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可以公开说，本人不只提倡调查取证，而且力求落到实处，只要有证可取。因为积极调查取证，我在辩护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真正尝到了甜头，有的作用大一些，有的则不甚明显。近十年，我只办刑事案件，到目前为止，尚未因取证遇到风险，以后会不会吃苦头，谁知道，不知道，天知道。
个人体会是，关于调查取证，律师既不要送死，切忌胡乱取证，也不要太怕死，大可不必谈虎色变。
【魏律师】侦查阶段，有当事人说：一个很大很大的律师、法律专家，说你们本地律师只会靠关系，不会调查取证。
【吴律师】该大律师的说法显然有失片面，甚至是无稽之谈，但可能有特定语境，难以简单评判。他可能想说，有的律师确实不敢取证，律师在本地办案有很多约束与顾忌。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人更笼罩在巨大的人情关系网络中。多说一句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有的律师说，我从来不做无罪辩护；有的律师说，我从来不调查取证；有的律师说，我从来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呢？他主要在本地执业，或者从公检法辞职做律师，或者案源主要来自公检法介绍。搞清楚这个背景，什么都好理解了。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有很多从司法机关辞职出来的律师，他们攻破办案人员惯常套路，勇气特别大，能力也特别强。令我大为赞叹，更受益匪浅。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吴律师】该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提出的是“材料，非“证据”，立法目的在于降低辩护律师所取“证据”的标准，不仅没有取消律师侦查阶段及所有阶段的取证权，反而鼓励、保护辩护律师取证，可以说，能取尽取，应取尽取。“材料”都可以调取提交法庭，“证据”就更可以调取了。举轻以明重。
【魏律师】《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吴律师】我理解，这是从律师与侦查机关的工作关系角度，来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因为前已规定侦查阶段只能由律师担任辩护人，非律师不得担任辩护人，但是没有明文禁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法律没有规定律师不能做什么，律师去做了什么，办案机关凭什么说三道四呢？律师有什么好怕的呢？
【魏律师】《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吴律师】《刑事诉讼法》第一篇第四章为“辩护与代理”，是从总体上规定辩护律师全过程的职责，没有局限于“侦查阶段”。虽未规定辩护律师可申请侦查机关调查取证，但律师可申请检察院责令侦查机关取证，因为检察院有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至于申请法院传证人出庭，如果法院能采取措施，传唤甚至强制证人出庭，有这么好的事，“律师取证难”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即便如此，仍没有免除律师侦查阶段取证的责任。来自被害人方面的证据，属于典型意义的“控方证人”，有其特殊性，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向该类证人取证需经检察院、法院许可。但是，其他非被害人方面的证人与证据，律师取证则不受此限，因为没有规定。
【吴律师】前面说过，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提出的是“材料”，非“证据”，目的是降低辩护律师所取“证据”的标准，不仅没有取消侦查阶段及所有阶段的律师取证权，反而鼓励、保护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可以说能取尽取，应取尽取。根据证据裁判原则，无论所谓“证据”来自何方——监察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辩护律师，在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作为定案的根据之前，这些“证据”均只是一种“材料”而已，这里的“法定程序”显然指法庭调查、辩论、认定的程序，非指侦查机关等办案机关庭前、庭后、庭外、庭下的封闭式自我审查。法庭是查明证据或材料的法定场合。
【吴律师】律师被追究伪证罪，应区分不同情况，一是律师故意制造或提供伪证，依法认定构成伪证犯罪，这就怪不了别人，怪不了法律；二是律师受到职业报复，被恶意错误追究的冤错案件。我记得，几年前，田文昌先生似乎在一个场合说过，90%的律师伪证案，最后都不成立。律师取证风险与律师取证权，虽然相互交织，毕竟不是同一问题，不可混为一谈。接受了委托或指定，收了律师费又担心各种风险，这也不敢，那也不做，没有这个伦理与天理。很多情况下，所谓风险，其实是律师自我设限、自我恐惧，可能检察官、法官也会在心里鄙视你这个律师，背后会说“律师没卵用”，就是一个骗子。
【魏律师】基于以上认识，当即我就对当事人讲：这样讲，他确实是个“砖家”，砖头的砖。先不说能否调查取证，单说案件的性质。属于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律师怎么去取证？这样的取证在数据库或者计算机终端，这些警察早就进行了取证，并且查扣了计算机终端，律师怎么能得到。假若说，是个杀人案件，律师能去现场吗？能去再次解剖吗？
【吴律师】律师取证难，是一个客观现实。原因大概有几方面：一是证人作证意识普遍不强，律师手中又没有“强制力”，证人不配合，律师没办法。二是律师取证意识、能力与技术不强，不善于取证，因为取证太少了。一般情况下，律师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侦查机关做成的证据里“鸡蛋里挑骨头”。其实，只要有可能，律师应当到鸡窝里看看，有没有母鸡，是不是这只母鸡，这只母鸡有没有下蛋，是不是这个母鸡下的蛋，甚至要首先调查到底鸡窝有没有。三是律师取证本来具有滞后性，刑事案件侦查、调查在前，主要证据都被办案机关调取了，留给辩护律师的空间不大、不多，正因为如此，才是律师不可或缺的体现，律师通过调查取证，也许可以掌握办案机关遗漏的重要证据，实质性动摇控方的错误指控，有时甚至起到一剑封喉的作用。
【魏律师】况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案件依靠证人证言的程度，越来越小，怎么取证？他说的好，您让他做一下试试。典型的纸上谈兵！遇到这种调拨离间的“砖家”和如此轻信当事人，真的很无语。
【吴律师】第一句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职务犯罪案件中，证人证言是最主要的定案根据，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查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很有必要。对印证被告人供述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律师同样应当调查取证。所有故意犯罪案件，应当有证明主观故意的证据，有的口供可能属于非法证据，律师可以也应当通过调查取证予以核实。科学技术进步了，侦查破案能力提高了，制造冤假错案能力也提高了。因此，律师取证的重要性没有因此降低，辩护律师完全也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纸上谈兵要不得，口惠而实不至也不好。能说就要能做，说到就应做到。我接触到的情况是，侦查阶段敢于取证的律师大有人在，有的律师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如果为了揽案，诋毁他人，攻击同行，确实属挑拨离间，这要不得，老律师更应自觉摒弃，但指出一些律师不敢取证，则不在此列。律师不应当轻信当事人，但要忠于自己的当事人与委托人，两者并不矛盾。当事人提出的取证线索，律师要高度重视，全面分析，认真研究，注意遴选有价值的线索，进而调取到有价值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