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中古经济史的基础理论之一，为伊懋可在国际学术界奠定了“中国研究专家”的声誉。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将《中国的历史之路》引介到国内，“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逐渐为中国学者了解，并引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争议。此后，伊懋可在《另类历史：从欧洲视角看中国论文集》等著作中对“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但基本思路没有改变。尽管该理论仍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影响，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探索和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
1993年，伊懋可在《东亚史》杂志上发表的《三千年不可持续的增长》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并非一直保持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帝国晚期人口压力增大，以及环境恶化和资源紧张，中国传统农业出现了衰退迹象，最终可能导致了技术锁定。这实际上是把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而是对持“中国传统农业长期稳定发展”观点的一种质疑。1998年，伊懋可在修订版的《中国文化地图》中特别增加了环境史部分，并绘制了50多幅地图。伊懋可在中国环境史领域最为显著的成果，莫过于2004年出版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该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厘定了环境史主要研究人与生物、化学、地质三个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包括两两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为支持或威胁的研究框架。2005年，因在汉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伊懋可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
搭建连接东西方学术界的桥梁。作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伊懋可始终致力于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历史视域下进行考量，并主动同中国学者对话。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广大、重要且有趣的一部分。”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史并担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伊懋可积极推动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向年轻学者传授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经验。据伊懋可在牛津大学指导的首位中国留学生何平回忆，其刚到牛津大学时“伊懋可就迫不及待地和他见了面”。在同中国学生的相处中，伊懋可一直有意引导他们运用得天独厚的中文知识和比较优势，承担起让中华文明能够更进一步的历史责任。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任中国史和亚太区域史教授和召集人时，伊懋可不断推动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组织国际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以及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搭建起一座连接东西方学术界的桥梁。
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伊懋可曾经这样说道，“对于我们当中进行这种工作且来自中国以外的那些人来说，如果不想对全人类的历史的理解有严重的缺失，我们就需要能够将中国历史的模式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其他部分的历史整合在一起。同理，这也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也要将中国历史置于经过仔细研究过的更广泛的世界史语境中。”他提倡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秉持一种开放包容、相互借鉴的研究态度，努力搭建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