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花坪镇

年轻时离乡，应征从戎；转业入穗，宅居花城。此去千万里，时过数十年。每每忆故乡，犹记儿时梦。

“为了配合‘天二公路’建设，策划了专题片‘天二公路从咱街上过’，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尽管时过境迁，而回望那段历程，仿佛历历在目，总是情不自禁地感慨：花坪镇的人不简单，是世上最通情达理的，最有远见的乡亲。”

看后非常激动，录像片中即将永远消失的花坪古镇珍贵镜头画面，把我带入了仿佛是梦中的故乡。

【引子】——

花坪是我的故乡，坐落在鄂西大山中，花坪镇是一个典型的山镇。因山形地势，风水先生说是“饿马奔槽之地”；因昔日繁华，被誉为“小汉口”。

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看，这里就是一个发财的地方。

据说也真是，那时有不少从宜昌甚至武汉上来的客人到这小山镇做生意。这些被称为“下江客”的远道商人，开始来时没带多少钱，好像是奔槽而来找吃食的饿马，没几年功夫就全赚得盘满钵满的。

过去，在这花坪集镇上，就商业来说，最有名的是盐业生意和家织土布生意，还有茶叶贸易和以当地名产桃片糕（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大糕”）为龙头的糕饼特产，其他就是山货日杂了。就这些，撑起了花坪百姓生活一片天，繁华了花坪镇一方地。

人们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话。

究竟为什么“柴”排在首位？这个没考察，但在花坪镇我却亲眼见这样一种景观：天色微亮，在花坪镇附近乡村山路上就走动着一些揹脚打杵的山民，身后竹背篓上横着一大捆柴。揹柴人哼哧哼哧地踏着晨露向街镇上走去。大清早，街镇居民起来一开门，就可见街道上一背背来自乡下的柴伙在门前晃悠，可真是开门见柴呀！

只听背柴人把手中打杵子下面的铁钻用力杵在街心青石板上发出“嘚！嘚！嘚！”响声，嘴里高喊：“卖柴啰！卖柴啰！”，成为古老街镇迎接新一天到来的晨曲。

可见，在山镇，那时，由于相当一部分居民平日里生火、做饭的燃料靠木柴，“柴”的确是开门所见之第一。

接着说盐，花坪是当年川盐入湘的重要盐道必经之地，那时，花坪还被称为“野花坪”，可见其蛮荒。

再说，当地居民，餐餐都离不开盐呀！于是，在这镇上成就了当时名震一方的田家盐业。

还有土布织机更是遍布乡村农家，当时百姓穿衣全靠这个。

我家过去就织过土布，小时候我还见过已废弃的那种织布机。说是织机，其实一点儿机器味道都没有，因为是全手工操作，连“半机械化”都称不上，不知怎么也叫“机”了？

茶叶大多是生意人从别处贩卖来的。据我知，花坪以前是不怎么种茶的，但花坪人爱喝茶，特别是每天早上起来一边烤披披火一边煨罐罐茶，已成农家上山劳作前的必经程序。

山区农民，早上起来一定要先喝一杯才煨的新鲜茶，再在嘴里衔上一袋烟，就有精神上坡劳动了。

山里人是非常重礼节的。每到逢年过节，到亲戚朋友家去，那时最拿得出手的就是以桃片糕为代表的糕饼，再配上一两把挂面，几个鸡蛋，这礼就算是说得过去了。

所以，就这柴、盐、土布、茶叶、糕饼丰富了花坪百姓生活，繁荣了花坪一方集镇。对此，我在《花坪赋》中有描写：“昔有田家盐业商道令人称赞，吴氏桃片香糕名扬四方”。

花坪镇是我度过愉快童年和美好青春少年岁月的地方，我骨子里的秉性和山里孩子的基因，都来自花坪故乡。

就因了这，我爱我的故乡，我爱花坪镇。

在我记忆中感觉美好难忘的花坪镇，应该是三十二年前的样子（1982年之前）。

公元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告别故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对故乡，从此成为他乡游子，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每次探亲回乡，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亲近感。

在我记忆中，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用农村人的话来说，是一直到土地下放到户（实际上就是实行联产承包）之前，花坪镇基本上还是保持在我小时候以至一九七六年离开故乡前的模样，真正有山区小镇特色：木板房、青灰瓦、雕花窗、翘檐挑出的徽式建筑封火墙历历在目，就连临街老式木柜台铺面都依稀可见。还有街坊门前用麻条石砌成的台阶，特别是新街整条街的青石板铺地，更显古朴。

后来，这些都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逐渐逝去，被水泥地、钢筋水泥房屋代替了。

让我们回到三十二年前的花坪镇，那是公元一九八二年前。

【街镇素描】——

我家不在镇上，但我对它很亲近。逢双日“热场”去“赶场”，我经常要上街去，有时是给家里买东西，但绝大部分是去玩，看热闹。

再说，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基本上是在这花坪镇上度过的，难忘啊！

我家住在一个名叫大转拐的小山村，和花坪镇相隔两个山头，仅仅一里半多一点的路程（1公里不到）。

从我家到花坪镇上去，有好几条路可走。出我家大门，往左边走有两条路，往右边走也有两条路，都可以上街去得。

在邓家湾，已可见花坪镇遥遥在望了！现在花坪镇的发展，不仅与邓家湾已不存在距离，就是和那时离得更远一些的垭围坪也几乎连成一体，街镇是大大地扩展了。

那时，到了邓家湾，那还是乡下。真正要到花坪镇街上去，还得走一段路程。还要从邓家湾沿建官公路往南方向走大约四、五分钟路程，途中要经过一个顺公路弯进去的山湾，那湾里公路边有一个小山洞。

在我读小学时，我们一群学生来来去去路过这小山洞时就在公路边捡石头往里面扔得好玩。

过了小山洞，还要经过一道从山坡岩壁上流下的山泉，似一道小型瀑布。夏天，我们山里的孩子上学都穿草鞋，路过这里时就把小脚丫伸到小瀑布泉水下冲草鞋上的泥巴，那夏天的冰凉真舒服啊！直到把脚冲洗得干干净净，我们才走入街道。

花坪镇虽不大，却是由老街和新街两条街道组成，我在《花坪赋》中称“老新两街，现双璧映辉之相”。

由于是从邓家湾这边来的，进花坪镇首先就要进老街了。

老街最头上，稍早些应该是赶马车的刘师傅家住的屋。

后来在老街头上先后接着公家修建了汽车站，我在花坪小学的同学聂苏娅（又名聂红）和在高中时的同学聂明的妈妈就是在那个车站任负责人，好象也是卖车票的。再往前好象是陈松茂自家在那里靠癞子山（后改名“青松山”）边也盖了房子。再后来在那一片修了花坪旅社、又新修了车站等等。现在，在原来的花坪老街头上一带接着盖的房子已到从老街头上不远处也是在癞子山（即“青松山”）脚下的那个水井附近了。

当时在花坪街上，好像常见的就那么几位赶马车的老大爷，一是住在花坪老街头上的刘师傅。再就是住在老街下边原来的谷行右手边斜对门的田大贤师傅，另外，好象还有吉光忠的父亲也是赶马车师傅。

这样，就是三驾马车跑花坪了。他们经常跑县城给花坪供销社拉货，再就是到刀背垭煤炭厂往花坪街镇上拉煤炭。

马车一来，老远就能听到吱呀吱呀的木刹车板与带钢圈车轮骨的摩擦声，给古老山镇平添许多生活气息。

让我们随古老的马车声进入镇里，去感受那已经远去的人和事。

在这几位赶马车师傅中，有点儿惊心动魄故事的是田大贤师傅，而我最熟悉的就是家住老街头上的那位刘师傅。

先说田大贤师傅，就是在花坪街上那位修钟表的田柏荣的父亲。“文革”时期大家经常看的一部电影《青松岭》，里面也有个赶马车的，名叫钱广，所以，大家当时也把他喊作“钱广”，是我们花坪街上的钱广。当时田大贤师傅赶的马车，主要是从刀背垭给街镇上生产队拖煤炭。开始是一匹马拉车，后来发展到两匹，最后三匹。可惜，田大贤师傅不幸因公殉职。

再说老街头上的刘师傅，他赶的这辆马车隔不几天就一个来回地往返于花坪镇和建始县城之间。那时我们一帮小学生中有的很调皮，常乘刘师傅不注意，偷偷从马车后面爬上去“搭车”。有时候刘师傅发现了，也不啃声。不一会儿，冷不丁地就势“啪！”地就是一长马鞭甩过来，打得背上生疼，吓得想乘机搭顺便车的几个调皮鬼连滚带爬地慌忙溜下马车跑开了。我们对赶马车的刘师傅虽熟悉，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的儿子倒是非常熟悉，名叫刘英桥，是我在花坪小学读书时的同学。刘英桥个子高大。那时在我们班上，好像就数他个子特别大，他性格耿直，但不知怎么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桥巴子”？据说就是这位刘英桥同学，一次，在过江水（那时当地老百姓把这里叫做“郭家水”，即现在著名的小西湖）涨水季节，他硬要涉水而过，被洪水冲走了，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很不幸。

在刘英桥同学家对面，住的是一户田姓人家，在这家好像有一位女同学，我们在花坪小学也同过学，名字记不得了。在刘英桥同学家下边是一片空地，长满青草，一直往上还可望见种满庄稼的山坡。从这里有一条山路可以上花坪镇后面的癞子山（即“青松山”）。

经过这片空地再往下，就是花坪镇当时有名的骡马店。骡马店是两层木结构的房子，楼下是关骡马的地方，楼上住人，大概是管理骡马店的人家。

那时，骡马店还收购街坊或乡邻们割来的喂养骡马的青草，街镇上或乡村里的一些小孩子经常割青草卖给店里，挣点零花钱。

在这家骡马店下面紧靠着住的就是我在儿时一同在花坪小学读书的朱一科同学的家。

朱一科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我还在他家吃过饭，见过他母亲，老人家个子比较高大，一脸的威严。他家的房子比较陈旧，还显得有些破烂，一下雨就漏水。住房稍靠后，光线有点暗，房子前面那时还是一片空地，可能也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后来朱一科的哥哥李开烈在那里新盖了房子，开过裁缝铺。

因为和他们家熟，母亲经常找李开烈做衣服。我有一年回乡探亲，还去看望过，在他们家作客，还吃了饭。后来，我回乡探亲上街还经常看到李开烈的爱人在街上卖米粑粑。

我们一见面，别提有多高兴了！玩得非常尽兴！一晃，自那次见面后又有三十多年没相见了，想念啊！

后来，听说他已在唐坪附近的冷竹落户了，是在冷竹铜锣坪一户人家当上门女婿，家里很好。

在朱一科家对面是谭荣的家。谭荣他们好象有几弟兄，那时在花坪小学他们是高年级，学习都非常好。特别是谭荣，人很聪明，长得也很精干，一表人才，特别是学习很好，也很有故乡情怀，2013年下半年，我见他与当年在花坪小学教过我们的孔庆彪先生诗词答和中所写抒发师生情谊的诗词，是我目前为止所见描写师生情谊中最好的作品。他还写有《怀念远去的外婆》，也非常感人！

和谭荣邻居而住的有一个叫田和平的同学，也是我在花坪小学的同学，和平同学长得胖嘟嘟的，不大爱多说话，人很厚到。

再稍往下一点，住的有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韩爱萍，还有后来我在二中读高中时的同学杨爱平、杨亚平的家也是住在这一带。

当时，杨爱平、杨亚平兄弟俩都是很优秀的学生，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当年我们在二中组织宣传队时，他们都是在演样榜戏《沙家浜》中扮演郭建光的。而聂明呢，就是当时的艺术专家了。那时，我们除了演样榜戏，自己也创作作品演出。我给写点剧本唱词什么的，她就能给谱曲，负责将整个剧排演下来。记得有一次我们宣传队自编自演了一出戏剧《换种》，是反映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我写的剧本，聂明谱曲并排戏。参加演出的同学有十好几个，很多都不记得了。好象有徐丽娅（他爸爸是当时二中有名的教导主任徐节符），有大石板的张明先、张桂先。还有大理的黄大威，唯有他的相貌特征印象特别深刻。个头不高，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很有扮相，可以说是当时我们那个宣传队中最赋表演天才的人物，当时聂明就很看中他这一点。还有一个负责伴奏的乐队，当然所谓的乐器也就是笛子、二胡什么的。吹笛子的我记得是田家坝的吴开碧同学，后来当老师了。拉二胡的那位同学姓什名谁都想不起来了，好象也是大理的黄姓人家。只记得他爸爸是当时在花坪粮店里负责搞粮食加工的，是用机器加工。技术工人，那时在我们心中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了。

那一次，我们的节目在花坪公社汇演中获了奖！

还是回到花坪镇上来。

就是在我刚才说的有孤儿院、后来又开设油纸雨伞手工作坊、居住有韩爱萍、杨爱平、杨亚平等的这一溜房子对面，是同样长的一溜带翘角檐封火墙极富徽派特色的房屋，可以说是当时老街上最气派、最有山镇特色的建筑。

那里面住的人家我搞不太清楚，只记得在有一间房屋的底层临街的那里有一家个体理发店，理发师傅好像姓魏，老百姓都称他“魏待召”（在我的家乡，把理发称作“剃头”，把“剃头”的师傅称为“待召”，至今我一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二是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是怎么写的？反正是读的“待召”这么个音，权且暂作此说吧。但听说过去的理发艺人，是挑着一头是个烧开水的火炉一头是理发工具的担子走街串巷叫喊，这正应了那句俗“剃头挑子——一头热”。如听有人招呼了，即就地卸担摆摊给人理发。这里面倒是真有“待召”的意思。）

还有，这魏待招更吸引人的是他的口才。因为他理发手艺好，经常在他那里理发的老百姓一来就是好些个。他就准备了一些椅子和茶水，供大家边喝茶边休息边等待。这时，他就一边理发一边从古到今、谈天说地，给大家讲起古来了，几乎能把整本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故事给你讲出来，还有什么《封神演义》、《三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樊梨花》、《杨家将》、《说岳全传》等等，讲得一套一套的。而且还是用他自己添油加醋地修饰过的语言讲故事。所以，更加引人入胜。有时候，一到下雨天，地里做不了活路，专门有人上街来到他的理发店一坐就是大半天。不为理发，专听他讲古！

在花坪税务所下边紧邻的是花坪派出所，那时我看好象就是龙中亮一个人，因为派出所的人腰挎手枪，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每当抓犯人、公判犯人时都可见派出所的龙中亮身配手枪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所以，在花坪，无论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派出所龙中亮的。有时候哪家的小孩子太调皮了，没法管，就拿出一句话吓唬说“再调皮，叫龙中亮来把你抓走！”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在哭闹的小孩顿时止住了哭声，再调皮的小孩子也规矩了。

龙中亮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在花坪当公安特派员。他的前任是一个叫杨太恒的任过花坪的公安特派员。

龙中亮是高坪人，红胖子脸，一脸的威严，很有特派员长相（像）。随时都是一盒子炮挎起，那时好像整个花坪也就他一个人管治安，还搞得不错。如果要抓人，只要点几个民兵，他带去就解决了。

顺花坪镇老街这排带翘角檐封火墙的徽派特色房屋再往前走，紧靠高高的翘角檐封火墙边有一小栋房屋，住的是黄正鹏一家，他们家是贫农，过去很穷，当时在街上以赶鞭子（制造鞭炮）为生。黄正鹏家下边紧靠着就是一溜青石板台阶，从街道边的一道小巷子一直向上伸进去，顺着往上能隐约望见有亭台楼阁。我早就想，那肯定是一处有风景的地方，但我却一直没上去过，一直到后来连同整个老街一起被拆得踪迹全无。现在想来，很是遗憾，就是去留个照片也好呀！

我去年（2013年）9月回乡，虽然所见整条花坪老街都旧貌换新颜了，但仍念念不忘这个地方的亭台楼阁，为此，特地访问了居街故旧，听他们说起那亭台楼阁处的故事。

原来，我那时所神往的亭台楼阁处，就是花坪老街上的王爷庙。是当年花坪有名的四大庙宇之一，另外三座分别是田家坝上边的周家观、李家坡的那个庙和垭围坪西面过去不远汪家荒的潮水寺。原来这几座庙里都是有钟的，因为经常有香客去进香的时候要撞钟。但在这四大庙宇中，就数花坪老街这座王爷庙里那口钟最大。可以想见，当年山寨古镇，但听晨钟暮鼓，是怎么样的一种边城生活啊！王爷庙里那口钟，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担负过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当作过花坪街上防空警报之用。那时，只要一打听到有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了，王爷庙里的洪钟就敲响了。满街上的人只要一听到王爷庙里的钟声，都纷纷往街背后两边山上跑，找地方躲藏起来，避免被日本飞机轰炸。

刚解放后，新政权不信迷信，庙宇里香火冷落。王爷庙里的大钟据说是花坪小学弄去做校钟了。但又有一说，认为花坪小学的校钟不是花坪老街上王爷庙里的那口大钟，而是汪家荒潮水寺里面的那口钟。此说我比较相信，虽然我从没见过花坪老街上王爷庙里的那口大钟，但我当年在花坪小学读书时所见上下课时敲响的那口钟比较小，可能还真不是王爷庙里的那口大钟。那么，王爷庙大钟哪里去了呢？岂不成了花坪镇之谜？我想，是不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给砸毁当作破铜烂铁给扔进土高炉里了？在那些个荒唐年代，钢铁没炼出来，不知毁掉了多少好东西啊。

说到校钟，我所见二中用的校钟完全是一枚硕大的炮弹头形状，不由得使人猜想：难道是当年日本飞机来花坪上空轰炸时丢在花坪鸭子水的那颗炸弹的弹头？现在由于二中已于2013年7月正式搬迁，那口貌似炮弹头的“钟”又被花坪小学搬去挂在那里作为花坪小学的校钟了。

还有，据说唐坪小学的校钟就是搬去的李家坡庙上的那口钟。

再说那王爷庙吧。听说在那上面，就是在王爷庙附近有一个洞，洞里有一股水。我想，这可真是一个有风水的地方啊。

一次，我回乡到花坪街上玩，访问旧友，问到过这个事，他们说，后来是街上的田大远要在王爷庙这个地方起屋，把王爷庙附近的那个山泉水洞周围的地买了打碎石，就把这个山泉水洞也圈进去了，等于就归田大远所有了。

又一次，我将这《梦回花坪镇》的初稿送请家住花坪老街的刘仕廉老师审阅，他给我讲了一段有关这座王爷庙的史实。

他对我说：“有人说该庙为药王庙。1996年正月6凌晨30分左右，一记巨雷般的响声撕破夜空，紧跟着是猪子的惨叫声，待天明一了解，方知是药王庙后庭坍塌了。花坪镇几百年的宗教建筑禁不起丙子年岁首的雪压重荷而轰然垮塌。随后的几天里，后面的土石还零星的不断跌落。住在偏房里的孤寡老人黄轩芝还不时出门看看。据后来参与拆除后厅残壁断柱的田世界说，药王庙的梁椽上写有；‘乾隆九年造’的字样，即公元1744年，距垮塌时有250多年历史了。”

哦，原来如此。

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述啊，由此可知，我的故乡花坪镇起码也有二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年古镇。要是当年在拆除王爷庙的残壁断柱时所见写有“乾隆九年造”字样的那根梁椽还在，那可是咱花坪镇一级文物呀！

而那王爷庙呢？就是原来在那下边居住的黄正鹏家买了的。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政策放宽了，可以允许外出打工挣钱了，黄正鹏家原来生活很困难，但穷则思变，他的几个后人黄大美、黄斌长大成人后，就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得好一些。特别是黄斌家，姊妹多，刚刚改革开放时，他们家外出打工比较早，挣了点钱，就把这座王爷庙买了，把庙拆毁后改建成平房了，他们在房前还修了一个小花园。现在庙已经不在了，如果仔细看，王爷庙地基的痕迹可能还能辨认得出来一点点。但原来从老街边一直通到王爷庙门口的那一码用麻条青石砌成的多级台阶可能还在。

在通往王爷庙的青石板台阶的小巷子下边紧靠着居住的是一户金姓人家。这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金业大，一个名叫金业明。这弟兄俩特别聪明，在当时街上小有名气，但也很调皮。记得那还是我在花坪小学读书的时候，下午放学了，我们一伙乡下孩子结伴回家，途径老街，要路过金家门前马路。走到这里时，好多同学都过去了，金家弟兄中有一个把我给拦住了，硬是不让走。我走马路左边，他就在左边挡住我，我走右边，他又在右边挡住我。我急得哭了，他还不放过。这时，住在金家对面的也是我同班同学田灯英的妈妈出来了，对金家兄弟训斥说：“人家一个乡下学生娃，你们莫要古（欺负）人家，让人家走嘛。”见有大人出来干涉了，金家兄弟才罢手放我走了。想起这件事，我真是对田灯英的妈妈感激不尽啊！其实，那时我们都是小孩子，可能他们看到我是个乡里的娃娃，人又老实，故意拿我开心吧？

说到田灯英（后改名李灯英），是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她家就住在金家对面，也是在杨爱平、杨亚平家房屋下边一点。田灯英家的房子并不宽余，我记忆中好象是临街的一窄间，最多也就两、三米宽，但进深比较大，是那么一窄条伸进去的。田灯英家门前和对面金家门前之间的马路略带一点儿坡度。我猜想：在解放前，这老街没有像如今的建官公路穿街而过时，肯定是也像现在的新街一样全铺的青石板。而在这略带坡度的地方，那时肯定是数级青石板台阶。所以，这里几乎成了整条花坪老街的分水岭，再往下的房屋一直到老街的尽头大街口，屋基整个都要低下去一截。

从田灯英家再往下直到叶藻轩家，整个这一长溜的老街房屋住了很多家，现在我已不能一一历数了，只能拣那么几户我略知一二、有些特点或有故事的人家来说了。

依次道来，就在田灯英家下边，有一家人家，姓什么我忘了，好像腿有点残疾，走路不太方便。可这个人非常聪明，经常自己琢磨着捣鼓一些小玩意儿卖。后来，专门从事藤椅编织。他是从给别人修理破旧藤椅开始的。那时我在花坪小学上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这老街上过，路过他家门前，总见他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给人修理破旧藤椅。后来，他就自己编织起新藤椅来了。为采集编织材料，他经常到乡下去找来一些诸如金银花藤或其他一些可供编织的藤条。我们路过他家门前，常见他在那里精心地刮藤条上面的皮，把一根根藤条刮得白白的、匀匀的、滑滑的，编出的藤椅很漂亮，常有人来买。那时还不时兴沙发，公家在办公室里摆上几把藤椅，就是很有挡次的了。有些老师在学校的办公室或家里，也以能摆一把藤椅为荣。而当时在整个花坪镇好像也就这么一家编织藤椅的，往往还供不应求呢！

冯铜匠有个女儿叫冯华翠，还有点印象，长得胖胖的。

在这块空地边，是田大谦家的房屋，田大谦在花坪街上也是一个算得上的人物，他上过黄埔军校（后面要专门提到），他家这栋房子在当时花坪街上，算是比较好的房子了，里面还修有木亭。后来，听说这栋房屋是街上的范宏青老师的后人买了的。一次，范老师在那屋里的时候，那木亭因多年失修，突然踏了一角，差点儿把范老师压在里面了。

在这块空地后面是田大习家的房子。

再往下，就是花坪镇赫赫有名的大盐商“先记田兴盛商号”的主人田明先家族的房屋了，那肯定不是他们家全部的房屋，而是解放后所属他们家族其他的房屋分给别人后剩的供生活起居必有的几间房屋了。如今，田明先最小的儿子田大林居住在那里。

田大林我比较熟悉，他天姿聪慧，琴棋书画样样喜爱，且极具事业心，我每次探亲回乡，总要到花坪镇田大林家畅谈一番。他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从古到今、海阔天空，几乎是无所不知，无事不晓。而且很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新奇观念不绝于口。

我记得，是他最先觉得应该发掘花坪的文化底蕴，要开发花坪旅游。他不仅是说说，而且还利用他担任花坪文化站站长的方便，在各种合适场合大声疾呼要宣传花坪文化。后来，果然事与愿投，引进一个武汉的大开发商，在花坪开发了小西湖、黄鹤桥景区，并将此纳入整个清江旅游的重要景点范围，就这一下，花坪镇火了。每年一入夏季，由于这里地处二高山，气候宜人，加之有风景可看，涌来花坪的游客络绎不绝。花坪镇更热闹了，花坪人民从接待旅游中也获得一些收益。而田大林呢，接着又恋上了写作，摄影，一口气就创作出近七万字名为《千古奇观风情画廊》的花坪旅游解说词，语言精美，故事引人入胜。凭借旅游的发达，他还拍摄了很多精美的摄影作品，反映花坪山川的美丽，彰显花坪古老风俗民情和文化生活的丰富，歌颂花坪山民生活的幸福！

田大林的大哥叫田大生，是著名的建筑家。

由此，使我联系到一个问题，虽不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子生儿打地洞”，那是毫无根据的血统论。但，优良文化传统的遗传是真有。有道是“造就一个百万富翁，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要造就一个贵族，那是要经过几代人努力的。”

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一说起贵族，我们就反感，一概斥之为剥削阶级，那是不对的，贵族应该是指有教养的家族。田大生、田大林这么杰出，是不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良好家风的影子呢？我想是！

当然，不是说家风好，后代就一定优秀，豪门出逆子的现象也不少，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

在田大林家隔壁，好像就是叶家。家中有一个老年人叫叶藻轩，瘦高个儿，一脸斯文相，平时说话都是轻言细语的，走路文质彬彬。

我听田明芹老师讲过叶藻轩的一些趣闻。比如说他平时生活很节俭，在吃豆豉时都是用筷子夹起来一颗一颗地慢慢咬着吃的。有时一粒豆豉（一颗黄豆大小）只咬了一半，吃不完，都要放在盘子里留作下顿再吃。

还有，他们家特别讲卫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简直是有点儿洁癖了。平时无论何时，他们家里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屋里到处找不到一点儿蜘蛛网。别人到他们家去，走到门口都要自觉地把沾在鞋底上的泥巴擦干净了才进屋。即使是这样，等来人一走，他们马上要拿抹布把别人刚才坐过的椅子再抹一下，还要把地板也擦一下。很有点像如今城市人住楼房的那种刚刚搬进新屋里的人对卫生的那种讲究。他们家在那个时候就这么文明仔细，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优秀文明的家风！

这些都是后来我听人传出来的佳话。其实，关于这位老人，最出奇的一件事是说他在和别人下相棋后给“下死了”。事情是这样的：

叶藻轩老人平时喜欢下下象棋，有几个固定棋友。一天，他老人家正在和老棋友鏖战时，感到有点不舒服，对坐在对面的棋友说：“我脑壳有点儿晕，想去睡哈。”说着，准备起身进房屋去睡会儿。他的棋友说：“我也要吃饭哒，你先去睡哈，我也要回去弄点饭吃哈哒再来和你把这盘棋下完。”于是，起身扶着叶藻轩到房间去躺下了。出来还对叶藻轩的后人说：“他说要睡哈，我回去弄点饭吃哒再来，你们等哈到他睡的房间去看哈啊。”过了不一会儿，后人到叶藻轩睡的床前去看，他已经去世了。

就此，在花坪街上传出一句歇后语“某某某的象棋——将死人”。

叶藻轩的孙子名叫叶瑞民，是我在花坪小学读书时的同学，长得白白胖胖的，一手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当时在花坪小学街上有三位同学的乒乓球打得特别好的，有两个是住在街镇上的，一个是叶瑞民，一个是曾奇勇（我在二中读高中时的同学，后来，我在新场小学民办教师的任上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他接我教的那个班继续教语文。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他以考试分数居建始县考生前列而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现在安家于美国）。后来，叶瑞民负责建始县城自来水公司工作。有一年，我探亲回家，受到他和侯燕平的热情接待，至今难忘。还有一位名叫余芳举，乒乓球也打得好。是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家住乡下，但他爸爸是花坪粮管所的干部，有时也在他爸爸那里住。

让我们再回到老街的对面，还是从那似乎有过青石板台阶的“分水岭”处说起，在田灯英家对面，就是金业大、金业明兄弟的家。从这兄弟俩的住房往下数，一直到老街尽头的大街口，住有不少人家，绝大部分我都不记得了，但有几个同学和三位尊敬的老师印象深刻。一个是胡德春同学，她的弟弟胡德平，长得胖胖的，为人很厚道，还挺喜欢开个玩笑。我们那年一起参军到了湖北省军区郧阳军分区，由于他在家就会杀猪，每当逢年过节部队连队要杀猪了，都是他当“杀猪佬”。由于他性格极好，战士们都很喜欢他。可惜，后来因故去世了。据说的是在当兵的当地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位女孩子是郧阳地区郧西人，而胡德平他们的老家原来就正好在郧西，这样一来，胡德平算是找了一个家乡人。）开始关系很好，后来不知怎么又不行了，胡德平一时想不开，没经受住感情上的挫折，轻生了。

在这条街上住还有黄光生家，我昔日在花坪小学读书的同班同学向英武他们家就住在黄光生家屋的后半部分。在向英武家隔壁住的是刘吉平，还有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刘允文的家好像也在这一带。往下，是吴学力家的老屋，隔壁住的是朱正林家，再往下就是赶马车的师傅（吉光钟的父亲）家住的地方，还往下是田大清家，解放前是一个姓廖的医生住的，这个姓廖的医生就是花坪街上后来很有名的中医朱大轩医生的师傅。田大清家下边就是我的好同学田温伟家了。

先说向英武，据说从我们李家的大家族来说，他们家和我们还扯得上亲戚关系呢！他的哥哥叫向英文，也参过军。而向英武呢，我俩不仅是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在1976年又是一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在湖北郧阳军分区服役。

向英武长得个子小巧，一幅娃娃脸，笑起来还有俩酒窝。特别是穿上军装后，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战士！那时我们刚一入伍，还在新兵连训练的时候，他的可爱、机灵就被军分区首长看上了。

