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龙学”的出现,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焦点在2001年后出现了转化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焦点的转化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确证:
二、探索范围的拓展
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焦点的转化带来的第一个学术影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关《文心雕龙》“探索范围的拓展”。在这里,“探索范围的拓展”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客观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传统探索的范围。众所周知,当《文心雕龙》的研究历程中出现“文本研究与‘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对于传统研究结论的重新审视,既更正了传统研究中的错误,又深化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因此,这个层面上的“拓展”是一种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性拓展”。例如,针对《文心雕龙》中的第三十六篇“比兴”的研究历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众所周知,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刘勰创作论的核心内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关“比兴”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包含了“比兴”的本源考证、“比兴”的理论内涵界定、“比兴”的特征辨析、“比兴”概念的成因探讨、“比兴”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辩证、“比兴”的价值地位考察等几个方面[3]。所以说,这种通过“深入研究”而表现出来的范围拓展在细化有关“比兴”研究的基A上,扩大了传统有关“比兴”的研究内容。
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文本的阅读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的不同,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既是对其传统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客观拓展。
三、审视视野的更新
总之,2001年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出现了诸多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焦点的转化、探索范围的拓展和审视视野的更新。
――――――――――
参考文献:
2、英若诚与《茶馆》原著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经典话剧《茶馆》剧本故事发生在维新运动到成功这50年期间,以裕泰茶馆的王掌柜为贯穿人物,描述以北京各阶层人物为缩影的中国广大群众在这一社会背景的生活状态及其最后不同的命运去向,由写裕泰茶馆的兴衰路程而反映出,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抗日胜利初期阶段中国百姓生存状况变化。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在中外戏剧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3、英若诚《茶馆》英译本再现文学的美学价值
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中,就翻译而言,审美再现是使一切审美活动尘埃落定的终端环节。审美再现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TAO全部审美信息)的理解对理解的转化对转化加工结果的加工对加工结果的再现。可见再现的起点就是理解。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审美客体只有通过审美主体的理解和表达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的再现,力求实现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的统一,形式美和意象美的统一。
1)词语的翻译
《茶馆》中叹词的贴切运用对传情达意起了重要作用。对《茶馆》中频繁出现的叹词“唉”,英若诚根据人物说话的语气,结合上下文的语境,译或不译,都力求体现人物当时的心情和说话的语气,力求表现原文的“美”。
2)习语的翻译
《茶馆》的语言是老舍先生从活的日语中提炼出来的,英若诚在处理习语时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手法,保证了剧本的需要,体现了原文的美。例如:
茶客乙: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SecondCustomer:Stillthat’sbetterthannothing!Adog’slifebetterthannolife.IfIweretoearnmyownliving,I’dsurelystarve.
英译以形象的英谚“Adog’slifebetterthannolife”代替汉语中的惯用表达法“死不如赖活着”,从而使译文像原文一样具有极强的表达力.
3)对白的翻译
人物对白是《茶馆》主要构成。在翻译人物对白时,英译尽量避免使用主谓宾齐全的完全句,多用简洁明快、朗朗上日的不完全句和简单句,很好地再现了人物说话的神态。例如:
吴祥子: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陈: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就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WuXiangzi:Deserters,rightTryingtohideinBeijing,withafewsilverdollarsinyourpockets,rightWhenthemoneyrunsout,becomebandits,right
LaoChen:Noneofyourbloodybusiness!Icanlickeightofyoursortwithonehand!(Preparestofight)
SongEnz:YouPityyousoldyourgun,rightBarehandsaren’tnomatchforagun,right(Pattingthegununderhisgown)Icanlickeightofyoursortwithonefinger!right
特务吴祥子和宋恩子与逃兵老陈的对话中二个“……是吧”充分体现了特务抓住逃兵把柄的得意神气。逃兵自不会乖乖就范,回答的语气也相当强硬。干净利落的日语化措辞用句,删繁就简,不译多余累赘的话,创造性地使用借代手法生动再现了原文生动的对话场面。
4)中国文化中称谓的翻译
由于受“家国”的宗法伦理影响,在我国,常把亲属关系词汇引申作社交称谓。《茶馆》虽然只有二幕,但事件多,人物关系复杂。译成英语时,繁多的称谓是译者面临的一个难题。英译无论在处理亲属称谓还是社交称谓,都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理解人物之问关系的即时性需求。例如:
