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史念海诞辰110周年，众多学者对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不同领域的贡献进行了研究。郭声波等《论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概括了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科创建与历史沿革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徐少华《史念海先生与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聚焦史念海对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突出成果，同时也对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各研究领域的开创成果进行了深入总结。王社教《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贡献》论述了史念海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与推动作用。
学科理论与学科发展方面，对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技术手段应用与创新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柴宝惠《基于机器学习和图像形态学的彩色近代地图数字化——以近代上海地区地表水体信息提取为例》探讨了一种通过ENVI平台的基于机器学习而能对近代彩色地图中信息要素进行半自动提取的方法。李爽等《基于地理网格的历史地理数据组织方法研究》提出，通过构建地理网格来关联空间信息，可使地理网格成为关联历史地理数据的纽带，为数据的规范性整合、检索、一体化表达提供了新思路。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历史水文研究方面，古河道、古湖泊的水体变迁及其环境、社会响应的探讨进一步推进。车群《1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上荆江流域河道与水环境变迁——基于荆江洪水位历史变迁的考察》以明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为重点，探讨了上荆江流域近两千年的河道水文变化情况。敬淼春《唐宋时期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以晚唐、两宋时期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吴淞江上游水系变化情况。梁克敏《中古时期鸿池陂的变迁与洛阳水运的兴衰》论述了汉魏时期至唐宋时期鸿池陂由扩张至萎缩的过程，讨论了其对洛阳水运发展的影响。
历史地貌研究方面，地表沙漠化进程的研究成为焦点。白壮壮等《清代以来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化及其驱动机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历史文献数据，定量化重建了清代以来不同阶段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面积的变动情况。李并成《塔里木盆地达玛沟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探讨了该地区沙漠化的过程及原因。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展开对政区演进与地方治理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许若冰等《卫所变革与边地形塑：清代岷州的政区演进与社会重构》认为清代岷州政区由初期厅卫共治向州县治理的转变重塑了边疆治理体系。王泉伟《清代沿海诸厅与海疆管理研究》认为沿海设厅体现了清代沿海地区治理同样具有边疆属性，清代海疆管理具有保守型与创新性并存的特征。赵逸才等《清代县级政区的调整模式》分析了清代县级政区调整的九类形式，指出督抚体制是地方政区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清廷通过政区的常态化调整来调试地方治理。李佳《从边镇到盛京：明清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与管理策略变迁》梳理了明清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探讨了两朝对该地区的管理策略差异。
基于政区调整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央地关系展开讨论，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另一热点。鲁浩《“交广分治”与吴晋岭南政治地理格局》述析了东吴政权两次“交广分治”的历程，认为其反映了战略局势的演变与地方和中央的博弈。颜丙震《“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认为明代对西南地区土司治理所持的“犬牙相制”方略，在前期有助于稳定地方局势，但后期逐渐显现弊端，对地方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兢兢《孙吴西晋南岭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政区边界调整为中心》研究表明，孙吴西晋时代南岭政区的数度调整，均与各时期特定的政治地理格局相联系，反映了王朝南方边地治理的需要。但昌武《“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探讨了“七国之乱”后两地政区的调整及其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作用。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研究视角上与景观生态学的交融，成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一大亮点。耿金《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滇池沿岸的低田与深水稻种植》探讨了滇池治理与沿岸深水稻种植及推广之间的互动，阐述了人地共生关系的形成与演变过程。黄嘉福《南宋时期“稻麦共存”农业景观及其影响》论述了南宋“稻麦共存”的空间分布、形成过程及其重要影响。
历史聚落地理方面，聚落体系研究注重结合空间分布情况与环境因素展开联动分析；单一聚落研究则以城市地理尤其是都邑研究为热点，且视野上明显呈现与规划学的交融。
贾金晖等《北族都城的分布格局、时空演变与环境选择》结合GIS技术对北方少数民族都城分布、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婉婷等《土默特平原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1934—2019）》分析了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情况，指出地形、交通、水系是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冉艳红《秦代乡里编组的形成：聚落设计与行政体制》对秦代基层聚落“里”的制度设置和实际发展演变，以及其对“乡”的设置和“乡”的政区化趋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珮等《近代传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路网改造——以宁波城厢为例》回顾了20世纪20至30年代宁波城厢的路网改造过程，对比了传统城区与租界的市政建设差异，指出近代城市型政区的设立未必促进市政建设。贾鸿源《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与功能》认为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与功能上都受北宋东京宫城与金中都宫城的制约与影响。李亮《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探讨了“里”与“坊”的渊源，指出里坊混用的情况源自隋代的官方定名与民间惯称的并存。王天航《定鼎之策：隋大兴城的规划方法复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重点复原大兴城城市规划中的核心控制点、基础控制线。
历史交通地理方面，在具体交通路线与重要交通节点的考订上继续推进，地图学方法的应用有力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石坚军《元代“木怜等九站”初探》对位于元代漠南交通线上木怜驿的重要路段——“木怜等九站”路段的线路、性质、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侯杨方等《唐玉门关位置与玄奘偷渡路线的精准复原》结合文献记载、军事地图与实地考察，认为唐代玉门关很可能为今瓜州小宛城遗址，并推测了玄奘出关的具体路线。刘森垚《大斗拔谷新考》指出古代河西的重要通道大斗拔谷应是今天的大都麻谷，而非扁都谷。
古地图、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历史地图研究方面，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考辨勘误持续推进。张文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全图（一）”勘误二则》指出图中“开成府”应为“开成路”，“荆南路”应为“江陵路”。袁方《〈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秦凤路图正误三则》认为图中“来远寨”与“威远寨”位置有误，并指出未标注的“大洛门寨”所在。沈卡祥《〈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图顺宁、永昌府界及蒗蕖、南甸土司治所新考四则》对图中顺宁府与永昌府、景东直隶厅的界线，蒗蕖土知州和南甸宣抚司的驻所进行了勘误。
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既有传世文献的考订与版本讨论，又有依托出土文献展开的政区研究。葛小寒《〈明史·地理志〉勘误七则》对该志所载的“南京”“河南”条目下的扬州府海门、苏州府嘉定、宁国府、开封府沈丘、开封府禹州、归德府夏邑、怀庆府河内七处疑误进行了勘订。郑利锋《〈舆地广记〉版本流传考》详细整理了由宋代至清代的各种《舆地广记》版本及其流传情况。魏军刚的《出土文献与十六国政区补考》利用出土文献考证了11个政权的68个政区，并补订了大量郡县的治所、存废、隶属问题。
总结与讨论
202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各研究领域发展仍不平衡，总体而言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明显少于历史人文地理，而以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来看，本年度历史植被演变与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其二，研究时段不平衡仍较突出，限于资料丰富程度，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唐宋代以来，更进一步集中于明清与近代，其他时段的研究占比较少。其三，多数研究在技术手段的使用和量化研究水平方面有待提升，而较好运用技术手段的研究往往在与传统考证的结合互补方面有待加强。其四，跨学科融合仍有提升空间，部分研究或可在呈现上加强地图表达，并尝试结合技术手段进行地图分析以展开深入探讨。
（郭建坤张永帅，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