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广东客家移民的研究，笔者在撰写《客家人与19世纪末、20世纪处的广东革命运动》一文中，1曾涉及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由于此问题非讨论的重点及篇幅所限，故未能充分展开。应当说，晚清是客家人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广东客家人出现许多新的特点。下面就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
关于历史上客家人的源流和分布，前人已做过大量的工作，2尽管在某些方面至今还有较大的争议，但自明朝以来，“客家人的主要集中地在广东”是取得共识的。3然而，与成绩斐然的客家源流和分布之宏观研究相比，以广东为代表的区域性客家研究却显得有些滞后。研究成果的多寡，则多少反映出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有关广东客家人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一是其居地分布区域。当时，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二府、二州、十三县之地。二府是潮州府和惠州府；二州是嘉应州和连平州，十三县是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大埔、丰顺、永安、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等地。以上地区是客家人主要集中地区，亦即通常所谓的纯客家人居地。而客、土杂居地区，其范围则很广，几乎遍及广东各地。正如《嘉应州志》所说：“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广东客家人居地分布区域，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变化也不太大。如著名客家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统计，当时广东的纯客住县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河源。”8嘉应州后改称梅县，来安后易为紫金，镇平即后来之蕉岭。兴宁、五华、平远、龙川，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不仅地名称谓未变化，而且纯客家居地亦同。罗氏的考证，除新增仁化、赤溪、始兴等地之外，把丰顺、博罗、河源划人非纯客住县。9尽管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客家人居地有些变化，但是其主要集中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范围。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客家人的调查也大体如此。10
二是客家人是有自己语言体系的群体。当时，不但“其土音大致相通，而且被广州本地人称之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可见，客家人是一个有着共同语言体系的群体。温仲和在《嘉应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叙述客话源流及在当地流行的情况。最后，他在卷末说：“旧书志无方言，此篇为特创，前无所因。…·为述所以编之意，俾览之者，知客话源流之所自焉。”11后世学者对客家语言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面世，兹不赘述。12总之，客家有自己语言体系，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我们对清光绪年间广东客家人居地、方言等情况大体有所了解。
二、晚清广东客家人数
晚清时，居住广东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前人并未做过确切的统计。罗香林教授曾说过：“客家人口，到底共有若干这也是从前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老弄不清的一点。”13他在吸收中外有关客家人口研究成果之后，采用分类分级核算的办法，得出“估计客家人口约二千五百二十余万人”的看法。14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对20世纪30年代广东客家人数有所调查，认为：“在广东全省居住的客家约五百万人，广东系客家移住海外南洋方面约百万人。”15这也不过是一个估计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据当代人口史专家姜涛先生考证，广东人口：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29800177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29811390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29825952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29839293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29852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29866133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29880675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29897465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319719613人16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光绪末年广东人口当在3000万左右。姜涛的上述考证，应当说是可信的。17又据前文提到的侯国隆先生在《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中统计：“全省有客家166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5901万〈1987年统计数，不计海南岛〉的28.17%。”作者通过对全省79个县〈市〉(包括不带县的东莞、中山两市及潮州市)调查，发现“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是72个”。而“客家人占99%以上的县有梅县、大埔、蕉岭、五华、平远、和平、龙川、连平、河源、新丰等10个县。此外，兴宁占98.2%，南雄占97.61%，陆河占97.64%，始兴占96.8%，紫金占98.07%。如果以纯客家、非纯客家概括的话，这些超过95%的县应归属纯客家县，共15个……”18
上述侯氏的调查资料所列举广东省的总人数5901万，这是1987年广东省人口普查时得出的数字，应当说这一数字是准确的。其他关于客家总人数1662万人以及占全省总人数的比例、各县(市)客家所占比例，都是在各地方志办公室人员帮助下经过实地详细考察得出的结论，应当说比较真实可信。
另外，有一则关于宋代中原迁粤人户数字，亦可作为旁证资料。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客户”(新迁人的人户)占广东总人户的39%，有不少州的“客户”比例多于“主户”(原住户)。如地处韩江流域的梅州，“客户”竟占到52%。又如南恩州，“客户”占78%；雷州，“客户”占70%；广州、端州“客户”均占55%。当时，广东人户比唐时增加2.7倍，全境共有584284户。19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从中获得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一是清光绪末年广东全省人数为3000万左右；二是宋代广东客家占总人数的39%；三是80年代末广东客家有1662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28.17%。如果以宋代客家人39%的比例来推算，清末广东客家人数约在1100多万人。如果以近年28.17%的比例数推算，清末广东客家人数约有800万人。两个数据哪一个较为接近事实呢我以为后一个参考系数更大一些。因为宋时的统计数字本身准确性就较差，而且宋以后又经明清时代。其间客家的居地变化很大，人数自然有不少变化。而从清末到当代，广东客家人居地变化不大，亦未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事件，故客家人所占28.17%的比例数较为可信。通过上述分析来看，晚清广东的客家人数约有800多万人。所居住区域主要是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即今河源市、惠州市、梅州市、潮州市等地。而且，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到了清末，广东绝大部分县都有客家分布，客家实在是一大势力，客家在广东便是尽人皆知的事。”20
三、晚清广东客家人的特性
