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核心词是改革。拉长观察视角，改革永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源。中国法律自西周定型后的两千多年，至今有五次大的变革：商鞅变法、法律儒家化、清末法制改革、49年前后的弃欧取苏、1978年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千年中国的五次法律改革，也是法律史复习的主线，属于必考内容。
（一）商鞅变法。
商鞅乃法家代表人物，携李悝《法经》入秦，为孝公重用，达二十一年。儒法两家，有一重大不同。儒家讲差别，别亲疏、易贵贱。所谓“亲亲、尊尊”，就是这个意思。法家强调平等，商鞅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包括国王。商鞅的“刑无等级”却排除了君主。法家改革就是打破西周确立的层层分封制（封建制），使国家统辖所有国民。从而，得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此，（1）改法为律。“律”更强调平等，我们通常所言“一律”，“一”和“律”都有公平之意，规范的普遍适用性。（2）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不能要一盘散沙的自由主义（孙中山语），必须要“壹教”“壹法”，统一思想，统一行为，必须由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官吏确定并适用规范。就是“以法治国、以吏为师”。（3）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必然会扬“公”抑“私”。基于“好利无害”的人性论，法家“鼓励告奸”。又担心诬告盛行，故规定诬告反坐，且连坐。
商鞅变法的效果很好。变法十年，“秦民大说（悦）”；社会风气也焕然一新，“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其后，商鞅虽死，其法却存。不仅“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王充），而且“百代皆行秦政法”。后代的皇帝制、郡县制、中央集权等都是秦留下的遗产。不幸的是，一个国家不能天天开奥运会、四处出兵。战争年代，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统一稳定后，你还不让大家松松裤腰带，就不行了。二世而亡，非尽偶然。所谓“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
1.《法经》：（1）战国时期李悝制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2）特点：a、维护封建专制，保护地主私有财产和奴隶主残余；b、体现“王者之政莫急于贼盗”思想。（3）内容：盗、贼、网、捕、杂、具6篇。
2.商鞅变法：（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刑无等级，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2）贯彻法家“以法治国”“明法重刑”的主张：a.以法治国，以吏为师；b.轻罪重刑；c.不赦不宥，凡有罪者皆应受处罚；d.鼓励告奸，实行连坐。
（二）法律儒家化
学界说“汉承秦制”，汉初法律也只能是“秦律”。没办法，在没有外来资源可供借鉴时，新建的王朝只能把老盘子接下来，再按照自己的想法修修补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样，问题就来了。整个治国思想是儒家，法律制度却是法家的。怎办？只能改革。这个运动搞了七八百年，直至唐朝才完成。陈寅恪、瞿同祖两先生总结该运动为“法律儒家化”，就是用儒家思想去慢慢改造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把体现儒家尊卑等级观念的制度确定下来，如“亲亲得相首匿”“准五服以制罪”“官当”“十恶”“八议”等；若立法不足时，则在司法上，用儒家思想裁决案件，以弥补法律漏洞或保证个案正义。大儒董仲舒主张“春秋决狱”。此处“春秋”非春秋天，而是《春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决狱”就是裁判案件。儒家大多是“唯心主义”者，强调动机。动机良善，即使行为不当，也可减轻从轻处罚；动机邪恶，即使产生恶果不大，也要从严处理。最极端者当为清代“文字狱”，以“十恶”中“谋大逆”定罪。用鲁迅先生的话，在中国，行为上不能强奸，意淫也是犯罪。
以“礼律合一”为标志的《唐律疏议》标明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仰慕唐文化，顺带着把法律也移植至本国，并和中国一起形成了一个法律圈，即“中华法系”。中国传统法律达到了最高峰。宋元明清基本上就是在唐律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4.“准五服以治罪”：（1）《晋律》确立了该刑罚原则；（2）服制是传统社会区分亲属范围和等级的制度；（3）内容：亲属相犯时，根据彼此亲属关系亲疏确定刑罚轻重；（4）意义：体现儒家尊卑等级观念，是法律儒家化直接体现。
5.“八议”：（1）三国曹《魏律》；（2）内容：对八种（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刑罚。
6.“官当”：《北魏律》和《陈律》确立，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
7.春秋决狱：（1）实质：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2）特点：汉代在司法实践中，依据儒家精神审案，而不仅仅依据汉律审判。（3）要旨：董仲舒提出“论心定罪”，即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除刑责；首恶者从重惩处；主观上无恶者从轻处理。（4）意义：对传统司法审判是一种积极补充，但易为司法官的擅断留下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