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发消息给我的日本人是朝仓先生。我有点儿惊讶。朝仓先生是在北海道熟识的民宿的老板，典型的顽固日本老头，经常对我说“不喜欢外国人”。他在民宿主页上写着：“拒绝不懂日语的客人预约”。但是在武汉宣布封城的第三天，朝仓先生问我：“武汉的朋友们没事吧？很担心。”我告诉他我刚好回家过春节，情况比新闻描述的更加严重，犹豫了片刻，又提醒他：“最近大家都在日本抢购口罩，多少也储备一些吧。”“日本没关系的”，朝仓先生不以为然，“倒是你要注意，好好待在家里就不要出门了。”
后来专门来问候我的日本人也都是如此，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我担心随时会有入境限制，提前改签机票回了京都。虽然关西机场宣布已经加强检查，但入境处连个检测体温的人也没有，只需要填写一张表格。连日处在紧张状态情绪中的我难免忧心忡忡，想起来几天前有位搭乘日本撤侨专机回国的年轻人说：“比起中国，更加担心日本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做好隔离措施。”就明白了他的心情。但再劝说周围的人做好准备已经没有意义，传闻中的“京都市内一个口罩也买不到了”，千真万确。
此时满大街的药妆连锁店门口都贴着醒目标语：“挺过去，武汉！”“加油，中国。”但许多店员依旧没戴口罩。去了一趟邮局，工作人员说寄往中国的包裹大量囤积，从前只需要三天的EMS，近期要等半个月甚至更久。工作人员知道包裹里装的都是口罩，但工作人员依旧不戴口罩。“京都街上不戴口罩的人超出想象的多呢！”我常去的酒吧里，熟悉的酒保也这么说，不过他也不戴口罩：“流感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日本人到底慌不慌？我观察了好几天，得出结论：一点也不。仔细一想，又觉得合情合理，原本就是在灾难面前比谁都镇定的日本人。一年前大阪地震，我从濑户内海回来，市内交通工具全部瘫痪，排了好几个小时队才等到一辆出租车，那位年迈的司机如同讲别人的事情一般：“我家的电视机就摆在头顶，要是被地震晃下来，我可就被砸死了。”“那现在电视机呢？”我问。“还放在那里。”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但日本人还是慌了。我憋不住一直待在家里，偷偷跑出去喝酒，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难得地看到了惊慌神情浮现在日本人脸上。
一天为了避开人，尽量去了客人不太多的，不会给人带来困扰的一家。喝到一半，还是来了一对夫妇，言谈间听出来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和老板熟络地聊过几句后，走来坐在我旁边。我想还是尽早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比较好，看到其中一位戴着口罩，就有点儿抱歉地说：“真不好意思，最近口罩不好买吧。”“没关系”，男人说，“因为花粉症的原因，家里囤了很多，而且日本的口罩本来八成就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随后他的眼神里就闪过一丝惊慌：“你没关系吗？没有受到差别对待吧！”在日语里，“差别对待”是“歧视”的意思。我说没有，遇到的人都很温柔，两人才放心下来，又陪我喝了许久。
比起担心疫情和物资，日本人似乎更担心那些发生在人的心里的问题。因为我的身份，不止一个人问我：“你还好吗？”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似乎更加惊慌于话语和行动是否会在有意无意中伤害了人心。
过了几天，京都和东京的马拉松先主办方后发出“请中国选手自肃”的通知，用的是劝告语气：“恳请居住在中国的选手们，经过慎重考虑后，能自愿放弃这次机会。”看得出小心翼翼。这两场比赛历来抽选激烈，主办方同时宣布可以把名额顺延到来年，并且免除一切报名费用。但这不是一个强制措施，在2月16日的京都马拉松中，仍然有28位来自中国的选手参加了比赛。
他们的心态是如何转变的呢？为了让人们正确认识到这件事情，政府专门召开了住民说明会，由专业的医生向大家介绍新型肺炎是怎么一回事，隔离酒店采取了哪些万全的措施，“完全不会影响大家日常的生活。”为了让更多不能来到现场的人了解情况，说明会的视频随后放上了市政府的主页。
以此为契机，才改变了冻结在当地人和归国者之间的紧张空气，住民的态度从逃避变成应援，过了两天，当被隔离在酒店里的人们站在房间窗户前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写在沙滩上的字：“你们辛苦了！请加油！fight！”后面还画了一条鱼，一朵花和一个笑脸，那是当地的孩子们自发留下的应援讯息。隔离结束的前一天，住民们又在海岸前点亮了竹灯笼，在太鼓演奏的音乐声中，大声呼喊着“加油”。宛如热闹的夏日祭典，没有歧视，没有差别对待，个体自发地安慰和鼓励着个体，没有敌人，每个人也都是自己。