新兵训练还没结束，他就被军分区机关挑去警卫排了。当时，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后来，他在当兵的当地找了对象，成了家，在第二故乡扎根了。

这些，都是我在写这篇《梦回花坪镇》过程中，采访时听说的。我为我有这样善良可爱的同学和战友而高兴！

再说我的好同学田温伟。我那时和他同班在花坪小学读书时，见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蛮逗人喜欢，一说话就是一脸地笑，真是人见人爱！

听说田温伟有兄弟好几个，老大叫田温玉，老二叫田温林，田温伟是老三。他们的父亲叫田寿先，在恩施地区教育界是比较有名的。有资料介绍说：田寿先1955年从利川调到恩施任管教育的主任，还到省教育厅当过训导员。1957年随张体学省长任文教战线的巡视参谋，1958年任恩施专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1961年至1983年在利川二中（团堡高中）任教。后任利川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总编。

后来田温伟和田温林都跟父亲到利川去了的。听说田温林在利川当过管人事的局长。

据说田寿先夫妻俩去世后都是安葬在花坪的，因为他们是花坪出去的，花坪是他们的老家，这叫叶落归根。

那时在花坪小学，也可能是都性格温和，我和田温伟同在一个班，是非常要好的同学。他家我去过。那是有一年冬天，他向我讨要几根竹子，说要方（编织）一个烘篮（山区孩子冬天提在手上暖手的东西，外面是竹做的一个框架，里面放有一个用陶钵做的火盆，里面放上草木灰，再在上面堆放一些燃烧的木炭。既可取暖，也可以烧洋芋，烤包谷粑粑。那是山区孩子冬天上学必备的用具。）我叫父亲给砍了几根，一天早上上学时给他带去。送到他家里，他妈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不停地叫“劳慰了！劳慰了！”边说还边给我找好吃的东西，硬往我手里塞，我记得是杂糖什么的，特别香甜。

就是那一次到田温伟家，我见他们家和紧挨着他们下边隔壁的高明智老师家的房屋，在整个老街的这一段有点特别，似乎要特别精致一些，可能是过去做过生意的木柜台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二层木楼上的窗户是带万字格兼回文格花样的。而且我在田温伟家还看到一些家具陈设都很古朴，那装糖的白色陶瓷罐上有精美的古代风俗绘画。后来我向熟悉这一带的人打听，才知道，就是在这几间房屋里，在解放前是花坪邮局所在地。

隔壁高明智老师家呢，我没进去过，但见过高老师的爱人，还有不知是他爱人的姐姐还是妹妹，长得都是一表人才。而且看上去既有仪态迷人的大家闺秀风韵，也有特别能干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女强人”的面貌。高明智老师的老岳父名叫叶仁山，做过收购山货的生意。

对于高明智老师，我是熟悉不过了，听说他是成都大户人家子弟，那种出身有教养之家的风度在高老师身上时时可见。那时在二中，高老师地理课是教得最好的。可以说是教地理的专家、权威，但高老师丝毫也没有权威的架子。温文尔雅，非常平易近人。老师、同事都很喜欢和他交往，学生对他更是由衷地尊敬。

在高老师下边隔壁，就是我敬爱的田明芹老师和田明寿老师的家了。

在学生时代，田老师是我的老师，但我们师生之间亲密无间。

后来我在新场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时，田老师也在那里教书，我们又成了同事。

田老师不仅以长辈般地关心、引导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成长，还虚心向我们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在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新场小学的老师，经常有我、有侯著菊老师、田大奎老师、胡光焕老师，有时还有罗继兴老师、向大杰老师、黄大存老师等到田老师家聚会。我们谈天说地，说教育、讲生活，也话世风，颇有文人聚会的学社风度！其实，田老师的这个家住房并不宽余，我们去了以后，全是在临街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既作卧室又是会客厅的房子里喝茶、聊天的。就这，我们都很愉快！

谈笑间，师娘专为我们做的一桌丰盛饭菜就好了，招呼我们上去在这间房子的后面稍微大一点的一间既是厨房又是餐厅的地方吃饭。有时，也把饭桌就摆在这“客厅”里吃。

田明芹老师原来的老街上的这处住房，当街一面不宽，就是一间房的宽度外加旁边一个大约一人多宽的一条走道直通到里面后屋，我看也就是丈余宽的样子。但进深大，往里走，一直伸到屋后山脚下。所以，后面进去的空间还是不小的，过去不仅开有栈房，后面还有关马的马圈。田明芹老师的爱人是唐坪很有名望的谭家姑娘，每当后家亲戚骑着高头大马来走亲戚的时候，就是把马关在后面马圈里的。

其实，当时整个花坪镇居民的住房基本都是这样：从外面看，很多都是窄窄的一间或几间房，而往后面去，进深都不小，都是一直伸到屋后山脚下的。这样，在花坪这一古镇有限的街区，就能尽量多的住一些住户。

在田老师的住房下边附近，应该就是范宏青老师的住房了。我和范老师相识，那是田老师因在老街上住房太挤，后来在新街的原来办过棕骨厂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皮，新盖了两间房屋。后来我回乡探亲，到那里拜访田老师时，他老人家专门请来几位好友老师来陪我玩认识的。当时田老师请过范宏青老师、刘成诗老师、孔庆彪老师和田大林、陈文来、朱一明等好友。范老师为人也很好，有一次还同田老师等好几个人到我家去过，我们一起照过相，这张合影非常珍贵，我至今保留着。

说到这里，花坪老街的主要部分基本上快说完了。再往下走，就该到花坪镇一处特别喧闹繁华之地——谷行了。

这谷行就设在大约是范宏青老师家的住房和谭文溪老师的住房之间那一带。

说起花坪镇老街的谷行，那可算是花坪镇一处热闹而颇具民风民情的地方啊！

这里在当时可说是花坪老街的一处重地，它的右后方是老街的主体部分——正街，靠左手边出去就是大街口，靠右手边过去经过一段极富山镇特色的风雨桥式街巷的尽头就是小街口。而谷行就正在这三面交界的三叉路口形成的三角地带，从风水上讲，真是一个人气和财气交汇聚集之处。

当年，在这里当街矗立着一个木制亭子，下脚是四根粗壮木柱，上支一飞檐翘角斗拱凌空的亭顶。就在这木亭下脚那四根粗壮木柱形成的空间，成为谷物交易旺地。

据说当时这里的谷物交易用的衡量器具不是杆称，而是用一种木制的升子和斗来量的。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担。

在谷物交易中，为显公平，在用升子或斗衡量之前，谷行的经纪人要把什子或斗当众高高举起，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地翻看，并用一把厚木片制成的量尺再敲打升子或斗的底部，证明没有做手脚的夹层。

经过一番严格检验后，才开始逐升逐斗衡量谷物。而且当装满后还要将升或斗摇晃几下，以致装实。再用量尺沿升或斗边缘横推一下，保证将谷物装满。最后，还要另外用手捧几捧谷物堆在已装满并将口面推平的谷物上面，隆起金字塔状，这样让买者觉得不仅没有缺斤短两，而且还有多的，买得满意。

这里，可见古镇商业优秀民风，可以真正实地见证和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商不尖”，而不是后来被人误作的“无商不奸”。

物以类聚，因谷行人气旺，生意好，也带动了附近的小食业兴旺。在谷行两边居民临街的房前青石板台阶上，到处都是摆卖小吃货的，米粑粑、涝糟（也叫米酒）、面条、炸油滋、炕洋芋……为这里生意客解决了吃饭问题。

当年在这一带私人开的栈房也是一家挨一家，为到此进行谷物交易的远客提供住宿方便。

说花坪镇当年称为“小汉口”，就此可见一斑了。

如此繁华的谷行，解放后不久，因粮食属国家统购统销物资，民间大宗谷物交易不再允许，谷行冷落。

后来，可能是修建官公路的缘故吧？谷行被拆除了，我小时候就没见过，但在原谷行那一块地方，若大的一块三角形的空地还在。

现在，让我们以原谷行处为出发点，往左右两边看看：

先说左边，就从范老师家说起吧。从范老师家一直往左手边去，就是老街古镇的出口处，故名“大街口”。

在那一带所住人家我不是很清楚。

就在原来的花坪谷行这一带，好象是住的有我原来在花坪小学的同学，名叫叶新顺。当年我们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中，她算是个子比较大的，大大的眼睛，胖胖的脸，穿着很朴素。经常就是穿一件洗得有点儿旧了的布衣服，好象是浅蓝色的，还是那种衣襟顺右手边斜下、扣的是布扣子的那种。不知后来是不是一直住在那里？

2013年9月，我因事回故乡。就是在那些天，花坪老街上的好友田大林的母亲去世了，我和孔庆彪老师、陈延发老师同去拜祭。在那里吃饭时，在和我同桌，就坐在我对面大约有三、四个女同志中，见有一穿粉红色上衣，长得胖胖的女同志，看模样极像叶新顺。但我又不敢喊，因为自当年（大约是在1964年左右）在花坪小学我们是同班同学一起读书后，几乎就没怎么见面了，时隔整整半个世纪了，难道样子还没变？

吃罢饭后出门，在街边我见到了也是当年我们在花坪小学同班的同学田少雄，我给他讲起刚才在席上吃饭时见到一位女同志好象是我们的叶新顺同学。我把长相和穿着一描述，田少雄十分肯定地说，那就是叶新顺！

我真后悔没跟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打声招呼。顿时，感慨万千。

如果我刚才见的真是叶新顺，那就更令人惊奇了。俗话说，“女大十八变”，我看叶新顺就没怎么变，还跟50年前（那时她大约也就是个八、九上十岁吧？）我们在花坪小学同班读书时的模样差不多啊！不然我一看就总觉得很像呢？

那时同班的同学有姜大琪，是我们的班长，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也属班干部之列。还有邓家湾的向宏碧，是和我上学、放学一同来去的好朋友，也是好玩伴儿。还有很多记不得了，但唯有两位同学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一个是田大锦，在和我们同班期间，一次（大约是在1971年下半年，应该是林彪事件、即9.13事件不久），好象是有人发现说他在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具体内容不知道）。这一下可不得了，因为那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师组织我们全班同学集中火力批判田大锦。要他作交代、作检讨，但没有把他单独拉出来斗争，而是全班人坐在教师里听他搞交代、作检讨。其间，他每讲没几句，就被“田大锦要老实交代！打倒田大锦！”的口号声打断。由于我当时是班上学习好、表现也还算积极的学生，又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老师特地安排我带头喊口号，我也扯起嗓子跟同学们一起高喊“田大锦要老实交代！打倒田大锦！”当时觉得在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表现积极，现在想来，是十足的愚昧和可笑。当然，最愧疚的还是对不起田大锦同学。因为自那次开过他的批判会后，学校就把他给开除了。不知后来他的人生道路是怎么走的？就年龄来说，肯定和我一样，都成老头儿了。

在这里，我应该向田大锦同学致以诚挚的歉意！在那些个全国一派混乱的年代，往事不堪回首啊。如果你还健在，那么，我们好好地生活吧，安度晚年。

还有一个同学，记不得姓名了，是后来听人说他也是参军了，还参加了1979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他是负责运输弹药的汽车司机，在一次为前线部队运送弹药途中，遭越南炮火袭击，壮烈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在后来的日记中专门追记了这位伟大的同学。

好了，暂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继续聊点花坪风情吧。

接着，还是从谭文溪老师家往下走，我在花坪小学有两个同学就住在那里，一个名叫田少雄，一个名叫田少荣，是同胞兄妹。他们俩兄妹当时在我们班上是有点儿受欺负的。而且田少雄还不怕事，有一股不甘受人欺负的劲儿。

记得当时我们同班有个家住落坪再上去好象是桥河一带的顿祖志同学就老喜欢拿他开玩笑。在下了课的课间休息时候，就在教室里追着他说“四雷！四雷！”。田少雄听了，火冒三丈，追着顿祖志就打。顿祖志呢，就是喜欢搞得讨人闲，真正动起家伙来他又害怕了，躲都躲不赢。为什么田少雄听不得别人对着他喊“四雷！四雷！”呢？因为据说那时他家被划为“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了，顿祖志口中喊的“四雷”是“四类分子”中“四类”的谐音。所以，一听到这就感觉受到了极大侮辱，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就是在2013年9月，花坪老街上的好友田大林的母亲去世。我去拜祭的那天，就是在原来老花坪镇老街的谷行那块三角地带，见到了田少雄同学。

谈话间，见他脸上露一丝忧虑，估计日子过得并不怎么称心。

仔细一问，他说，现在病了，身上有好多毛病。说着说着，他回忆起一些往事：那些年我们成份不好，抬不起头来。慢后自己找了门路，准备到神农架去当伐木工人，下苦力挣饭吃，街道上又不让去，硬是把我们卡死了，唉——。

听着他长叹一声，我也感到一阵心酸，安慰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政策比以前好些了。”

他说：“政策是比以前好多了，人也老了，又病了，我们这辈子是搞不好呀的吔。”

我只好安慰说“日子还要慢慢过呀。”

他说：“是的。”

因那天我还要去我高中的好同学周学武家探望，就此别过。

心想，我退休后，回到故乡，一定要尽量把我当年在花坪小学同班的一些同学召集在一起坐坐，一起回忆回忆我们难忘的花坪小学岁月，一起说说这些年来各自走过的人生道路。

以上说到我的小学同学田少雄，是说子女。在那个年代，如果成份不好，大人更惨。

也就是在花坪镇老街上，有一个名叫田大旺的人，长得五大三粗，面色黝黑，很有点像《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据说他的成分也不怎么好，而且嘴吧还不饶人，所以经常挨斗。

让我们继续沿着这大街口走去。

在出口处，就是我的好友李德顺家的房屋。他已将老房翻修，盖成了一栋三层楼带拱形阳台的小洋房了。

在这一带，他这栋房子算比较“高级”的了。而这大街口其他的好几栋房屋都还是保持原来的木板房、青石板台阶，还有青石板铺面的街道。那是在2010年我回故乡给父亲扫墓时，到李德顺家玩，所见整条老街也就是在这大街口还存在这么一小段真正体现花坪镇老街古镇原汁原味风貌的地方了，现在可能也早就全拆旧建新了。

李德顺是我的好老乡、好战友（1976年2月我们一起参军并在同一个连队相处）、好朋友，我听他说起过他的父亲李青山的故事。

当年，在花坪街上有两个名叫李青山的，因年龄大小，被称为“大李青山”和“小李青山”。德顺的父亲就是那位称作“大李青山”的。

听李德顺说，他的父亲“大李青山”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为此，德顺专门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感人至深的文字《父亲》。

说到这里，对于大街口的出口处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在李德顺家门前台阶路下边靠左手边（田家坪方向），有一大片一直存在好多年的火烧残垣断壁，在我小时候所见就是这样，一直存留在那里，既没有彻底拆除，也没有人去修复，仿佛是故意要留下一点儿历史的痕迹似的，就好象是花坪镇的“圆明园遗址”，以显花坪古镇沧桑。但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几次都企图把它弄清楚这里曾经究竟发生了什么？其中存在什么样的故事啊？

2013年9月，我因事回故乡逗留期间，就此事专门向家乡有关人员打听花坪镇大街口这处断垣残壁的来由，他们详细地给我讲述了当年在那里发生火灾的事情：

大约是在1958年左右，当时花坪街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到县城里开会时，在会议上听说从今往后私人杀年猪要缴屠宰税，于是，他就在会议期间偷偷溜回家，赶忙把自家的年猪给杀了。由于杀得早了一点儿，怕肉不好保存（在我的家乡，一般是要过了大寒节气杀的猪肉才好保存，轻易不会腐烂）于是就连夜在屋里烧柴火烘肉。由于烘得太急了，吊在火头上的猪肉被烤得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油，猪油滴在火上，火越烧越旺，把吊在上面的猪肉给点着了，接着把烘肉的房子也烧着了。当时这古老的花坪镇居民的房子全部是木柱木板结构的房子，而且一家挨着一家，眼看火势起来了，隔壁人家的房子很快也被烧着了，很快就要形成火烧连营之势。

街坊四邻的人慌忙都跑来救火，可火势太大，人根本就近不了身。这时，正在二中读书的学生也赶来了，加上街上众多居民，一起排成一条人挨着人的人墙长龙，不停地一桶一桶地传稀粪往火焰上泼（这东西泼上去灭火效果比较好，而泼水反而越浇火越旺），同时，在火势蔓延的靠田家坪方向赶紧拆房子，一直拆到了田大旺家的房子那个地方，以阻止火势。就这样，在万分紧张中折腾了大半夜，才把火给灭掉，但仍然损失惨重。被烧毁了住房的有20多家。

当时陈世良（后面要提到，是在花坪镇有名的会下象棋的人，职业是当理发匠）的房子就紧挨着那位社长家的房屋，火烧起来后，他气愤不过，站在那里以控诉的口吻大声叫喊：“有些人就是怕缴屠宰税，偷偷回家杀年猪，烘肉把房子烧了，我们都跟着遭殃了啊！”听他在那里这样子的大声喊，马上就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去了。可能当时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他这一叫，真相大白，而又是直接涉及到社长，大概有不让张扬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过救火的中学生，现退休在家的一位教师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当时那个火呀，烧得是厉害呢！我们二中的学生都在住宿，一听见街上着火了，男同学几乎全部都跑去救火了。一个挨着一个地排成一长条队一桶一桶地传稀粪啊，那硬是搞了大半夜呀。最后，累得手都抬不起来哒，后来火是搞熄了，那一条街也烧得差不多了哇。我们救完火回到学校，天都快亮了，浑身上下都是大粪。留在学校没让参加救火的女同学就负责给我们洗衣服呢，搞得第二天有大半天连课都没有上成啊。”

据说在没有被火烧之前，花坪镇老街从大街口出来，往田家坪方向，街道还延伸出好长一截，一直到祠堂坡下面，全是街道。经过那场大火后，那条街道基本就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好多遭受火灾的居民都另找地方建房子住了，这里就成了一片废墟。也就是我看到的迷一样的“花坪镇的圆明园遗址”。但祠堂坡由于离得比较远，受损失相对小一些。那个祠堂坡上原先是花坪田家祠堂，也即是田姓家庙，是田家族长办公和处理族内大事的地方。直到1958年，那里的亭子都还在。后来，由于家族文化式微，祠堂功能逐渐失去，屋宇破败，无人修理。成了花坪街上有名的廖邪子（即大名鼎鼎的廖启森先生，后面要专门提到）的栖身之所。

再说谷行右手边。顺着这边一排青石板台阶走下去，就到了田柏荣家院坝里。田柏荣家在花坪街上，可说是一户充满创新精神的人家。街镇上的人称赞说，他们家的人脑瓜子好象都特别聪明。原先，在他们家自己设计制作的有可加工木器的车床，可以为人们加工窗户栏杆、床沿装饰床边装饰的栏杆和房子走廊的栏杆等。他们家还开过做油纸伞的作坊。如果那时候他们家晓得报请专利，说不定可获得不少专利权呢！

他们家善于发明创造，源于对新奇玩意儿保持一颗好奇心。他们家很早就有那种手摇上发条带动唱片靠唱针摩擦发出声音来的老式留声。像这样的稀奇东西可以说当时在整个花坪街上只有他们家有。当时街镇上一些小孩子，好奇心很强，经常站在他家柜台边伸着个小脑袋往里看。眼看着有人把那个大方盒子（老式留声机）旁边的摇把摇几下，然后把唱针移到黑色唱片上，随唱片转动，好听的音乐或歌曲就从那方盒子里出来了，大部分唱的是京剧。

后来，我在上花坪小学的时候，经常路过田柏荣家门前。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花坪街上唯一一个会修理钟表的人。经常见在他家门口或在新街的青石板台阶上面摆着一个小小的钟表修理摊，一方小桌，上搁一玻璃小柜，里面摆有修理钟表的工具，还放着几块待修理的手表、小闹钟什么的。桌后坐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人，头发蓄的比较长，有点儿像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那种发型，很有点儿知识分子模样，这就是当时花坪街镇上唯一的一家钟表修理店的田柏荣师傅！经常见到他坐在那方小玻璃柜后面，微低着头，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修理钟表。当时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属高技术活儿了，带有几分神秘感。

走过田柏荣家院坝后又要下一排青石板台阶就到吴耀廷家门口了。吴耀廷是当时花坪著名中医儿科专家。那时在花坪镇，小孩如有个肚痛不适，发烧咳嗽，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抱去请吴先生看看，而且基本上是药到病除，有时候甚至是手到病除。有些小儿的病，经他一看，根本就不用药，他给推拿几下就好了！关于吴耀廷在儿科方面的妙手回春之术，至今在花坪还流传着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

紧挨着吴耀廷家住的，就是花坪街上有名的杜昌盛，他家是烈属。杜昌盛家的儿子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的，后来杜绪兴老师到他家来给他养老送终。杜昌盛当时在花坪比较有名，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后面还要专门讲。

当年的胡道乾街长也是住在这一带。这一带还居住有一个名叫罗凤鸣的铜匠，人称罗铜匠。当年花坪街上的名医唐三先生也在这里住过，后来在新街靠大溪木方向一带新修住房后搬到那里住去了。

在这一带住过的还有我原来在花坪小学同班同学田国宪。他好象原来不住花坪，是后来从茅田搬家过来的，就在我当时在花坪小学读书的班上插班了。他长得中等个子，圆中略带一点儿方形脸，浓眉大眼，很精神。平时话不多，也不聊人闲，和同学们关系都很好，学习也好。一次我回乡探亲，问到一些当年在花坪小学的同学，有人给我介绍田国宪说：田国宪是田明玉的儿子，田明玉他们一共是兄弟妹妹三人，田明玉脚下还有一个弟弟叫田明安，一个妹妹叫田明秀。田明玉在龙坪区当过区长。是在“文革”时受牵连（可能是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了）回花坪来的，后来又走了，可能是评反后官复原职了。田国宪的妈妈姓周，是个医生。听说现在田国宪夫妻俩在建始当教师，现在可能也退休了吧。

在这里住的好象还有一个同学名叫田世翠，还有王翠梅，我们都同过学。

来到杜昌盛家门口，就已进入当时花坪古镇最具特色的那条短街了。

要说这条颇具特色的短街及街道走向和后来的变迁，还得从前面提到的谷行说起。

靠原来谷行的右下边，沿青石板台阶走下去，就可到修钟表的田柏荣家院子，从他家一直向下走去，基本上形成比较独立的一块，就是这条短街。从老街的主街道来说，已经偏向了右边，而且相对于后来贯穿老街街心的建官公路来说，它不正当公路边，公路是朝下走了，这条短街还是保持在和原来老街主街道一样的高度上。由于不当公路，居民门前的青石板铺地风格就保留下来了。

这一段街巷与整个花坪街道风格都不相同，可说是别具一格。整个街道顶上有从靠街上边居民房屋顺水拖下来的瓦面覆盖，下面的街道是一色的青石板铺地，行人经过这段街道，好像是在房子里面走一样。整个这段短街外貌有点像风雨桥式的，极具少数民族山镇特色。

一直到解放后，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从这下边的公路上经过，所见上边的短街，都还是那个样子。那时，说实话，那条短街本来也是个通路，而且是解放前花坪古镇老街的小街口要道。好像只偶尔钻进去匆匆忙忙地走过一两次，平时很少进去。因为一是一看到有顶棚，进去好象是到人家屋里去了似的，不好意思。二是建官公路朝下走了，我们一般上街，无论是从老街下到新街，还是到花坪小学去上学。都只要顺着建官公路走就行了，而且是走大路，何乐而不为？但对于这段短街，在我幼小的心灵，始终存在一种神秘感。现在想来，很有几分遗憾。当时，没有去好好领略一下这花坪镇唯一的风雨桥式的建筑和里面浓郁的山镇风情。现在，早就拆建得踪迹皆无了。

就是在2013年9月，我回故乡，带着十二万分的好奇，向熟悉这条短街的人问起里面的故事。他们说，那里面原来就是花坪最大最集中的卖茶叶的地方，即茶叶集市。

刚才说了，在这条短街里青石板街道靠外一侧是摆卖茶叶的地方，那靠里呢？是这里的居民。当初我仅有的几次从这里面走过，印象最深就是里面的住户门前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有的人家门边还有木柜台。每天早晨，把柜台上边的梭板一下，就可见里面的店面。这里有开中药店的，例如中医田世富（解放后在乌龟包那个中药店做药剂师，专门负责给病人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单子抓药、拿药和发药的）。从柜台上方望进去，可见古老的木架上一排排的中药小抽屉，每个抽屉上都用毛笔字正楷规规矩矩地标写着中药名称：“桂枝”“丹皮”“霍香”“杜仲”……，还有捣药的铜罐子，被手摸得瓦光锃亮。一看就是中医世家，更点缀了花坪山镇的古老。

就在这条风雨桥式的短街（这一带俗称“小街口”，我谓之“茶叶巷”）在快要出巷子口的门边住着一个叫王皮匠的，在他家门口有一长溜坡度比较陡的青石板台阶，台阶边还住有一户名叫刘际寿的人家，走下去就出小街口了，就到了后来解放后国家修建的粮店，即花坪粮管所。

还要回过头来说说正处在大街口李德顺家的房屋，这里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制高点，站在门口往前望去，整个乌龟包尽收眼底。虽现在已面目全非，但儿时记忆还依稀可见：

乌龟包之得名，并不在于这里有过乌龟，而是这里有一个圆圆的小山包，形似那乌龟半圆形的背壳。但这乌龟包的名称也有几分巧合，因为大家都知道，乌龟在中医药里面是一味很有名的中药，乌龟煲汤可大补，乌龟壳就是中药材龟板，能治病的。而花坪镇有名的中医院，就设在这乌龟包山脚下。据说，解放前，花坪街上的吴炳堂就是在那里开药铺的，可能解放后花坪镇人民政府的中医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变过来的，在这个中医院里面的有著名中医朱大凡、朱大泽等。

在乌龟包山脚下的花坪镇中医院门前，曾有过好大一片苹果林。那还是在大集体年代，花坪人民公社时生产队栽种的，属集体财产。

就花坪本地来说，其实并不怎么产苹果，但也能长。于是，不知何时决策，在这里植了一大片苹果林。我眼看着它从小树苗慢慢长大，逐渐成林。一到春天，开满白色的花，引得蜂蝶飞舞，老远就能听到采花蜜蜂的嗡嗡声，能看见飞舞在苹果林中的各色彩蝶。花期过后，挂满一个个可爱的小苹果。还没等苹果成熟，就是那些青涩的果子，已惹得谗嘴的小孩子垂涎三尺了，乘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溜进苹果林中“偷”吃青苹果。无奈，每当苹果树挂果季节，生产队派有专人值守，这时，贪吃的小孩子就和守护苹果的生产队社员捉起了谜藏。总之，机灵的小孩子一定有办法逮到苹果吃！还有极调皮的娃娃，竟邀约上一伙人，偷偷地绕到看守果园人的身后，冷不丁地扑上去将其按倒在地捆起来绑在背角处的苹果树脚下，还在嘴里塞上毛巾。于是，就大摇大摆地去偷摘生产队的苹果吃了。

可在“文革”期间，就是在这片苹果林里上演了一场真实的“捉谜藏”式的惨剧。

事情还得从“文革”时期的“打地主”活动说起。当年，伟大领袖发动“文革”，本来意在抓“走资派”，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永葆红色江山万年牢。那年月，好象基本上只要是当权的（当官的），几乎都有“走资派”嫌疑，没有几个不挨斗的。当时的花坪镇满街的大字报全是“打倒×××！”“火烧×××！”甚至有“油炸×××！”。如果哪个当权者脸上长有斑点，就会出现“打倒×大麻子”的标语，还有“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整个一派红色恐怖。而那些红卫兵呢，在当时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喊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好象整个世界都由他们摆布了，高唱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写到这里，我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处花坪镇平静的所在。

接着前面说到的那一片略带神秘而极富山镇特色的风雨桥式街道（即我谓之“茶叶巷”）往下走，那是一片老街与新街的过渡带。我设想，在解放前，这一段路一定犹如山间小路，路边长满了草。赶场的人们从花坪镇老街到新街去，仿佛是从一个集镇去到另一个集镇似的。因为从这里（指当年我所见）的建筑房屋还能略见端倪。这一片没有街道居民的房屋，而是国家建的粮店、粮仓。所以当人们走过这里的时候，就好比是上苍安排大家逛繁华的老街太累了，在经过这里时需要稍稍地轻松一下而特地造设的一段路程。也好像人们到这花坪镇来赶场，是融入了一个民俗的乐章，在这里有个休止符，特地让人们舒缓一下心情，然后接下来转入下一乐章。这样有起有伏，人们赶场更加兴致盎然。所以，这一片粮店就突然显得平静多了。我记得当年就是在这一段街道，在建官公路两边，靠西边是一栋栋很大的粮仓，装的满是包谷。

在这些大粮仓前面，有青石板铺面供翻晒粮食用的大晒谷场。每到秋季乡民们向国家交公粮的时候，成队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被脚背篓打杵子“武装”起来了，加入揹包谷到粮店交公粮的行列。只见一队队揹粮队伍行进在蜿蜒的山路上，蔚为壮观！

粮店收公粮的标准把握得非常严格，送来的包谷籽稍有点湿气，就不收。农民大老远翻山越岭把包谷籽背来了，交不脱，如果又背回去，费力不划算。于是，就将没有乾（干）透的包谷籽一麻袋一麻袋地暂时堆放在粮仓前这若大的晒谷场边，人就在旁边守着过夜，等第二天有太阳了把这些包谷籽倒出来晒，有时要一连晒好几天，才合符粮店的标准。所以，每年到收公粮的季节，这粮仓门前的大晒谷场就热闹起来了。

