死刑设置的两难局面。[2]因此，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将其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还可以妥善地解决上述难题。
2扩充行为类型的范围
《食品安全法》规制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包括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三种类型。而《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仅规制生产和销售行为。相比之下，《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比较狭窄，规制的范围并不周延。《食品安全法》将食品经营行为界定为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主要包括运输、储藏、销售等行为。申言之，经营行为是由一系列的行为组成的，包括货物的采购、销售、运输、储存、管理等方面的活动。可见，销售行为仅仅是经营行为中的一种，二者在逻辑上属于种属关系。[3]显然，经营的范围比销售更为广泛，两者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同一概念。此外，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采购行为、检验行为和储存行为对食品安全也可能造成严重危害，但《刑法》并未对上述行为作出相应的规制，这必然会导致犯罪的行为类型不周延，不利于严惩现实中种类多样化的食品犯罪。[4]综上，有必要将《刑法》第143条、第144条规定的“销售”改为“经营”，从而实现《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对接，严密刑事法网，避免刑法规制上的漏洞。
3修改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刑法》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规定为危险犯，而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为行为犯。可见，后罪的入罪门槛明显比前罪低。这种立法设计所带来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方面，二罪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太大差别，故不宜在犯罪形态上作区分；另一方面，实践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数量与比例远远大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状态难以确证，造成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大量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么惩治不了，要么轻描淡写，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该类犯罪分子，不利于严惩和打击此类罪犯。[5]因此，有必要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
4增设过失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过失犯罪之外，其余均为故意犯罪。对于过失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或以法无明文为由不追究刑事责任，或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过失犯罪论处，甚至降低证明标准直接以故意犯罪定罪处罚，司法适用十分混乱，不利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预防与惩治。现代风险社会面临的危险具有不确定性、潜在性、隐蔽性等特点，如果刑法仍然坚持故意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必将无法妥善应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风险。事实上，在各国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甚至在涉及食品、乳制品、药品、酒类等方面还规定了严格责任。[6]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是否应当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引入过失危险犯、严格责任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刑法》仍旧恪守故意犯罪这种单一立法模式，显然不利于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峻态势。如果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罪过扩展到过失，那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过失类危害食品安全罪的条款，完善我国刑法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体系，有效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5细化并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
现行《刑法》对狭义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配置模式是“并处罚金”。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完全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显然存在诸多弊端。要想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必须细化并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为体现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笔者认为可以效仿该法对行政罚款的规定，完善食品犯罪罚金刑的设置。《食品安全法》第85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罚款的适用标准，并规定了罚款的最低限额，以此克服货值金额比较少的情形下罚款力度不够的弊端，充分体现了对食品的违法生产经营者的严惩。因此，《刑法》也应当明确罚金刑的适用标准，规定罚金的最低数额标准，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有效避免罚金刑的处罚力度明显低于行政罚款，行政处罚比刑事处罚还要严厉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做到罪刑相当。
总之，食品安全本质上是公共安全领域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对当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严密法网，同时适当加大惩罚力度是充分保障食品安全、有效惩治与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当然要求与有效途径。
[1]汪冬泉，吴超.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之完善[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3（6）：3.
[2][4]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4.
[3]王志刚.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J].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3）：16.
论文关键词肇事逃逸规范目的扩大解释量刑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项加重处罚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则规定逃逸在特定情况下可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因此，对于交通肇事罪而言，逃逸行为具有定罪、量刑的双重意义。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中将逃逸定义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此种定义方式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揭示逃逸的行为特征，但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准确认定仍不时有争议之声。尤其是在司法实务中，出于打击犯罪的考虑，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嫌疑，将一些与逃逸行为类似，但并不符合刑法规范目的“类逃逸”行为界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一、司法实务中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过于宽泛
二、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应做严格限定的理由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严格限定为在事故发生后，在事故现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的情形，不应当在时空条件上做扩大理解。肇事者在非事故现场隐匿行踪的行为，虽然存在着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并不应之认定为逃逸。理由如下：
（一）非事故现场隐匿行踪的行为认定为逃逸不符合刑法的规范目的
（二）将非事故现场隐匿行踪的行为视为逃逸，是对“现场”这一关键词的曲解
（三）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三、对于解决司法实务中存在的争议的思考
（一）应当明确逃逸的规范目的及具体表现
司法实务中，会存在将逃逸做扩大解释的现象，不仅是司法机关出于严厉打击犯罪，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良好初衷，也在于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中对逃逸解释的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亦即用词的模糊性。这种解释方式致使司法人员在适用时作出了有违刑法规范目的的理解。如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的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将逃逸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三条又解释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对比条文内容可以发现，该解释的第三条已将“现场”二字剔除，故办案人员即使不将现场做扩大理解，因第三条中没有出现现场二字，可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直接认为逃逸不限为现场。解释内容在未将逃逸作出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作为司法解释的制定机关，两高应当从准确把握规范目的的角度，对逃逸作出重新定义，调整解释间存在的用词上的矛盾，并可采取列举的方式，对时空条件作出严格限定，防止出现宁枉勿纵而将不符合追诉目的的情况认定为逃逸，导致刑罚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