王利发: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WangLifa:Howarethings,myfriendIsthefightingfierce
[2]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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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习语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对本族语言进行提炼和升华,并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比喻性词组、俚语、俗语和谚语等[1]。习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习语,是指由基数词和序数词构成的习语[2]。作为习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通常简练、生动、形象。具体到英语和汉语,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等不同,各自习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不同。若不正确处理这些文化因素,在翻译中就难免犯很多错误,使得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源语的真实含义,因此在数字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特别注意读者的接受与理解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影响深远,其核心理论是以读者为研究中心,从“视野融合”的角度,通过考察文学接受和产生效果的过程来揭示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历史能动的创立者。它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
翻译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复杂的活动之一,它是原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动态作用的统一体。翻译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现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翻译观点,人们对翻译活动这一认识越来越深刻,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更是一种文学接受和建构的过程,那么进行双语转换就必须认真考虑译语读者这个审美主体。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阅读译本的过程不是译者与译本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和意义,不是读者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积极参与,与译本、译者形成辩证的对话关系。接受美学在转变传统的文学翻译观的同时,开拓了语言与阅读过程的关系这一广阔的领域,使人们站在新的角度去考虑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为应用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3.接受美学在数字习语翻译中的应用
3.1读者地位与数字习语翻译
译者在翻译习语的过程中,要考虑译语读者的作用和地位。读者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能动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如果读者在译语文本中的习语翻译中发现不同的文化因素,他就会根据上下文去理解并接受这些文化因素,变成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调整并扩展自己的期待视野。如果源语中的数字习语与其母语中的数字习语有相似性,读者会积极地调动知识储备使之与源语中的数字习语相比较与联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译文中的数字习语,进而理解源语中数字习语的真实含义。
(1)ST: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来自《选集》)
TT:Theoldsaying,“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wouldequalZhugeLiang,themastermind”,simplymeansthemasseshavegreatcreativepower.
如果读者仅是被动接受,当读了译文后就会有以下的问题:①谁是诸葛亮②诸葛亮和皮匠之间有什么关系③皮匠的智慧指什么但如果读者采取主动态度去理解和接受外域文化并具备一定的审美观和接受能力,通过阅读处理过的译文,读者应该就可以理解源语的文化背景。在例(1)中,“themastermind”解释了“诸葛亮”的内含意义,“wits”代表了三个皮匠的整体智慧;“equal”澄清了皮匠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wits”和“themastermind”说明两者之间的可比性。这样,读者便可获得以下信息:①“诸葛亮”是中国文化中智慧和天赋的象征;②在中国文化中“诸葛亮”和“皮匠”都运用暗喻,前者代表头脑聪颖而后者代表头脑简单;③在这个数字习语中,“三”是虚指,代表数量众多而并非实指物品数量。通过运用接受美学翻译的数字习语,读者可主动并能够接受到源语中数字习语所表达的所有信息。
3.2期待视野与数字习语翻译
读者的阅读经验包括他的期待视野,其期待视野会影响他对翻译作品的接受程度。如果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很难想象一部艺术作品会实现其价值。在数字习语翻译方面,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不断变化时,习语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就会逐渐被读者认同和接受。读者的接受能力会随着他期待视野的扩展而不断增强。读者的期待视野能增强译者翻译习语的信心,同时好的翻译有助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两者密不可分。
(2)ST:六亲不合,有孝慈。[3]
TT:
VersionOne:Itwaswhenthesixnearoneswerenolongeratpeace/Thattherewastalkof“dutifulsons”.(translatedbyWaley)
VersionTwo:Whenthesixfamilyrelationshipsfellintodisharmonywegot“RespectandCaring.”(translatedbyLaFargue)
众所周知,英语中并没有“六亲”的表达方式,而汉语中“六亲”却是固定用法,如“六亲不认”等。由于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六亲”成为语言空白并带来不确定性。
3.3文化交流与数字习语翻译
译语读者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的过程,还是文化交流的过程。
(3)ST:Thenewelectriccarsmayturnouttobeanineday’swonder;nooneseemsinterestedinbuyingthemanylonger.
