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受众人数多，而且善于创造受众认为的“事实”，从而改变了理性认识世界的规则，构建了后真相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敌对势力将互联网看作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工具，借助新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维护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政治能力。党员干部必须在事关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打赢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这是宣传思想工作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充分认识新媒体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运用好网络传播规律。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反过来对思维的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人们借助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语言、文字、图像以及其他符号系统加工和接受信息。传统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法，往往是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合乎情理的逻辑，诉诸理性，以理服人，得出结论。宣传部门开展社会的或政治的动员，需要评估现实局势，了解受众的现实利益，提出明确、深入人心、容易理解的口号，启发大众觉悟，达到社会的或政治动员的目的。传统的真相时代，遵循的是理性原则、真相原则。
但在传统的真相时代，并不排除操纵意识的非理性原则在个别场合的少数运用。少数人已经在理性时代，先行一步地运用了非理性原则。美国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最先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双方的宣传活动，他认为，控制人们的精神状态，
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声称：
希特勒培养了一代“谎言巨骗”戈培尔，主管宣传工作。纳粹宣言利用了人们潜意识里存在的个体行为与群体相连的“群体归属感”，他们认为，当受众在思想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周期性地强化概念，即便是错误的违反常理的概念，也会得到受众的认可。在苏东剧变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被投入监狱并接受审判，事后证明，他们的罪名都是西方反共势力事先精心编造的蒙蔽人民群众的子无虚有。被粗暴地处死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安上了下述虚构的罪名：六万多人成为殉难者的屠杀罪；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齐奥塞斯库的这些罪名，尤其“在国外银行存款”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完全是西方媒体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领导情绪而编造的骗人鬼话。但是，澄清这些事实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那些谎言的制造者早已无影无踪。
传统媒体比较尊重事实，而新媒体刻意创设“事实”。我们还可以在卡扎菲之死、萨达姆之死等事件中，看到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除了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受众人数众多等特点之外，还可以看到新媒体善于创造受众认为是事实的“事实”，让受众不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外界灌输和建立的虚拟世界里；面对的不是传统社会里的真实的事实，而是新媒体按照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加工过的“事实”。新媒体创造的或虚构的“事实”，直接对公众的心灵产生影响，对社会意识存在直接发生影响，将公众的思维和行动引导到未必出自本身所愿但客观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引导者精心设计的方向。新媒体操纵意识形态的效果，就是受众自己不清楚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甚至自己反对自己的利益；干扰和破坏受众正常的思维逻辑，将错乱的不合逻辑的思维当作科学的思维逻辑。
一些国家的政治家痛定思痛，反思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沉痛教训。2011年9月24日，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作了题为《多数人的政策是争取胜利的方针》的报告，在谈到“所汲取的教训”时指出：
对西方借助新媒体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习近平总书记有清醒的认识：
“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5]
新媒体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网络“扳倒中国”。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反共老手杜勒斯强调，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后，西方国家的政要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共产党要管住互联网，无异于将果冻订在墙上”。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其国内辩论中曾公开宣称，要与中国争夺新一代的互联网网民，希望通过影响他们带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借此扳倒中国。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多次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对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进行抨击，甚至煽风点火，企图拉拢部分互联网企业抵制我国的网络管理政策。种种迹象表明，网络领域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醒的，
西方反共势力鼓动的网络黑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编造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谬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对西方政治衰败和经济衰退的事实装聋作哑。他们污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说共产党“垄断”了国家的经济资源、国有企业“低效”，而完全忽视了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的制度优势，完全不懂得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他们丑化共产党政权，说共产党政权是“专制”“独裁”的政权，罔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变革。他们诱导受众产生反国家情绪，仇视权威，将怒火和敌意发泄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网上曾经大量出现污蔑城管的言论，其实，污蔑城管绝对不是他们造谣生事的终点。他们抹黑城管后，注定要抹黑警察，继而抹黑军队，目的是当出现苏东剧变那样的局面时，让国家力量丧失维持秩序的功能，放任局势恶化。
这些人的言论一旦被网络管理部门查封删除，他们便利用网络遥相呼应，相互打气，相互支持，集团冲锋，围攻网络管理部门。某教授在网上发表激烈的反共言论被学校严肃处理，与之持相同观点的人员网上发声，说什么“×××教授被处理，让人嗅到‘左’的气息”“××事件，比因引言获罪更可怕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不发声，这种文革式运动没准就真的回来了？没准又会出现这种网络投票式审判，无法律、无审判式判刑”，气焰极其嚣张。爱国与卖国、爱党与反党的两种力量在网上激烈争吵，甚至发展到线下约架打架。
早在2005年，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提出，要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7年，他们借助境内外的某些报刊和网站媒体扩散“普世价值”论调。2008年以后，境内外一部分媒体对“藏独”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北京举办奥运会和纪念改革开放30年等重大事件借题发挥，集中发声，以“普世价值”曲解民族分裂问题、曲解抗震救灾精神、曲解奥运口号、曲解改革取向，误导了很多群众甚至党员干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洞若观火，心知肚明，对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宪政”的实质明察秋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人讲宪政，套的是西方的宪政，那还有党的容身之地吗？
新媒体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发展，具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快捷、高效、面广等传播特点。但新媒体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扭转了一度被动的局面，但是，新媒体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新媒体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是我们与敌对势力之间发生的没有硝烟却非常激烈甚至有时是你死我活的交锋和搏杀，其间，我们还肩负着说服教育受蒙蔽不明事理之人的责任。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渗透反渗透、颠覆反颠覆的斗争，铸魂与“蛀”魂、固本与“毁”根、爱国与卖国的较量，将空前尖锐、激烈和复杂。因此，既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吸收外国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金，又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侵袭，坚决抵制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新媒体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控制的政治图谋。
注释
[1][6][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5、29、19～20页。
[2]［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3]转引自［俄］B.A.利西奇金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4]徐元宫：《今日的俄共如何反思苏联解体》，《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8日。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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