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许是“茶禅一味”之说流传久远，且又“语焉不详”，抑或是时过境迁、茶“味”已变之故，在今日的茶文化研究和宣传中a，人们对“茶禅一味”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和混乱性，而又少有人去加以深究及澄清。较多的学者把“茶禅一味”的形成之因片面地归结为“坐禅”之需;至于其内涵则往往只讲茶符合佛教之德、禅茶有不解之缘，或举上一大堆佛教兴茶之事迹;有的甚至将佛、禅简单地混同，武断地提出中国饮茶之风的形成得力于汉以后佛教东传、流布，佛与茶因此因缘殊深，云云。这里既存在着对中国茶事历史之误解，对佛教汉化过程的误解，更有对佛教与禅宗历史关系、禅与禅宗的异同等问题之阐述上的混乱。
因此，笔者不揣拙劣，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从两汉至唐宋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流变中，对“茶禅一味”的形成及其真实含义作一历史探微，以求正方家。
(一)汉、六朝的佛教与茶
由“茶禅一味”之说，我们不难想象佛徒禅僧在饮茶风尚的普及、升华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但这种作用的体现在佛教传播的早期与以后的时代是不能等视的。佛教汉化的程度决定了它对包括茶事在内的中国人生活方式、习俗的影响程度。有的学者以“茶禅一味”之说而不恰当地提出茶、佛因缘殊深、茶因佛生、“最早的种茶人是高山上的庙寺和尚”、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促进了饮茶的普及①，等等。正是忽视了这一过程，也不符合唐以前茶事发展的历史。为此我们在此对佛教东传的早斯历史及其与茶事的关系作一粗略的回顾是很有必要的。
(二)“茶禅一味”之说的形成及其内蕴
佛寺禅僧真正把握住了茶饮之事的外在功效和精神意蕴，并进而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当是在佛教汉化过程初步完成，及中国茶事自身的完善(以《茶经》为标志)之后的中唐及其以后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了“茶禅一味”这一茶文化的重要特质”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茶禅一味”之“禅”的所指。“禅”有禅定之“禅”和禅宗之“禅”两个概念。禅定，梵语为“禅那”，意为坐禅或静虑，处于无思半眠的状态(谓之“入定”)，原为印度古代各教派共同的修行方式(9)，魏晋以后在中国广为传播。因茶能代酒，又令人不眠有助于佛徒坐禅，这是可能的;但关于“佛僧饮茶以破睡始于何时”，许多人往往以前述单道开等人饮茶事迹为例证，就论定他们饮茶是从禅宗戒律之需，并进而根据佛教都坐禅而武断地提出佛教东渐以后就兴茶之见解⑩，这是不符史料本意的;因为史书在记载单道开等僧侣饮茶之事时根本没提到坐禅的事，更何况当时僧侣饮茶比之于俗间的茶风而言还是属少见的。如果说饮茶能破睡、利坐禅之功已为南北朝时佛门中人掌握的话，那么为何在重“义学”的南方茶风却远盛于重“坐禅”的北方呢
我们并不否认，佛徒出于提神坐禅之需而知饮茶，并进而对茶事的发展产生了某些作用，但是，茶饮成为一种风尚而盛起是在“不兴坐禅”的禅宗(南宗)诞生以后的开元年间或中晚唐时期(13)。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促使我们不得不相信。禅定之“禅”是无法解释这“茶禅一味”的!看来，我们得把思维触角向纵深伸展，从禅宗之理、之行和茶之性、之神及其内在联系中去剖析，并置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
