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曾经做过初步尝试。l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①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师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编写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②。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被当作是“历史创作的卫星”，有的在当时即被批评“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③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严重混淆了历史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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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8日第2版。
②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9，共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196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历史教学》1959年第1、2、3期。
③单凡：《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日报》1959年2月28日。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经过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妥善处理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展开，迫切需要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正确总结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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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①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4卷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刘鲁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李宇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