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日本人拼命工作、尽心尽职的敬业精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要弄清这一问题，需从日本人的历史发展、价值观念和用人制度、企业文化等方面追根溯源。
日本文化对人的认识首先把人看成群体的的人，而不是把人视作单个的个体，即日本文化首先观察的是人的群体。同时，由于日本原始自然观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而不是对立，因此他认为人和自然之间不存在西方古代文化主张的对立关系，人不应支配自然，而应该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应该顺应自然万物组成的体系，人必然融合于这一体系之中，与之成为一体。这实际上包含着人的自我意识受到抑制的契机。既然“人”的自我意识薄弱，群体中的个体自然依据这一思维模式，个体的意识也很薄弱。这样，群体的人的抽象概念和这种“人”的自我意识薄弱两者相互结合的结果，日本古代文化更多的重视群体，而不是现实的个体，更多的强调群体的侧面，而较少倡导个体的意义。因此，日本人自古就把合群视为重要的人生规范，即独往独来是不行的，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合群，既然置身于群体之中，群体的事也就责无旁贷。
从价值观念来看，日本人非常看重对所属集团的忠诚。有人说，中国的儒教思想的核心是“孝”，而日本儒教思想的核心强调“忠”。前者反应的是家族意识，后者反映的是集团、群体意识。由于日本人把自己的命运同所属集团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自然对集团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在日本人的道德规范中，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只有集团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和促进，个人的利益才有保障；而为了工作和集体，即使献出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参观过日本和美国汽车工厂流水线的人讲过这样的话：“美国工厂简直像军队一样，工厂总是严密的监视着工人，不让他们偷懒；而工人们也绝对不是带着好感来听从工长的指挥的；但是日本的工厂，工人们没有受到监视也干得很起劲，对上司也几乎没有反感，而且似乎在由衷的期望企业的发展。”因此，日本人的“经”就是拼命工作，他们的“道”就是集体至上，一切有悖于此的事物，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有两个标志，一个是他的资格，一个是他的所属。所谓资格，即一个人的学历、职务、地位等等；所谓所属，即他是哪个公司、部门或学校的。日本人在向别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先说自己是哪个公司的，然后再说出自己是干什么的，甚至只说出自己是哪个公司的。当一个人想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也总是把他的所属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一个人属于哪一个集团，这是最主要的，至于他在集团中的职务则是次要的。而且，日本人普遍热爱自己的公司。当他们对别人谈到“家里的公司”如何如何的时候，常有一种自豪感溢于言表，似乎为自己的公司而自豪，又似乎为自己“以公司为家”的态度而自豪。
日本人把公司叫作“会社”，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大家赖以生存的集团”的意思，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是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品德。因此，一般日本人是“以社为家”的。同属一个公司的人们，恰似“一族郎党”（日语中称那些与主人没有血缘关系的门客、家奴等从者为“郎党”，以区别与主人有血缘关系的“家子”。“一族郎党”即指那些同属于一个主人的门客、家奴们）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类似家庭感情的纽带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公司俨然就是一个家庭，公司关心、保护每一个雇员，也为雇员的家庭负责。反过来，雇员也一心一意的为公司尽力。许多日本人关心自己的公司胜于关心自己的亲兄弟，这并非夸张。
日本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其《关于工作意识的调查》报告中，特别就当今的企业归属意识作了如下概括：第一种类型，以公司为中心，包括对公司信赖、热爱、忠诚、充满期待和引以为自豪等内涵。具有这种意识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公司，只有与公司休戚与共，才能体现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这是日本工薪阶层最普遍的企业归属意识。第二种类型，推崇勤恳努力。它包括诚意、不论钟点、甘愿牺牲等内涵。有这种意识的人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看成是为了公司，而是把它看作人的生存方式和个人价值的体现。第三种类型，变种感情色彩。这种企业归属一时的内涵包括：把公司当作可意场所，要求它舒适、有意思、充满活力，令人喜爱并可资精神寄托。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所属企业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把企业作为个人实现理想和价值的主要场所。