经历了魏晋以来几百年儒、佛、道的迎拒抗争，至盛唐三教渐趋合流，以佛教全面渗入中国人之价值观念、生活民俗和各宗派的全部成立等为主要标志，形成了“汉地佛教文化圈”。(14)佛教六大宗派中，天台、华严、禅宗等都为佛教的汉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真正完成佛教全盘中国化过程，并对本土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唯禅宗堪称。相传禅宗是得释迦牟尼教外别传的心学而来，由印度心法第二十八祖达摩(东土初祖)于南梁时东渡入华而创。后传给中国高僧慧可(三祖)、再传僧璨(三祖)，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开“东山法门”(初唐间)而始畅行，六祖慧能乃大字不识的村夫，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彻底虚空和本性即佛、“顿悟”而就的法旨承弘忍衣钵，遂宣告了具有浓重老庄道家色彩的中国自己的宗教—禅宗的最后确立。禅宗的出现正是印证了晋代名士谢灵运对佛教汉化趋向的把握:即夷人应开其“累学”(苦行渐悟之法)、而华人宜开“顿了”之学。(15)禅宗以其世俗化、简易化、速成化而使“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士大夫及下层民众为之倾服，从而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俗等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茶禅一味”正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例证。
首先，禅宗与茶在内在精神本质上存在着惊人的类同构现象。禅宗至慧能而定形，其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一方面在他看来，人的本心与佛性毫无殊异，都是清净澹泊的，只要顿悟，便可成佛，所以他们比以往的僧侣更推崇“自然”、“本色”;另一方面，虽然在提倡澹泊清净、遁身自然、与世无争等方面禅与其它宗派是一致的，但其他佛宗往往借助外在形式以达到这种境界如隐、戒、定(老庄也类似)，禅宗却强调内心体验、把平衡心灵的力量从外在的大自然、社会拉回到内心，以为“清净本心”才是永恒的。所以禅门僧徒主张远离尘嚣又不失自在适意的人生哲学，追求清净又不失优雅的生活情趣，这已失却了宗教的普遍的禁欲主义之意义，倒俨然是中国封建后期士大夫的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16)
同时，在不坐禅(或不讲究坐禅)、谈公案，求悟道的推动下，禅僧们展开了“寻师访友”、“游方学道”迁流不定的游历生活，时人常道“天下禅僧最忙”即此理。慧能、神令、道一、临济义玄，等等大师早年均四处奔波，访名师而悟道的，诗僧皎然更是以“隐心不隐迹”为旨、以“遍访名山”、“云游丛林”为乐;(31)特别是中唐以后禅宗独盛，许多禅僧先是访师学道、后又离师布道;通过谈案斗机谋求它过佛寺住持之位;更有语多禅僧不愿再过独处幽居、与世隔绝的苦行生活，而奔官府，与士大夫交游唱和，士大夫也乐此不疲，形成“参学之流，远迩辐凑”(32)之场面。
综上所述，茶性与禅理内在意义的类同，使得禅境成为唐、宋品茗之道的最理想的境界，茶饮也堪任禅隐高士体验悟境的理想媒介—这种精神上的默契促进了禅僧(也影响了佛门其它信徒)饮茶、兴茶之风在中晚唐的蔚然而起。无论是坐禅、抑或参禅游学都因此而好以茶助兴，饭后三碗茶甚至被奉为“和尚家风(45);此风也通过趋禅之士而波及全民，茶风递盛，茶与禅宗由此结下不解之缘，这是“茶禅一味”之特质由来，也是“茶禅一味”的基本内涵。唐宋以后各代都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对“茶禅一味”的含义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根据前面的分析，笔者以为“茶禅一味”的基本意义在中晚唐之世已初步形成。不过，现知“茶禅一味”之说最早见于宋代中国禅僧圆悟克勒赠于日本弟子的“茶禅一味”四字手书(现藏于日本奈良大德寺)。(46)这可以看作是圆悟禅师对中唐－宋之世已形成的茶文化特色的较精僻的概括。(三)“茶禅一味”的影响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在其自身的孕育、形成及以后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国茶文化的真正形成及其发展，对日本“茶道”的诞生等诸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学者所谓:“茶兴于唐”(或茶兴于开元)，荃本上反映了历史之真实。