与大粮仓只隔一条建官公路的地面，是花坪粮店，是给花坪镇吃公家饭的有粮本的居民售卖粮油的地方。当时，那里可是一般平民百姓为之羡艳的地方！因为那些吃国家粮食的人只要拿着粮本，按照上面每月的定量，就可以在那里买到粮油。还有一定数量的细粮，如灰面（麦面）、大米等等，还能称到挂面。而这些东西在当年都是稀罕物，一般农民家里只有过大年才能吃上一点点。我那时是小学生，有时在粮店门前玩，就亲耳听一个干部家属拿着粮本在粮店里买了大米后喜滋滋地说：“有这个本本，吃点米都大样（这是家乡土话，意思是“光荣、自豪”）一些！”

记得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市场经济初现端倪，有平原地区的人长途贩运来一些大米到花坪镇设点换洋芋（土豆），好像是五斤洋芋才能换一斤大米，大家还如获至宝地争相换取。花坪镇的人有足够的大米吃，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花坪镇地处二高山，气候不适宜种植水稻，只有后塘、大洪寨等一些地势较地的地方种有稻谷，可以吃到一点儿大米，其他绝大部分地方主要种的是包谷洋芋，主粮也就是这了。就是现在吃的大米，也是外面运进来卖的。不过如今商品经济活跃了，只要有钱，买东西不难。

还是回到这粮店本身来。在紧挨粮店的下边隔壁，是一个整天不停工作的粮食加工厂。好象主要是磨面，其实就是一个面粉加工厂。那里有一个负责粮食加工的工人，是个男同志，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我在二中时我们文艺宣传队的那位拉二胡的黄姓同学的爸爸，好象是大里那个地方的人。当年，这位负责面粉加工的工人在我们眼中是把他看作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的。因为他在工作时是穿的工作服，那时穿工作服的人极少见。我们一见这样的打扮，就很自然地跟工人叔叔联系起来了，而工人叔叔在那时是很受人尊敬的。再说，那个面粉加工厂使用的是机器磨面，在我们眼中，那就更神秘了。而且能掌握机器的人，那时在我们眼睛里，不亚于现在的能“飞”上太空的航天员！所以，那时我们一班小学生在上学和放学路过这粮食加工厂时，都投之以惊异而极羡艳的眼光！

当时我有一个在花坪小学同班的同学，名叫余芳举。他的爸爸是粮管所的干部，由此，我们对余芳举也是有一种莫名的羡慕。而且余芳举在我们同学中算有特长的，他的乒乓球是打得最好的。记得在“文革”开始后，到处都成立红卫兵组织，当时在花坪粮管所的人就组织起了一个“鲁迅战斗兵团”，余芳举的爸爸就是这鲁迅战斗兵团的成员之一。

在粮食加工厂再往下，有一栋木结构民居，这是一栋独立的民居，和粮食加工厂之间还隔了一点儿距离，再下面也没有邻居。而就是在这栋独立房屋的门前是建官公路，过公路就是一条小山沟，一直延伸到癞子山（即青松山）脚下，山沟里是庄稼地。而在这栋独立房屋的后面是一个大窝坑，里面也是一片庄稼地。这样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在当时是花坪镇闹市里少有的单家独户。这里住有一户张姓人家，主人家名叫张远遥，是当时花坪镇上专门杀猪的，我们称为“杀猪佬”。他的儿子叫张继兴，也是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张继兴为人忠厚，一点都不撩人嫌，是我的好同学，因为我也是个比较忠厚老实的人，这叫同性（指性格）相惜。说起这位张远遥，当年在花坪街上是比较有名的。据说他因出身贫苦，根子正，靠得住，在花坪刚解放的时候他就跟黎政委当通信员，因为他没有文化，主要是做跑腿的工作。当时黎政委还有一个通信员，那是真正有点文化的，名叫张永权，后来一直担任花坪税务所所长。

据说当年（解放前）黎政委在花坪来搞地下工作时，是扮作一个卖针头线脑等日用小商品的走街商贩。那时就暗中和张远遥联系上了，以做小贩生意为掩护，把花坪情况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花坪一解放，贫苦人民当家作主人了，像张远遥这批人就成为了共产党政权最可依靠的骨干分子。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远遥可能是民兵骨干，据说他们参加过执行枪毙地主、恶霸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当年在花坪新街往田家坪方向去到二中的那个三叉路口处就枪毙过人的。

后来（那还是在改革开放前），张继兴家这栋独立房后面的大窝坑被填平了，盖起了花坪镇有史以来第一栋比较现代化（在当时来看）的百货大楼，成为花坪镇一景，也是花坪山民第一次感受到有些现代气息的商品售卖方式。至于独立房屋前面山沟的变化，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连同整个花坪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如今这条山沟早已填平，新建起了花坪镇人民医院。这不是本文要涉及的内容，留作二天我写《今日花坪镇》时再叙吧。

过了张继兴同学居住的那排独立木板房屋，再往下去，就到花坪镇新街了。而张继兴同学居住的那排独立木板房屋，到底是属于老街还是新街呢？不好定论，因为正处在老街到新街之间的过度地带。

说到这里，老街的素描基本要收笔了。但有一件特别有时代特色的事情还要在这里来说说，因为也是发生在老街上的事情。那就是在1958年开始兴起的大办公共食堂。当时花坪镇的食堂就设在前面提到过的在老街后来办孤儿院的那一排房子里。也就是现在田大汉、杨光生他们的住房那一带，一直到卯卯他们卖摩托车的那里。在1958年，这一整排房屋中间都是打通了的，是花坪镇的公共食堂大饭堂，里面摆满饭桌，供街镇上的全部人员在此就餐。

那时在食堂吃饭时，是分四批就餐的，第一批是下地干活的男劳动力先去吃，第二批是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妇女去吃，然后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去吃，最后才轮到在家的老人和小孩子去吃。每批就餐人员在开饭时要集中排队先打饭，然后就各自端着饭围着饭桌吃。在每张饭桌上面，中间放的是一木盆合渣。那合渣实际上就是放了几颗黄豆磨的一些清汤寡水的“汤”，几乎连人影子都照得出来。周围有几碟酸辣椒，下饭用的，其他就没有什么小菜了。

其实，那个年代虽说是办食堂，集体吃饭，好象是“吃饭不要钱”似的，却并不富裕，一听到开饭的锣一响，就要赶快往食堂跑，生怕去晚了没饭吃了。对此，我采访过亲身经历花坪街镇食堂岁月的紧张生活的田卫华，他是花坪街镇土生土长的见证人，他对我说：

“那个时候，只要一听到锣响，爷爷就带着我连忙拿起碗朝食堂跑。爷爷穿的是长布衫，跑不快。一到那里，我们小孩子和老人是轮到最后才打（分发）得到饭的。而且在打饭的时候，每人就是那么一木瓢瓢，不管你吃不吃得饱，也没得添加的，就是一木瓢。由于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三轮人吃过饭了，饭桌上的合渣盆早就底朝天了。”

虽然吃个饭都这么紧张，据卫华说，当时花坪街上还算是好的，起码基本上还能勉强吃得饱饭。说到这，他动情地向我叙说起当年花坪街的领导人——街长胡道乾。对于这位胡道乾街长我不是太熟悉，但他女儿胡德春、儿子胡德平我是熟悉的，胡德春是我在花坪小学同班同学，胡德平是我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一同入伍的战友。

卫华说：

“我们还得感谢当时给我们当街长的胡道乾，我们都亲热地称他胡家嗲嗲。当时到处兴起搞“浮夸风”，吹嘘亩产万斤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以此上报自己的工作成绩，但却是害苦了广大人民群众。好多地方因“浮夸风”厉害，搞得连饭都没得吃的。当时花坪街镇的街长是胡道乾，到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提到他，都还记得他的好处。

当时在街镇上，年纪比较轻一些的都亲热地称他胡家嗲嗲。就是因为他在那几年当街长的时候，不仅没有跟着搞什么“浮夸风”，而且还偷偷地隐瞒了一部分粮食产量。为解决当时食堂的吃菜问题，他把花坪街镇上的四个生产队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在大田里劳动的，有三个生产队属于这种类型。再就是专门搞一个生产队负责种蔬菜，称为蔬菜队。由于胡道乾街长这样比较合理的安排，工作上也还能实事求是，那几年虽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但在花坪街镇上每天不管干的还是稀的，总还有点吃的。在那几年，好多地方粮食不够吃，连草根树皮都吃。这些东西吃多了，屎都屙不出来，还要用人拿棍棍往外掏啊。上面的领导隔不得几天就要来检查工作。每逢有领导来我们食堂检查的时候，胡街长就安排做节约饭吃，也就是我们平时喊的吃糠菜饭，把黄豆叶子晒枯了揉成面后搀在包谷面里面蒸的饭。他就用这种办法来应付检查。”

卫华接着说：

“胡街长也很凶啊，他作风果断，从来说一不二的，看到有不顺眼的，他当面就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我就好几次在食堂开饭的时候，见他在饭堂高声说：‘给你们把饭吃饱，等一哈到田里做活路的时候不许偷懒啊，如果有哪个偷肩把滑的，就莫想吃饭。’这在当时可是最严厉的惩罚呀！因为如果你在食堂里吃不到饭，就意味着要饿肚子。当时劳动又抓得紧，毕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所以，谁都不敢马虎。其实，即使胡街长对人严厉了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也抓得很紧，大家都还是服他。因为跟到他，好歹能有一碗光饭（不加糠菜树叶子的包谷饭）吃。所以，现在只要一提到当年的胡道乾街长，很多人还是很感激他的。”

其实，这样的食堂是不能长久的。花坪街镇的公共食堂，在1960年就散伙了，各家各户又都回到自己家里开伙做饭吃。当一家人围着自家桌子吃饭时，其乐融融，也才真像个家。

在老街下边的街道之所以称之为新街，肯定是在老街之后修建的，至于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修建的，为什么要修建新街，是何人开始修建的新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那就还是凭我对新街的儿时记忆去走走看看吧！

小时候听嗲嗲讲过，花坪镇的老街和新街在解放前就有，但总是老街上热闹（即市场繁荣），而新街上相对要冷清一些（不过，新街的杉湾一带还是很热闹，即繁华的）。可一到解放后，老街突然就冷清了，而新街却突然热闹起来了。难道是解放了，世道变了，这花坪镇也“翻身”了？连老街热闹新街冷清都翻了个个儿？变成新街热闹老街冷清了？难道真是应了那句“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说到这里，在我们山区的一些神秘文化中还真有这么一说：那就是说，房屋也跟人一样，有走“顺运”的时候和走“背运”的时候，而且是轮着来的。

想到花坪镇的老街和新街的兴衰转换，是不是冥冥之中也是街运的转换呢？找不到根据，但可以分析现实。

现实的情况主要是，1949年花坪镇解放后，把政治经济中心人为地转移到了新街，当然也是新街的地理位置和商业格局决定的。解放后，不仅新政权的区公所建在新街头上，而且所有经济部门全部建在新街，如供销社及各种商店、新华书店、信用社、税务所、土产收购门市部、猪行以及卫生院和后来的邮局等等，还有人民旅社也设在新街上的原朱和中（辛亥耆宿、国民党政要）老宅里面，还有沿街两旁做小生意的个人摆卖等。于是，新街开始繁华起来了。

老街的繁华，是解放前的事，那时我还没出生，很多故事是听老人讲的。而这新街的繁华，却为我亲眼所见。

解放后，凡是人们说到花坪镇去上街赶场，那毫无疑问，就是去赶新街的场。因为在解放后，在老街上，卖东西的铺面几乎没有一家了，全成了纯粹的居民区。只有沿街的麻条石台阶，人家屋门边古老的木制柜台，还似乎在向人们述说昔日的繁华。

现在，我们就先从新街的入口处说起。

经过区公所前面的区署坝子，下去到新街，要经过一个像卡子一样的窄道，仅一米多宽，好象还不到两米。过了这道卡子，立即给人一种别有洞天，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只见下面满街都是熙熙攘攘赶场的人群。如果是热场，那简直就只见人头攒动。

就在这道卡子下右手边第一家住的是郭得胜家和潘裁缝家，第二家是吴学章，第三家是吴学际。那时，花坪街镇上做窑货生意的人摆的卖窑货的摊子基本上就固定在吴学章和吴学际家门前的青石板台阶上。

在这对面，也就是在下到新街的这道卡子的左手边第一栋房子里面（也就是从原来吴炳堂家的大宅院，即解放后的新政权区公所南墙根下）。是花坪解放后新政权的邮局（后来在花坪小学对面的木亭后北侧的小土石山处平整后新修建了花坪邮局后才搬走的）。邮局再下边就是吴学典家的屋。吴学典也是当年花坪很有名的老中医，因医术高明，后来被聘在湖北民院当中医学教授。

就是在吴学典家的那栋房屋里，居住过我原来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汪定祥和汪定明兄弟俩，人很聪明。汪定祥的眉宇间好象有一小块类似胎记的黑斑。那时，他们家在这里开的有比较简陋的手工印刷小作坊。我记得当时花坪小学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很多是由他们给印制的。就是在白纸上印上红颜色的格子，大方格的是大字本，略小一点儿方格的是中字本，更小一点儿方格的是小字本，还有作文纸格式的作文本，有印成一条一条横条形格的算术本等等。汪定祥家在花坪没住多久就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那里去了？

新街是花坪解放后新社会的商贸盛地，两边商铺林立，公私两种形式和谐并存。靠东边一侧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国营商店的，而在靠西边一侧的麻石台阶上，则是一个挨一个的个体小商贩在沿街摆卖，有窑货、茶叶、木器用具、绳索、蔑器、针头线脑、叶子烟（当地山民自己种植而且喜欢吸食的一种土烟）、火纸、绳索、小五金家什等等，可说是琳琅满目。凡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一应俱全。就是这条总共不足三百米长的新街，几乎汇集了当时花坪镇所有的商品种类。另外，平时还有沿街摆卖米粑粑的，5分钱一个，还有卖盐炒葵花籽的，是用一个茶杯量着卖的，5分钱一杯。在水果上市季节，还可见满街的桃子、李子、苹果、葡萄、柿子、板栗、核桃、梨、柑橘、柚子等各色水果摊应季而生，很多水果还是从清江岸边的景阳河揹上来的，把一个花果坪打扮得名副其实，极具山镇特色。

我经常看见在一入新街靠西侧不远处的沿街麻石台阶上就是一个常年专门买窑货的私人摊点，在这里出售的基本就是一些山民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茶罐、汤罐、瓦钵、沙吊子、土碗等等。另外，也还有一些棕绳、小五金之类的东西。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当时很受山民欢迎的一个窑货，而且是现在的人连说都没听说过的东西——夜壶。是在晚上睡觉中起来方便（拉尿）的物品，即溺器也，这可说是当年故乡人男性的专用品。在我的故乡花坪，属于二高山地带，冬寒夏凉，如果冬天晚上需要方便的话，床下有个夜壶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夜壶形状比较特别，是扁形的，在壶正上方安有手提柄，壶的一侧有一状如茶壶咀的东西伸出，就是通过这个壶咀往壶里面拉尿的。如果壶装满了，往外倒尿也是通过这个壶咀。所以，这壶咀的内径比男性生殖器略粗一点儿。就是这些山民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在沿街青石板台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供来往赶场的人挑选。

经常可见在摆放着一排排整齐的窑货边端座一位老人。个头不矮，一副大脸，头上经常缠着一条好象是用灰色毛线打（编织）的头巾，背微微有些驼了。穿着一身很朴素的土布褂子，一副土家山民打扮。虽已上年纪，从举止言行还可见透出一股不凡之气！这就是花坪镇过去大名鼎鼎的大盐商田明先老人。全国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田明先的“先记田兴盛商号”宣告结束，他将铺面折价为2200元，入股给花坪供销社，而他自己呢？就做一点摆卖窑货的小生意打发日子。所以，我们在新社会的新街旁的小货摊上还能看到他的身影。虽世道变了，人也上了年纪，但其诚实经营的风格没变，很多山民见了他都投以尊敬的目光。和他买东西待人也和蔼，如果嫌贵了，可以再讲价钱，在讲得差不多时，他会很随意地说：“算了，算了，看着把几个钱拿走吧！”

同样是在这一带摆卖窑货的还有名气仅次于田明先的一位人物，就是在前面写老街上那条“茶叶巷”口居住的杜昌盛老人，还有前面提到的老街上下象棋时去世了叶藻轩老人等等。

就是在这街边私人小摊贩中，常年的基本上就那么几个老头儿，整个街上都认识他们的。还有几位从乡下弄些土特产上街摆买的人，其中就有我家那个生产队一位名叫胡顺文的老人，瘦高个儿，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据说有一个算命先生看了他的相，还说他是个官相，将来要走官运呢！当然，这连他自己都不信。在那个年代搞大集体，他就是生产队一个从不参加集体劳动的人，整天就是胳肢窝里夹两把叶子烟天天上街赶百日场的人，哪来的官运？果然，我亲眼所见，他一直到去世，都是天天上街卖叶子烟的。记得当年生产队对劳动力出勤率抓得紧，生产队长找过他，劝说他参加劳动。他一听说要参加劳动，就马上不是喊腰疼就是脑壳疼，硬是说耐不活下田。这样搞了好几次，拿他没办法，也就只好任由他去了。

当时，在新街上，公家开的商店最有名的当数曹同志负责售卖东西的那个商店。卖的商品好像主要是油、盐、肥皂、线索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些东西老百姓天天都用，需求量大。曹同志的热情服务在山民嘴里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四乡八里的老百姓，说起花坪街上卖货的曹同志，都是赞不绝口！所以，只要是逢热场，在她柜台前总是挤满了人。只见她总是嘴里不停地同顾客招呼，手里不停地给顾客拿这拿哪，还要收钱，脚下更是不停地在柜台里面从这头走到那头。有的山民希望快点儿买了东西好早点回家，大声叫喊：“先给我拿，先给我拿，我还有事呢！”曹同志总是满脸微笑地说“等一哈，稍微等一哈哈儿，马上就给您儿拿！”在我眼里，当年的曹同志，论服务态度和服务技能，一点儿也不亚于在全国宣传的模范售货员——北京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张秉贵。这位受人尊敬的曹同志，就是我在前面写老街时提到过的杨爱平和杨亚平兄弟俩的妈妈。我们都亲热地称她曹同志，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而她热心为民服务的感人形象永远刻在花坪山民的心中。

与曹同志售卖百货的商店仅一巷之隔，并列的有一家规模很小的商店，是私人经营的，在那里卖货的是一个名叫胡明三的中年人。现在想来，在那些年的花坪镇的市场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除了在大街上沿街台阶上有私人可以摆卖日常生活用品外，竟还存在和公家的商店并列的私人商店？

在这家私人商店往下，和再下面的人民旅社之间，还有两间比较大的公家的商店，我记得有一家是专门卖布匹的，还有一家是卖什么东西的我都记不得了。但在这两家商店对面，我却是刻骨铭心地记得，那就是花坪镇新华书店！

新街上还有一个受人欢迎的地方，就是人民旅社（正在当时的花坪兽医站对面），就设在有名的朱和中故居，所以，如今那一段已经改名为“和中街”。

当时，旅社属花坪供销社管辖，姚福初（就是姚世范的爸爸）在旅社管住宿、管职工，人们都称他姚主任。我小时候经常见，他个子有点高大，脸胖胖地，头上梳的向后搭着的大背头，就是像毛泽东主席那样的发式。

当时在旅社里主要卖面食，就是卖面条呀，米粑粑呀，还有包子、馒头和米饭等。特别是1960、1961年那几年，正是生活很困难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凭粮票才能买。记得当时在旅社里可以买到几角钱一碗的素面，米粑粑好像是2分钱一个，馒头5分钱一个，还有发糕等。当然稍微贵一些的食品也有，有炒菜、肉包子。还可以在这里买二两白酒、炒一个小菜，坐在那里边酌边饮。我看到有的山民早上背一捆柴上街卖了，顺便就进旅社买几个米粑粑或是包子馒头什么的给家里的小孩带回去，那都是很稀罕的东西了。有的图嘴快活的就把卖柴的钱打二两酒炒一个菜当时就消费了。一般来说，在这里花几角钱吃一碗素面条的比较多，因为花钱不多，比较实惠。

这里也是我1976年2月参军离开家乡前夕住宿了一晚的地方，当时我们换发了军装后（但没有领章帽徽，那些是到部队以后才发给的），允许回家一次，同亲人见面后，第二天就在花坪镇集中了。这天晚上，除了家住在花坪镇上的新兵可以在家过夜，规定第二天早上一早一定要赶到区署坝子集合外，我们乡下的新兵一律集中在花坪镇的人民旅社住宿。我记得当我们在旅社住下后，晚上已经很晚了，母亲还把我弟弟李名奎带来看我。那时候弟弟还小，七、八岁的样子，见了我，依依不舍地看着我，呆呆地不说话，眼里含着泪，我也很难过，只见母亲强打笑容地对我弟弟说：“名奎，喊哥哥唦”。弟弟哽咽着叫“哥哥”。我当时真是难舍难分呀，当着那么多新兵的面，强忍住眼泪，答应：“嗳”，嘱咐弟弟：“我走了，在家要听大人的话，好好读书呀！”看看太晚了，我对母亲和弟弟说：“黑哒路上不好走，早点回去。”眼看着母亲和弟弟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走出旅社的大门，回家去了。

在旅社对面一点，是设在花坪的银行或信用社？对银行，我没有一点儿值得回忆的记忆，那时，山里的老百姓连称盐打油都要积积攒攒下几个鸡蛋拿上街卖了才有钱卖回来，何谈存款？所以，基本上是与银行无缘。我那时隐隐约约记得那时的银行就是给生产队发展生产贷款的，好像不叫银行，叫信用社。

在银行那栋房子背后偏北点儿，就是设在大核桃树下的猪行。

猪行，可以说是山区小镇一大特色。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牲猪交易市场。

说起养猪，那时还有政府给乡村农户分派“交任务猪”的做法，而且规定一定要长到120斤以上才能上交。为凑斤两，农户往往都在临出栏之前给猪喂一顿饱食的，也就不过如此。那时的人们绝对也想不出像今天一些不良商贩用加压水龙头硬给猪、牛肚子里灌水的。看来，现在社会确实进步了，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应该是狡猾）了，可良心却都给狗吃了。

猪行下边是李佑炳家的屋，他家对面是住的吴家，斜对面一点是吴学忠老师的屋。实际上从李佑炳家的屋这里开始一直往下到后来花坪供销社土产部这一段街道两边，地名都叫“杉湾”。

我想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这里还没修建街道的时候，到处都是长的茂密的杉树呀？想想，那时的生态环境可真好！但这种自然环境，可以说目前在花坪健在的人中，没有谁见过的，人们最早看到这里虽说地名就叫“杉湾”，可是连半根杉树也未曾见过，满眼是一栋紧挨着一栋的木板房，连接成一条山镇街道。而且，在解放前，虽说花坪镇的主要集市贸易大部分集中在花坪老街上，新街从整体上说，不如老街热闹，但在“杉湾”这一段，却是比较热闹繁华的，主要是摆卖布匹（家织土布）、线索以及山民家中经常少不了的日用小商品，再就是丝烟铺。当年，在杉湾开商铺的还有垭围坪李氏家族，其中就有李蘭儒与其胞兄开设的“李新发”和李系茂开设的“兴盛昌”商号，主要经营家织土布生意（当年，垭围坪李氏家族的家织土布在花坪是很有名的，成为当地家族纺织业的品牌），也做一些糕饼糖食、包谷酒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买卖。

据说后来，从官店过来一股土匪，为首的叫“肥四”，一入这“杉湾”，见东西就抢，走时还放了一把火，差不多把个“杉湾”街给烧光了，后来，虽然房屋又都重建起来了，但昔日繁华已经不再。“杉湾”连同往上走的新街主街，都比上头的老街明显地清冷了许多，直到解放后，新街才繁华起来，也主要是新街的主街一带繁华，“杉湾”的商业气象，仍显冷清，除偶有几家小店开业外，主要成了一个街道居民住户生活区了。

看来，杉湾的那次被土匪纵火焚烧，成为此地厄运。但却也有称得上是幸运的，我在回故乡探亲时就听说过一个颇带戏剧性但却是有点哭笑不得的故事，是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山村教师亲口给我讲的。他说：“我嗲嗲解放前在花坪镇的新街上的杉湾一带做过多年布匹生意，而且已小有积蓄。一次，从官店过来了一个土匪，不知是和新街上的哪家结了仇，于是故意纵火烧街，把当时的新街上的杉湾烧了好长一段，把嗲嗲的布摊子也给烧毁了，损失惨重，那硬是搞得血本无归了，后来就没有做生意了，种田吧，自己又没有多少田可种”。说话间，我见这位老师唏嘘不已，很有感慨：“还得喜那次把嗲嗲的布摊子给烧了，那一下就烧穷了。不然，解放后说不定要给我们划个地主成份。那就惨了。”我知道，那位老师的家族在解放后都是划的贫农成分，活得还算风光，真是万幸啊！

回过头来再说李佑炳，当时在花坪街上很多人都说他是个格古人（很有个性的人），平时不苟言笑。哪怕他的家就紧挨着人来人往的猪行下边，一般人对他家也不敢随便去打扰的。所以，虽紧靠嘈杂的猪行，家中却能有难得的清静。他家我去过，是那年他请我的舅舅（我舅舅游祖福是我们家乡一带有名的木匠）给他家装新屋的时候，母亲叫我晚上去接舅舅到我们家来玩。

在我印象中，李佑炳是中等个儿，偏瘦，脸上腮边有黑色的小络腮胡子。虽然好多人都说他是一个格古人，其实，到他家里去，他是非常好客的。

那天晚上我去接舅舅，已经收了工，吃过晚饭，李佑炳正在陪着喝茶、聊天，谈笑风生。我知道，舅舅一生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就喜欢喝茶。见我一去，我舅舅站起来给李佑炳介绍说“这是我的后侄娃，他来接我去玩的。”李佑炳一听，马上问：“吃饭没有？我给你弄饭吃！”我说“才吃哒来的，不吃哒，不吃哒。”李佑炳说：“那下一碗面条。”我说“真的吃哒才来的，吃不下去哒。”李佑炳说“少吃点，少吃点，不下多。”说着，就往厨房里走，硬要给我下面条，我拉着他的手说“仗真是吃哒吔，吃不下去哒。”这样他才罢手，连忙从房屋里端来一些点心硬要我吃。

在猪行坎上是从新街背后通过的建官公路，过公路对面就是花坪小学了。花坪小学是我少年时代的圣地，后面要专门讲，这里暂按下不表。

从李佑炳的屋再往下走，就是当时花坪街上专门售卖丝烟的刘盛德家。他家当时开的是花坪街上最大的丝烟铺，不仅货源充足，而且品种齐全，质量上乘。用火纸包着，一包一包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货架上。打开一看，那烟丝切得极细，颜色也好，黄爽爽地，散发着诱人的香烟味。

在我的故乡，过去很少见有纸烟（即现在我们所说的香烟），山民吸烟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把叶子烟掐成大约两寸来长，一截一截地。在抽烟时，先放在离火不远的地方烤一下，基本烤干水气就可以。然后拿一片没有烤过的烟叶作包皮，把已烤干水气的烟叶卷在里面，似一支雪茄烟状，或像现在人们抽香烟或抽雪茄烟那样，直接衔在嘴里抽，或将一头栽到烟管里抽。

再就是抽丝烟，抽丝烟的工具（烟袋）主要有马帮烟袋和水烟袋两种。这丝烟需要经过特殊加工，很多山民家里都有自制的丝烟卡子。

我在小时候就见嗲嗲卡过丝烟。

先说那个卡丝烟的卡子，是在一截粗的树木杆中间用凿子挖透一条木槽，还要另准备一些木枋削成的楔子，这个丝烟卡子就算做成了。

在卡丝烟的时候，先要把选好的叶子烟（一定要是已经晒干燥了的），用菜油揉过，然后把揉过油的烟叶截成比丝烟卡子上挖的那个木槽的直径稍长一点的一段一段的，数量要能够填满烟卡子上的那个木槽为止。再就是把截好的烟段一层一层整齐地填满烟卡子上的木槽里，并在木槽里面打进去事先准备好的木楔子，直到到填进去的烟段挤压结实为止。这样，一卡子烟就卡（制作）好了。放在那里，要抽烟时就可以用刀在卡子上削点儿下来。讲究一点儿的，就到街上去称（买）。那时，在花坪街上如果是要称（买）丝烟的话，论质量，非刘盛德家丝烟铺莫属。

大约是在刘盛德家下边一点点，住的是当时新街上有名的陈世良师傅，是剃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原来住在老街的大街口下边，在那次火灾中房屋被烧毁后当街大叫的陈师傅，是继老街上的魏待召后又一位有名的剃头师傅，可能是理发的职业习惯所至，也很健谈。我小时候也常到那里理发，有时人多，等半天也不着急，因为陈师傅谈天说地地聊起来也很好听。在花坪街上，陈世良师傅不仅理发手艺好，下相棋也是第一名，好象在恩施地区都拿过名次的。他的儿子陈文来，我们在花坪小学也同过学。子承父业，接他父亲的班，也开过理发店，相棋下得比他父亲还要好！而且还潜心钻研硬笔书法，在全国性的硬笔书法大赛中得过奖！

