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中央不断提出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力的问题。总理也在日前刊出的简政放权讲话中指出，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
中国高校科学研究存在科研论文产量多、科学创造力低下的矛盾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看，强调对科研的“管理”，将科学研究看作是一项等同于行政工作性质的活动，是科学研究创造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用管理行政单位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科学工作，产生了一种方便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而不方便科学研究的现象。从表格的填写到科研课题的申报，甚至科研工作的具体实施，都会首先便于管理者掌控，然后才是科研者自主。这必然会造成科学创新力的客观阻碍和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低下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科研项目变成“向财务负责”
科研项目申请成为目前高校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方式。而僵化的申请模式，造就了“申请大于研究”的现象。目前，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科研项目个人负责制。一个项目，必须通过先期的预算和预计成果来获得资助。且不说在没有进行研究之前，“预期成果”云云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猜测，仅仅繁琐的科研项目申请表单，就是一项值得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研究的现象。在高校教师中，“善于填表”变成了一种能力，有的教师科研水平有限，成果重复，但是，却可以反复得到资助；同类型课题多次被不同项目资助；其最终研究成果价值的考量却被忽视。
在科学研究中，项目经费的使用出现了“向财务负责而不是向科学研究负责的倾向”。每一个科学研究，都花同一种类型的钱，这本身就是独特性的科研创造的一种嘲讽。因为报销制度的限制，科研人员除非套取现金，几乎很难将经费合理而全面地用于研究之中。项目经费也只能用于“物”，而不能用于“人”，人的创造性，被无形中抹杀了。只要经费使用得当，成果的好与坏倒变成了小事情。这种有项目无创新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
成果评审互不得罪
成果评审采用匿名制度，本来是为了防范友情评审和怨怼评审的，但是，却无形中造就了中国科研圈子的“绿灯化机制”。大家都遵守我不得罪你你不得罪我的原则，匿名，造就了广泛建立圈子的意识，而并没有建立重视成果的可信性的机制。于是，在匿名评审时代，匿名者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评审者长期注重人际关系的培养，开会讲学都变成了成果评审的交往方式。互助互帮，成为科研圈子的潜规则。
项目评审追逐热点
项目评审机制采用了固定的“召集人”和“学科组”的制度。评审过程不是根据科研选题的特点进行，而是根据评审专家的名望和大学科方向组织。这就出现了科学研究项目选题的“热、空、大”的现象。热点选题、空泛一点的选题和大一点的选题，得到资助的机会比较多；较多学者可以理解的选题得到资助机会较多。
事实上，越是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往往所知者甚少，同行评价能力越低。不妨做一个极端的想象：爱因斯坦如果在中国申请相对论项目研究，恐怕只能败北，因为该选题能读懂的人极少，无法评价，就自然被“评审专家”作为缺乏逻辑根据的东西进行否决。
科研劳动变成了义务劳动
第一，过度行政化趋势下的高校，薪酬分配出现的核心问题就是技术性薪酬的缺失。很多中国高校早已经执行了“绩效工资”制度。但是，绩效工资“购买”的并不是技术性劳动，而是一般性劳动。即，这部分工资，同时支付给一个高校专职、兼职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考核方式。这意味着，中国高校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性劳动与非技术人员的普通劳动的整体比重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专业人员改做了专职行政，其专业技术劳动的缺失，也就没有付出任何资本代价。
这无形中意味着，高校中有没有技术职能只能体现在身份和价值感方面，就其劳动性质而言是一样的——这乃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计算出来的一种有趣的等式。
与之相应，高校通过科研项目申请机制来“补偿”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劳动。但是，科学研究项目的评审因为依托学术权力机制来执行，最终又反过来强化了高校行政化的趋势，并通过少到可怜的项目分配方式，扶植个别项目的同时，暗中“缩水”了大部分学者的技术劳动价值。
第二，这种技术劳动薪酬的缺失，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或明或暗的“专业遗弃”现象。这不仅仅指的是许多高校学者喜欢学术和权力共得，更指的是专业技术劳动形态的褪变掉色。在高校中，为迎合市场、项目申请等等要求不断进行研究转向的现象并不鲜见。
在没有技术薪酬的前提下，要求一个高校教师拿到的只是学校行政部门普通职员的薪金，等同于一般企业职工的收入，却要承担压力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科研工作——有的工作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民生的关键利益，这本身就预存了“专业遗弃”的可能性。技术性劳动价值的缩水，使得学术造假变成了低成本、代价小获益大的低险行为。要么因为抄袭而开除公职，要么只能警告了事——薪酬的劳动管理职能无法体现。
拔尖人才在“称号”前失去机会
“称号”是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国家拔尖人才、长江学者、百千万、突出贡献人才……这种采用称号来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思路，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任务式”、“动员式”思维中，仿佛科学研究就是攻占阵地“攻关”，科学家就是待命冲锋的战士。模范激励队伍的战斗力，这在战争活动中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养育性和基础性，则被这种模式损害了。且不说拔尖人才不拔尖，很多科学家在为数不多的称号面前失去了机会，也就立刻失去了科研动力。欧美高校学者平等，不比称号只看水平，这种良性的科研评价机制，是我们需要的。
