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中国的中国中古史①研究无论是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水平，都首屈一指，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张耀眼名片。如果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把握：一是对中国中古史本身的贡献；二是对中国史的贡献，即中国中古史研究如何启发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三是对世界史乃至历史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如要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作出持续的、更大的贡献，打破时段、国别以及专业区隔，尤其是促进世界史和中国史融合发展，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和道路。②
首先，从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说，需要中国的中国中古史学者作出两方面努力：一是尽可能了解和掌握多种外语，既有利于及时掌握国际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思想资源及前沿动态，也有助于向国际学界展示国内中古史研究的成绩和风采；二是在研究和撰写中使用更为严格的技术词汇，与世界史及其他学科全面而系统地对话和讨论。
其次，中国中古史研究早已不限于汉文的运用，无论是一手史料还是二手文献，都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多地掌握几种非汉语言，才便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整体领域。以唐史而言，唐朝是一个多语言(multi-lingual)、多族群(multi-ethnic)、多宗教(multi-religious)的世界性(cosmopolitan)大国，史料语言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突厥回鹘文、帕拉维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如一些中原地区出土的胡人墓志即刻有胡汉双语。③
再次，中国史研究可以从欧美、日本等海外史学研究获得借鉴。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主要借助于欧美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其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常常得到这些思想资源的支撑。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可为中国中古史研究提供思想资源，极大地推动中国中古史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中古史研究亦可为世界史研究提供议题、方法、史料等方面的启发，从而实现有益互动，融合发展。
一、超越断代史
的确，以传统政治史为中心的断代史主要关心朝代更迭，不过朝代更迭未必会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制度、科技、文化实践具有历史延续性，这在唐宋之间尤其明显，如科举制、枢密使制度、宣徽使制度，大运河开发与利用，印刷术对思想、学术以及宗教民俗之影响等。传统政治史偏重研究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必然受到朝代的限制；而制度与文化则有连续性，即便在某一朝代灭亡之后，仍可能长期存在并演变成新制度与新文化。此外，对政治事件、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也会在后代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政治需要。
因此，尽管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或汉学研究仍存在诸如欧洲中心主义等缺陷，但在打破朝代界限、建构贯通性选题方面，仍有可资借鉴之处。对此，我们可以在坚持传统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优长的基础上，加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以研究领域为导向的史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可以培养学生贯通式认识和理解同一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发展的视角和方法自觉。这将为中国中古史与外国中古史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对话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超越国别史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三个层次——从中国看中国，从亚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而陈寅恪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亦表明需将中国中古史置于更加广阔的亚洲大陆族群变动与内外互动语境中进行讨论。尽管不少学者从胡汉关系、华夷关系角度来考察中古史，其论著多被视为民族史或中外关系史研究，亦有少数学者，兼顾整个亚洲史的重大变动。⑧事实上，中国不乏从研究世界史转向治中国史的学者，如陈寅恪1919年入学哈佛时是学德国史，而何炳棣则是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两人后来都转向中国史；亦不乏从中国史转向世界史的学者，如周一良中年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史转治日本史。这种转变说明，对域外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史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景教碑中出现了三种历日，分别是唐朝纪年、波斯历日、希腊历日，体现了广阔的世界史语境。因为长安景寺的主要赞助者伊斯虽然是波斯王室后裔，他的家族却流亡于中亚以希腊化城市缚喝(Balkh)为据点的吐火罗斯坦，所以在流寓中原多年之后，仍在景教碑叙利亚文铭文中使用希腊历日。因此，开拓出更为宏阔的亚洲史和世界史视野，是进一步深入全面理解中国中古史的重要前提。
三、超越陈寅恪
注释：
②1953年蒲立本就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时曾发表演说，对中国史与世界史之关系进行了梳理。参见EdwinG.Pulleyblank,“ChineseHistoryandWorldHistory,”EssaysonTangandPre-TangChina,Burlington,Vt.:Ashgate,2001,pp.1-20；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文史哲》2017年第1期。
③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刘静贞：《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第10页。
⑤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3页；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⑥关于欧美唐史研究情况，参见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3-111页。
⑦参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0-87页。
⑨StefanTanaka,Japan'sOrient:RenderingPastsinto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⑩仅举数例：堀敏一：《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池田温：《日中律令制の諸相》，京都：東方書店，2002年；大津透：《律令制研究入門》，東京：名著刊行会，2011年。
(11)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73页。
(12)有关东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与君主纪念传统的研究，参见CaillanDavenport,“ImperialIdeologyandCommemorativeCultureintheEasternRomanEmpire,A.D.284-450CE,”DanijelDzinoandKenParry,ed.,Byzantium,ItsNeighboursandItsCultures,Brisbane:AustralianAssociationforByzantineStudies,2014,pp.45-70.唐代帝王图像研究，参见LiuYang,“ImagesfortheTemple:ImperialPatronageintheDevelopmentofTangDaoistArt,”ArtibusAsiae,Vol.61,No.2,2001,pp.189-261.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ChenHuaiyu,“HonoringtheDead:TheBuddhistReinventionofPortraitEulogiesinEarlyMedievalChina,”inPooMu-chouandH.A.Drake,eds.,OldSociety,NewBelief:ReligiousTransformationofChinaandRome,CA.1st-6thCenturi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7,pp.91-105.
(13)CatherineHolmesandNaomiStanden,“DefiningtheGlobalMiddleAges,”AHRCResearchNetworkAH/K001914/1,2013-2015;GeraldineHeng,“TheGlobalMiddleAges:AnExperimentinCollaborativeHumanities,orImaginingtheWorld,500-1500C.E.,”EnglishLanguageNotes,Vol.47,No.1,2009,pp.205-216.另外，自2015年起，奥地利科学院开始出版期刊MedievalWorlds：Comparativ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中古世界：比较与跨学科研究》)。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15)VictorH.Mair,“WhatisGeyi,AfterAll”inAlanK.L.ChanandYuet-KeungLo,eds.,PhilosophyandReligioninEarlyMedievalChina,NewYork:SUNYPress,2010,pp.227-264.
(16)罗汉指出，实际上武则天是政治机会主义者，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广泛而复杂。参见N.HarryRothschild,EmperorWuZhaoandHerPantheonofDevis,Divinities,andDynasticMother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5.
(17)参见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9)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20)参见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StevenFielding,“Lookingforthe‘NewPoliticalHistory’,”JournalofContemporaryHistory,Vol.42,No.3,2007,pp.515-524;RonaldP.Formisano,“TheNewPoliticalHistoryandtheElectionof1840,”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Vol.23,No.4,1993,pp.661-682.
(21)侯旭东指出，北朝铭文可反映村民对朝廷的看法，参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王笛的近现代成都史三部曲也以广阔恢宏且细致入微的社会画面，揭示城市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