在陈世良家下边，好象原来有一个专刻图章的小门店。

在新街快出头的地方有个土产部，那里有一个专门收购山货的门市。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挣钱，要用点钱，几乎全靠生产队的年终工分决算时看有没有余下的钱可分。如果没有，那简直是无钱可用，连平时称盐打油的零花钱都很成问题。于是，山民们平时就只有在自留地里种点叶子烟拿到街上卖点钱，或自家养的老母鸡下了蛋舍不得吃留着拿上街卖了钱称盐打油。好象那时连蔬菜都不让上街卖的，但山上的一些土产可以，大多是药材。像什么续断呀、泡参呀、狗骨头树叶子呀、构树皮呀、车前草籽呀、薄荷草呀、五倍子呀、厚朴树皮呀、黄精呀、黄荆刺蔸呀、香桂子树皮（就是中药“肉桂”）呀等等，反正都是一些山里、田坎路边长的东西。那时生产劳动都是集体出工在一起干活。社员们就乘歇稍的时候，到路边割点车前草籽，或在田里扯几把薄荷草，或爬到山边上的粪草山里挖几根续断、泡参什么的，等傍晚放工后带回家，晒干了拿到街上土产部去卖。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自己为挣零花钱，就乘学校放假或在星期天，上山去找五倍子，去挖黄荆刺蔸，去刷狗骨头树叶子，去挎构树皮，积少成多，能换回几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所以，那花坪镇新街的土产部，是山民经常来卖山货换零用钱的一个热闹地方。后来，主要是用作收购白肋烟的地方了。因为政府号召大力推广种植，还作为山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扶持，大家就都靠种烟来增加经济收入了。那些靠在山上挖点儿草草筋筋赚几个零用钱的小打小闹的人就少了。

和收购山货的土产部相连的是一大栋木板房。和这一大排木板房仅一小巷子之隔，并排着新盖有一栋两层楼的石墙屋，外墙粉刷白石灰，是供销社等机构的办公楼。在当时来说就算是很气派的房屋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在房屋当头整一面墙壁上绘画的“农业学大寨”巨幅油画就是在这栋房屋的当头墙上。原来我在家担任民办教师时，同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的侯著菊老师和她的爱人冯长志同志就住在这里面，后来又搬家到区署坝子附近的那栋花坪百货大楼的二楼也住过。那时，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要上街到侯老师那里去看看，受到热情招待。

当年花坪供销社的负责人名叫佘光华，人称佘主任。据传，就是这位佘光华主任不仅有文化，而且还有同时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的绝活。

在花坪供销社还有一位才子，名叫冯长志，是当时花坪供销社的笔杆子，读了不少名著，文字功底深厚。不知他当时在供销社担任的是个什么职务，我们都称“冯同志”。他爱人就是垭围坪河对岸侯家姑娘侯著菊老师，我在新场小学当民办教师时和她是同事。就因了这，我不时地也见到冯长志同志，和他攀谈起来，就觉得真的是很有文化。而且为人及修养也很好。他的儿子侯燕平，是一个长得很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学习很好的孩子。他在新场小学上六年级时，我在那里当民办教师，当过他的班主任，教过这个班的语文课。

我还在家乡的时候，有时到外婆家去，要路过那里。虽然食堂、养猪场、食品加工厂都没有了，但从那已暗淡无光的石灰刷过的墙壁上写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已显模糊的字迹中，还能依稀可见当年的时代印记和“繁华”。

再回到土产部来，就在土产部附近往石滚坪方向，就是当时有名的花坪人民医院。这是一栋规模比较大的木结构房屋，靠往石滚坪去的路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周围有围墙，中间一扇大门。据我所见，这扇大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这栋房屋作为花坪人民医院后，人们都是从房子临街一侧的门里进出的。再回到院子里来，里面全部用青石板铺地。西南角有一颗古老的葡萄树，枝叶茂盛，年年结满架的葡萄，那时我还以为医院里用的葡萄糖是医院摘的这里的葡萄制造的呢！

当年，这所花坪人民医院（俗称“花坪卫生院”）是比较有名气的。因为有一批医术很高明的医生，给山民解除了很多病痛。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花坪卫生院院长叫王明道，个子高大，医术很好。

还有李远文医生，他是我们家族的人，我要给他喊伯伯的。解放前父亲和他在建始县城读初中的时候是同学。当时正逢县城解放了，父亲和同学们参加了解放军组织的安民工作。还听说要把这些青年学生送去培训，然后就正式安排工作。当时，父亲和好些个同学都害怕，由于从来没见过解放军，加之世道突然变化了，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觉得还是回家种田稳当一些，就约上几个同乡的同学，连夜“逃”出了县城，回家了。而李远文当时就没有“逃跑”，而是参加了新政权组织的培训，后来，又上医科学校，当了国家医生。后来父亲每每向我讲起这些事情，就跟故事一样，说：“那个时候不晓得是哪门搞的呀，摸不到泡唦。当时远文哥还劝我不要跑，跟到去培训。我没有听他的，要是那个时候听他的就好哒啰！”我想也是，那时父亲要是参加培训了，就是国家干部了。真如柳青（《创业史》的作者）所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称李远文医生为“远文伯”，乡民们都尊敬地称他李医生，后来当了花坪医院的院长，大家都尊敬地称他李院长。李院长确实医术高明，给群众医治好了很多重病，大家都很感谢他！在这医院里还有一位名叫黄敏生的妇产科医生，当时，在花坪区，她的妇科和接生技术非常有名，好多山民的小孩都是她亲手迎接来到世间的。同时，经她的手，还为山村培训了一大批民间接生员，解决了山民家中生小孩子的大问题。直到如今，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山民中，一提到当年花坪人民医院的黄敏生医生，大家都还念念不忘。

从花坪人民医院往下走，就到了石滚坪。说到“石滚坪”这个地名，听人说是当年修公路时压过路面的大石碾滚轮放在这个坪的路边上，所以，就叫石滚坪了。小时候好奇，我专门去看过，那里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石滚轮放在路边，就是那种修公路时压路面的大石碾。现在想来就有点奇怪了，这个地方解放前叫什么名字呢？因为花坪最早修的公路也是解放后修的第一条名叫“建官公路”的路呢（迄今为止，还是建始县境内里程最长的公路）！如果解放前就叫石滚坪，那这名字的来历就得另作考察了，这个事，留待有兴趣者去探究吧。

“此洞洞中有洞，外洞宽敞，内洞仅现洞口，里面暗流涌动，轰然有声，幽深不可测。外洞有前人用大青石修葺而成一眼硕大古井，俗称‘老水井’。流泉自内洞涌入‘老水井’，井水溢出，蜿蜒流淌出一条‘水井湾’，多少弥补了花果坪镇上没有河流的缺憾。‘老水井’四季清流不断，最妙之处水温冬暖夏凉。炎夏酷暑，水凉刺骨，似被冰冻过一般。歇晌时，农人们喜欢取一片肥硕的向日葵叶，掬成水袋，来此仰脖咕咕地灌。傍晚，镇上的孩子担着木桶来挑凉水回家消暑。一路上街邻们会说：‘娃子，来，让我也喝一口。’东家一瓢，西家一饮，走到家，桶里的凉水也就差不多了。”

那时，居民饮水要到水井里去挑，就有了专门挑水的行当。

还是接着说点“吴哈子”的轶闻：我所见“吴哈子”好象专门是个挑水工，怎么没见过他做饭呀？就此事，我问过花坪街上的人，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据说他做饭不太讲卫生。最典型的是，有人说他在花坪旅社做饭的时候，那时旅社经常从大溪木的牲畜屠宰场拿一些猪杂碎（猪肺、大肠等等）来做猪杂汤卖，里面放点豆腐，5毛钱一碗。在洗猪肠的时候，他就是把猪肠子放在脚盆里了用双脚在里面反复踩的。如果晓得他是这样洗猪肠子的，哪个还敢买猪杂汤吃呀？所以，后来就专门只安排他挑水了。当时在花坪人民旅社做杂事、挑水、洗东西的还有个叫袁德超的。

哦！原来如此。

其实，叫我说，这也没啥。要说起来，脚只要洗干净了，比没有洗的手还干净。只不过脚的名声不如手好听罢了。我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酿酒的过程中有踩糟的环节。那就是用双脚在酒糟里面反复踩的，而且还要踩得过细。如电视连续剧《抗战十里香》里就有工人在酿酒糟房里踩糟的过程，只见一个个赤膊大汉，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短裤，赤着双脚在酒糟池里来回反复踩踏。一个个干得汗流浃背，那汗也流到酒糟里去了，中间无任何淘洗过程，就把酒糟堆在一起，伴进粬粉密封发酵。待发酵过程完成后，就把酒糟装上甑里蒸，出来的蒸馏水就是酒。其实，即使是有害细菌，在酒粬发酵过程中，也可能被分解成无害物了。再经过高温蒸的过程，如果还有有害细菌，也早就蒸死了。而像“吴哈子”那样用脚踩来洗猪肠，肯定是先在里面放了碱水或草木灰以及其他的一些如清洗剂之类的东西的，经过一阵用脚踩揉后，最后肯定还要用清水反复冲洗的，那样就绝对干净了。只不过一想到是用脚踩过的就有点儿恶心，其实应该说是干净的。再说，眼不见为净，也就是避免在心理上引起负面影响而已。

让我们把目光再收回到花坪镇区署坝子里来。

从区署坝子往田家坪方向去，还有一条街道，不算长，大约也就一两百米，还是属于新街，其实应该是位于老街与新街之间的街道。

沿着这条短街进去，在入口处左边就是原来的花坪区文化站。这栋房子原来是蔡德山家的，就是蔡述遥的爷爷，是在解放的时候被政府枪毙了的。他在这里的房屋就被政府没收充作公用了。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又说蔡德山是起义人员，给平了反，把这房产归还给蔡家了。现在，蔡家后人蔡述荣以及向勇、向绪文等在那里开铺子卖鞭炮。

说起花坪文化站，第一任站长是谁？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那里就有文化站。我们小学生虽然都很爱读书，喜欢看画册子，也知道文化站里面有书，但却不敢进去，有望而生畏的感觉。总想到那是大人去的地方，不会让小孩子随便进去的，不象进新华书店那样随便。

后来，好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文化站的站长是李佑新（后改名李锋）。他很有名，老家在我家附近的邱家坪。他的毛笔字写得好，也会画画，论说也是我们家族的亲戚。记得他当文化站长的时候，搞得很火热，经常有书画展览什么的。就在文化站进门的那间比较大的房子里展览，我们路过时在门边见过，很稀奇。但还是不敢进去看，在门边看看就走了。后来，我回乡探亲在县城见过他，他开了一间装潢公司，搞美术设计。再后来，我在县城编辑的《茨泉》杂志上见他还是编辑呢！关于他的人生奋斗经历以及当年任花坪文化站站长时那段红火的时光，在他后来写的那本《跋涉者》中有生动描述。

文化站往下走，有比较大的一排房屋好像属于那时的花坪铁业社，是前店后厂式的。在临街铺面是开的专门卖五金的商店，后面是铁器铸造间和手工制造铁器的作坊。

小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好奇，进去看过。只见后面有很大一间简单的厂房，上面盖瓦，下面是通的，没有间隔，是一大间。我们亲眼见工人师傅把烧得滚烫的铁水（我们那时称之为“生”）倒到模子里，铸造农家做饭炒菜用的大小铁锅，还能铸造耕田用的犁铧等。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铸铁师傅采用的是翻沙浇铸工艺。从这间翻沙浇铸的大厂房再往后面去，就是靠乌龟包小山坡的一长排专门打铁的木板房（即手工制造铁器的作坊）。在那里，一长溜排列着一个个烧铁炉，每座炉边都栽立有一尊浑厚笨重的打铁砧。每座烧铁炉旁都有一个土制风箱拉得呼哧呼哧地响，整天炉火通红，叮叮噹噹的打铁声不绝于耳。这里能制造出一把把农家常用的锄头、斧头、镰刀、火钳、锅铲、锯条、木匠用的刨页子和凿子、石匠用的各种型号的铁锤和钻子以及打杵子下面的铁钻和绑在草鞋下面防滑的脚码子等等用具、工具一应俱全，甚至还能制造猎枪！

现在，这些东西大都过时了，农民根本就不用它了，即使要用，也是机器制造了。至于猎枪，别说制造，就是家藏，也成了违法行为。

所以，这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市场经济的繁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扑哧扑哧的风箱声、叮叮噹噹的打铁声成为山镇的绝响，通红的炉火也成山镇昔日的辉煌。

说到科技进步，就是在这间铁业社临街卖五金的店铺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那时，我们还真见过一个稀罕物。不知什么时候在那里放了一台机床（可能是车床），还有一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像那时的医生护士头上戴的那种园筒形布帽（好像是蓝色的？）的中年女工人！我们路过那里时，都以惊奇略带欣喜的眼光看那只有在课本的图案上才看到过的机床，以崇敬的心情打量着也是原来只有从书本上见过的身穿工作服的女工人阿姨。看她熟练地开动机器，看那机器上的削刀、钻头随她操纵手柄的调节变化着不同速度进退自如。眨眼间，一砣黝黑的毛铁被切削得闪光锃亮，一根铁棍被“车”成一个个锣丝钉、锣丝帽，我们都看呆了！

从铁业社再往下去，具体在哪间房我一直没有搞清，只记得那一带住有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田代龙、田代凤兄妹，都是中等个儿，略胖，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田代龙是班上的男同学，我接触得多一些，也更了解一些。他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也不怕事。平时说话不多，但别人也别想欺负他。但有一次，我闯下了在当时来说我认为算得上是弥天大祸的，祸及不少同学，其中好象就有田代龙、田代凤兄妹。

当年在花坪小学读书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田明芹老师。

一天，田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上到学校后面的癞子山（后改名“青松山”）为生产队收割庄稼。

正在大家起劲地劳动间，突然一个同学叫起来了，“哎呀，看这个岩壳脑里有一个蜂蛾包（就是马蜂窝）。”

田老师很有经验，一听说发现有马蜂窝，就赶忙招呼学生说：“大家不要挨到它，也不要乱跑，连忙把衬衣脱下来顶在脑壳上。见到有蜂子在脑壳顶上飞，不要慌，只管低倒头走远点。遇到有蜂子撵（追）起来哒，不要扯直跑，拐弯跑，蜂子的眼睛是直的……”就在田老师一边嘱咐同学们，大家一边纷纷躲避马蜂时。现在想来在当时我也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了，本来我一直是一个不调皮、很听老师话的好学生，这次却也不知道是好奇心驱使还是怎地，竟朝着发现了马蜂窝的那个岩壳走去。一看，就在田坎边的一个岩石缝里，真的有一个深褐色有如小一点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嵌在那里，边上还有一些马蜂飞舞。我拿着手中的镰刀，对着那篮球般的马蜂窝就是一刀桶过去。很快地，我拔刀就跑。

这下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只见成群的马蜂满天飞舞，一直追着人跑。见人就叮，我们有好多同学都中招了，一个个疼得哇哇大叫。田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叫我们全班学生全部都撤走，回学校去。大家回到教室里，我一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被马蜂蜇了，一个个脸上肿得像馒头。这时，田老师也顾不得查是谁动了马蜂窝，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是有人捅了马蜂窝才造成的恶果，可能还以为是马蜂发威造成的。于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安慰学生了。我记得当时就在花坪医院弄了点简单的止痛消肿的药水给被蜇的学生擦了擦，还叮嘱叫这些学生回家找点妈妈（人奶）擦一下，说这效果好。我记得当时听说有学生在劳动中被马蜂蜇了，家住花坪街上的学生家长因离得近，很快就跑到学校来看。当时田代龙、田代凤的父亲就是怒气冲冲地来了，我见了非常害怕。只见田老师耐心劝说，他才把田代龙、田代凤带回家去了，没有格外扯皮。后来，大家就都回去了。被蜇的同学好几天才消肿，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到学校，我首先就找田老师主动坦白昨天是我用镰刀捅的马蜂窝。话一出口，早就有思想准备，要挨田老师劈头盖脑的批评了。可奇怪，我见田老师并没有很发火，而是说：“以后注意点”。但我见昨天被马蜂蜇过的同学中有的请假没来，来了的脸上还肿，真是万分愧疚。

从田代龙、田代凤兄妹家往下不远处好象就是朱大凡、朱大丕、朱大泽医生的家。朱大凡、朱大泽都是很有名的中医。朱大泽医生我比较熟悉，他和田明芹老师关系很好。前些年田老师健在时，我回乡探亲到老师家玩，田老师也把朱大泽医生请去一起玩。

一次，我和田明芹老师、孔庆彪老师等好几位花坪文化人，在文化站站长田大林带领下，一起去到关口卡子写生。面对眼前深秋中的满山红叶和脚下碧绿如带的景阳河（清江），吟诗作画。那次朱大泽医生也同去，他还专门带上相机，给我们摄影留念！以至天色渐晚，我们仍兴致不减。

此次诗情画意般的故园秋游，更激起我对美好故乡的热爱和深感故乡友人的亲切，当日回家，我在日记本上纵情歌咏：

故园秋色里，同乐共游时。

挥笔写山水，激情新赋诗。

不辞天渐晚，暮霭失霜枝。

山水陶然间，忘情竟不知。

在朱大泽家后面的山坡就是乌龟包。乌龟包东侧路边是花坪中医院，在前面提到过，这里就不赘述了。那我们何不到乌龟包顶上去看看？

这乌龟包，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土包。我想，在解放前，可能还真是一个长满草木的小山包。当时我去看时，不仅周围是房屋，就连这包顶上，也被夷为平地，成了一个仅仅比街道路面高出一截的土台子了。

从中医院南侧一段碎石铺就的上坡路可以直达包顶。上得顶来，整个就是一个铺满不规则大小石块的屋地基。正中矗立着一栋好像是五开间共两层的石墙结构上盖青瓦的建筑。好像当时花坪区卫协会就设在里面。协会的领导人好像有易礼周医生，他的儿子易恭慧就是我在建始二中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他的老家是范家村易家坪的，但当时他爸爸在花坪街卫协会工作。所以在乌龟包的这栋卫协会大楼里有一间住房。有时，放学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跟易恭慧到他家来玩。

一次，我跟易恭慧去。上得乌龟包来，见就是一栋孤零零的大房子立在那里，周围乱石遍地，好象还没有完工的一个大工地。进得屋去，在一楼下面也还是毛坯房的样子，没有任何装修，墙壁内外连粉刷都没搞，楼下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施工用过的物件。我们沿着一张木梯爬上二楼，楼上也还没有整楼板，就是在楼锁上横着像搭桥一样地搁着一些木板。我们小心翼翼地踏着木板，还生怕一脚踩空给掉到楼下去了。

到易恭慧家住的房门前，才见惟独这一间房屋是用木板装修好了的，里面能住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房间看到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些书籍，大部分是中医药方面的。不用说，那是他爸爸的书。但在有一本书的书脊上的书名却深深吸引了我，写的是《自然的启示》。我抽书来翻看，见是一本很吸引人的科普读物。里面有一篇篇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讲人类怎样从自然界中得到启示而搞出了许多的发明创造。如仿照飞鸟的翅膀和鱼的流线型身体设计出了飞机、受蜜蜂的复眼的启发制造出了雷达、从鱼腹中的鱼膘对鱼儿在水中的沉浮所起的作用生出联想而制造出潜水艇等等。当时真是爱不释手呀，想向易恭慧借阅，又怕别人不肯，直到离开他家，终于没敢开口。但这个印象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直到从那至六年后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十堰市期间。一次，在五堰新华书店见到有这本书，我立即买下。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还要激动！后来，我从十堰搬家到广州，再后来从部队转业后搬家到地方，几经转辗，当时不是拿不了就是因新家书房不够大放不下那么多东西而丢了很多书，而这本《自然的启示》一直在我身边，现在还在我定居广州的深山净土斋中！

再回到这条通往田家坪方向的短街头上来。

前面说的是左边的文化站，现在说右边，也就是在文化站斜对面，是当时的花坪林业站。当时花坪街上著名的“周老”（名叫周家贵）就在林业站，也没个什么职务，但资格老，摆在那里受尊敬。“周老”当时在花坪街上属德高望重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南下干部，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老红军。现在想来，可能是南下干部。那时，我们在花坪街上经常见周老出来散步，个子不高，是个很精神、很有风度的小老头儿。印象中他是蓄的像毛主席那样的大背头，经常身披一件大衣。那时经常穿大衣的人是很少的，而且在人们心目中身披大衣的人一定是大领导人物。而当时在花坪街上周老在人们心目中的确是个大人物了！我们都很尊敬他！

那时，花坪区（或公社、革委会）只要一开大会，开饭时吹哨子招呼大家吃饭是周老的专利。别人问他是区里的什么官呀？他自我调侃说：“我起码管好几百上千人哟，你说我是多大的官！”其实，就是指的在开大会时他一吹哨子就可以招呼成百上千的人开饭。

当时区里开会在老区署坝子吃饭，成为花坪一景！

凡区里开会，吃饭都是在老区署坝子里。会务人员事先在地上用石灰画成一个个白圈，并标撒出阿拉伯数字的席位号码，一圈就是一“桌”。真是天当饭堂地当席呀！到开饭的时，就把一盆合渣、几碟肉、蔬菜等摆在白圈圈里，开会的人就围着白圈蹲着吃。

周老有一个女儿名叫周金致，长得很漂亮。喜欢唱歌，说话也很喳那（性格开朗）。有时街镇上开大会，叫她唱歌，她就在大会开始前给大家唱歌听。关于她，人们口头传说也有一些故事。

周老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周金明，是我在花坪小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中玩得很好的朋友。周金明跟他爸爸一样，穿着朴素整洁，平时行为举止都很礼貌，体现出是出自有教养的家庭。

林业站往下直到后来做了棕骨厂的这一段，全部是木结构、很多还是带车花木栏杆走廊的民房，有的里面还有内天井。总之，这一溜房子都很古朴，而且质量也很高，与对面的文化站、铁业社、五金门市部比起来，这边显得要安静许多。

就在紧挨着林业站的下边，就是一栋木结构带内天井的房屋。这是花坪过去有名的外科医生许树三家的大宅。许树三的医术，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就此，听人讲过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据说，在花坪刚刚解放时，一名土改工作队人员，因不小心枪支走火中弹了，子弹头打在身体里面去了。凭当时花坪的医疗条件，还无人能够动这样的手术给把子弹取出来。但如果不及时把身体里面的子弹取出来，中弹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就在这危急关头，有人想起了外科名医许树三。但此时他已被列入要枪毙人员名单了，正被关押着（据说，当时就关押在垭围坪河对岸向真宋他们家住的那个屋里头）。但救人命要紧，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随即决定将许树三从关押处提出，要他给这位中弹的土改工作队员把身上的枪弹取出来。于是，许树三在作过一些必要准备后，开始给这位土改工作队员取身上的子弹。不一会儿，子弹顺利取出！就此，当时新生政权的花坪区政府把许树三成功给土改工作队员取身上的子弹的事情，作为立功表现。于是将功赎罪，取消了对其枪毙的处理决定。

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深感有独门绝技是好啊！那不仅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找得到饭吃的“铁饭碗”，在关键时刻兴许还能保命啊！据说，遇此同样命运的还有原来设在花坪的建始二中的教导主任徐节符的父亲也是这样。据说他在整个恩施都算得上是数得着的名医。可能是因家庭出身，当时好像也是已被列入枪毙名单的。恰好也是当时新政权人员有人需要动大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但一般的医生都做不了，是他给成功地做好了手术，政府发现他有这样的一技之长，才给予保留。

就因为那次办理转学，我同当年花坪街的刘绍平街长有过一次谋面，现在想来，也是仅有的一次，直到后来他去世，我没见过他第二次面。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惋惜，但又觉得宝贵，也就那一次，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非常人所比。所见他的为人，仅此一次，已够我怀念一生，学习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次就够。

为什么我把同刘街长的仅有一次见面评价这么高呢？

首先，是他一堂堂街长能热情接待我这样一个从未见过的学生。

那还是在“文革”中期岁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教育要革命”，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乡村办学也划片了。

我家虽就住在花坪镇附近，但却不属于花坪镇上的人，用那时花坪街上人对不是花坪镇上人的称呼，那是“乡里人”。

当时我家属于高潮片（也就是俗称的“大石板”片），花坪曾经叫花坪区时，我们那一片叫高潮公社，所属的几个大队的起名也带有那个年代的“红色”印记，分别是“五一大队”、“六一大队”、“七一大队”、“八一大队”、“十一大队”，当时高潮公社也就只有五个大队，刚好有这五个都带有“一”字的重大节日，所以当时就这么取名了。现在想来，真佩服当时为这几个大队起名的人，这么有头脑。不仅脑瓜子灵活，刚好把带“一”字的几个重大节日都套用上了，而且又很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讲政治的“文革”时期，时兴起革命的地名）。我家当时就属于“六一大队”，现在又早已改回“新场村了”。按照划片办学，学生是不能跨片上学的。虽然我那幸福难忘的小学岁月都是在花坪小学度过的，而现在花坪小学有初中班，我却不能上，要到远离我家住地大转拐十多公里的高潮片政府所在地大石板上初中。那样每天要来回走四十里山路上学，很辛苦。于是，还是想到了与我有着深厚感情的花坪小学，想到那里的初中班去读书。

那时，凭自己想象：花坪小学既然是所在花坪镇，那就是归花坪镇管的，而花坪镇的镇长应该是管花坪镇最大的官了，如果找镇长，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想，就在我进入刘街长房间的那一刻，对于刘街长来说，是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也真够胆大的了。心情也还是有些紧张的。可只见刘街长满脸笑容，笑得简直就像一尊弥勒佛，亲声细语地招呼我：“小伙子，哪里来的呀，有什么事找我？”边说边用手轻轻地示意叫我坐下。

见到刘街长这么和蔼可亲，我来时的紧张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就好比在家里和自己尊敬的长辈谈家常话一样。于是，就把我要到花坪小学读初中的想法一一告诉了刘街长。

记得那一次我讲得很详细，很在理，要求也很迫切。

刘街长听了，没再多问我什么，拿起笔来，就给我写了一个花坪镇政府希望花坪小学酌情考虑我入读初中的条子，盖上了大红的印章，交到我手里，说“你就拿这个去花坪小学找他们的校长就行了。”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这么简单？刘街长就这么好说话？还亲手给我写了条子？

我捧着刘街长写的条子，手都有点发抖了。不是害怕，也不是紧张，因为面对这样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刘街长不会使人紧张，更不用害怕，我是真激动啊！那可是花坪镇长官的“手谕”啊！

可惜，到花坪小学读初中的愿望并没实现，原因在我自己。

就在我那次手捧刘街长“手谕”到花坪小学去时，花坪小学领导（好像是田明寿老师，即我的尊师田明芹老师的同胞弟弟。）见是刘街长批的条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二话没说就同意我第二天就来上学。可他们临了却嘱咐了我一句“你来我们花坪小学读初中没有问题，但今后考高中时还是要回到你们高潮片去考，因为你家住所在地属于高潮片”。

他们这样一说，我没觉得别人是在刁难我，而且觉得很在理，是在事先就提醒了我，更说明人家是好心关心我。心想，我都没有在大石板的学校去读书，而在他们那里参加考高中，别人会不会对我另眼相待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就近入花坪小学读初中的念头，有了每天来回四十里山路到大石板读初中的难忘经历。

回想这次想在花坪小学读初中的愿望虽然没能实现。但刘街长那亲切可人、笑容可掬、毫无官架子的好街长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中。想不到后来还真是有缘，他老人家成了我们的亲戚，我堂哥娶了他女儿，他的女儿成了我嫂子了！但这已是后来的事。我在1976年出门参军时，我们还是带故却并不沾亲，后来成亲戚了，我又成为他乡游子，即使偶尔回乡探亲，也是来去匆匆，再也没有见过我所曾见过的这么好的一位街长。

其次，是我听说有关刘街长的许多为人事迹，令人感动。

听说刘街长在当街镇领导期间，分管过三十年的经济方面的工作，没差一分钱，那是很不容易的呢！而平时呢，他又特别喜欢帮助人，四乡八邻的人，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只要向他伸手，他总是毫不犹豫的慷慨解囊。那时他当街长，经常在街上碰到熟人，人家手头紧了，向他借钱，他二话没说，就将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连数都不记，全给了别人，还很带歉意地说：“对不起啊，我只有这么一点了，你拿去凑得用吧。”而且常常是给别人钱了，自己就把这个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从不向别人讨要，而且他给别人借钱的事情，也从不向家里人讲。经常是借了他的钱的人，把钱还到他爱人手上，他爱人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去问他是不是给别人借过钱？他才略为沉思片刻后轻声细语地说：“哦，好像是吧”。

说到刘街长给别人借钱不给家里人说，你可别以为他有大男子主义，或自己偷偷留有私房钱不让家里晓得。如果这样来看刘街长，那可真是大大地冤枉他了。恰恰相反，刘街长他们夫妻俩相敬如宾，生活一辈子，连使气红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刘街长很洒脱，从不管钱的，每发了工资，悉数给老婆当家使用，而在他自己身上很少带钱，所以，路遇有熟人向他借钱时，他就只要衣服口袋有多少就给多少了。

由此，我觉得刘街长不仅是官中楷模，而且是人中极品。

后来，我就和我当时所在的高潮片六一大队的一帮好伙伴天天邀约在一起一路走10公里左右到大石板的学校读书，下午放学后又一起回家。那时我们一路到大石板中学读书的好像有朱一凡、向存善、向存明、向存灼、向存于、吴义枝、吴文枝、汪业学、吴会林、吴秀玲、吴均枝、吴俊清、蒋远朝、王传炳等等（大致如此，因过去好多年了，记不太清了），由于一路有好玩伴儿，也没觉得怎么累，反而还觉得好玩。

我们时而走石院子、老屋场、三眼洞那条路；时而走火烧岭、三叉槽、南家坦这条路。在瓜果成熟季节，我们一伙同学中那些调皮的孩子，经常在路过农户人家的菜园子或屋院子旁，趁主人不在家或人家不注意时，偷偷地逮别人家屋院子边的桃子吃，摘人家菜园子里的黄瓜啃……，成了一天学习后的一大乐趣！

在刘街长办公的那栋房子再往下一直到棕骨厂，房屋是一栋连着一栋的，中间没有分开，住了好几家，具体我不太清楚。在这条街这一边快要出头的地方，原来有一些空房子，开始做过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后来供销社在那里开过竹木加工厂，我见过那里的木匠师傅做木器，还有用脚蹬带动大木轮转盘加工花样木栏杆的土车床。还有做竹筷子的作坊等。后来，竹木加工厂没开了，改作了棕骨厂。