显然，“教授在报销人员面前像个孙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反讽的事情。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本应该是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却因为高校存在的“领导式管理”的思想意识，造成了管人的比管事、管理的比科研的高一等的现象。各种繁琐的表格、重复审查的报销和预算、无穷无尽的评审，一方面加剧了行政人员的劳动，让他们觉得高校离了自己不行，另一方面，浪费了科研工作者的经历，连总理都告诫说，不能让院士们精力浪费在表格上。
事实上，领导式管理的真正恶果不仅仅在于精力的浪费，更在于造成了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怨气和对立。只要谈起高校的科研管理，我就会听到教授们对报销制度、行政人员的怨气。而在美国各个大学，教授们几乎很少直接面对这些奇怪而复杂的事情，专心致志教学和研究。
总之目前高校科研创新
面临技术性和制度性困境
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改变这种现象
需要采取科学研究成果“目标管理”模式；
科研评审采取评审人匿名制和评审意见公开化相结合的方式。
将科研项目经费一部分转化为科研工资，补贴一定级别的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而项目申请采取后期资助为主的方式。
取消绝大部分称号。
建立科研人员行政服务数据库，简化科研管理。
声音
李克强：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办法管理科研人员
在日前召开的“科技三会”上，李克强总理的讲话，被科技人员的掌声连续三次打断。他说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更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讲了就必须要做到，而且一定要‘面子’和‘里子’一起做!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
“我们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办法管理教学科研人员。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
不能减少，只能增加
当前中央财政虽然面临压力，但为了子孙后代，为了推动中国经济迈上中高端，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不能减少，只能增加!
李克强要求，要面向市场需求，突破应用研究产业化的瓶颈，同时推动汇众智协同创新。
“科技创新不仅是科学家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要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协同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流科研机构、一流高校、一流科技成果
从不是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管出来的!
总理比喻说，政府对科研的管理有时候像“对小学生”一样，严重束缚了广大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手脚，影响了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把“人”的力量调动起来推进创新，
就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总理列举的第三个事例，是科研投入中的“重物轻人”现象。
“研究人员告诉我，基础数学的科研经费中，‘人头费’的比例还不到30%，其他只能用来购买设备。基础数学要买什么设备啊这是靠大脑的科学，就是要把‘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李克强说。
总理说，过去我们曾认为，人口是“压力”，但现在看，中国人勤劳、智慧，“人”是我们最大的潜力所在。要让更多人加入到创新的行列，把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培育经济新动能，打造经济新引擎。
“提高人员费用比例，就是承认人才和智力劳动的价值。”李克强说，“把‘人’的力量调动起来推进创新，就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精简程序、简化手续，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总理说。
让科研人员合理合法富起来
“科研人员应该成为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要让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成果，合理合法地富起来!”总理说。
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深闺”
更好与经济对接
李克强总理列举的第六个例子，来自他此前在四川大学的考察。当时一位学者告诉总理，有民营企业购买了他的科技发明成果，并给他相应的期权激励。但后来他作为整个学院学术职称最高的教授，必须要当学院的教学副院长，成为一个“副处级干部”，所以只能放弃期权。
“这种怪现象必须要解决，我们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的办法管理教学科研人员!”总理的表态掷地有声。李克强强调，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解决好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既要抓好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最先一公里”，也要通过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解决好“最后一公里”。
“要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深闺’，更好与经济对接。”总理说，他进一步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让我国的创新动力蓬勃发展，让科技事业薪火相传
主管：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