TT:新型的电动车可能会成为九天的奇迹,仅仅一时轰动;现在看来人们不再有兴趣购买了。
在例(3)中,译者采用了直译并在句中稍加解释的方法,既表达了源语中的文化形象又解释出了其内含意义。英文中的数字习语“anineday’swonder”源自古罗马的一个古老的风俗:无论何时出现罕见的自然现象,古罗马人总将其认为恶兆,并举行长达九天的宗教仪式驱散厄运,带来福祉。现在这一习语通常指“短期内引起轰动并很快被人忘却的事物”。而汉语中的数字习语“昙花一现”指“像昙花一样短暂存在的事物”。若简单地将其译为汉语中的习语“昙花一现”,读者很易理解但源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却荡然全无。因此,正确处理数字习语翻译中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并确切地传达源语习语的文化内涵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源语文本的文化背景,促进文化交流,消除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障碍,还将开阔读者的期待视野。
4.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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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单位是普通翻译理论领域最基本的命题之一。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都绕不开翻译单位的确定。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翻译单位这一命题做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从翻译单位的定义方面来看,对这一命题的探讨已经经历了从形式到意义,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王德春(1984)将语言的六个层次上的单位视为翻译单位;李爱玲、武景全(1995)认为句子是翻译单位。这些学者从语言的形式角度对翻译单位进行划分,因此他们提出的都是静态的翻译单位。有些学者从语言本身的意义出发,提出了动态的翻译单位。其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1985:157)认为“任何一个语言层次单位―从音位层到整个话语层―实际上都可以成为一个翻译单位”;AndreLefevere&SusanBassnett(1990)将“文化”作为翻译单位。
从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方法方面来看,传统的大多数研究是以规定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为主,描写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近年来本命题开始通过语料库提取数据的方法开展了定量研究。如陶源(2015)通过俄汉平行语料库对翻译单位展开研究。另一种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过程导向(Alves,2010)和有声思维法(Lscher,1991;Gerloff,1986)对译者的翻译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总之,多年来这一命题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法日趋成熟多样,但关于翻译单位这一命题至今仍无定论,甚至很多观点之间互相对立。
一、文本类型理论
七十年代初,文本类型理论首次由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塔琳娜莱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1971/2000)一书中提出。莱斯根据文本语言功能的差异将文本类型分下以下三种类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
二、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翻译单位的划分
由于翻译活动这一过程本身是动态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根据文本类型自主选择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作为翻译单位。如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单位绝不是唯一不变的某一特定语言层级,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下,翻译单位既可以是静态的短语、句子或段落等;也可以是动态的文化、修辞和意群等。因此翻译单位是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的。
三、总结
文本类型理论根据不同文本特点具体分析其对应的翻译方法等,指出以翻译为目的,根据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关系采取翻译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文本类型理论下的翻译单位的确定,即信息型文本多以短语、句子和段落为翻译单位;表情型文本多以文体、修辞、文化和篇章为翻译单位;感染型文本多以语义、意群和话语为翻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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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中国翻译事业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一个翻译家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翻译标准,这也是翻译的根本性问题。翻译的标准是什么清代翻译家严复曾经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文笔流畅,文字典雅。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问题的探讨。综述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发扬“信、达、雅”标准,但要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摒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翻译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
二、什么是“化境”