当时，我见在花坪街边加工棕骨绳成为一景。一般要两个人配合，一人左手扶住一个带摇把连着转盘、而且转盘上钉有几排挂绳铁钩的绞绳机不停地摇着转盘，另一个人则是面对绞绳机将棕骨丝的一头挂在绞绳机转盘的铁钩上，一边向后退着走，一边将手中拿的棕骨丝像纺棉花似地不停地续着走。就这样像搓麻绳的原理一样，一根根细细的棕骨绳就加工出来了。如果要加工粗一些的棕绳，就把先加工好的一根根细细的棕骨绳的一头再挂在绞绳机转盘的铁钩上，根据要加工棕绳的粗细程度决定要挂几根细棕绳。当这边的人转动绞绳机转盘时，另一个人就用一个木制的四周刻有深槽的纺槌形分绳梭子把从绞绳机转盘牵引出来的一根根细棕绳分别卡在分绳梭子深槽里面，随着绞绳机转盘转动，只要手持分绳梭子慢慢往后退着走，一根由多股细棕绳绞合成的粗棕绳就“搓”成了！

后来，这棕骨厂停办了，田明芹老师家把这块地皮买了下来，新盖了房屋。后来的几年，我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到这里来看望敬爱的老师。田明芹老师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

【金色年华】——

古老的花坪镇留给了我永恒的青春记忆。

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涯，基本上分别是在花坪小学和建始二中度过的，那是特别令人难忘的金色年华。

先说花坪小学，那里是我度过幸福少年时代的地方。

花坪小学的建筑很有特色，据说是当时花坪区的区长顾盛钦（人称“顾麻子”）主持修建的。听说是一个外国来传教的神甫设计的。但据我看，却不见有宗教色彩，只觉得布局很合理，也比较紧凑。后来，我在广州市参观黄埔军校时，倒是觉得那房屋的格局有点儿像我当年在故乡读书的花坪小学。特别是两个内天井的周围也都是教室，而且在二层楼上也是环绕天井的一圈木走廊，只不过规模要大很多。

我如今还珍藏着一张当年花坪小学的照片，可能是花小唯一真迹了。

先说花坪小学那当面的立墙，是石头砌成，外面粉刷了石灰的，窗檐有如一弯娥眉，两角下垂后又向上翘起，很美！又像农家耕田时套在耕牛前胛脖颈上方的“革头”。这是不是暗含有花坪这个地方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呀！

校门面朝正东，正中当面是三面呈梯形而上的青石条叠层台阶，校门框也是青石条厢嵌而成，竖立着由巨大条石构成的校门框两边据说曾镌刻有一副对联，曰：

“为大厦已庇完矣美矣，作新民之政富之教之”，

可不知为什么，在我上学时（我是1961年入花坪小学发蒙读书的），那对联的字就早已被铲掉了，所见石门框上还隐约有字痕。

我想，可能是刚解放时给铲掉的，因为是共产党执政了，对过去国民党留下的东西予以清除，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想想有点儿可惜，不过，现在，在原址上翻建的花坪小学又把这幅很有历史意义的对联挂在进门两边了，而且还是把对联的字镌刻在两块长条形并用深红色油漆漆过的木板上的，显得古朴典雅，也算是为昔日的花坪小学留下的一点儿念想。出于对哺育了我金色少年时代的母校之情，我在这里也想着给亲爱的花坪小学试作了一幅打头嵌字联，曰：

“花开春满园，勤奋读书酬远志；小学打基础，乐为大厦育良材。”

站在校门口，眼前就是一个很大的黄泥地操场，操场那边是一个带戏台的木亭子，与学校正门隔场相望。

进得门去，走过一段大约十来米的通道，通道南北两侧各有一间长方形的教师宿舍。我记得当时北侧住的是刘家蓉老师，她丈夫就是当时建始二中赫赫有名的徐节符主任！南侧住的是田明芹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就是在田老师的这间房屋里，由于我是学生班长兼学习委员，经常要把收来班上同学们的作业本送到这里交给老师批改。每当来到老师房间，只要见办公桌上又新来了《中国少年报》或《儿童时代》杂志，我总是要借来阅读。所以，我一直非常热爱语文，也爱写作，就是那时培养起的兴趣，打下的基础！就在进校门通道顶上楼上，是一间不大的图书室，那是专供老师用的，不是学生图书馆。记得有一次在里面开学生干部会，我进去过，顺便翻看过几本书，好象是讲苏联十月革命的。后来，学校在二楼靠北面的一间大教室里开过一个学生阅览室。这里基本上是以连环画册为主，好象是以分类为主然后兼顾事物发展顺序排列的。连环画册有历史知识类的、自然科学类的、英雄人物类的等等。我记得排在最前面的一本连环画册是讲的人类起源，从原始人讲起。好象当时要求只能在室内看，不外借。为防止丢失，是将每一本画册装订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面的，同学们阅读时是连木板一起端起来翻阅的。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一代，应该说是幸福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我感觉中，是一个淳朴的年代。而我们那一代人的少年，又是一个多梦的时代。回想起来，我的小学时光绝大部分确实是幸福的。

我于一九六一年开始发蒙读书，是在花坪小学上学。我人生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的花坪小学，在建始县都是数得着的一所很好的完小。

我的花坪小学年代，真是令人难忘啊！在那里，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品学兼优、才华横溢的老师，他们是：张贤臣校长、石开先主任、谭子辉老师（好像也当过教导主任，另外，好像还有一个姓姚的老师也当过教导主任）、谭维益老师、田明芹老师、严凯钦老师、邱永书老师、王官敏老师（女）、孔庆彪老师、黄光俊老师、汤大铭老师、李本校老师、王宗绍老师、龙克绍老师、张华宪老师（女）、萧大理老师（女）、黄以松老师、李宗纲老师、邱世仪老师（女）、刘家蓉老师（女）、牛锦绣老师（女）、雷兴忠老师、李声应老师、田大寿老师、陈老师（女）等等，有些我想不起来了。期间，邱永书老师、王官敏老师（女）和严凯钦老师还曾调到建始二中去任教，后来，他们都又回到了花小。

还有，这里的老师在调来花坪小学任教之前，大都有不凡经历，例如：孔庆彪老师、王宗绍老师、李宗纲老师、李本校老师，还有邱永书老师和王官敏老师都在当时的唐坪办的初中班或农中班教过书，后来才调到花坪小学。

在此之前，听说花坪小学的校长是吴经洪（是三里坝凉水埠人），后接任校长的是余耀先。那时花坪小学的老师还有范洪青老师、李家润老师、解时庆老师、黄正琼老师（就是后来在二中教书的黄正熙老师的姐姐）、赵清华等，他们可能都是1961年前在那里任教的，因为我1961年秋入花坪小学读书时没见过他们。

这些老师个个意气风发，人人都有特长。当时花小人才济济，与张校长是分不开的。

张贤臣校长、石开先主任治校有方，能把老师们都团结在周围，发挥其特长和才华，把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地。

特别是张贤臣校长事业心很强，很有领导才能，治校有方。为了老师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张校长组织全校老师集中在学校中间的那个亭子屋楼上办公、备课。

张校长特别重视人才，只要发现有才能的老师，都要想办法调入花小。王宗绍老师原来是在恩施地区教育局函授部，很有水平，哪怕后来被划成了右派，他还是把他要到花小来了。孔庆彪老师和李本校老师原来在唐坪教书，他听说他们教书教得好，就马上将他们调到花小来了。当时孔庆彪老师因家在唐坪，对张校长说“不想调来花小。”他就把相一马（“把脸色一沉”的意思）说：“小孔啊，我是一言堂啊，由不得你自己搞分配的啊。”孔老师不好再说什么了，服从，就调到花小来了。

张校长还很关心教师和学生，教师有什么困难，他都尽量想办法解决好。对学生的教育，他真是有一种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强烈责任感和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张校长的教学专长是算术，哪怕已是一校之长了，仍然负责上的有好几个高年级班的算术课。

张校长对学生成长的关心，可以说是无时无刻地。有一年，张校长给一个六年级带的那个班带算术课，在这期间，他到恩施上了半年行干班。当时，这个班上学生每人给他写了一封信。不久他就逐一给回了信，而且每封信内容不同，都是针对那个学生有针对性写的。其中，他在给班上有个姓黄的学生（好像是范家、大理方向的）回信中特别指出，说这个学生写了错别字，他说“你自己的姓的那个‘黄’字还差一笔，在‘黄’字的草字头下面少写了一横。”而且还在那封信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黄”字的正确写法。

邱永书老师的画画得特别好！那时搞教育、展览，主要都是他画，他画的主要是水粉画，对油画、版画也精通。他画过江姐的巨幅版画（《红岩》里面的江姐英勇就义前挺立梳头的那张木刻画），当时就竖立在学校的礼堂作为对学生进行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展览。

王官敏老师、严凯钦老师，还有王宗绍老师、李声应老师经常带音乐课。田明芹老师、谭子辉老师、孔庆彪老师都喜欢写毛笔字，也比较有名气。严凯钦老师也喜欢画画，他还给我画过像，当时我见过，很像！那时照相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奢侈，我真后悔当时没把那张像要来，如果保存至今，那可是我少年时代最好的纪念啊！李本校老师是专门的体育老师，他上课要求很严格，样子也很严肃，学生都有点儿怕他。黄光俊老师、汤大铭老师、刘家蓉老师主要是教算术课（就是现在说的“数学”，那时在小学课程名称中，好像没有数学的说法）。

牛锦绣老师还是少先队辅导员，经常带我们少先队员到野外或小西湖去过队日。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逢队日活动，我们少先队员穿着整洁的衣服，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队前迎风飘扬的缀有五角星加火炬的少先队队徽的旗帜引领下，一路唱着歌儿，出新街，过石磙坪，向风景秀丽的小西湖走去。

张华宪老师和萧大理老师是我的真正启蒙老师，我一开始发蒙在花坪小学上一年级的时候，张华宪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萧大理老师好像是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还是我们的算术老师。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五年级，就是田明芹老师给我们班当班主任了，还是语文课老师。田明芹老师不仅语文课教得好，一手字写得好，有时也教图画课和音乐课，也热爱体育，是个全才！那时学校每期出黑板报，基本都是田明芹老师的事，从排版、画刊头和插图一直到文字书写完成，全包圆儿了。在六年级，我的班主任是孔庆彪老师，给我们教语文课。

那些日子，白天课堂书声琅琅，下午放学后和晚上笙歌曼舞，一派生机！

我那时还小，可能正上三年级吧。我们少先队员也有排练节目的任务，加上我那时是学校中国少年先锋队中队长，更要带头参加了。

其实我那时很内向，读书学习可以，表演节目就不行了，但也要参加，我也感到很兴奋。因为我家住乡下，晚上排完节目后已经21点多了，一个人不敢回，都是我爷爷提着马灯接我回家的。到十一国庆节那天，全校开庆祝大会，会上有丰富的文艺演出。哪怕全是学生和老师的表演，也很好看！但由于已事隔多年（距今起码50年，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节目我都记不得了。唯有孔庆彪老师参加表演的一个名叫《审椅子》的小剧和整个文艺表演最后的压轴戏《师生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还记忆犹新。

再说，最后的一个节目——《师生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表演开始，有独唱、轮唱、重唱等，所唱的歌曲大都是革命历史歌曲，比如《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最后，大家齐唱“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声音洪亮，还不时伴随有大家手拉着手时而左右晃动身子、时而将手高举过头顶，意在表达那种“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意境。

总之，整个节目给人气势恢宏之感。有这样一台压轴好戏，整台文艺节目非常精彩成功！

你看，在那时，有那么多好老师教我们，有那么丰富多彩的学年生活，真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我上小学时，真的是恰遇好年代了，老师、学生都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氛围中。可就是在前几年，花坪小学却曾处在“反右”斗争的疾风暴雨中。这是我后来听亲身经历过这场中国知识分子大劫难的“反右”运动的严老师说的。他说：

反右的第一场就斗争一位姓田的老师，那硬是搞的武斗呢！把他搞到台上，旁边参加斗争的人对他又是拽，又是推呀搡。当时这位田老师在大鸣大放时我也听他讲了的。他是东北部队下来的，他曾看到苏军在东北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甚至强奸妇女。对此，在大鸣大放中，他就说：过去我们是跟美国喊干爸爸，现在我们是跟苏联喊干爸爸。这是他说的其中一条。他还说了很多条呢！（孔老师插话：他后来是离休干部待遇吔，据说他跟邓小平当过通讯员，他活到八十几岁才去世呢！）。到了1958年，我们教师集中在建始一中搞运动（反右）还没有结束，朱霞就派我到花小教学了。

由此，我1961年入花坪小学读书时，已经是风雨过后见彩虹了，庆幸真是赶上好时代了！因为正好是在1961至1965年间，那几年没怎么搞阶级斗争，比较平静，是花坪小学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也是人们心情还比较舒畅的时候。我有幸就学其中，有良好的学习和成长氛围。有英雄值得崇敬，有好榜样可学，在我的少年心灵播下了美好种子。

我们更庆幸，在那时的花坪小学岁月里，有那么多要好的同班同学，至今留恋。可惜有不少同学我已记不得名字了，现在还想得起名字的有：刘英桥、朱一科、邹元林（是孤儿院的）、向大奇（是孤儿院的）、韩爱萍、田灯英（又名李灯英）、向英武、刘允文、胡德春、田温伟、田爱华、叶新顺、田少雄、田少云、田国宪、田世翠、吴克明、戴林、周金明、田代龙、田代凤、张继新、周玉宪、汪定祥、聂苏娅（后改名聂红）等，这些都是家住在花坪街镇上的。还有家在乡下的：朱一善、朱大豹、田德胜、梁书兵、余芳举、李祖安、吴际成、姜大润、杨森、游凤荣、郭家珍、郭家银、李佑玉、李佑芳、冉邦芝、田大刚、杨大斌、汤瑞芬、李家汉、胡清如、向宏碧、汪如一、谭维英、李名累等等。

就是和这些好同学同班读书，我们一起学习、歌唱、玩耍，无忧无虑。

从课文和老师讲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了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雷锋、向秀丽、少年英雄刘文学、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嘠……

特别是在过少先队队日中，听辅导员讲英雄故事，我们一个个心驰神往，为保护公社财产英勇献身的少年英雄刘文学激动不已！

从看课外读物，从连环画《鸡毛信》中我们知道了机智的海娃。

从上音乐课的歌唱中，随着“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声响起，我们为王二小的动人故事所感动！

那时，我们接受教育的形式是多样的，很适合少年儿童特点，是一种愉快而又高尚的学习，不像现在很多都是死记硬背，强行灌输。

最动人的可以说是上音乐课！

那时，在花坪小学，给我们担任音乐课的主要是严凯钦老师和王官敏老师，王老师高度近视，但嗓音特别好！头发是像我们那时崇敬的英雄江姐那样的齐耳短发，干净整齐。还有几个教音乐的老师，我记不太清楚了。好象王宗绍老师、李声应老师，还有个姓陈的女老师，年轻漂亮，也教过音乐。

那时上音乐课时，音乐老师都要在讲台边放一架形状类似今天的钢琴一样的脚踏节拍、手按琴键的那种立柜式样的风琴。

根据课程安排表，每当上音乐课前，那个班的学生就欢天喜地地去给音乐老师抬风琴了。这种风琴很重，一两个学生还抬不动（当然，那时我们都是年龄只有八、九岁的小学生），常常是七、八个小学生围着一架风琴，像一群蚂蚁共同搬运一块食物一样众星捧月似地把风琴从老师办公室抬到了教室。

那时，严凯钦老师是花小的专业音乐教师。严老师那时很年轻，小伙子也长得很漂亮，很聪明，特别是极富音乐天才。那时在花坪区署坝子里经常放露天电影，电影中的主题歌曲，严老师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曲子哼下来。往往是电影一散场，严老师回到房间，坐在备课桌边，就在纸上把刚才看的电影中主题歌曲默写下来了，第二天就可以在课堂上教给学生唱。所以，那时，我们的歌唱能紧跟时代主旋律。严老师对学生也很好，学生都很喜欢他。我们那时跟着严老师歌唱，感到幸福、愉快，感到和党是那么亲，和祖国是那么亲，和心中的理想是那么贴近！

为了更好地搞好音乐教学，严老师看到每当上音乐课时学生们都忙着抬风琴，太辛苦，就给当时的张贤臣校长建议，要搞个专门的音乐室，张校长很爽快地同意了。严老师很快就把音乐室建起来了，他还在室内画了一些中外著名音乐家头像，如柴可夫斯基、聂耳、冼星海等，布置得很有档次。

在音乐课上，老师先是把用一整张白纸抄写的歌谱用钯钉（图钉）按钉在黑板上。先教我们读曲谱，老师一边按风琴一边唱谱，我们都跟着唱。反复好多遍，唱得比较熟了，就开始教歌词。如今想起来，仿佛那时我们全班同学跟着音乐老师唱歌的童音还在耳边回响，把我又带入那些个多梦的少年时代：

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充满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决心听他老人家的嘱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感到无比幸福。

唱“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里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我们为王二小为掩护乡亲们安全转移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的悲壮场面而泪流满面。

唱“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遍地的辣椒红艳艳。少年英雄刘文学，就住在四川省的合川县，从小受尽地主的欺，刘文学从小就记在心里……”，可能我们当时也是少先队员的缘故，觉得刘文学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同学！

唱“一送里格红军，介之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之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嚎。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已落完。叫一声亲人，红军啊，……”，我们心思红军，难忘那时革命年代的岁月。

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富强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我们为自己就是新中国的儿童、新少年的先锋感到光荣、自豪！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我们立志长大做一个红色革命接班人。

就是在这些歌曲中，还有一些最打动我心灵的就是歌唱山区的歌，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生长在山里边，和大山有一种永远也割舍不去的情感：

我们唱“山里的孩子哟心爱山，从小就生长在山里边……”，好像唱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唱“一座座青山紧相联，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得哟依儿哟，一阵阵歌声随风传”仿佛是唱到心里去了。

我们唱“满山上红花向阳开，山庄庄人民心喜欢。一心心唱个公社好呀，幸福的生活万年长”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就不用提了！

对山的依恋和热爱，对于我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虽然我离开家乡，告别乡亲，告别亲爱的花坪小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转业安家广州。但，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身在何时何地，永远都记得我就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我不觉得土气，感到骄傲！为此，我现在的笔名就叫：山里的孩子。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花坪小学给予我们的。应该感谢那个时代，也应该感谢哺育我成长的花坪小学！在这里，塑造了我们一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我人生的起步阶段打下了良好基础，真是受益终身！

虽然现如今很多原来以为的是非都被混淆了，黑白被颠倒了，但我们那时形成的人生理想和烙下的时代印记是很难抹掉的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算是在本份做人。

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花坪小学丰富的内涵。

花坪小学不仅内涵丰富，周围环境也不错。

和校门隔着大操场正对面那座很有山镇特色的四角亭，与校舍相映成趣，成为花坪小学不可分割的一处风景。

亭子是木质结构的，约10来米高，呈主亭附楼式。亭子后面有花木扶苏的小石山，石头缝中长出小灌木和篾量刺（荆棘）。一到春天，这小山崖畔还有野花开放，很有山镇闹市藏幽的味道。山上还竖立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当年顾盛钦区长主持修建花坪小学的纪事。后来，在这座木亭北侧修建花坪邮电局，把那块石碑毁了，小石山也受到破坏。很是可惜！其实就在这小石山下边也就是亭子后面就是横贯花坪镇的建关公路，这段公路也就是在花坪镇新街的背后。

再说这整个亭子有三层，中间一层正面是大戏台，那时（大约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花坪人民公社经常组织下面生产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来公社汇演，都是在这个戏台上表演的。观众就站在学校大操场上看戏，我们小学生经常挤在大人们的空隙里看演出。

在这亭子里面住着一位人称龚师傅的守亭老人，名叫龚顺清。龚师傅原来是花坪小学做饭的师傅，原住花坪老街田大远家上隔壁。他有个女儿叫龚元秀，模样长得好，当过老师。还有个儿子名叫龚元强（龚元林？），小伙子也长得好，听说后来在建始县法院工作过。

在我们记忆中，那个龚师傅性格有点儿古怪，基本上不怎么和别人接触，就是自顾自地生活。偶尔有大胆的人爬到亭子的戏台上去玩，立即会被他厉声喝斥下来，慌忙跑开。我们一群小学生虽然都有好奇心、喜欢玩，也有个别调皮的，但基本上都不敢轻易到亭子里去玩。就是有人爬到亭后的小石山上去玩，如老人发现了，也会被赶走。因此，木亭在老人的保护下，一直完好无损地矗立在那里，成为花坪镇一处古迹。

再说学校门前的大操场，虽然是黄泥地的，但我们感到特别亲切。

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随响亮的钟声，我们从校门走出来。在大操场上，面向校门排成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纵队。伴随着值日老师清脆而有节奏的哨音做广播体操。然后，回到各班的教室上课。

课间休息，哪怕只有短短的15分钟，在这大操场上也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着自由组合的学生。有的在玩“杀刀”走谜宫、有的在踢毽子。还有一种方式不是用脚踢毽子，而是把一本书的一角折起来作为把手做成一个临时的球拍握在手里“打毽子”，而且能玩出好多的花样。更有调皮的男孩子在玩“斗鸡”（用双手拉起一只脚至另一只脚的大腿部位并使脚跟紧贴大腿，使之成曲尺状，膝盖头向外。另一只脚单腿跳跃着冲向对方并用膝盖头去顶对方那一只脚的膝盖头。就这样双方反复来回地用自己的膝盖头顶撞对方，被顶得支持不住，败下阵来一方为输）。有的在拍纸板赌输赢、有的在跳绳、有的在抓子、有的在“跳房子”、有的在打陀螺、有的在扔自己手工折的纸飞机玩儿，还有三五成群的女孩子在操场一角天真活泼地跳皮筋儿……想想那时，我们的课外活动是多么地丰富，而且大多是就地取材，不需花很多钱去买玩具就可以玩得很尽兴，还特别具有山区孩子特色！不像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要买几十上百元的变形金刚、玩具飞机、玩具汽车什么的，现在更发展到有机器人玩具，科技含量是搞了，可尽是些现代的甚至是洋玩意儿，一点儿都不沾地气。

这是在课间，就是在上正课时，这大操场也是学生喜欢的地方，那就是上体育课，有篮球课，有体操课。有时低年级的学生也学做游戏、或大家都面向里蹲着围成一个大圈玩丢手绢儿。有一次体育老师给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教木棍操，根据课前老师的要求，我专门回家在山上找了一根狗骨头树，削成跟我个头高低差不多长的操练棍，带到学校去上课。

我们热爱我们的操场，所以，我们要好好美化它。

春天植树的季节里，在老师带领下，我们从老杨树上砍下一米来长的枝条。在操场南北两端土坎上挖好坑，将杨树枝条插在里面，培好土，浇饱水，还沿树坑周围围好草绳保护。

从此，每天我们上学经过操场边时，都要看一看栽的杨树活了没有。后经几场春雨，只见我们亲手栽插下的杨树棍上迸出了一个个芽苞。眼看着这些可爱的树芽在霏霏细雨中一天天长大，抽出新枝条！

一个夏天过后，就已长成一排排小白杨了。有风吹过，树叶哗哗地响，就好象我们少年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杨树属于速生树种，真的是长得快。记得在我后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离开家乡后，有一年回乡探亲，专门到我亲爱的母校——花坪小学去看过，我那张昔日花坪小学的全景照片就是那次拍摄的，可能是目前花小旧照唯一的一张比较全的了，很宝贵。

由于时过境迁，那次我到亲爱的母校旧地重游，所见花坪小学已经起了变化，最可惜的是学校大操场对面的木亭被拆掉了，最心疼的是在学校大操场两边我们亲手栽插的白杨树，在靠操场南面的那一排全部被砍掉后新盖了一栋上下两层共有四间教师的教学楼。靠操场北面土坎边的白杨树还在，而且都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比学校屋顶还高！看到这些，我思绪万千。也难怪，我那年回故乡已是从当年10来岁的小少年长成一个年近30的中年人了，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其实，不仅“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认为更是“时犹如此，物何以堪”，随时光流逝，我心目中亲爱的花坪小学如今已变得“物何以堪”了。

现如今眼前所见花坪小学已然是教学楼高大洋气，教室宽敞明亮，电化教学室尽显其现代，教学质量也是在恩施地区累拔头筹。可惜，就此花坪小学那令人亲切而熟悉的面貌荡然无存。现在想来，真是可惜！

我也知道，如何解决古迹旧貌的保持与时代新发展需求这一对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在西方特别是西欧有很多国家处理得是相当融洽的。就我蠢见，当年扩建花坪小学时，旧校舍不是不能保存的。我也听说当时花小老校舍已成危房，似乎是不拆不行了。其实，还是政府有没有远见，如果那时真有明白人懂得花坪小学老校舍的意义，根本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素质问题。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存在时不觉得怎么样，也不知珍惜，一旦失去后，才倍觉可爱，但为时已晚。如今想来，不管教学设备如何更新，教学手段如何变化，新盖的教学楼如何高大现代，要是原来花坪小学旧貌犹存，那真是花坪镇的福气！到这里来旅游的外地人，肯定会视为一处古迹、一个圣地的。那将是花坪人民受用不尽的无价之宝啊！可惜，没有了。

花坪小学不平凡的经历和骄傲的历史仅仅是在我们这些颇感兴趣人的回味中了。

据资料记载，花坪小学是当时的花坪区长顾盛钦（因脸上长有一些麻子，人称“顾麻子）于1941年（即民国三十年）主持修建的。之前，这里基本是一处坟地，就因修建学校，坟墓全给移走了。我听家乡老百姓有这样说法：在阴宅之地修建学校出人才！

据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动乱而艰苦的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在西迁重庆时，湖北省会曾迁来恩施。同时，有不少武汉的机关、学校也纷纷转移到恩施大山中避难。当时湖北省国立四师则是迁至花果坪镇继续办学，就落脚在这花坪小学和石滚坪大屋里。对此，2010年3月17日登载于建始网的一篇题为《建始文物新发现——抗战时期省立四师西迁旧址》（撰写：通讯员黄再铭）中有较详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西迁旧址，位于花坪乡小西湖村三组小地名石滚坪。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武汉沦陷，战火几乎燃遍湖北省内各个角落。由于道路崎岖难行，相对偏僻的恩施地区就成了湖北省的大后方。湖北省会西迁恩施，政府机关大中小学纷纷迁往恩施各县，建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部分西迁单位的落脚地。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也难逃厄运，几经周折，于1943年6月12日，从公安县西迁至建始县花果坪。时任校长陈敬业，率师生数百人来到这里。学校借用石滚坪一座四合院作为中心校区，另外借用花坪小学校舍。在四合院门前开辟大操场，供学校教学正常开展。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初，“四师”迁往江陵，在此办学3年。

据说当年，日本人除了经常有飞机飞临恩施上空，扔过一些炸弹胡乱轰炸过几阵子外，始终没有攻上巴东野三关。所以，日本人没能进得了恩施。当时，这里可以说是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一块相对平静的地方。可以想象，当时的花坪是何等繁荣！花小和石滚坪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西南联大”！想到这，我真的为花坪小学厚重而光荣的历史自豪，为我也曾经是这里的一名学生而自豪！

最近几年，我回故乡，常要到小西湖去看看，石滚坪是必经之地。眼见得这曾暂驻过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四合院早已破败不堪，院中原有的木亭在刚解放时就被拆除了。原若大的院落，解放后，房主被划为地主，房屋分给贫农居住。原由三家人居住，后分家立户，房屋由六户人家所有。四合院为木石结构，内部为木质穿斗抬梁结构。外墙为石砌墙，屋顶盖青灰色的瓦。院前原有大操场，修建“建官公路”时被切断。由于道路路基提高，操场被街道占用，现仅存四合院。所幸四合院主题整体结构基本保存完好。如花坪人民政府有眼光的话，应该在此院门边钉上写有“花坪镇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西迁校址”字样的铭牌，作为文物好好修缮保存。因为花坪小学早已面目全非，唯有此处基本还是原貌，十分难得啊。

说到花坪小学，她还有两座姊妹学校，一座在距花坪镇大约20公里的唐坪街镇上，还有一座在距花坪镇大约10多公里的石马乡。在地理位置上刚好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支撑起花坪一方的山区教育事业。

据说，唐坪小学是当时唐坪赵天池的一户大地主李华南主持修建的，对于这所也算得上是花坪的名校，我曾去看过，就是我在前面提到那年给当时家在武汉的老乡带东西去唐坪。我专门到唐坪小学拜望过在那里教书的孔庆彪老师，还有我的本家李献平老师。我的高中同学吴开碧，也在那里教学。

还有，听说修这唐坪小学的石料，全部采集于附近一个名叫百家坦的地方。而唐坪小学的地基，当年是一片乱坟岗（这点同花坪小学一样）恰好靠后面一点有个天坑。据说当年建校挖地基时，挖起的一些棺材板和朽骨全都给扔在后面天坑里去了，然后把天坑给填平了，所以，后来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唐坪小学自开办以来，也是一直很兴旺的，培养了不少优秀人。例如后来到新中国外交部工作、又被派往国外担任过驻外使节的李银堂、武汉大学教授朱天才等，在小学阶段都是在这里发蒙读书的。这是不是又应了阴宅之地修建学校出人才呀？

花坪小学和唐坪小学无论在外貌还是房屋布局上，都是如此相像。对此，我很好奇，问过很多人：这两所学校到底哪个建在先呀？有说唐坪小学是先修建的，也有人说花坪小学是先修建的，至今无统一说法。只好存疑，留待作为有兴趣者的话题去吧！