安史之乱给正沉湎于恢宏豪迈的盛唐之音中的士大夫以当头一棒(自周汉以来士大夫们还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突然的打击)，向以“达则便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人生准则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是急切地寻求心灵空白的填充剂，但是他们并没有重复以往或“入世”或“出世”的人生选择，因为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天地间正有一股新的潮流在漫延——汉魏以来浩浩而入的天竺佛教面对中国文化之强劲同化力，历经几百年的迎拒，几乎是只丢下一副“天竺佛教的外壳”而去(文中所谓“几乎”，意在表明笔者并未抹煞印佛的影响及其它宗派的存在)，于是便出现了披着天竺袈裟的中国式宗教:禅宗。禅宗以不讲苦行和坐禅，只求“净心自悟”为主要内涵，特别是“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懒汉加食客”(47)的生活方式极投当时心态失衡的士人之所好，所以安史之乱后禅宗平地崛起，“四方学者，云集座下”(48)，士大夫趋禅、参禅成为中晚唐时期颇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正是在这股士人趋禅潮流中，悦禅心切的士大夫们自然也逐渐地浸染了此时正在形成中的禅门好茶、“茶禅一味”之风，期许以饮茶、兴茶而入禅悟之境。确实，他们也不是全然盲目的，“茶”确也没让这批文人失望，在“流华净肌骨、疏溣涤心忧”的品饮之中他们确能体味到失却的自在世界的复归。士大夫的介入(兴茶)必然给茶文化注入全新的意义——文化，也对时风民俗产生最广泛的影响——全民饮茶，“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完整意义上的茶文化(涵物质、程序、心理三层面)在中晚唐诞生了。(49)显然，唐代饮茶之风大盛不是什么“降魔师”之功，“士禅携手”、“茶禅一味”这两大文化特质的互相作用倒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茶经》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结晶是:“日本茶道”。回顾茶在日本的传播、“茶道”的倡立历史，我们不难找见时时闪动着的“茶禅一味”的影子。唐宋之世乃中日文化交流最兴旺的时期，而期间担任主要角色的几乎全是禅僧佛徒。早在奈良时代，中国宫廷、禅寺的饮茶风气可能已波及日本，公元729年，圣武天皇曾召众僧讲经、并举行“行茶”仪式(50)。公元804年入唐至天台山学法的最澄大师既学天台教规，又学牛头禅，兼习密律宗后在日本创台、禅、密、律“四宗合一”的日本“天台宗”;其时士禅茶风已旁及佛门其它宗寺，最澄回国时带回茶籽，成为茶叶引种日本第一人。1168年、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度入宋学禅，并详细考察茶事;回国后创日本临济宗，著《吃茶养生记》〔人称“日本《茶经》”)，现身说法大倡吃茶养生之道，遂开日本茶道之先河，被奉为“茶祖”。吃茶养生之风遂在禅寺中盛行。
其后，明惠上人(倡茶之“十德”)、南浦昭明留学“江南第一禅林”——余杭径山寺，通过这些禅师的宏扬，径山寺“茶宴”直接影响了日本茶道水法。公元十五世纪，村田珠光创新的饮茶礼法，融禅院形式和宗教思想于茶道，奠“草庵式”(即大众化)茶道之基。至十六世纪，干利休把饮茶提高到艺术高度，并提出“茶道的真谛在于草寮”，遂成为日本大众化茶道的集大成者，其创立的千家流派也成为日本最大的茶道组织，千家茶道的基本精神是“敬、和、清、寂”，即以敬为本，和以行之，清以居之，寂以养之—这是对陆羽“精行俭德”之境和“茶禅一味”之本质的较完整的继承。“茶禅一味”不甘是日本茶道之本质所在。
佛门禅风独盛，“茶禅一味”由此自然波及整个佛门。如1987年、198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组较齐全的晚唐金、银、瓷茶具，法门寺乃密宗道场，这批茶具是唐懿宗时宫廷所赐，(52)晚唐宫廷、密宗对茶之崇尚由此可窥一斑，后代包括禅宗在内的佛门各派寺院都有焚香供茶之习，各派佛寺多开茶园，产优质名茶，正因为后世禅、佛混同又佛门都兴茶之故，所以“茶禅一味”又衍生出“茶佛一味”，这就是其因果派流。
“茶禅一味”和日本茶道也可以说是彼时、彼地对“茶禅一味”的引伸和发展，自然也可看作“茶禅一味”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