钱钟书先生是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申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的: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辍,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日‘辍,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许慎的这段训诂所蕴涵的含义,历代译论家都不曾留心,钱钟书先生却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用之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信达雅和“神似”之外独举“化境”之旗帜,为文学翻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境界本来是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一个概念,钱先生把它推广到翻译领域里来,一方面指明“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另一方面把文学翻译理论划入文艺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新璋先生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分析“化境说”,引用谚语:“酿得蜜成花不见”指出钱先生所标举的“化境”,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罗新璋先生的见解十分中肯,蜂采百花而酿成蜜,我们很难辨别这蜜采自哪朵花卉。钱钟书先生综贯百家,博通中西,从文艺学美学推衍出文学翻译审美的理想境界“化境”。
钱先生的“化境说”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这一最高境界――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从而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钱先生的“化境说”: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表达习惯的差异而使译文牵强,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翻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化境说的内涵及意义
“化境”被誉为是翻译应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单纯把“化境”理解为翻译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如果要想深刻的理解“化境说”的丰富内涵,须先将“诱”、“讹”、“化”三个概念诠释清楚。
(一)诱:翻译的功能
钱钟书一向重视文化交流和相互关照,认为翻译的基本功能是“媒”或“诱”:译者从事媒婆的工作,介绍大家去认识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让他们有机会相识、相知乃至相爱,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正所谓“翻译者的艺术曾被比于做媒者的刁滑,因为他把作者的美丽半遮半露来引起你读原文的欲望”。“诱”有正负之分。正“诱”即是好的译本给予了我们阅读原作的欲望;负“诱”在坏翻译会在无形中使读者拒绝阅读原作;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钱先生指出,林纾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引诱功能,他本人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甚至在若干年之后仍然发现林译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林纾作为译介西方名家名篇的第一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中国的新文学打开先河,许多一流的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郭沫若、朱自清等,都提到他们曾受林译作品的影响或熏陶。因此,成功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作的正“诱”功能,吸引译文读者了解原作、接受异域文化。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讹”即伪言。以“言”破坏“化”,是指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理解或表达中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钱先生说“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也就是钱先生的“译必讹”的观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这些“距离”势必影响译者在理解原作者及其作品、表情达意、愉悦读者等方面能力的发挥,妨碍译文读者了解、喜爱原作,从而导致双方的隔阂,因此,“讹”在所难免。钱先生还借用中西译论中关于“翻”或“翻译”的定义来进一步解释“讹”,如赞宁“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西洋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塞万提斯关于文艺翻译中“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差得很远”;艾伦坡翻译的“翻”就是“颠倒翻覆”,等等。钱先生很欣赏这种“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钱先生所肯定的仅仅是“化”中之“讹”。
(三)化:翻译的理想境界
“化境”的核心是“化”,正确理解和把握“化”的内涵,是系统、全面地诠释“化境”说的关键所在。
钱先生在《管锥篇》里说过:“安[道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该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说明“化”是一种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译者易去的是原作的外形,不易的是原作的意义、内容,失去的是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式,得到的是它在译语中的“再生”。
在钱先生的“化境”理论里,“化”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化”。另一种是不完全、不彻底的化”。前者是译者去努力实现的大目标,而后者是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只有胸怀大目标,尽量在翻译中缩小“距离”,减少“讹”,才能提高译作入化的程度,接近理想中的“化”,避免可避免的“讹”。他对“化”的解释是辩证的,在“化”与“讹”的辩证关系上,“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讹”是次要方面,好的翻译要有克己意识,尽量避免“讹”,才能提高翻译质量。
四、“化境”的翻译实践
钱先生本人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也为他的“化境”说的实践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一场中,安东尼赞美埃及女王的话:
Fie,Wranglingqueen!