再说点儿石马坝刘宣三乡长在当地修建学校的事情。一九四零年，刘宣三任花坪区石马乡乡长。上任伊始，即兼任该乡国民学校校长，并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学校。在石马坝小学开工动土当天，刘宣三带领乡绅亲临工地背土。同时，落水洞、前塘、后塘三处建校也一起动工。全乡每天上阵修建学校的木匠达一百一十多人，石匠达一百五十多人，民夫达数百人。后因上盖缺瓦，对进度有一定影响，刘宣三见此情景，知道烧瓦已不及，于是带头献瓦，同时要求全乡百姓在自家住房逢沟抽三瓦送于学校。由于刘宣三调动了全乡人力物力，新建的四所校舍，于一九四四年底全部落成。其中，石马坝小学规模最大，可与当时花坪小学和唐坪小学相媲美。

可见当年花坪的教育是多么发达！

直到解放后，我上花坪小学读书时，这三所学校都还在继续开办，而且很红火。三校之间还经常互访来往。我在花坪小学读书时，见过严凯钦老师拍摄的花坪小学师生高举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列队前往石马小学开展互访活动的照片。可见当时的教学活动开展得多么丰富多彩！

因特别眷恋昔日花坪小学的学年生涯，大约是在2011年春天我回故乡时专门兴致勃勃地找严凯钦老师要看当年他拍摄的很多有关花坪小学及学生活动的照片，可惜，全部散失……

说到学校，还有建始县第二中学，简称“二中”，就坐落在花坪街镇正东方向的田家坪纱帽山脚下。

当年，全建始县共建有十大中学：一中在县城、二中就在我们花坪镇、三中在三里坝、四中在长梁子、还有五中、六中、七中不知在什么地方？八中在高坪、九中在官店、十中在景阳河（也就是紧靠清江南岸的下坪镇）。想当年山区的教育事业是很发达红火的，而且数一中、二中、三中最有名，九中、十中也还可以，其他几个比较一般。

说起二中，当地人说那里原来是一块埋人的福地。当年修建二中时也是迁挖了很多坟，这是不是又应了我家乡说“在适合做阴宅的地方也很适合办学校”呀？从后来发展看，无论是花坪小学还是建始二中，的确都成了很好的学校，出了不少人才！丁家琪就曾是花坪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小伙子长得很漂亮、可爱，一副娃娃脸，一笑嘴角边还有俩酒窝。他的长相（像）还有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下嘴皮唇边长有一颗小小的肉丁。丁家琪在学校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后来考到建始一中读中学。其间，一中的田延寿老师还把他作为全县的优秀学生带到二中来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好像讲他发明了一种画五角星的方法，比一般人要画得快些。似乎是他的一项专利。

果然，丁家琪后来属出类拔萃的人才！

据建始网2007年10月22日发布：丁家琪现在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正师职。现在很可能又升了。因为我看过他的资料，他在军队政治理论研究方面是很有造诣的，特别是他参与过叶剑英元帅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参与过《叶剑英传》的编写，还参与编写了一批很有份量的叶剑英元帅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书籍和影视作品。1992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学习期间，专门陪名相哥去拜访过他。当年名相哥在建始一中任地理课老师，那次是受一中之托，叫名相哥到北京后想办法请著名书法家启功老先生给一中题写校名，于是，就想起了家乡名人丁家琪！后来，这事还真办成了！还是由于丁家琪面子大，热心帮忙，找到启功老先生给一中题写校名！现在建始一中引为骄傲的校名书写字体就是用的启功老先生当年给题写的手书。现在，启功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了，这校名的书法更是弥足珍贵！

我在二中读书时的同学吴希杰，从军后，早就荣升师级军官了，他还在工作之余攻诗词、习书法，颇有成就。他的爱人是当年在二中的同学谢华琳，这位军官太太也很有才华，学中国画，写意牡丹画得蛮好。还有刘定敏，比吴希杰高一个年级，和我同年级，那是我在高二班，他在高三班，在恩施曾经也是算得上的一个人物。再就是曾奇勇，当时他低我一个年级，好象是和吴希杰同班的，他在“文革”刚刚结束恢复高考时，在全建始县考生中名列前茅，上北京大学读核物理。后与曾经是建始一中的才女而且貌美的蓝燕结为连理，现在双双定居美国，从事他的专业研究，前些年我们还有信息来往。

二中出人才，自有它的道理，这里的风水好呀！

其实，只要站得稍远一点地方看二中的座山，的确气势不凡！这山名叫纱帽山，仔细一看，整个一座二中后山，品字形状的山脉轮廓，真的极像古时候官员头上戴的乌纱帽。再换个思维看，也很像一尊弥勒佛，二中正坐落在佛膝处。真是绝了，那就是出人才的地方，这不是很适合办学吗？可见当年为二中建校选址的人是很有眼光的！

虽然现在二中在2013年7月寿终正寝，被迁往他处去了，但迁不走我对它美好的回忆和深切的思念。

先说二中的校舍，我们当年在那里读书时只有大小一共七栋房子，是依山坡就势拾级而上建在一台一台土台上的。整个校舍布局背依纱帽山，面向花坪镇。远远看去，很有气势。站在校园远眺对面的花坪镇，视野开阔。

大操场南北两端各有一栋平房，每栋都有两间教室。在两间教室之间夹着一前一后一小间仅七、八个平方米的教师宿舍（那时全校教师宿舍的位置、大小基本上全是一个模式，可见当年教师住房条件之简陋）。当年我所在那个班的教室就在南边那栋平房靠上的那间，与下边那间教室之间夹着的那间小小的教师宿舍就是高明智老师住的，在高明智老师宿舍背后也是同样大小和格式的教师宿舍里住的是吴天洪老师。

最后上第三台也是整个学校最高层，在那里呈撮箕形排列着三大栋校舍，是外刷白石灰石墙和上盖农村土窑烧制的青瓦还带用土红色油漆刷过的木栏杆走廊结构的两层楼房。

当面那栋是全校主楼，屋檐边长着一排高大的树木。楼前平台上并排修建有两个大花坛，里面长满各种花草。当时我很好奇的是在这些花草中，有一种草很特别。那叶片的样子像我家房前屋后岩石缝里长的扁韭，但颜色却是露霜色的。远远看去，就好像在叶片上沾满了露水，似乎还还蒙着一层厚厚的霜，很有秋天早晨的味道。走进仔细观看，可见叶片上有灰白色和浅绿相间的条纹。其实，看到的露霜色，是那灰白色给造成的错觉。这种草在当时我只在这里见过，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可能是谁从外地引种的。后来，到了广州，有时到花卉市场去逛逛，才知道这种草是兰草的一种，叫“金边兰草”，有净化空气作用！在大花坛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走道，道边靠花坛并排立着两个巨大的木架带玻璃框的橱窗，经常张贴一些学校的宣传品，学生习作等等，是学校的一处精神食粮之地。

再看主楼，这可以说是整个二中最气派的一栋楼了，所以校长是住在这里面的。特别显眼的是在二楼走廊最北头木柱横梁上悬挂有一颗大号炮弹头外壳，尖顶中间穿了一个洞，从洞中穿有铁练，将它吊在那里，那就是二中的校钟。我们在那里读书时，是由一位大师傅负责敲响那口炮弹壳钟的。钟声宏亮，整个田家坪甚至花坪街的乌龟包一带都听得到。后来，随建始县中学教育格局调整，二中在花坪镇开办半个多世纪后，于2013年7月，寿终正寝。这口伴随着莘莘学子琅琅书声的校钟，也被花坪小学搬去作校钟了，那里是我的发蒙母校，也好。

我们还是回来说二中主楼。在这栋楼的底层靠北头是学校图书阅览室。过来在上二楼的楼梯后面有一小间教师宿舍，原来是王道忠老师住的，王老师后来调到县城的一中去后，是李勋老师住的。再往南，在最南头是一间大教室，我们在那里读书时那是高三班也就是舒美成老师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的教室。我的好朋友李俊清、黄家荣、刘必龙、刘定敏就在那个班上，还有陈敦轩、袁久文、贺学东等同学也在那个班上。上二楼，还是从最北头说起。也就是二楼走廊的最北顶头，就是刚才提到的挂炮弹壳钟的地方。那里有个通道进到最里边，就是段行政老师的宿舍，紧挨着隔壁是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学校老师集中开会或学生干部开会都是在这里。

再过去就是一架从一楼上来的楼梯了，靠楼梯的南边是一间比较大、好象是有里外两间的一个套间式的教师宿舍，那是舒美成老师和刘作桓老师住的。因为他们是夫妻俩，所以住得大一点儿。再往南去，又是一架从一楼上来的楼梯，就是在这楼梯顶端靠后的一间房屋，也只有大约七、八平方米的样子，就是我们当时的颜泽运校长的宿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风气还真是比现在要好很多。在住房上，是连校长也跟一般老师一样，没什么特殊。在颜校长宿舍隔壁靠南边是女生宿舍。

就在这栋主楼的南北两边，成纵向排列着和主楼结构基本相同的楼房。靠南的那一栋的底层最西头是和教室一般大的一间男生宿舍，我当年和匡裕国、周学武、秦祖洪、鲁云富等同学都在里面住宿过，我们楼上是女生宿舍。在我们的宿舍靠东的隔壁是一架上楼的楼梯，楼梯后面有一间同样是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教师宿舍，是徐节符主任住的。上面是黄正熙老师的宿舍。在徐主任宿舍隔壁东面是一间和教室一般大的一间仪器室，上面也是仪器室。

在主楼靠北的那一栋楼，结构稍有不同。上楼的楼梯不是在中间，而是在靠这栋房子最东头。在楼梯顶端有一间教师宿舍，是李卓英老师住的。楼下楼上各是两间大教室，可能是因为那时学生不太多，基本上没有作教室用，带有机动性质。就是在楼下的那间教室里，当年我们学校宣传队经常晚上在里面排练文艺节目。在这栋楼后面，就是一栋既有外刷白石灰石墙和上盖农村土窑烧制的青瓦结构也有纯木柱木板结构的长条形状排列并带内天井如一栋四合院式的房屋，那里是学校的后勤部门所在，全校的教师和学生食堂都在里面。当年管财务的是黄思瑞会计，他是大里人，非常和蔼可亲，无论何时，对人都是一脸笑，说话也是轻言细语的，有人评价说：“我们的黄会计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婆婆儿一样”。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厨房里有一位姓杨的大师傅，性格很古怪，很凶，学生都很害怕他。其实他的儿子还是我在花坪小学的同班同学，名叫杨森，长得瘦高瘦高的，当时在班上也算是比较调皮的。

在这长条形四合院式房屋下边靠西面是一大块庄稼地，在地中有一栋小小的独立木板房，那是学校的厕所。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这栋小厕所边长有一株垂柳，一到春天，长长的柳丝飘垂下来随风摆动，很迷人。

再说我们在二中的学习生活。

我的高中时期就是在二中度过的。当年的二中，在花坪人民心目中，那就是高等学府了。能考上二中读书的学生，就是很了不起的了！说实在话，那时，特别是在“文革”前的二中，真的是很了不起。那里有高水平的老师。

教务主任徐节符可以说是真懂教育的专家！抓教育是公认的权威和行家。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雅号——“活字典”。据说即使是一些非常生僻难认的字，都难不倒他。甚至有传说他能随时说出任意一个字在《四角号码》字典的哪一页，并且连这个字的解释都能背出来，那就意味着他连《四角号码》字典都能背诵！

然后各科课程都有很权威的老师任教。

教地理的有高明智老师。他不仅地理教得特别好，而且是大家公认的谦谦君子。任何时候无论见到谁都热情地打招呼，言行彬彬有礼，对人都是称“您儿”。学生都非常喜欢他。听他的课通俗有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同他相处，就像是老朋友一样，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高明智老师是四川成都地区的人，又听说他的家具体是在雅安。高老师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高才生，性格随和开朗。当年在东北师大读书时，经常到附近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去玩，去看。深受艺术、音乐感染，所以喜欢歌唱，而且唱得很好！大学毕业踏入社会时，是满腔热情的，而且他对党怀着深深的热爱之情，因为他出身不好，可能是大资本家，他平时在二中开会发言，开口闭口都是说“像我这样的地主阶级的后人应该如何如何加强改造等等。”他真是在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他就是这么一种心态，丝毫都没有受压抑的感觉，平时工作得风风火火地，经常能听到他的歌声呢！

教化学的有王道忠老师，在中学化学课程中那是权威。王道忠老师讲课方式简单明了，易于接受。很多害怕上化学课，怕伤脑筋记那些繁琐的化学公式的学生，只要一听王老师讲课，不仅很容易就接受了，而且还感到其中的乐趣，由原来的厌烦化学课变为喜欢上化学课了。王老师不仅化学课教得好，而且还是个全才，英语、俄语、数学样样课程都捡得起来，还会乐器！那时，在充满文化氛围的校园里，能听到树荫下传出悠扬的琴声，那就是王老师在拉琴了！

教物理的有黄正熙老师，那时黄老师还年轻，堪称二中老师中的美男子，可以说是风度翩翩、风流倜傥，他的物理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

教体育的有李卓英老师，是名牌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的，他的体育在当时全县中学都是很有名气的。

教语文的肖祖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而且极富口才，学生都很敬仰和羡慕，后来担任过建始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还有当时花坪街上田明先的儿媳妇（田大生的爱人），叫刘桂荣，她老家本身是恩施天生桥的。刘老师长得很漂亮，一表人才，又很有水平，口才蛮好，课也讲得好，学生很崇拜她，都喜欢她。刘桂荣老师当时还是二中的团委书记，在当年学校里的团委书记是个蛮重要的角色呢！也是上面领导重视的，所以她在那里还是蛮辉煌的。

当时学校的书记，名叫卢文炳，好象一直是二中的书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大家都很尊敬他。卢书记一家当时一直是住在二中大礼堂进大门的通道旁边的两间木板房里。我们见他家有两个儿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而且都喜欢打乒乓球。

再就是老校长颜泽运，称他老校长那真是当之无愧，听说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中建刚建校不久，就从设在三里坝的三中校长位置上调来任二中校长，一直到我们1972年在那里上高中时他还是我们的校长。按理说，书记是管理政治思想的，校长应该主要是管教学和行政的。但我感觉卢书记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反而是颜校长经常担任政治课老师。我在那里读书时就是颜校长给我们上中共党史课。我记得他给我们津津乐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讲土地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斗争道路的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等等，一直讲到建国后。

还有一个教外语（是教俄语）的姓李的老师，广西人，蛮好玩。他学的是俄语，他的书（俄语方面的大辞典之类的），一本书就像一个小箱子一样，有好多个（本），都是苏联出版的那些书。一次，县教育局来了个人，安排和他睡，他说：“我不要，我要读书！”。他满屋的三面墙壁都是放的书架摆的书。他要读书，1958年大跃进时他跑回去了的，跑回了南宁。当时，一位管教育的领导还在一次作报告中说“二中有个教师跑了，他曾说‘我有一支笔，走到天下都可以吃饭’。”指的就是他。

直到后来，我上高中时这些老师中有些还在，例如教地理的高明智老师、教化学的王道忠老师、教物质的黄正熙老师、教体育的李卓英老师等都分别教过我们，这是我们的荣幸！

后来新来的老师中也有很不错的，舒美成老师的数学就教得很好！刘作桓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给我们上语文课。刘老师还有一个特长，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听说曾经被选为国家乒乓球队后备队员！段行政老师是正在“文革”中从武汉的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他家在湖北黄石市，来到我们这个大山区，相对条件比较艰苦。但我所见他们都是高高兴兴、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其精神令人钦佩！

说到段老师，我要多说几句。虽然我在二中上高中时，段老师既没有给我所在的班当班主任，也很少给我们班上课，但我和段老师的关系却是最密切的。首先是段老师非常活泼，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而且很热爱文学和写作，很自然，我就同他亲近上了。我记得当时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名字忘记了。他每写一部分内容后还专门把我叫去念给我听，征求意见。不知道后来出版没有？当时，二中的图书室是段老师管着的，平时很少开放，好象就在每周末下午开放一会儿，还只准在里面阅读，不让把书拿出去看。而我只要说想看书，段老师就把钥匙给我，让我随时可进去看书。这对于我一个嗜书如命的学生来说，真是莫大关爱和幸福享受啊！后来，也是在段老师主持下，二中成立了宣传队，段老师“钦定”我担任队长，所以就有了我在二中宣传队里那一段难忘时光。

当年在二中读书时，我们那一届共有三个高中班。我在高二班，班主任是前面提到的刘作桓老师，刘老师对学生非常好，我们都很尊敬他。另外两个班，高一班是高明智老师当班主任，高三班是舒美成老师任班主任。当时我们高二班有好多难忘的好同学，特别是一起玩的最好的有周学武、匡裕国、秦祖洪、易恭慧、于海滨、李昌燎等，还有文学武、黄廷相、黄廷贵、黄廷鹏（和我是同桌）、黄大威、张明先、曾凡清、鲁云富、向承宣、李启相、谭云钦、黄治菊、王从文、王纯文、朱一凡、杜芳银、顿祖洲、顿祖常、许祖福、丁家秀、胡淑静……也是友好同窗。

说起中学阶段，附带说一下：在此之前，我的初中阶段主要是在大石板（是当时高潮片）政府办公所在地，在大石板中学，校长好像是陈延发老师？其他老师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想得起来的有：黄正熙老师、毛泽益老师、田大寿老师等，他们是负责教我们那个初中班的。教小学班的老师有吴学富老师、吴云枝老师（民办教师）、袁德美老师（转业军人、民办教师）老师等。在那里，我同班的同学当时属于我们六一大队（旧时称“新场”，后来1958年大跃进时改名叫“国强大队”，文化大革命中又改名叫“六一大队”，现在又改回叫“新场村”了）的有家住我家那个名叫大转拐的生产队（八队）隔壁的汪家荒的那个生产队（一队）的吴家湾的吴义枝、吴文枝，家住垭围坪那个生产队（二队）的桥上的李名敏和河对岸的向存明、向存烁、向存于，家住新场那个生产队（三队）的董家梁子上的朱一凡和董家梁子坡上的向存善，家住绿荫塘（当时属于第五生产队）的蒋远朝，家住祝家荒那个生产队（六队）的王传炳，家住老屋湾那个生产队（四队）的吴会林、吴秀玲兄妹俩和也是四队的吴仕轩、吴俊清兄弟俩。

再就是属于当时五一大队（旧时称“三叉槽”，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叫“五一大队”，现在又改回叫“三叉槽村”了）的家住三眼洞的胡楚龙，家住三叉溪的雷新成，同是在三叉溪住的还有一位姓聂的同学，他家里生活很困难，但他非常喜欢看书（读书），家住大阳坡的鲁云富、侯存珍等。

还有就是住在大石板的好几位同学，具体属于哪几个大队记不太清楚了，有就是正在大石板居住的张明先、张桂先、曾凡清、尹定潮等，有从大石板后面（西面）进去那个名叫黄矿场（就是解放前大户人家李彩凤及其子李启龙的故乡，李启龙在国民党政权时期担任过官店区区长）的李启艳、李启相，从大石板东面进去具体小地名叫什么记不得了，那里有我当时同学孔祥太，他学习很好，是我们的班干部，后来听说担任过当地村干部。有大石板再往下走属于刀背垭那个村一个小地名叫百草池那里的王从文，我们还是亲戚，他是属于我的婆婆（奶奶）后家王姓家族的人。

属于大石板地域的还有向承轩等其他几位同学，他们家的具体住址记不太清楚了。

还有一个名叫刘书惠的女同学，长得很漂亮，她本来是花坪街镇上的人，不知怎么当时也是在大石板读初中？

在二中读高中阶段，我们在学习上，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紧张，有时还感到很有趣！我记得我们玩得特别好的几个同学，还开展一些不同于其他同学的活动。在晚自习时，把功课做完后，周学武、匡裕国、秦祖洪和我，刚好是四个人在一起。我提议，我们四个人当中，无论是谁先作一句诗，后面的人依次根据前面的人所说诗词的格式接一句，而且意思要连贯。结果，我们四人无论是谁起的第一句，后面也无论是谁接，反正是四个人一轮下来，都是一首句式一致、意思连贯性而且很具文学性的诗！可惜当时玩过也就过去了，没有把它记下来，现在连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回想起来，真有古时候竹林七贤之风！虽然我们那时只是一些普通的高中学生，不够称作“贤”。但我们却是一群意气风发，志趣相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好同学，直到毕业后，我们还亲如兄弟！

还有，不知是当年物资匮乏呢还是什么原因，在市场上买不到扑克牌，如果谁有一幅，那简直就是至宝了。于是，有我、周学武、秦祖洪等几个人，开始寻思自制扑克牌。现在我记不得当时是谁提供的硬纸板，只记得首先是和秦祖洪同桌的杜芳银同学给我们提供了供雕刻扑克牌印版的石头。他家住落水坪那边的范家村，他说在他家附近有一个地方有一种石头硬度不大，很适合雕刻，我们叫他带一些来，一试，果然很容易雕刻，他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一幅扑克牌54张，我们就雕刻了54快雕版，而且有我们的创意。我们给A、K、Q、J牌面设计的图案有包谷托、谷穗、南瓜等山区农户的特产。我记得大小王是我雕刻的，是反映农村新面貌的木刻风格的画面，其它牌面周学武、秦祖洪都参与了雕刻。

在我的二中时代，还有一件非常令人难忘的事情，就是那年解放军拉练部队来到花坪镇，并宿营二中。

大约是在1971年初冬，在农村正是窖洋芋的季节，恩施军分区的解放军战士冬季拉练来到了花坪镇。

说实在话，在此之前，我还只是读小学时在区署坝子里见过由县城里押运犯人来开公审大会时的带枪武装人员。这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真的是感到万分惊喜！

只见他们穿一色的绿军装，头戴一样的军帽，鲜艳的红领章红帽徽特别显眼。真的是“鲜红领章两边挂，五星帽徽闪金光！”排着整齐队伍从老街头上走入花坪镇。一个个身背背包，肩挎步枪，还有手提轻机枪，好不威武！走在街中，他们微笑着向欢迎的老百姓招手致意。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军人，见到这么和蔼可亲的解放军，我立即把在读小学时书本里常念叨的“解放军叔叔”的概念与眼前的真实联系起来，犹如梦中。

那两天，整个花坪镇沉浸在军民一家亲的喜庆之中，仿佛当年红军又回来了！

在拉练部队要来花坪镇之前，我们二中早早地就接到了通知，要做好接待解放军拉练部队住宿的准备。学校暂停课两天，把教室腾出来供拉练部队作临时营房之用。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勋老师那一手滑爽的行书毛笔字写得特别漂亮。在我们二中和花坪镇，到处都是他书写的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李勋老师在供拉练部队作临时营房的教室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的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很有特色。他是把一根粉笔折为两段，然后把粉笔横着在黑板上写。写出来的字很有笔锋，折撇分明。再用彩色粉笔勾边，立体感很强。看着那“热烈欢迎亲人解放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欢迎口号，我们一方面为有解放军来住我们的教室而骄傲，一方面欣赏李老师的字而欣喜。

解放军进入花坪镇当天，就在田家坪通往二中的大路两边地里和社员一起劳动，揾洋芋窝子。只见他们都是很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干起农活来非常认真。红扑扑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一边劳动一边和身边的社员说笑，非常亲热可爱，真的是军民一家亲呀！

大半天劳动过后，傍晚，在我们二中的大操场上，解放军开始了连队之间的篮球友谊赛。我们学生围着操场观看，他们那娴熟的运球技术把我们看得眼花缭乱，矫健的跨步上篮令人惊叹！听他们喊叫的声音，和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但听得懂。后来我参军到部队去后，才知道那一年拉练到我家乡的战士大多都是湖北襄樊和枣阳一带入伍的兵。

夜晚，在花坪区署坝子西头的邮电局前面靠北的一个小土台被装饰成了临时戏台，军民联欢会的文艺表演节目就在这里上演。

一排排穿着整齐的解放军战士成行成列地站在区署坝子里，周围围满了也是来看戏的街道居民和附近来看热闹的群众。大家都面向戏台，目不转睛地欣赏文艺节目。

那时虽然没有什么大腕来表演，都是当地群众和解放军自编自演的节日，但都看得很入神。

特别是我们二中演出队表演的歌舞《大红枣儿甜又香》，是由当时有校花之称的贺新建领舞。还真有舞剧《白毛女》中的舞蹈《大红枣儿甜又香》的韵味，把一队队解放军战士和周围的群众看得如痴如醉。舞蹈随歌曲终了，台下响起热烈掌声，似乎整个花坪山镇都沸腾了。其间，解放军也表演了几个兵味很浓的小节目，很好地展现了人民军队的英姿，又迎来了台下人民群众热烈掌声。此刻，整个花坪山镇完全沉浸在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的欢乐气氛中了。

第二天，部队要走了，他们起得很早。等我们到学校，只见在二中大操场上已经排好了整整齐齐的队伍，一行行笔直的纵队，形成一块块豆腐块似的齐整方阵。每一方阵前的地上都架着一挺轻机枪，很有武装味道。后来我到部队后才知道，那一个方块就是一个排的兵力，按部队建制，是配有一挺轻机枪的。当年恩施军分区是出动的分区独立营两个连队大约200多人进行冬季拉练的。所以，200多人的武装部队集合在我们二中的大操场上，这阵势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哪见过呀！在我们心中就是大部队啦！把我们都看得惊呆了。

随着一声号令，部队出发，从花坪镇新街开往小西湖方向，据说他们要过关口卡子下景阳河到官店去。

在花坪小学读书时，从雷锋的故事中，解放军就在我心中刻下了美好而崇高的印象。这一次亲眼见识了这么多解放军叔叔，参军入伍的愿望在我心中愈发强烈。

第二年，在我们高中学生中征兵。但不是人人都能报名的，好像是由学校指定。

我为了能报名参军，一天早上，早早起床就到教室里，毅然咬破手指，写下了表达强烈参军愿望的“血书”。当时好象就是写的四句类似打油诗的东西，具体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那时比较时髦的“扛枪保国为人民，甘洒热血写春秋”之类。用信封封好，直接寄“建始县征兵办公室收”。

几天后，二中的颜泽运校长到我们高二班门口叫：“李名宪，你来一下。”我当时心中忐忑，校长叫我是什么事呀？同学们就更惊奇了：校长怎么找李名宪呀？

一到颜校长房间，校长严肃地问我说：“你给县征兵办公室写血书了？”

我承认：“写了”。

接着校长就给我做思想工作了，无非是说要听党的话，安心读书，将来好好为人民服务等等。

就这样，我写了血书也没能去参成军。

那一年在我们高中的同学好像就是王生明和汪奉杰去了，那天接兵的人是把吉普车直接开到我们学校把他俩接走的，我真羡慕死了。

后来，我在1976年却意料之外地参军去部队了，而且军龄长达21年！

想想，真如老百姓说的“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花坪区公所】——

让我们把目光收回，聚集在花坪区公所。

在新街头上，有一栋吴家大屋，是当年花坪糕饼富商吴炳堂的府邸。可说是当时花坪镇最气派的房子了。整个房屋背靠一座独立小山包，而且房屋两边高高的徽式翘脚檐封火墙更增添其高大气势。整个房屋内因地势高低建得错落有致，有好几进，分两层、三层楼不等。内有好几个天井，屋后有一个幽静的后花园。花园后围有院墙，整个形势有点像西藏的布达拉宫。门前有一个大场坝，可供上千人集会。

李蘭儒当年在花坪颇有威望，据说，他是在花坪解放的头一年去世的。当时，丧事盛大，极备哀荣。当时去他在垭围坪的老宅悼念的人极多，站了半边坪，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人山人海是实在的。还有说当时，在悼念治丧期间，从垭围坪到邓家湾，一直到花坪街上，路两边的人家门口都是摆的香案祭奠的。又据说两当时驻扎建始县城的武装派了一个排的兵力来参加悼念。还听说当时来悼念的人送的祭品堆积如山，而且香纸特别多，堆不下，一时也烧不完，他们就把那些香纸又拿到家族中李系麟开的小卖部去卖，送礼的人图方便，就在那里买了又送去。就这样，买了又送，送了又买。在送逝者上山（就是送葬）那天，抬着灵柩从垭围坪到花坪街镇上走了一圈才到墓地。前头的人已经走到了街镇上，后面的人还在垭围坪，途中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凡是见人就开孝（给供戴孝的白布），那天，几乎是所见人人都在为其戴孝。

再说李远廷，在继任李蘭儒当花坪的区长后不到一年，花坪就解放了。这时，李远廷因当过伪区长，是新政府的镇压对象。他害怕被镇压，就逃跑了。当时，为捉拿李远廷，花坪镇周围的好几个村组织了大量民兵日夜搜索，都一无所获。后来，在顿家湾住的向正新和垭围坪的向文宋到巴东去揹脚（人力揹运货物），偶然遇到了本已乔装打扮过的李远廷。于是立即将其扭送回来，送给新政府枪毙了。

不久，官店解放了。据说李启龙当时就组织了大约四、五十个人的保安队，每人都发了枪，退至花坪关口卡子上踞守了一阵子，准备抵抗解放军进军花坪。但还是感到力量单薄，难以抵抗。于是，就把大约有20多条枪（步枪）寄存在胡家槽老百姓了。不久解放军就开进花坪来了，李启龙才带着他的人把那些枪取走，慌忙逃跑了，据说是逃到四川去了。后来带领他那些仅有的武装向新政府投诚了，成为起义有功人员。

当时解放军在花坪只作了短暂停留就开走了。从花坪过兵的时候，只见解放军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队伍的最前面已经走到了新场，后面队伍的尾巴还在花坪街上。应该是大约有两公里多的路程那么长。队伍中有高头大马驮的大炮、物资等，浩浩荡荡地向北开去了。

说起“兵”，在花坪的历史上，可是有些故事的啦。

在我的故乡花坪快要解放的时候，有过几年兵荒马乱的日子。首先是国民党每年抓兵拉夫不断，可能是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兵、夫都不够用了，便命令当地保长、甲长在乡下拼命地抓兵拉夫，有时青壮年不够了，连年过半百的老人也被抓，搞得人心惶惶。农家男丁，因害怕被抓兵，有的咬牙把右手食指给剁掉的，有的一家有兄弟好几个的，就要想办法分家，或有的出门给没有儿子的人家当上门女婿，因为那时还是有“独子不当兵”说法的。