每到年终的时候，日本人都要在一起举行“忘年会”。所谓“忘年会”，其实是一种以联欢为内容的聚会，“忘年”即是指把过去一年的一切都送走的意思。到年末时，公司中同一个“部”或同一个“科”的人，同一个协会或同一个社会团体的人，都要在一起举行这种聚会。“忘年会”的形式不一，人多的就正式一点，人少的就随便一点。主要内容就是大家在一块喝一场，好像是要忘记过去一年中所有的疲劳和不愉快的事，好让来年从一个崭新的起点开始。席上，中心人物免不了要有一番致辞，这些至此大都是联络众人感情的话，听起来既实在又暖人心。席间个人还要表演节目，领导也不例外，而且越是表演的笨拙可笑就越能增加“忘年会”的活跃、和谐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每个人都把自己与整体融合在一起了，正一步但是他们生活的依赖，而且也是他们感情的寄托。通过上述这些活动和做法，每一个员工都能感受到集体的存在和上司的关心，都能保持愉快和舒畅的心情。其结果就是“以社为家”意识的增强，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愿意为集体的利益牺牲诸如休息、娱乐、家庭生活等个人的利益。
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这对激发员工的集体意识和敬业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来，日本逐渐出现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当时日本开始发展近代工业，需要大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为了将那些经大量投资培养起来的人员一直留在本企业内，使之尽量发挥他学到的技术，企业开始采用终身雇佣制。逐渐地，这种制度变成了大规模的近代工业中的最普遍的雇佣形态，然后又渗透到大商业机构中去。这样，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人被纳入到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制中去了。所谓终身雇佣制，就是一旦进入企业，一直到退休都会得到雇佣。在日本，新工人进场后，要经过几个月的或者一年的试用期。试用期结束后，如果厂房满意，被试用工人就成为正式职工。对正式职工，只要不发生长期无故缺勤、严重损害公司名誉和利益以及犯罪等过失，工厂一般不解雇工人，工人可以一直干到退休。这种制度为工人的就业提供了保证，而且基本上接触了工人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把工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与企业的兴衰拴在了一起。
所谓年功序列制，是指随着工作年龄的增加，工资和职务相应增长。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家，日本企业的工资制度是与工人在企业的工作年龄挂钩的。进入一个企业后，工人只要能完成本职工作，那么随着年龄（或者说是工龄）的增长，个哦工资也会相应的提高。因此，只要企业兴旺，员工的利益就有了保障，而如果企业不景气，那么员工的利益也要受到损害，真所谓“厂兴我兴，厂衰我衰”。而一旦跳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既然与企业共沉浮、同命运，工人就会处处为企业着想，以企业的利益为重，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而毫无怨言。上诉两种制度把工人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服务的年限长短与工人的经济收入、职务提升、待遇高低等紧紧的结合起来，使员工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直接联系到一起，使职工感到企业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家”，从而激发起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工作的敬业精神。一位日本小企业经理曾说：“我对工人讲，企业要倒闭了，各位要另寻出路。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自觉加班苦干，自发的出去推销公司的产品。”这句话真切的反映了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对员工集团观念与工作精神的影响。
促使日本形成高度尽职精神的，不但有源于中国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因素，还有欧洲文化的因素。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曾经从欧美聘请了许多外国学者到日本充任教师乃至政府部门的高级顾问。这些外国人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都给日本人、尤其是是日本上层社会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冈山县一位中学校长退休后到我国某外语学院任教，在与该校签订聘任合同后，曾认真的对校方说：“你们是花大价钱雇我来教书的，希望你们能尽量利用我的知识和能力。”事实上，此君在华工作期间授课量往往是中国教师的几倍，且教学态度非常主动认真。当中国朋友提醒他注意身体时，他笑着说：“我的薪水是你的5倍，理应加倍努力。”因此，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所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忠诚与欧洲文明中对工作的热忱这两种思想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人尽职精神的坚实的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赵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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