客家先民在辗转流徙和长期为生存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通常所谓的特征、特性等。这种客家人独有的特性，无疑是客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客家人特性的研究罗香林教授做了不少工作，他把客家人的特性归纳为七个方面：(一)各业的兼顾与人材的并蓄，(二)妇女的能力和地位，(三)勤劳与洁净，(四)好动与野心，(五)冒险与进取，(六)俭朴与质真，（七）刚愎与自用。21毋庸置疑，罗教授对客家人的特性研究有开先河之功。然而，客家人的特性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客家人的特性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的。罗氏的不分时代和地域的整体概述，今天看来，似乎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处。应当说，晚清广东客家出现许多新的特征，兹将其主要特性分述于下：
第一、宗族观念发展到更广泛的团体精神。
这种地缘组织不仅出现在广东各地，而且在东南亚各国的客家人中间也很盛行。如这一时期，新加坡出现不少客家人的地缘织，其中主要有应和会馆、茶阳会馆、惠州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等。又如，马来亚有嘉应会馆、惠州会馆、茶阳会馆、应和会馆等。29
广东等地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和团体精神发扬光大，对推动革命运动有着积极的作用。以后，孙中山先生成立同盟会，许多会党领袖和客家人都加入了。
第二、反抗斗争的目标日益明确
客家人在长期辗转迁徙中，不断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做斗争，从而造就了客家人特有的坚忍性和反抗精神。19世纪以前，客家人主要是与徙居地的地方势力抗争，故经常发生与当地土著的械斗事件。30
19世纪中叶，广西金田爆发了广东花县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不少广东客家人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尤其是在广东和广西一一清庭(廷)对客家人的压制，是非常严厉”。31部分参加太平军的广东客家人被迫外藏东南亚，一部分隐于乡间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广东会党当中有不少人曾与太平天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孙中山在初期筹划革命时，已经注意到这一反清力量。他曾说过：“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客家人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日益明显，而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广东香山(今中山)客家人钟荣光，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广州创办《可报》，并结交郑士良等进行反清活动。次年又创办《博闻报》和《安雅》，进行革命宣传。广东归善客家人欧渠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著《新广东》一书，“这是一本鼓吹广东自治，对全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的小册子”。33广东潮阳客家人林义顺，流寓新加坡，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易名为《图存篇》，秘密输人潮州、梅县等地，进行革命的舆论宣传活动。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与广东人张永福、福建人陈楚楠创办《图南日报》，用以宣传革命。广东番禺客家人潘达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高剑父等人在广东创办《时事画报》，该刊以“攻击满洲政府，指示革命方向”为目标。34此外，香港发行的《广东日报》等革命报刊也起到推动广东革命的重要作用。据有关专家统计，“辛亥革命爆发以前，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办的报纸就有十六七种之多。”35这其中有些是广东客家人创办的，大概不会有问题。
总之，历史进入晚清时期，广东客家人的反清斗争，日益走上更为明确的道路。
第三、广东客家人与海外客家联系更加密切
总之，晚清时期，在广东面临被西方列强割占危机的形势下，使海内外广东籍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这种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客家自身的发展，而是以国家的命运为纽带。可以说，这正是客家人团结互助的特性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升华。因之，也正是这一时期，广东的客家人为正义事业献身精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四、晚清广东客家人的革命活动
讨论广东革命运动，必然会谈到孙中山先生。而且，以上列举的七次起义，其中有六次是孙中山直接策划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确立开展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活动。随后，进行了以广东为重点的武装起义。乙未广州之役前，孙中山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的主张。43此役失败后，他又指示革命党人”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44这个根本之地选择在最南部的省份，“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45其中尤以“广东为最善”。46
孙中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定位在以广东为中心的粤、桂、滇三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地理位置便于外界接济。由于兴中会及后来成立的同盟会均发起于海外，许多成员侨居东南亚、日本及香港、澳门等地广东靠近香港、澳门等地，便于得到海外人力物力援助。
二是清廷疏于防范利于进取。粤、桂、滇三省地处边陲，远离京城，清廷疏于防范，利于进取。孙中山在发动乙未广州之役时，也看到广州防范松懈，利于攻取的一面。“广州之重要衙署不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虽为军事机关，第承平日久，兵驻左右，有名无实，绝不防卫，只有衙役数人把守而已。”47三是资财可观利于装备自己。孙中山看重两广，“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48还有其经济实力方面的考虑。孙中山认为：“夺取广州后，我们至少可获得十万支新式步枪、充足的弹药、数百门新式大炮以及兵工厂。此外，还可以获得大量现款和物资补给。”49
孙中山以广东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除上述原因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人的因素。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笔谈中谈及：“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又说：“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虽有形势，虽便于接济，而心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50孙中山在这里强调人是第一位的，而他的人之所在，选定是广东。对于孙中山所说的“吾人”，后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指会党，有人则认为指的是革命党人。最近，有一新的提法是“主要是指广东的会党和革命党人”。51我认为，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仅说对了一个方面。其实，孙中山所说的：“吾人”，指的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广东人。理由主要有两点：
五、结语