当时我们李家掌族杆的李系芳（号兰儒），在花坪区长任上，为护佑自己的家族，每逢上面派下有抓兵拉夫的任务，就事先把消息透露给本家族的人，暗示家里有好几个青年男丁的找地方出去暂时躲藏一阵。听我家老辈子讲，有时，实在躲不过了，也只好让其先被抓了再说，然后再想办法营救。据说，有一次，本家族一青年男子被抓兵了，他就托人悄悄对这位被抓的青年男丁说：“等把你们带到县城里集中后要上车走的时候，你就假装说要上厕所，然后就想办法溜出来跑回家。”据说，这一招果然灵，有几次被抓兵的人都是这样中途逃掉了的。

后来，听老人家，花坪还闹过几次兵灾。有时是南兵打过来，过一阵子又是北兵打过去，还有叫什么“神兵”的队伍来来去去地折腾。我小时候就听嗲嗲讲，说是在现在的花坪老街头上不远的邓家湾和垭围坪之间的一个名叫阴阳槽的山沟里，北兵和南兵的队伍相遇了，双方还动了枪炮。据当年附近的老百姓说，当时是看到两边的兵拼命地往阴阳槽两边山上爬，抢占有利地形，不一会儿，枪声大作，两边山坡上的兵都直往山沟（槽）里冲。等仗打完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拿着撮箕到阴阳槽去扒炮子壳壳（弹壳），拿回家打铜器。我记得当时嗲嗲在讲述这段惊险战事的时候，非常认真，还特地指着我家挂在火坑梭钩上的那把烧开水喝的大铜鏙子说：“这把鏙子不就是那年在阴阳槽扒的炮子壳壳（弹壳）打的呀哇！”

后来又听说贺龙要来了，有的还说他的队伍已经到了官店（和花坪相邻近的另一个区，下同，不赘述），马上就要打过花坪来了。当然，当地老百姓只知道凡是有兵来都是灾难，根本不知道贺龙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为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总之，只要一听说有兵要来，就视作洪水猛兽，得想办法赶快躲藏起来。邓家湾旁边蚂蝗坡里有个山洞，就是附近老百姓经常躲藏兵灾的地方，有时，大家带上干粮，在里面一躲就是两三天，等外面平息了才敢出来。

其实，这次确实是共产党的一支队伍路过花坪，而且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究竟是不是贺龙的队伍，有待考察。但由于当时贺龙的队伍确实在花坪的近邻官店建立过根据地，影响比较大。所以，在花坪的老百姓中也风传贺龙的队伍要来了）。对此，我们家族的寅芝大姑对我讲起过：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一听说贺龙要来了，听到枪一响，深更半夜都连忙爬起来往蚂蝗坡里跑。跑到那个岩洞里躲起来，就是顿家湾旁边的那个岩洞嘛。慢后（后来）又是共产党过身（路过），我们又去躲在那个岩洞里。躲了两、三夜，出来一看，他们还好呢，没有闯（侵扰）我们家，这哈我们才晓得：共产党的兵好！

说“贺龙的队伍已经到了官店”，其实是真的。当年贺龙带着队伍确实进驻了官店，在那里“闹红”，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今，在那里还有许多当年贺龙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遗址，现在被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随着建始县的解放，花坪镇迎来了新生，新政权的区公所仍设在吴家大屋里。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里由国民党政权的区公所变为共产党政权的区公所了！花坪迎来了新生！

我在小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公家的屋，是区公所。

后来，改革开放之初，落实政策，吴家人找出当年政府向他们借用这栋房子作区公所办公场地的借据来，政府就把这栋房屋归还给吴家了。然后在花坪街镇舒家湾方向另辟新地建了一栋砖墙、水泥结构的三层楼区公所，现在是花坪镇镇政府办公楼，这新建的办公楼和原来所借用的吴家的那座颇具布达拉宫气势的楼房相比，我看是差远了。虽说新建办公楼是钢筋水泥结构，原来吴家大屋是木柱、木板壁，上盖青瓦，外围徽式翘脚檐封火墙，显得很有山镇特色，韵味十足，而新盖的办公楼整一个不土不洋，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再后来，位于花坪街镇东面田家坪的建始二中撤销后，花坪镇镇政府将那里的校舍作为了办公场地。

但很可惜，吴家那座很有山镇特色的大楼，后来吴家人自己给改的改、拆的拆，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他们把原大楼靠南侧的木板房全拆毁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花坪街镇上目前最高楼——花坪桃片糕大厦。门前的老区署坝子里也早已被人修建了一栋百货商场。

说实话，当时说那区公所是借用吴家的，很多人都真不敢相信，而且在感情上也很接受不了。因为在这里寄托了花坪人民多少对新政权的情感啊！

就是这区公所，当年那可是整个花坪区的首脑啊！（后来改为公社，“文革”中叫过“革委会”，后来又叫区了。现在，于2011年12月18日，花坪又撤乡建镇了）

那时，特别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正是我在花坪小学读书的时候，喜欢到区公所门口玩。所见进进出出的干部，穿着还是很朴素的，大都穿的是蓝色或灰色中山装，有的戴帽子，也有的没有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胡顺清的公社干部，长得一副憨厚老农民模样。穿着也非常朴素，在下乡村时，如果是在夏天，经常是脚穿草鞋，背后背顶旧草帽，跟老农民没多大差别。

还有，那时区公所的干部住得也比较简陋，绝大部分是属于老婆孩子在乡下，而自己在区公所当干部。所以，那时这些干部在区公所一人也就一小间木板房，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会客的地方，还是睡觉的寝室，有的自己弄饭吃饭也在那间屋里。

记得当时我们花坪小学的老校长张贤臣调到区公所当区委管宣传的委员了，大家都称他张委员。他有一个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名叫张犁艳。有好几次，他都带我到区公所他爸爸的住房去看过。所见非常简陋，好象除了有睡觉的床，就是有一张木头制作的办公桌子，几把木椅子，好像是有一把藤椅，就是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焦裕禄用的那种，在那时就算是高档家具了，至于沙发连见都没见过。

说实话，那个年代的基层干部作风绝大部分还是比较好的，也深得群众拥护。不像后来的有些干部，绝大部分是自己不捞好处不办事，腐败不分有无，仅仅只有大小之分的了。

在区公所这栋大房子后面，大约快要接近那个小山包顶的位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另建了一小排单独的房子，是做公社广播站用的。当年田大喜是那里的技术权威，他也是我在花坪小学的同学。当时读五年级的时候，我是“五二班”的，孔庆彪老师给我们班担任班主任，田大喜是“五一班”的，他们的班主任是王宗绍老师。田大喜那时读书学习很好，人也聪明。后来花坪创建广播站，专门派他去学习了一整套的有线广播技术，后来一直在那里工作。

当年，在山区农村，可以说是家家家户户都通了广播。每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社员收工回家的时候（大约是六点三十分左右），广播里吱吱哇哇的音乐就响起了（因为用的全部是洞圈纸盆式喇叭，根本谈不上什么音色），能发出声音，里面还唱歌，农民就感到非常新奇了！不一会儿，正式播音开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下面播送内容提要……”。那时，山民就靠这小小的广播，听到国家大事。其中不少是农业学大寨的消息，而音乐节目呢！除了歌颂红太阳毛主席的歌曲，基本上就是播放的样板戏唱段了，那时很多青年人就是通过家里的有线广播跟着学唱样板戏的。而广播站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神秘的高科技所在了，田大喜成了人们心目中了不起的高科技专家。我们二中宣传队也经常到那里去录制节目，当第二天听到广播里播放我们宣传队员的表演，那个高兴劲儿呀，简直不亚于现在的上“春晚”！

【花坪人物】——

朱和中（1880—1940），字子英，原名朱大顺。出生在花坪区东湖罗三湾附近一个名叫上白坦的地方。他家祖居老屋后面的山脉形似一顶官帽，人称纱帽山。似乎预示这个地方注定要出大人物。

传说朱和中出生的时刻就很非凡，正逢龙年龙月巳时（巳属蛇，民间把蛇称作“小龙”，那就意味着他的出生就征兆其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他家的祖坟都在那里，而且墓碑都还保存完好。

朱和中少时就读于本县五阳书院。15岁府试夺魁选入湖北武备学堂深造。时清廷腐败，列强侵略。朱和中“忧社稷之将倾，立报国之宏愿”，与吕大森、张荣楣等组建“乐群印刷社”，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书刊，宣传反清。朱和中与同志们或聚会谈论，或当众演讲。一次他演讲时，慷慨激昂，手中拿的折扇拍破几块而不知。行动渐为鄂督张之洞所闻，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调其远赴欧洲留学。先入德国陆军步兵学校，后转入柏林兵工大学，勤苦发奋，掌握了英、德、俄等多种文字。1904年起，与孙中山交往甚密，从此投身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朱和中回到建始花坪，兴建寓所（即现在花坪新街上的朱和中故居。为纪念朱和中，现在这一街区已改名“和中街”），安顿眷属，吃斋事佛。曾训斥县长孙业震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民国29年春，朱和中应国民政府电邀去重庆。甫及3月，鄂西北战事败绩频传。朱和中焦急中风，病逝于重庆北碚。噩耗传到花坪后，乡人无不痛惜，曾有挽文怀念：

创建欧洲同盟，协助孙中山，功在民国；

抨击鄂西弊政，痛斥孙业震，泽及桑梓。

朱和中应国民政府电邀去重庆时，他回到花坪兴建的寓所还没完工，是由他的家人最终完成的。后来，他的家人就一直居住在此。听老辈子说，朱和中的家人对人非常热情和蔼，很体贴下人，也很体恤穷人。一次，我听曾经在他们家做过工的人说“那个时候我还是一点点娃娃，大人在他们家做工。朱和中的家人对我们非常好，就和自己家的人一样。就是他们的内室我都能进去，调起皮来在人家的地毯上面打滚都可以。”也是听曾经在他们家做过事的人说，只要是有叫花子（乞丐）在他们家门前讨饭，朱和中的家人就马上叫下人准备好饭菜给端出去，还特别叮嘱：“多舀点坨坨肉。”

据说，花坪解放初年，刚开始时人民政府准备按照对待剥削阶级的方法没收其家产的。就在这时，朱和中的家人把早就缝在一件随身穿的棉衣褂子里面的一封信拿出来给人民政府看。当时花坪刚解放时的首任区长（人称黎政委）一看，见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给朱和中的亲笔信（据说此信现存建始县档案馆）。这样才没将朱和中的家人按一般的剥削阶级的人对待，给了一些优惠政策，让其仍住在原来的屋里，以至终老。

在花坪，除了朱和中这个大人物外，还有两个人物也很值得一说：

一个是花坪刚解放时新政权的领导人黎政委，一个是经常可见在区公所门前场坝里晃荡的廖启生。

这两个人物，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黎政委是我们花坪刚解放时新政权的领导人，廖启生却是原先当过教师，后流落成近似乞丐又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式的人物。

对于他们俩，由于我在家乡时没有注意收集资料，真的要下笔来写，感觉有困难。

对于黎政委，我只是听说过他在花坪解放前夕是在镇上做地下工作的人物。听当地人说，黎政委当年就是扮着一个卖线索的小商贩在花坪镇活动的。所以，对镇上的事情早就了然于胸。刚一解放，他就担任了当时花坪区新政权的领导人。

后来，家乡的刘兴钊老师要来广州，我托刘老师给想办法弄点有关黎政委和廖启生先生的资料。

不几天，刘老师来了，说：黎政委的资料不多，但也听说了一些：说黎政委是大高个子，可能是河南人（也有人说他是湖北黄冈人）。那时在花坪区当领导，很有威信，而且领导水平高，特别是政策观念很强。

于是，刘老师给举了一个也是听人说的例子：那还是在花坪刚刚解放不久，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黎政委到县城开会去了，在家的几个领导就初拟了一份要镇压的反革命名单，总共有四五十人的样子。黎政委回来一看，说：“这个不行，按政策有好多是不该杀的”。据说他一连就删去了三十多个原本要杀掉的人员名字。就这一个例子，一可见黎政委的政策水平，二可见黎政委的为人正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人性化，真令人钦佩！因为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红色恐怖，很多革命干部都是以阶级立场坚定著称的，对地主、恶霸、反革命是不讲任何仁慈的。现在看有些暴露出来的资料，在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冤杀的所谓阶级敌人可真不少。杀了也不就杀了？人头落地了还能再长出来？

所以，就此一件事，黎政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发高大起来。在解放之初有这么一个明白人掌握着花坪的生杀大权，那真是花坪人民之福！就此一个例子，胜过千言万语的赞颂。所以，无需我再长篇大论地去写黎政委，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有这个例子足够。

对于廖启生先生呢？我对他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在我心目中至今还有他生动的形象，这位廖老师在我心目中就是花坪镇上一个孔乙己式的人物。人们经常可见他头戴油纸斗笠、身披塑料薄膜、腰扎麻绳、肩挎几斤随时不知登门谁家去搭伙的包谷籽从街上走过。他一到附近乡村，人们见了很多都还亲热地招呼“廖老师，今天又到哪里去呀？”他总是笑着点头，彬彬有礼，反复着那句几十年一贯制的口语“去找点饭食小菜”。有时，他到乡下农家去，一进门就要求给搭搭伙，即拿出他随身带的苞谷（玉米）籽，借主人家的石磨磨成面后就势在那家人家家里做饭吃。偶尔他也向过往行人小声地请求“意思”、“意思”——希望给点小钱。还经常习惯性地蹲身擤鼻涕。还经常可见他随手捡拾落在地上的费旧报纸，边走边看。遇着兴起，还要拉着旁边的人议论几句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一次，我就亲眼见他在区署坝子里拉着一位赶场的人，指着报纸一角说：“现在发明了固体酱油，这个东西好！”他还有一个在今天看来都是文明的好习惯，那就是走路从来都是靠右边走，而且有时在路上见有行人走错了，他还要上前给纠正过来。我想，这可能是他当教师时常常教导学生形成的礼节吧。

总之，我对廖启生先生的了解，也仅仅就是这些很零碎的东西。所以，我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陌生的是对于他的许多具体资料还真的没有。

幸好，刘兴钊老师给我带来了花坪镇的刘仕廉老师写的一篇廖启生先生的资料：

青山拥抱了他——廖启生老师的归宿

一九八八年农历腊月十五日夜里，花坪镇有一位老人辞别了人世。悄悄地、毫无声息地走了。

没有灵堂，没有挽幛，没有亲戚朋友的簇拥护送，没有在千人小镇上荡起丝毫的涟漪。只是在次日清晨，人们听到榨房坡的山腰里响过一阵短暂的鞭炮声。那便是生者给逝者——廖启生老师最后的祭奠。

早饭时候，街心里有几位老人交流了这一信息，话语里点缀着几丝羡意：“他才修造好啊，前几天还上过街的，昨晚就打了转身。”

从此，人们再也无需记挂他有时见面就小声提出“意思”、“意思”——给点小钱的请求了；再也看不到他那具有节奏感和线条美蹲下身子擤鼻涕的动作了；更用不着问他：“廖老师。今天打算把包谷籽带到哪一家去搭伙？”

据传，廖老师有过艳史。他在年轻时，在土改工作队属不多的娇娇者。他高挑的身材，刀削的鼻梁，出色的工作能力，不能不为身边的芳龄异性所动。于是并不意外地堕入婚外爱河，犯了党纪国法的大禁，随之被开除公职。这番巨大的打击使得廖老师抑郁成疾，久而久之神经错乱，“廖邪子”的雅号成了他的全称。经过他的诉求和当地政府的考量，让他成为每月享受双份口粮——国家供应三十斤、生产队提供三十斤的特殊五保户。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些岁月里，廖老师都未曾饿过肚子。

廖老师神智常昏，可文心不灭。他爱读、爱写、爱谈新闻。他衣袋里几十年如一日的常常装着从路边捡来的报头书角。他常常手捧这些读物边走边看，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的姿态好不叫人顿生敬意。

无论天晴下雨，他总是身披自己用几块旧薄膜缝制的大披毡，头戴油纸斗笠，腰扎苎麻细绳。马路上、山道中，只见他步伐铿锵、斗蓬晃荡。其势威威，大有侠士佐罗风韵。

“找点饭食小菜”是廖老师生前的口头禅，这一经典话语已被大家公用为见面答讪的习惯语，跟北方人见面便问“吃了么”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在这里照章全录刘老师对廖启生老先生的描述。虽然里面有些表述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榨房坡”，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祠堂坡”。说“‘找点饭食小菜’是廖老师生前的口头禅，这一经典话语已被大家公用为见面答讪的习惯语，跟北方人见面便问‘吃了么’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也不一定合适。因为见面便问“吃了么？”应该不仅仅是北方而且几乎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绝大部分地方老百姓的见面语，但这无伤大雅，我都原样保留了。

我认为刘老师所描述的廖启生老先生的形象和生活习惯，跟我在家乡所见是一样的。最可宝贵的是有关廖启生老先生是因为参加土改工作队中的一段艳史而导致精神上出的问题，这是我原来不太清楚而一直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我还曾非常惋惜地想，廖启生先生对人那么彬彬有礼、那么有文化，要是不“邪”多好呀！他是怎么“邪”了的呢？幸好刘老师给说清楚了。

花坪镇的确是有历史的，还有不少名人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例如吴厚载老师，他老人家的大名我早熟知，但很惭愧，我还不认识他本人。我认为他对花坪是有特殊贡献的，不仅多年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为家乡培养了大量人才。特别值得一提就是多亏他给提供了据说是章太炎先生过小西湖写的诗，这个事情在建始县编写的文史资料上都有记载，虽然后来也有人提出疑问，但不管真假，反正现在花坪认定就是这样的了。现已把章诗镌刻于顽石并矗立小西湖入口处了，正在给花坪旅游大大长脸。

再就是田明芹老师。在这里，我把他老人家作为花坪的一个人物提出来，倒不全因为他是我的尊师，有师恩难忘的意思。

说实在的，只要一提到田明芹老师，在花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中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无不称赞田老师的那手毛笔字写得真好！那时在花坪镇上以及乡下好多地方，每逢过春节，人家门上贴的对联，很多都出自田老师之手！

田老师写毛笔字，开始大都是写的规规矩矩的正揩字。人们常说：“字如其人”，这句话用在田明芹老师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田老师为人非常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就为这，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后来才给平反“摘帽”了的。

对此，我曾写诗赞扬：

书丹正楷精，万世老师情。

笔划见分寸，烛红明晓声。

田明芹老师还是个很活泼、爱好广泛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在晚年，更是特别迷上了书画，和花坪镇的一些书画爱好者交往中，在原来习正揩字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行书、草书和绘画，喜爱上了《中国书画》杂志和《书法报》等报刊杂志上的书画作品介绍和书画技巧知识，还曾托我给他购买过画梅花的书籍和作书画的宣纸等。退休后，田老师似乎更忙了，由于他老人家的正直和写得一手好字，每逢有人家过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写帖子、喜联、文书等，还要负责帮忙管帐（这个事情一定要是主人家非常信得过的人才能胜任的）。

田老师还是个热心公益的人，被区乡文化站聘请为顾问，经常帮忙张罗开展文化活动，像什么每年春节期间的迎春书画展、喜迎香港回归书画展等等活动，忙得不以乐乎。

由于田老师有写正楷字的扎实功底，渐渐的，书画也更上档次，其作品经常参加县、州以及一些国家书画组织的书画会展，先后参加过“全国信誉杯大展组委会”、“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组委会”、“湖南潇湘文化中心”、“恩施州庆10周年组委会”等书画展览单位组织的书画会展，有不少作品获奖，其中，令田老师非常兴奋的是他有一幅书法作品在日本秋田举办的书画展上获得嘉作奖，并被当地收藏！田老师真是“老骥伏枥奋夕阳”啊！

后来，我仔细看过田明芹老师的绘画作品，绝大部分是画的中国文人特别喜爱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和“松、梅、竹、菊”岁寒四友，这也正应了老师的品格。

对此，我谓田明芹老师是：

如梅之不畏严寒、如兰之给人幽香、如竹之正直凌空、如菊之秋光一片，学高尊为人师，身正堪作楷模！

田明芹老师在解放前读过建始县简师。当时在“简师”参加过闹学潮，被开除了，没有毕业。花坪刚解放时，田明芹老师就跟随黎政委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等工作，外出时还配有长枪（步枪）和手榴弹。

一次，他因随身携带武器去参加岳父的葬礼，嫌身上带着武器不方便，就临时寄存在别人家里了。事后，受到了土改工作队领导严厉批评。

因为刚解放时，对敌斗争情况复杂，就在当时和花坪区邻界的官店区就发生过好几起政府工作人员外出被暗杀事件。

从这以后，田明芹老师外出格外小心了。

后来，政府又派田明芹老师到当时所属高坪区的望坪去开展工作。由于有了前次因武器离身而受处分的教训，这次格外谨慎了。一天夜里，他单独住在一户逃亡大地主庄院里。一到夜里，若大一个庄院空空如也，显得格外阴森。他紧张得连衣服都不敢脱，和衣而卧，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杆长枪，腰里别着手榴弹。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从这以后，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太令人提心吊胆了，第二天就跑到当时的高坪区政府把武器交了，说：“我不干这个了。”就回花坪来了。从此，一直从事教育事业。

讲到这段历史，田明芹老师的后人无不惋惜地说：“爸爸那个时候还是胆子小，如果当时一直搞下去，说不定还可以当个什么干部呢！”

那倒很有可能，但国家少了一个好干部，花坪却出了一位特别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总是好事！

在花坪，还有几位可以说是比较不一般的人物，也略作一提。

花坪老街上的田大谦（就是刘彩英的丈夫）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当时在花坪街上称为“大田大谦”，因为另外还有个叫“小田大谦”的。田大谦虽屈居花坪街上，但平时看到他都是仪表堂堂、一品官相。

还有花坪老街上的田寿益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当过国民党海军军官。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挨了整，差点给整死了。那时给他们扣的帽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呀！

听这一讲，我发出疑问：花坪街上那几个黄埔军人，为什么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却回花坪来了呢？后果都这样悲惨？

对此，有人解释说：

他们可能在当时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对共产党又不太放心。由于对国共双方都不太感兴趣，即生归隐之心，于是选择了回乡避世居住。

其实，在那些个红色年代，隐居？谈都不要谈！

后来，我曾听家住花坪镇街上的好友李德顺给我讲：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红卫兵还在他们家中搜出了“中正剑”！在那个年代，还了得！别说是还藏有当年在黄埔军校由蒋中正（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赠给的剑（名曰“中正剑”）了，就是只要一提到是当年黄埔军校毕业的，立即就会给你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不把你整得死去活来才怪呢！果不其然，他俩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挨了整。

提到花坪的黄埔军人，还有落水坪再往上走一点点，在白果坦住的一个名叫黄福田的人。对于他的经历，我也是略知一些。说来，他还是我们家族的女婿呢！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黄福田的爱人就是我们本家族房、家住垭围坪的李系麟嗲嗲的姑娘，论辈分是我的姑姑，这样说来，我还要喊黄福田姑爹呢。

黄福田娶的我家族的那位姑姑名叫李丛芝，家住垭围坪李家大屋场。据说，我的这位姑姑模样长得很好，当时，在那地方算是最漂亮的，堪称垭围坪李家一枝花。很引人注目，上门提亲的不少。

花坪街上的大盐商田明先有个儿子名叫田大生，也是一表人才，书也读得好。据说，当年田大生看上了家住垭围坪我们李家家族我喊丛芝幺姑的姑娘李丛芝。田大生不仅出生富足盐商家庭，而且才貌双全。于是，男才女貌，两情相悦，这门亲事基本就是定下来了。（后来我又听说，在下面要谈到的黄埔军人黄福田看到李丛芝时，李丛芝已经和田大生结婚三年了。）

不巧，正在此时，老家在花坪白果坦的一个名叫黄福田的青年才俊回乡探亲。此人更是了不得，是当年黄埔军校毕业生，据说在重庆国民党军界任职。只见他一米八几的个头，一身戎装，肩扛军衔，腰扎武装带，还挎着手枪，足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军用皮靴。他一回到家乡，听说我们的丛芝幺姑是绝色美女，又是出身大户人家，于是，上门提亲。据说丛芝幺姑的父母解释说，小女已许人家。听说这黄福田就是不依，而且放出话来，非丛芝不娶！面对人家黄埔青年军官，哪怕是当地独一无二的大盐商之子的田大生在无赖之下，也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当时我们的丛芝幺姑还是深深地恋着田大生的，这毕竟是她的初恋啊！而且，田大生不仅家居当时花坪望族，也是才貌出众。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况且黄福田还不是一般的兵！田大生和我们的丛芝幺姑终究拗不过他，丛芝幺姑就嫁给了黄福田。

黄福田呢，由于沾了国民党的边，而且还在国民党军界当过官，自然就成了专政对象，家庭财产被没收不说，从此政治地位一下子犹如从天上跌到地底下万丈深渊，被管制得没有人身自由。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惨遭毒打，一米八几的人，后来被整得驼背躬腰。

据说那时斗争他的时候，先是打，接着又要他躬腰低头认罪，他不肯，就上来好几个人强迫往下整，还在他后背放上一百多斤重的石磨压，用粗麻绳将双手反绑后拼命往后拉，同时用膝盖头往他腰部硬顶。就这样，硬是活生生地把腰给整坏了，从此走路就直不起腰来了，弓腰90度，只看得见地，看不见天。黄福田都被整成这样子了，我的丛芝幺姑作为他的妻子的下场可想而知。

这里再插一个小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福田已经被专政整得没个人样了，走路就是躬着腰，低着头，穿着也是破破烂烂的，形同乞丐。

不知他身世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把眼前这样一个形象不佳、衣着破烂的人与当年雄姿英发、仪表堂堂的黄埔军人联系起来，更想不到他还精通英语了。

而他自己呢？虽然已落到这步田地，偶尔却还露露峥嵘呢！

据说，一次，他躬着个腰，从一所当地的乡村小学校坎下经过，听到里面的学生正在上英语课。兴趣所至，伫足听了一会儿，听出里面传出的读英语的声音不太对劲儿。再仔细一听，听出很多音节都读得不太准确，导致把有些英语单词读得怪声怪气的。他边走边叹：“读得不准，读得不准呀。”不仅如此，他遇到路人后还说：“是哪个老师教的英语呀？读的都是些错家伙嘛。”也没人太在意他。

就在黄福田被整、丛芝幺姑他们一家落难的时候，据说一次，田大生从重庆回花坪探亲，还专门去看望过他的旧情人李丛芝。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在经过沧海桑田巨变后的昔日情人相见，是如何的一种伤感啊！

其实，现在政治气候比以往是大大改善了，黄埔军人已不算是什么问题了。据说，改革开放后不久，还专门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人来花坪找过黄福田，可惜，这时黄福田已去世多年了。

在花坪街上还有一个人物，也是军人，他可以说是先反后正。回到家乡花坪镇后，有过被打击、批斗，后又得到纠正的过程，应该说他的经历比较丰富。对他，知道一点情况的人是这样描绘的：

花坪老街上的田明哲，是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俘虏过来的兵。后来，参加过著名的黑山阻击战。再后来，听说他被提升为解放军的团长。

在“文革”中，对他批斗得很厉害，因为那时他已经被划为右派。在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他自己说他在战争年代曾给邓小平当过警卫员，为此上面来人调查过此事，听说后来清查这件事的人带有邓小平的手令证实过此事，就给他按离休干部待遇落实了政策，才得以安享晚年。

现在我们再说说花坪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杜昌盛。

因为杜昌盛家是军烈属，他的儿子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的，有资格摆在那里，那个政治地位在当时是下不得场的。

杜昌盛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大家都对他敬畏三分！特别是街镇上的小孩子，真的是怕他。无论怎么调皮捣蛋顽皮的小孩，只要一见了他，大气都不敢出。我听卫华讲，那时街镇上的小孩下午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喜欢东一家西一家地串在一起玩捉谜藏。一些人家的屋檐后、墙角边都敢去闹腾，惟独杜昌盛家的屋前屋后连碰都不敢碰。如果那个顽皮的小孩惹得他不顺眼了，只见他把脚往门坎上一踹、两眼一瞪，接着就是大声地一吼，那些小孩就嚇（吓）得连忙跑得无影无踪了。

杜昌盛当时在花坪街镇上可以说是不是干部的干部。无论是街镇还是区（后来称公社、“公社革委会”等）开会，都要把他请在主席台上和领导干部坐在一起的，已成惯例。他在台上，听领导讲话，只要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即站起身，张口就大声发表他的看法：“嘞——，这个，这个事情要那么那么才是的呀哇……”对此，干部们都早已习惯了。他要讲就任凭他讲去，等他讲够了坐定，领导干部照样接着原来的话讲，丝毫不受影响的。而杜昌盛呢？也不再坚持他的看法去纠正领导干部的讲话了。他就是这么个直性子，不吐不快，一吐即了。这也成为花坪街镇开大会时领导讲话常有的插曲，很有花坪街镇特色。

由于杜昌盛是军烈属，在经济上有国家照顾。他在经济上是比较宽余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穿着基本是不分男女，基本都是清一色的蓝、青、灰、白四种常用色，女性时有一点儿花色，也不像今日这般丰富多彩，而男性服装样式也基本是以土家式样的对襟褂子（多为上了年纪的人的穿着），再就是类似中山装式样的衣服（一般是当干部的人穿，一般的年轻人也穿）。而杜昌盛的穿着就显得略“高档”一些，主要表现在布料上，他有呢子料的中山装，还有卡叽布料、灯草呢布料的衣服，他早就穿过了。而这些在当时花坪一般人眼里，还是很高级的料子。而且那时每年发的布票也很有限，全家人一年的布票合在一起也只够勉强做一两件衣服。

