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复兴，与产生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针对为统治者服务的传统旧史学，提出了批判，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提倡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此后，打破帝王将相史，重视“民史”的研究倾向在学界蔚然成风。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四个以“疑古”为基础的观念，强烈撞击了传统史学的治学体系。与此同时，顾颉刚还倡导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为推动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展现出异于旧史学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大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顾颉刚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等地进行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民众历史及非政治史走进了众学者的视野，极具开创性的有学术分量的著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具有鲜活的气息。
突破旧史学的局限，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另一支生力军，来自于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1920年，李大钊率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明确反对“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旧史学[1]，倡导“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史学[2]。20世纪30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家前途堪忧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进程，成为此次论战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主旨的论著，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成为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南京文心印刷社，1936年），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史的代表性论著。
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在突破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僵化观念，延续顾颉刚、李大钊等前人开创的学术脉络，吸纳西方学术理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中国社会史开始了复兴之路。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3]。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单位及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室或研究点，调拨优秀科研人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同时，还定期举行全国性的社会史研讨会，并在1992年的沈阳社会史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学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对规范、促进社会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史复兴之初，到底什么是“社会史”？其定义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地争论。在1986年的首届社会史学会上，学者们即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以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4]。但一部分学者却主张社会史就是“历史”，现在大家所理解的社会史实际上是指社会生活史[5]。这些观点，日后逐渐形成“专史说”与“通史说”两种理论，其中“专史说”影响较大。乔治强、冯尔康、王先明等多位先生，曾先后撰文阐发“专史说”论点，指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等等，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6]。而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支持“通史说”的学者则主张，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7]
如何克服琐碎的叙事，成为中国社会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90年代初，有学者在“专史说”、“通史说”之外，提出了“范式说”，认为社会史并不是一个史学部类，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治学理念，简言之，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将“范式说”理论阐述地最为全面，且影响最大的，当属赵世瑜先生。赵先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10]，“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其次，社会史作为一种整体研究，是作为新史学范式的具体表现。它既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11]
同样持“范式说”观点的定宜庄先生，则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出发，指出：“早些年，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社会史）看作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或者直接将其等同于‘社会生活史’乃至‘下层社会生活史’，由此而产生诸多误解。譬如，以为社会生活就是对衣食住行的琐碎描述，……；以为所谓的‘下层社会’，就是流氓、乞丐、小偷、强盗和妓女等‘下九流’的代名词，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是将粗鄙庸俗的趣味带进本来很高雅的史学研究之中，等等。这些误解，曾使很多学者，尤其是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功底甚深的学者对社会史退避三舍甚至心生反感，也因此而对社会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2]因此，仅仅将社会史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史的发展，只有当其以研究范式的面貌出现时，才能真正充分展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范式说”的出现虽稍晚于“专史说”及“通史说”，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史学界原有的思维模式，拓宽了学者的眼界，深化了学者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自此而后，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及论著，对整个社会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了有益的分析。另外，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2004--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曾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社会主导群体为主”为题，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本课题主持人商传先生，参与学者有社会史研究室定宜庄、胡宝国、孟彦弘、陈爽等先生，他们指出社会主导群体的演变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也是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同时，学者们还澄清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作为读书人代表的士与士大夫是社会主导群体的误解（这里所说的士与士大夫指科举产生后出现的读书人并取得社会身份的群体）。实际上，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士或士大夫，并成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期，只有晚唐、宋、明三个朝代。该课题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向地缘社会的过程中，就整体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的深化与扩展，一些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如与底层农村群体紧密结合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史；涉及民众文化、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及社会群体、早期城市化等问题的城市史；从人类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的认知，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以及由意念、心态出发，演绎出心态史等等。这些散发着新鲜气息的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指向。
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涉及到每一个领域、每一篇作品。但从以上列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社会史在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异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极大地扩展了学者的探索空间，在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关照下，中国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
三
社会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远远超出了传统史学的治学范围，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史学的经、史、子、集以及档案等史料，早已不能满足治史者的需要，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房、日用杂书，甚至突破书面文字的局限，发展到口述、图片、影像、实物、声音等等资料。
随着史料的多元化，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概念，在日益革新的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何寻找史料，如何解读、运用史料，如何将这些新史料以理论的形式支撑起来等问题，便摆在史学家的面前。一方面，要求学者改变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史料；另一方面，突破传统史学，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的诸多方法、概念、理论，也就非常自然的成为社会史研究者的选择。