晚清是广东客家人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人数来说，客家已有大约8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嘉应州、惠州、潮州等地最为集中。此时客家人的原来的低层次、宗族性的组织，已发展为目的明确的团体组织。而且，这一时期的广东客家人与境外客属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屡屡出现“惠州会匪猖獗”，62“惠州各属本多匪乡，散则为民，聚则为匪”，63“广东会匪名目最多”，64“广东盗风日炽”，65“今日广东，贼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66等文字，所指的其中就有许多客家人的组织和客家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东民众的反抗斗争孕育了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时人所说：“即无孙文，广东亦不久安矣。”67时势造英雄。具有远见卓识的孙中山先生顺应历史的潮流，创建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革命向前发展。在孙中山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广东客家人加人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组织，在广东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没有客家人的参与就没有广东革命的成功。同样也可以说，客家的革命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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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载丘权政主编：《客家与近代中国》第108——12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
2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刘果因：《客人客家与客人的老家》，见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许德生：《客家源流新探》，见《梅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版。
329许云礁：《客家人在东南亚》，见谢佐芝主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上册，崇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4101530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引自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
518侯国隆：《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见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
611清光绪《嘉应州志》卷七《方言》。
72627参见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30页。
891314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53页、54页、59页。
12参见罗美珍：《从语言入手探讨客家民系》，见《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王东《从方言看客家民系之形成》，同上，第357页。
16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435页。
19参见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第100页。
20万方珍、刘纶鑫：《“客家”正名》，见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1罗香林：《客家的特性》，见《世界客属人物大全》第50页。
22孔永松：《略论明中叶以后客家的家族制的发展》，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第164页。
23三合会原宗旨为"反清复明"，郑士良出任首领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4李新、韩信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册第8页。
25《梅县辛亥五烈简介》，见《梅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2年版。
28《陈留谢氏族谱》见《宁化石壁》第34页。
31小岛晋治：《太平天国与客家》见《世界客家人物大全》上册，第93页
32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见《辛亥革命》〈二〉，第210页。
33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44页。，
3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二册，第508页。
35邱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6年版.第252页。
36王柄南：《试论客家在东南亚的贡献》，见丘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37黄石华：《香港客家人士之贡献与成就》，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第8页。
383940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7-339页。-
41同上，第351页。
4264《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镇压广州起义事附片》(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见《孙中山与广东一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以下简称《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页。
4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
4446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55页
45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7年版，第五集，第118页。
47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48《原敬关系文书》第二卷，“书翰”篇二，日本放送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
49孙中山：《致威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1页。
5053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3—184页。
51《中国军事通史》第17卷《清代后期军事史（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0—1211页。
52《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47页载：“在预定的军事政变的前夕，在这个组织(兴中会)中注册的会员只有一百五十三名。这些人中，他们几乎全是广东人，其中差不多有半数(七十三名)是孙中山的同乡。”
5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160页、第172页。
55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3页。
56《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3页。
57《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第224页。
58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70—71页。
59仇汇编：《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4页
60《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6页。
61见《佗城开基客安家》第333页。
62《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为缉捕史坚如事附片》(光绪二十七年一月至二月初)，《档案选译》第687页。
63《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为镇压三洲田起义事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档案选译》第690页。
65《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232页。
66《广东日报》1904年8月4日。
67《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