杜昌盛喜欢抽丝烟。在街上，可经常见他手拿一个马帮烟管，即那一截烟管是竹子的根部那一截竹子（俗称“马鞭子”）做成的，有一尺多长，。用的装丝烟的烟盒子也非常精致漂亮！杜昌盛常常是在外就抽这种马帮烟管，在家就抽水烟袋。

杜昌盛的老伴儿中等偏高身材，有点胖，平时也很有威严，好多人都有点怕她。

杜昌盛还喜欢聊天，经常在下午把窑货摊子一收，闲得无事，就和别人昏天黑地的日起白（聊天）来了。他日白时有个口头禅，那就是在和别人“吹牛”之前，总要先来几句类似顺口溜式的开场白：“不日白就不日白，日个白就了不得！五黄六月下大雪，十冬腊月割大麦……灯草打人疼得过不得……”还有类似的“瘫子赶仗满山跑……，聋子听见麂子喊……，瞎子看见豺狗蹿……”等等。

他还有很多特别逗人的小段子，如：说是有一个苕脑壳偷哒告花子（也称“叫花子”，即乞丐）的钱包包，被瞎子看到了，哑巴大吼一声，把聋子吓哒一跳。这个时候有个驼背挺身而出，又跑过来一个瘸子飞起一脚，还出来一个通辑犯要拉他去公安局，在旁边跩到的一个脸上长满麻子的人劝他们说：“看我的面子算哒。”

常常仅这几句，就足以把人逗得几乎笑岔了气，把玩笑的气氛就渲染足了，下面再吹起来，那更是一篇比一篇要精彩啊！而且很多段子都是他自编自说的，非常生动有趣！也足见得其文才和口才何等了得！

就为这，听杜昌盛摆场日白，常常成为花坪镇街道一景。只要哪里有他日白，总是要围一大堆人，久久不会散去。在那个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算是一种弥补。也是山镇人的一种生活乐趣！

【两大旺族】——

其实，说到人物，在花坪镇，重点还是要说说两大家族，因为他们的确是花坪镇的旺族！就是以大盐商田明先为首的田家和以做糕饼生意起家的吴炳堂为首的吴家。

试想，在花坪镇，如果没有田、吴两家，那就大为逊色了。而也就因有这两大家族，花坪镇才真正有更光鲜的历史、更深厚的底蕴、更可讲的故事。

先说田家，

据说，大盐商田明先是靠勤俭起家的。

田明先家族最早还不是住在花坪街上，而是在官店一个名叫隔坦坝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田明先1887年腊月14日出生在花坪区土花水一农户家。因家境寒微，他未进过学堂门。为生计所迫，13岁起，即随大人们跋涉千里，给人家下力背盐。

就此，他本人从一个“背脚佬”起身，加之为人笃实，又特别肯吃苦耐劳，逐渐从小本生意做起。由于极善经营，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终于创起了花坪镇“先记田兴盛商号”盐商的品牌。

当然，在民间，对于盐商田明先的起家，后来也有人附会了一些传说，那只不过是坊间闲趣罢了。

说中国的商人很多都是勤俭起家，这个我信。连闻名全国的富商巨贾、后被誉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开始也是艰苦创业的。

咱们家乡老街上的这位大盐商田明先，不仅他勤俭起家传为美谈，而且在成为富商后不忘回报乡梓也是可圈可点的。田明先经商奉行的是“高营利，低消费，慷慨解囊，乐善好施。”

据说他平日里生活俭朴，端碗举箸，总是枯广椒加酸合渣。遇到必要宴请，桌面上也很不讲究，过得去就行了。

但他却非常热爱教育、热心公益慈善事业。1941年，花坪小学破土动工时，他积极捐资办学；1943年，建始初中建校，他又慷慨解囊。两次捐资分别在数千元以上。1949年11月初，花坪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到来，镇上工商界从物资上给予无偿支援，田明先一次就捐粮1万多斤，食盐2千多斤，得到“开明绅士”的雅称。解放初期，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他又一次认购建设公债400多万元。为支援抗美援朝，他又捐资1600多万元。

解放前，他在老街头上专门有一间房子存放棺材，而且在每副棺材里面还放有一把烧纸、几柱香。无论是街坊或是四乡八邻的乡亲中的穷人家死了人，没钱置办棺材的，就可在这里无偿地抬一副棺材回去把丧事给办了，使死者入土为安。而且这里的棺材始终保持一个定数，如有哪家穷人需要，抬走了一副，就会马上补上一副，确保那些买不起棺材的穷苦人家之急需。

再就是办“义渡”，花坪自古是出川入湘之津。从四川到湖南，路经花坪是要道之一，而却有滔滔清江（即景阳河）阻隔。为方便过往行人，也是这大盐商田明先，自己花钱置办船只、雇请船工。就在景阳河岸边办起了“义渡”，不仅大大地方便了过往行人，而且还是免费的！这个，在建始县的县志上有据可查。

为方便街坊乡邻日常生活，盐商田明先虽是做大宗盐业生意的，也零售。在花坪街镇上，自己也开的有可供老百姓称盐的铺面。就这点，小时候我就听嗲嗲（就是爷爷，在我的故乡称爷爷为“嗲嗲”，下同，不赘叙）讲过不少有关田明先诚信经商的小故事。

嗲嗲说：“田明先那个时候卖盐呀，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娃娃到他铺子上称盐，都是一样的放心，价格规规矩矩的，斤两也足，经常还多给点儿。有时候小娃娃去买盐，走的时候把东西落在他柜台上哒，他都跟你捡好收起来，第二天去取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想，那就是中国商人那种“童叟无欺”的真实体现啊！

还听嗲嗲说，那个时候我家织土布（农村人称为“家机布”），也经常拿几匹在街上去卖，赚点小钱，有时候生意不太好，当天没卖完，懒得往回拿，就放在田明先铺子上，说：“先帮我搁一哈，二天来取。”田明先总是笑盈盈地说：“您老人家放心，搁在我这里随便您哪天来取都行。”有时，在他那里称盐的人，见有布，要买，他就给卖了，把钱收好。等我嗲嗲来取布时，他会详细地把卖布的经过讲给听。还说当天卖的什么价，您可以去打听别的卖布的人。然后把卖布的钱一分不少的交到我嗲嗲手上。还热情招呼：“忙什么呀，进来喝杯茶再说。”

由此可见盐商田明先的职业道德之一斑。

这个事是2007年的大林的儿子刚考上大学，在春节前夕的事。2008年8月，我回故乡探亲，照例到好友田大林家拜访。一到他家门前，之间迎面一副对联映入眼帘：“念先辈胸怀商道成大业，观子孙心有灵犀毓英才”，横批“人文蔚启”。按说，这是前一年贴的对联，还保存着，说明春节没有更换。

看后感到，这是我和大林君子之交的象征。其实这副对联对于他们家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先辈与子孙的关系永在。作为一种优良家风的传承，他家可将此联制成精美挂屏悬于厅堂，以励后辈。而大门的对联，则可以每年春节新桃换旧符，日日新，苟日新。

由于田明先本人深谙商道，使之整个家族颇具绅士风度。他的大儿子田大生，是有名的建筑设计师，解放后，在重庆供职。一次，回花坪探亲，被建始县有关领导知道了，请他给设计县人民大会堂，他欣然接受，精心设计，并无偿地将图纸奉献给县政府。田大生是建国初哈工大毕业的，学的苏联的设计风格，他给家乡建始县设计的大礼堂按照苏联那种样式搞的。后来，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建造的建始县人民大会堂成为建始一景！可惜，在后来建始城大兴房地产开发，把这有名的建始大礼堂及那里的一大片房屋悉数拆光，盖起了成片的商品房。如此，古老的建始县城的古风旧貌逐渐消亡。这几乎是是整个中国城镇的宿命，其实是很令人悲哀的。

再说说吴家。

其实，我对吴家并不十分了解，但有良好印象。一说到花坪镇吴家，首先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有文化（不单是指读过书、认得字）、有教养，真有我国江南吴语之风。而只要一说到花坪镇的吴家，就不能不说花坪桃片糕，这是吴家的品牌。我查过花坪桃片糕的历史，还真的不仅和吴家紧密联系，而且和我国的江南有深厚渊源。

桃片糕，又名云片糕，其来历有一段美丽传说。我上互联网在百度上搜索，找到了新华网湖北频道2009年5月6日所载花坪的一位名叫向阳的文化工作者写的如下文字：

相传乾隆皇帝巡游江南淮安府（具体应该是在扬州）时下榻在一汪姓大盐商花园。一日，看到窗外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乾隆诗情萦绕，情不自禁的吟咏出"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的诗句，可是到第四句偏偏卡壳了，冥思良久而不得。

这时，接驾的汪盐商恰巧棒着细花玛瑙盘子前来跪献茶点。

乾隆一想，正好趁这吃茶点的工夫，把窘相掩过去。

桃片糕薄薄的片儿，洁白晶莹，甚是惹人喜爱，放入口中，酥软香甜，乾隆交口称赞。

汪盐商乘机叩请皇帝给这祖传的茶点御赐芳名，乾隆欣然应允。眼前这糕点的色彩、形状、质地，岂不像外面飞舞的雪片吗？哪晓得他一高兴竟将默念的"雪片糕"写成了"云片糕"。既然是御笔，哪是能随便更改的？后来以讹传讹，就沿用了"云片糕"这个名称。

譬如，单是磨面，不同的人磨出的面在分量、光度和细度上是不一样的，它不仅需要耐力和经验，而且还需要有对生活的情趣与智慧。

清嘉庆年间，江南富商吴氏踏着"川盐入湘"的石级栈道，来到了施南府，来到了建始县，来到了花果坪。

吴氏一踏上这片迷人的土地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遂携家带眷在此安家落户。

此行，他们没有忘记带来江浙的小吃云片糕及其传统制作工艺，也没有忘记带来江浙人的闯劲和他们生命因子中特有的适应能力与团结精神。

有人说一个地方的饮食，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性格。云片糕糯、柔、香、甜的质地也许正暗合了江浙人的禀赋与气质。他们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并将祖先的传统技艺发扬光大。一面精心挑选清江流域的香糯米，一面细心拣选景阳河特有的纸核桃，并辅以白糖、猪油、淀粉等原料按一定配方精制而成。

云片糕在花果坪，经过吴氏家族一百多年的积淀与发展，加上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高山气候资源，经过改进，创造出了我故乡的名牌糕点——“花坪桃片糕”。

现在吴家生产的桃片糕不仅厚薄一致，而且图案美观。桃片中间缀以核桃粒，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美轮美奂。它形状类似纸牌，色泽若玉，片薄像纸，柔韧如带。散开似扇，质地高华，肥润绵软，芳沁肺腑。甚是惹人喜爱。撕一片送入口中，香甜软润，泯化弥散，齿颊生津，回味无穷。更具滋阴补气、润肺化痰之功效，实乃风味独特的绝佳小吃。

如今花坪桃片糕，已成当地地道的百年老字号。

漫步花果坪檐牙高啄垂帘带空的和中街，踩着光溜溜的青石板，穿过幽幽的方形天井，高大的柱础承载起轩昂的屋宇。透过喧嚣的叫卖声与隆隆的机器声，江浙富商的影子在这里依然可以领略与感受。

以“吴永昌庆记”命名的百年老字号“永昌”、“云心”牌花坪桃片糕就是从这里走向了山外。“吴记”产品曾携着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的荣耀被带到了台湾、香港等地。如今更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大量外出的人流以及便捷的物流配送，让它撩开尊贵的面纱，跨过清江，淌过长江，走向了寻常百姓家。

传说是美丽的，故事是动人的，虽然其中不乏创作痕迹。如那个乾隆吟咏诗句“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的情节，我就在不同的故事中见过。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花坪吴家和他们的桃片糕的确来自江南！这样，吴家的温文尔雅与我国江南吴语之风就是一脉相承的了。

关于花坪吴家的名品“桃片糕”，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据说还与花坪垭围坪的李氏家族有关。

当时，在花坪镇，除了花坪街镇上的吴家以制作“桃片糕”出名之外，还有花坪垭围坪的李氏家族也制作糕饼。

据说，垭围坪李氏家族先祖传“六艺百工”，其中就有机匠（纺织家机布）、石匠、瓦匠、蔑匠、做斋货（打糕饼等）、刺绣、医术、商贩等。特别在做斋货方面，技术娴熟，品种多样，做的糕饼主要种类有核桃仁芯糕、枣芯糕、杏仁芯糕、芝麻芯糕等和千层酥饼、麻芯糖饼等。还有八宝鲜面等等。当时垭围坪李氏家族所做斋货中的糕饼，是仅次于花坪镇吴家的名品桃片糕的第二大糕饼名产。据说，李家有一位姑娘嫁到了花坪街镇上的吴家，带去了本家制作糕饼的技艺，对吴家制作“桃片糕”技术有了更进一步改进，使其这款花坪名品更加出色。

相比而言，田家就显得强悍豪放一些，很有山里人性格，据说就是在花坪镇近郊的田家坪家族，就有曾经在清朝出过武状元的。当年这位武状元耍过的大刀，至今还保存在建始县博物馆。那把刀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刀”，现在的人，不要说耍了，就是两个人抬都还要费大力才行。也果然，田家的确是恩施地区正宗土家族之一。在恩施来凤有容美土司田瞬年，我没有考察，不知和我们花坪田家是不是一族？

这样，花坪镇就很有意思了，田、吴两大家族一个强悍豪放，一个温文尔雅。虽然多少代人共居花坪一镇，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

首先，在分布上，大致是各居一地：花坪老街，基本上是田家居住者多；而花坪新街呢，基本上是吴家居住者多。

其次，在性格上，可说是一阴一阳。田家强悍豪放，属阳刚之美；吴家温文尔雅，属阴柔之美。

一个以盐业作主打，一个以糕点为龙头，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山民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把古老的花坪镇装扮得韵味深长！而且这两种物品也正好有阳刚与阴柔之气质，常听说，人不吃盐就没有劲，没有力气。所以，盐可看作是代表阳刚之气的。而在过去的花坪镇，又恰好是颇具膘悍之风的田家主打经营盐业；相对地，糕点则是很适合放在精致小瓷盘中，置于雅室轻嚼细品而待客的，恰好，具有温文尔雅之风的花坪吴家，就是花坪桃片糕的主人。

如此相得益彰！而且田、吴两大家族，同处共居花坪一镇，没听说有什么大的仇隙，更是非常难得！

我看过很多历史小说，凡讲到几大家族共居一地，不少总有些世仇宿恨。因此给小说家、故事佬留下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花坪镇的田、吴两大家族给世人留下的是美谈！所以，我在《花坪赋》中歌颂是“老新两街，呈双璧映辉之像”，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一段是我的臆想，并无其他意思，更无恶意，有家乡人中的花坪镇田家或吴家的人看到了，如发现有不当之处，请理解，并欢迎指正；如有得罪，切望见谅了。谢谢！）

【区署坝子里发生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来集中看看花坪镇不平凡的区署坝子。这里，在我心目中就是“花坪镇的天安门广场”。

就在这区公所门前的区署坝子，见证了解放以来在花坪镇发生的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刚解放不久发生的：如花坪解放时欢呼新政权成立时那种欢天喜地的场面、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场面、农业合作化时乡民们欣喜迎接新生活的场面等等。都只是听大人们说起过，我没见过，因为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下面仅记述我在上小学时在这里见过和后来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发生在区署坝子我认为比较大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从县城里开来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就停在区署坝子里。当时可以说是整个花坪镇都轰动了，大人小孩都跑来看，以惊喜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铁家伙。

而我们小学生呢，原来只在课堂上读过拖拉机的名称，在课本里见过拖拉机图片，现在看到真的了！那个高兴劲儿啊，就不用说啦。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壳涂得彤红的车体和车头上毛泽东手书体的“东方红”三个字，真有喜见东方红太阳的感觉。

再就是那两个特别大的轮子，我还站在轮子旁边比了一下，比我的个头还高！

后来，拖拉机在田家坪去表演耕地，我记得那拖拉机是打着圈开始犁地的，从一个圆心开始，随拖拉机一圈一圈地往外开，后面拖带的铧犁翻开的土地好比层层泥浪。

很多老人都看呆了，不停地夸奖说“这家伙力气真的大得很呀，把田里的老底子都翻出来了！啧！啧！这辈子算是看到稀奇了！”

还有，这区署坝子除了供山民们来去赶场活动之外，平时也有一些篮球爱好者邀上几位运动爱好者，在晚饭后打打篮球。田明芹老师就喜欢和人家在这里打篮球，作为老年的体育锻炼。

但这区署坝子的主要作用还是举行群众活动。

首先是是给群众放露天电影。若大一个区署坝子，加上连在后来修建的石木结构外刷石灰有两层楼的花坪区会议大楼直到林业站门前的那一大块开阔地，是很大的一快空场地。而且从花坪区会议大楼直到林业站门前的那一大块开阔地还略带一点儿坡度，正好是一个天然露天电影放映场。

那时，山村没什么文化活动，除了家家都通了有线广播，晚上七点钟可以听听新闻，接着可听广播里播放的歌曲娱乐一下之外，就很少有其他活动文化了。

那时是“革命”年代，打麻将基本绝迹，不像后来在农村可闻处处一片麻将声。

所以，每逢街上放电影，对山民来说，真是高兴得犹过盛大节日！

为晚上看一场电影，四里八乡的山民，哪怕是远在十里、八里甚至十多里路之外，可以说是扶老携幼，提着马灯，举着火把上街来看电影的。

我家因离花坪镇近，上街看电影那是常事。

记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是通过在花坪街上看露天电影，知道了《天仙配》、《秋翁遇仙记》、《刘三姐》、《五朵金花》。在“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看了《夺印》。在正式“文革”开始后，除了看样板戏外，也还是有反映革命斗争的《江姐》和反映战争的故事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白毛女》、《金光大道》等等。

有一句话说“共产党的会多”，那是真的。

要真的说起来，在区署坝子的比较大型一些的活动，还是数“文革”期间最多。而且大都是以开会形式进行的，有的在当时可称“大事”、“盛事”或“圣事”的。

例如召开“农业学大寨”乡村干部会，那就是大事。当年农业学大寨活动风靡全国农村，很多大队干部都到大寨去参观过，回来后那真是激动不已，意气风发。大有学习大寨赶大寨敢教山河换新装的气概。

所以，这农业学大寨的任务布置会，先进表彰会，经验交流会就不时地在全区性地召开。开会时集中在区公所下边新修的那栋区会议大楼里。一到开饭时，这若大的一个区署坝子就成露天饭堂了。

还有“盛事”或“圣事”，就是敲锣打鼓地迎接“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的大会。

在“文革”中，有一年上面发下了大批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是彤红的封面，上面印着金色的《毛泽东选集》书名。好像是全区每个社员家里都给发有一套。当“红宝书”要从县城运来的头一天，区革委会就通知到各生产大队了。于是，下面就开始做好隆重迎接“红宝书”的准备工作了。组织的有鼓乐队，要一路吹吹打打地来迎接。还专门用椅子缠上红布条做成“宝座”，绑在两根约两米多长的粗竹竿上，像担架一样地由专人抬着。到了“红宝书”到达的那一天，在花坪区周围的唐坪、石马、后塘、关口、范家、落坪、大石板等地迎接“红宝书”的队伍就犹如娶亲队伍一样，敲锣打鼓，还一路吹着唢呐，从四面八方向花坪镇区署坝子聚集。到齐后，举行隆重交接仪式后，把“红宝书”放在早已准备好的“宝座”上，就各自照样敲锣打鼓，又是一路吹着唢呐把《毛泽东选集》迎回去了。后来，发《毛主席语录一百条》时也是这样搞的。

可能是数量不够，我记得当时建始县送到各公社的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由县文化馆组织画家仿制的。那时在我们县城有一个有名的油画家，名叫伍仪琦。给全建始县各公社赠送的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都是他主持绘画的，画得很逼真，和原作一模一样。

当年县里赠送油画到花坪镇，也是在这区署坝子里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

当时，这幅油画就悬挂在区公所下边那栋新建的区会议大楼正门上方墙壁上。

油画很大，远远地就能看到毛泽东身着蓝色长布衫，右手握拳，左手腋下夹着一把那个年代湖南乡下特有的油纸雨伞。目光炯炯，昂首挺胸地去安源的高大光辉形象！

后来我想，当年为什么要来一个向全县各区赠送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个什么背景？我翻看过很多资料，有一处是这样说的：

仅仅一幅画，可见当年政治风云。

还是在这个区署坝子里，好象是在1968、1969年间，花坪接连迎来了几批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他们有从武汉市来的，也有从本县的县城里来的。

每当有知识青年到来，群众都要被组织起来到区署坝子里去，敲锣打鼓地迎接。

远远地，看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从老街开下来了，车周围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车身有用红纸写了贴在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满载知青的大卡车停稳在区署坝子上后，我们随着各生产大队来迎接知青的干部走上前去。只见大卡车车厢后档板一打开，知青们一个个下车的时候，背上都背着背包，手上都提着一个那时时兴的网袋，里面装的全是搪瓷脸盆、搪瓷茶缸、毛巾以及换洗的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具。有的可能是文艺爱好者，还怀抱一把琴或肩背一把二胡什么的。再看他们的穿着，明显有当时“文革”红卫兵痕迹。男知青很多都穿一套旧军装，也有的穿的是一般的灰色或蓝色的青年装。女知青好多穿的是大翻领的春装，外面也是蓝色的居多，里面有一件白色衬衣的领子翻盖在春装领子上面，显得朴素大方，少数也有穿军装的。

但那些女知青，很多都是泪流满面，特别是一下车时，有的更是泣不成声。她们还是舍不得离开城市、舍不得离开妈妈和温暖的家来到这虽说是大有作为但毕竟陌生贫穷的山乡呀。

在区署坝子还能看到的一项活动是公审犯人。

那些年月，在建始县内，凡是有罪犯判决后，都要再用囚车拉到各区公审。可能是意在震慑犯罪行为，教育人民群众。

这种群众性的集会根本就不用组织。囚车上安装有几个高音喇叭，老远就听到传来宣布罪犯的罪行的声音，立即就能吸引很多群众跑来围观。

待囚车在区署坝子里停下后，就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将犯人押下车。只见一个个全都剃成光头，低着脑袋，在区公所门口的台阶上站成一排。

如果是本区发生的案件，抓到了罪犯，也是在这区署坝子里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然后再押到县城里去。

这种对罪犯的公判或公审，后来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移植过来斗所谓的“走资派”，且其手段和花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挂黑牌子、拳打脚踢等。

当时“文革”风暴一来，踢开党委闹革命。区委、区公所，后来是人民公社的领导班子全部靠边站了，成了批斗对象。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花坪区武装部长黄廷新，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武干部，据说曾上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还给他奖励了一支步枪。可见当时黄廷新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区武装部长！对此，黄部长在我们心目中更增加了几分崇敬感。

在“文革”一开始，黄廷新部长还是和红卫并站在一起，参加过斗走资派时打地主的活动，但随着运动深入，他也被打成“走资派”、“黑干将”了。大街上用斗大的字写的大字报“打倒黄大麻子”（因为黄廷新脸上长有麻子）！这些“某某大麻子”之称又是首先从武汉的造反派那里传过来的。最早是他们把当时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称作“陈大麻子”（因为陈再道脸上长有麻子）。当时，在所谓的“七.二〇”事件后，武汉市三镇到处都张贴着“揪出军内黑司令，打倒陈大麻子！”的标语。随着“文革”烈火越烧越旺，这股诨称“某某大麻子”之风就迅速传到大小城市乃至乡村。

在“文革”中，公检法也被“砸烂”了。花坪街上有名的派出所特派员龙中亮也被打倒、批斗，在大街上红卫兵写的标语是“打倒笼中黑！”“笼中黑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我还看到红卫兵把张贤臣委员和另外一个区委干部搞到一起，说他们是黑帮。

红卫兵把一卷一卷的纸（据说是黑材料）吊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要他们俩一头站一个抬着站在区署门口接受红卫兵批斗。

看到这些，我们很不理解。怎么那么有威信的黄部长是坏人？怎么专门抓坏人的龙中亮反倒被说成是“笼中黑”，也要被打倒？怎么我们敬爱的张校长、尊敬的张委员成了黑帮分子？

当然，这些批斗大部分都还是限于“触及灵魂”的揭发、批判、打倒，有时也会遭受拳脚相加的皮肉之苦。最惨不忍睹的是发生在区署坝子里的斗争×××和打地主惨剧，那次的结果是后来死了人（即前面提到的在乌龟包中医院门口的苹果园里发生的“捉迷藏”的事）。

实际上，在“文革”岁月，狂飚从天落，几乎是很难能置身其外的，我就有过亲身经历。

当时那个批判会也是在区署坝子召开的。我拿着事先写好的稿子，上去站在区公所门口的台阶上义愤填膺地批判起西门豹来了。

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得可笑。

想到这，我对那些在“文革”中有些胡作非为的红卫兵倒是有几分理解了。都是年轻娃娃，懂什么呀？真正有自己的头脑和立场的可以说是极少极少。

我身在故乡时在花坪镇区署坝子亲身经历的最后一次重大活动就是参军，现在想来，其实那是我与故乡一次隆重的告别仪式。

我清楚地记得，在1976年2月21日清晨。我们这些已于昨晚在花坪旅社集体住了一宿的新兵，在部队接兵干部带领下，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向家乡人民告别。花坪小学组织了少先队员给我们胸前戴上大红花。一声号令，一个个上了运送我们的解放牌大卡车。随汽车开动，站满了区署坝子上欢送我们的人群向我们挥手，送别家乡子弟参军去。

我们含着热泪，挥手向家乡父老告别，向花坪镇告别，向熟悉而亲切的花坪镇区署坝子告别。

缓缓的，我们的车队开出区署坝子，经过花坪粮管所，穿过老街，出花坪镇。

车速渐渐加快了，邓家湾、茅厕槽一晃而过，穿越垭围坪，上新场，过三叉槽、南家坦，经大石板、刀背垭……沿建官公路一路北去。

渐渐的，熟悉又亲切的故园山川随着车队前进不断地向后退去、退去……

此时，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离开故乡了。

【尾声】——

从此，故乡离我远了，古老的花坪镇仿佛也渐渐地变得陌生了。回想常只在梦中。

恍惚中依稀可见在一幢幢古老的木板房里仿佛还映照出淡黄色的暖光；一道道高耸的装饰有徽式绘画建筑风格的翘檐风火墙面仿佛还在见证山镇昔日的繁华。

摸摸铺在街道上的一块块青石板，仿佛还有古老的温度；踩一踩街边一级级麻条石台阶，仿佛还能覆盖上草鞋的印痕；走一走古老的街道，仿佛还能听到回响着山民赶场的脚步声……，

仔细听听，又没有了，只是满街嘈杂，汽车喇叭声交织着商店里推销商品的音乐声，不绝于耳，还夹杂着摇滚，这才惊醒了我的梦。

哦，已经是现代了，二十一世纪初年。

现在，一条宽广的公路从花坪镇老街穿街而过，两边居民房屋自然向后面山坡退缩许多。

由于修公路，政府给家家户户都有经济补偿，家家户户也就势建起了高大的砖墙钢筋水泥楼房。几乎是顷刻间，花坪镇老街彻底改变面貌。

就此，故乡花坪街镇迎来新生。

顺势而为，花坪镇的商业、旅游业也兴旺发达起来。故乡人个个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说句实话，花坪古镇，特别是老街的消失，似乎是必然。大道理不再赘述，就凭我在本世纪初年几次回乡上街所见花坪老街，除了一些稍具一点儿经济实力的人家零星修建的钢筋水泥房屋外，其他很多原来老式木柱木板房，确实已破烂不堪，显得那样矮小、阴暗。即使叫我去住，也不一定住得下去，何况天天都居住在里面的居民，谁不向往宽敞明亮的钢筋水泥楼房？至于说什么古镇的宝贵呀，乡愁的记忆呀，全是那些已走出乡村，接受了一些文明教育，又回过头来觉得乡愁宝贵的城里人吃饱了饭，坐在宽畅明亮的钢筋水泥楼房中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别出心裁的梦呓而已。饱汉哪知饿汉饥呀！？比如我现在，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议论着已逝的故乡。

这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只不过是我这个人可能很有点多愁善感，闲情罢了。

我对故乡，总是有一种永远也割舍不断的情怀。

前些年（大约在2000年之前），花坪镇还显古老。我每次回乡，都要常去到镇上看看，不光是拜访老师和朋友，还有就是在熟悉的街道上走走、逛逛。睹物思情，深切回忆儿时美好时光。

小小一个花坪镇，有深厚的历史承载，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有数不清的民间传奇，有浩如烟海的百姓故事，原来那一片片青瓦下面，掩盖的就是一个个民俗风情。

故乡的变化是很大的，可以说是令人始料不及地日新月异呀！如现已开发的小西湖、黄鹤桥、野三河景区，如已经蜚声省内外的关口葡萄、周塘牡丹。今日花坪很美！很可爱！

如此，昔日的花坪镇就真的只在梦中了。

虽有伤感，我还是要为花坪镇的兴旺发达而欢呼！并庆幸：我比今天花坪镇的年轻人更多一份享受，那就是不仅可亲身感受故乡之新，而且还拥有回味无穷的古老乡镇在梦中。这双份儿的享受真乃人生之幸事也！

我写《梦回花坪镇》，不求谁记得曾有这么一个山里的孩子这样描写过他的故乡。而只为记忆那逝去的古镇，通过文字神游其中；只为我亲爱的故乡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美好，留点儿念想；只望家乡人知道这些曾属于我们前辈人的故事有人喜欢。一代一代地尽管说道下去、诵读下去、引用下去，为之欣赏、为之感动、为之思考，就很可以了。

其实，很多写作，其作品流传至今，谁真正在乎作者呢？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初稿于2014年9月8日

修改定稿于2018年9月8日

（编辑孙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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