这让我想起311大地震后的大停电之夜，人们在沮丧之中，网上突然有个人说：“仙台的居民们，请看天空。”因为没有了工业照明，那天的星空尤其璀璨明亮，留下一条清晰的银河。那是自然流露的同理心，被隔离在酒店里心理压力倍增的人们，得到了来自海滩上的善意，能够慰藉和拯救人心的，也许就是这些。最后一天，结束了漫长隔离的人们离开的时候，最后看到的是张贴在酒店大堂里的当地中学生的手写信：“一开始我也充满担心，但现在我觉得：胜浦的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出一份力，非常开心。”
“酒店为了国家和国民真的辛苦了，非常感谢你们，近期我也想找机会去住一次。”
“身为日本人，你们做的事情我们都会记得，希望营业再开之后能够元气满满地复活。”
还记得在新型肺炎刚刚在中国爆发时，日本学校发给家长的那份通知吗？那上面写着：“请不要对中国和在武汉生活的人使用言论上的差别对待，家长在言语中更应该多注意，要培养孩子正确的人权意识。”这不是形式化，是大人们也真正在担心的事情。也不只是针对哪一个国籍的人，而是针对全体人类，全体生命。
事实上，为了防止酒店工作人员和医生的家人受到偏见和歧视，千叶县的教育委员会也制作了面向儿童和学生的宣传单，要求大家“做事要多考虑他人的心情”，并且两次向公立学校通知强调一定要细心注意学生之间的动向。随着疫情在日本扩散范围的增大和确诊案例的上升，文部科学省也紧急出台了一系列柔软对策，为的是不让学校里发生欺凌事件。
明治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传染病很容易成为发起攻击的理由。尤其对学校这类的集团影响极大的地方，一定要有力地禁止差别对待。”日本曾有两个这样的案例：麻风病和艾滋病。
如同从前人们歧视麻风病人一样，如今的艾滋病患者也遭遇着同样的事情，2019年曾经发生了一起著名事件：一位北海道男性因为艾滋病被取消了就职内定，向那家机构发起了诉讼。那时有一位旁观的大学传染科教授，显得非常愤怒：“都到21世纪的令和时代了，还像对待怪物一样对待艾滋病患者，各位，知道羞耻吧！”
日本人如此在意从学校里就进行反差别对待的教育，也是有前车之鉴的。9年前的311大地震造成核泄漏事故，福岛县民遭遇的启示和偏见至今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场事故被疏散至日本各地避难的学生，遭受着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内心充满了极度的不安。这个现象被称为“原发（原子能发电事故）欺凌”。
新闻媒体追究起来，发现各地来自福岛的转校生都受到了差别对待，或是“滚回福岛去！”这样的言论，或是称某人为“放射能”，“不要离放射能太近哦！”这样的言论，也都是从小学生口中说出来的话。“原发欺凌”事件让人们对于日本学校有许多指责，认为学校对学生缺乏观察和积极对应，太过钝感，不能对这种现象进行启蒙教育和正确引导的学校，是教育失格。
小学生的世界已是如此，何况各行各业。在长期化的避难生活过程中，福岛人的人权问题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在酒店被拒绝，在参观被拒，在加油站被拒……日本法务省为此开设了咨询窗口和调查救济活动，在一条呼吁人们不要用核泄漏事故伤害福岛人的公告中，我看到了一段感性的文字：“过度对于关于核辐射影响的担心，让没有根据的偏见和陈旧观念变成了差别对待和人权侵害。遭受到了震灾的人们，又在避难地受到差别对待，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考虑一下对方的心情，不要忘记温柔待人，大家才能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吧。”
那份倡议里有一句话让我不能忘记：“别在受灾者的心中再留下伤。”
关于日本人的同理心，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答案——
人类是在相互帮助扶持中生存下去的。
我每每看到“人”这个字，总会有感慨，它由倾斜的笔画相互支撑组成。
就像这个字一样，人类创造了社会并且生存下去。所谓社会，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组合体。
原始社会很小，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此后社会越来越大。如今，由国家和世界组成的社会，需要相互帮助支持，生存发展。
作为自然物的人类，绝不是为孤立独存而被创造出来的。
正因如此，相互帮助，对人类来说是一项伟大的美德。
“互相帮助”这样的心情和行动，源头是一种叫“同理心”的感情。
抑或称为感知他人的痛苦。
抑或称为怜悯之心。
“同理心”、“感知他人的痛苦”“怜悯之心”，都是类似的表达，这三个词的根源是一样的。
虽说是根，但它却非人类的本能。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后天训练。
这个训练很简单。假如朋友摔倒了，请从心里想象一下他会有多痛，就从这里开始，把这样的感情培植在自己心中。
当这种感情牢牢地扎根于心，对其他民族的怜悯之心也会渐渐生长。
只要各位塑造出一个这样的自己，21世纪定能成为一个人与人和睦相处的时代。
这是我感受到的真正的同理心。
【作者简介】
库索，旅日作者，啃日剧日影为生。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