Whomeverythingbecomes,tochide,tolaugh,toweep;whoseeverypassionfullystrivestomakeitself,inthese,fairandadmired(钱译)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他的翻译,将诗句中国化,达到化境之极。钱先生的理论不仅应用于英译汉,也体现在汉译英。例如,他把“吃一堑,长一智”巧妙地译为:Afallintothepit,Againinyourwit。又如“三个臭受匠,顶个诸葛亮”被他译成: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ZhugeLiangthemastermind。这些译法一直为众多译家所称道。他的翻译堪称“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和守规矩而无束缚手脚之窘”(《谈艺录)439),为“化境”之典范。
五、结语
通过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讨论.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译学观点的深刻之处。罗新璋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评价:“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
“化境”虽然是翻译的最高理想,但也并非不可企及,,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向着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让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派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世界译坛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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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语的特点
1.文字简洁明了,有时配以图文。公示语广泛地运用于公共设施、公共交通、旅游景点、涉外办事机构等场所,客观上要求其简单明了。通常只使用实词、关键词、核心词,冠词、代词、助动词等一概可以省略。如“营业”(Open)招牌,“游客止步”(ClosedtoVisitors)等。另外,缩略语也经常出现在公示语中,如“停车场P”、“广场sq”等。
2.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和号召性五大功能。[2]指示性公示语较多地运用在公共场所,向公众提供一种信息服务,告诉公众这是什么。如“问询服务”(Information)、“租车服务”(CarRental)等;提示性公示语向公众提醒一个事实或现象,它既没有限制的意义,又没有强制的意图。如“油漆未干”(WetPaint)、“预留席位”(Reserved)等;限制性公示语以相对委婉但明确、直接的口气向公众提出要求,含有限制、约束对方的意思。如,“办公场地,非请莫入”(EmployeesOnly)、“施工现场,禁止通行”(ConstructionSite,KeepOut)等;强制性公示语是公示语里口气最为强硬的一种,它要求公众“必须”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如“禁止超车”(NoOvertaking)、“靠左行驶”(KeepLeft)等;号召性公示语对公众起宣传、激励、号召的作用。如“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orwest,Guilinlandscapeisbest.)等。
二、公示语的翻译理据
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Newmark在语言功能理论基础上将语言功能分为六大类,表情功能(expressive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onfunction)、召唤功能(vocativefunction)、美学功(aestheticfunction)、酬应功能(phatic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function)。公示语是一种向大众展示的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把必要的有用的信息传达给大众,进而唤起大众的注意,并按照公示语的指示、提示、限制、强制等要求去履行或规范自己的行为,属于召唤功能性的文本。针对公示语的翻译,PeterNewmark提出了两种基本的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5],以“忠实”为基础,遵循简洁明了、语气得当、规范化和适度诙谐的原则,向公众传递信息。
三、公示语的翻译策略
1.熟悉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在翻译时语汇要简洁,措辞要精确,用寥寥数词,或简单明了的图示,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总经理”(GeneralManager),“收款处”(Cashier)、“保持车距”(KeepYourSpace)、“严禁吸烟”(NoSmoking)、“节约用水”(SaveWater)等。
2.了解公示语的功能意义,借用已有成果。对于交通等国内外可以一致的标识,完全可以直接借用外国的公示语。国家技术监督局编制、翻译、的国家公共标志与标志语提供了广泛应用于道路、旅行、安全、环保、储运等方面的标准汉英翻译规范,应严格参照执行。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景点介绍、文明口号和标语,要在英语中找到有着相同意义和功能的公示语,不可望文生义。如许多商店或购物场所为了招引更多的顾客,经常推出购物优惠活动,对其商品打折销售,“打7折”不是“70%discount”而是“30%off”等。
3.分析语境,正确把握译、雅译或不译的原则。公示语是一种应用文体,形式丰富,运用广泛。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示语都可以照搬过来翻译成外语。[7]商店招牌、街头路牌等含有指示意义的公示语我们一般直接翻译,如“长安街”(ChanganAvenue)、“第一百货公司”(No.1DepartmentStore)等;对于那些提示、限制、强制性的公示语则要借鉴跨文化交际理论,遵循PeterNewmark的交际翻译方法进行“有效”、“优雅”的翻译。比如“不得自带酒水”译成“Consumptionofourfoodsonly”而不是“Noself―winebeverageallowed”、“所有商品不得讲价”译作“Fixedprice”而非“Nobargaining”。
4.注重跨文化意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社会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差异,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各有千秋。公示语的翻译就既要保持源语中的信息,又要顾及文化差异,使译语读者能正确地领会信息,不能因文化差异导致意义上的误解。例如将“上海万象服饰公司”译为“ShanghaiThousandElephantGarmentCo.,Ltd.”就不如直接译作“ShanghaiWanxiangGarmentCo.,Ltd.”,因为大象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忠诚、憨厚、可爱之物,而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卤莽、愚昧、凶猛之物。将之译成“elephantgarment”,谁会穿上“凶猛、愚昧”的衣服呢
四、结语
公示语是语言中的一类重要的人际沟通工具,因此,我们要充分领略其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的隐含内容及使用公示语民族的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公示语的语义与语用模式及范围,使汉语公示语的英译更符合英语语言文化习惯,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效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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