实践证明，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也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史的发展。事实上，自社会史复兴至今，社会史除了受惠于社会学外，其他诸如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社会学科，甚至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理工学科，都对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零散、碎化现象，我们无须讳言。学界广泛、积极、严肃的争论，往往能刺激下一个发展契机的萌发。在争鸣中，我们期待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下一个春天。
在历史人类学的蓬勃发展同时，社会史还广泛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诸多研究领域，如与人口学、计量学相结合的人口史；与医疗、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医疗史、环境史、生态史；与人口、生态、心态等多学科结合的城市史；还有与社会学、心理学相结合的心态史等等。学者们在这些研究领域内的勤奋耕耘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优秀成果，对社会史，甚至历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人口史兴起之初，研究者就比较重视跨学科研究模式的运用。1993年，郭松义先生与美国学者李中清组织召开了“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因此与会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疾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学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清代皇族人口增减的问题，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1998年，郭松义、李中清、定宜庄三位先生，又组织了“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会议，邀请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婚姻、家庭、人口行为，并结集出版《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上文提到的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则是几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对多学科合作的一次实践。除此而外，还有诸多人口史论著也都体现出学者们长期以来探索跨学科研究模式的不断努力。
医疗社会史的发展，离不开医学界与史学界的相互合作。2003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医学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医疗社会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跨学科对话。医学界的张大庆、赖文、李永宸等先生也撰写了多部医疗社会史著作[39]。医学的积极参与，对医疗社会史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06年8月11—14日，南开大学召开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史学界和医学界学者，诸位学者发表了对未来医疗社会史发展方向具有指针性意义的演讲。[40]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兴起的UrbanHistory（城市史），与以往Historyof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存在很多不同。Historyofcity，是以城市为空间背景而作的所有历史研究的总称；UrbanHistory，则以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就UrbanHistory研究而言，城市不仅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构造本身，也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主体；学者们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新兴城市史的研究视角、研究范畴体现出更浓的社会史色彩，其研究框架已远远超越传统史学范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借鉴、汲取诸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的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吸纳新理论、新方式，并不代表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摒弃。传统方法与新理念并不冲突，就某种程度而言，反倒有相当的切合之处。中央民族大学姚念慈先生撰写的长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清史论丛》2008年号），完全运用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通过对康熙及魏象枢等汉族大臣言语行为细致入微的考察，剖析了康熙帝对待汉民族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正如作者所言：“本文拟用最习见的史料，通过一个具体事件的考辨，证明三藩之乱亦为玄烨带来极为消极的思想。玄烨心理上所形成的巨大阴影，终其一生都不曾消除”[42]。该文堪称实证史学中探讨心态问题的典范之作。
综上所述，由于借鉴多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随着跨学科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学术背景的团队协作，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更加开放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对话，合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今后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近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仅以学科发展脉络为叙述主线，无法对每一个领域加以一一评述。很多重要的学者及著作，都未能涉及，实在是内容宏大，难以尽述，也由此可见社会史发展的迅速程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多学者为社会史学科建设，付出了艰辛地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为数众多的杰出社会史学家，以及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固然体现了社会史的成就，但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此。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传统史学的思维模式，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许这才是社会史发展三十年来最具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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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00页。
[2]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2页。
[3]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第3版。
[4]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玉波、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陆震等。
[5]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西北大学历史系李晓东、云南大学历史系武建国等。
[7]参见：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彭卫：《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摘自《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7页。
[9]埃利：《当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趋势》，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页。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7页。
[10]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页。
[11]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13]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8页。
[14]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16]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18]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767页。
[20][台]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第239-253页。
[21][台]梁其姿：OrganizedMedicineinMing-QingChina:StateandPrivateMedicalInstitutionsintheLowerYangziRegion,LateImperialChinaVol.8.1（1987），pp134—166。
[22]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3]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4]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9页。
[25]张广智：《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26]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0页。
[27]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28]常宗虎：《也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29]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0][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1页。
[31]程美宝、蔡志祥的《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2期，2001年1月15日出版。
[32]胡英泽、郝平：《跨区域研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124页。
[3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9—125页。
[34]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8页
[35]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7]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还可参见定宜庄：《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广西民族学院院报》2003年第5期，3页。
[38]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1]彭卫：《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62—63页。
[42]姚念慈：《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清史论丛》2008年号，1页。
[43]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44]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
[45]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