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边疆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现代的中国边疆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中与邻国相接壤的一片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北部边疆的研究对象即为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当然,这只是泛泛的划分,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本文的主旨并非在于如何界定“北部边疆”的研究范畴,而是大体根据这一范围,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部边疆的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构建一个北部边疆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对今后北部边疆研究的学术走向进行展望。
一、1949年至1965年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其基本要义是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发展层递的基本脉络,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概念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则成为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据。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多不出此窠臼,北部边疆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重点探讨了在北部边疆生存和繁衍过的民族的社会性质、社会形态、民族之间的战争性质、部族史、历史人物等方面的问题。
1956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下,一面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在这个背景下,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并撰写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1959年底,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1963年由民族研究所将书稿付印,广泛征求意见。《蒙古族简史》是第一部蒙古族通史,探讨了蒙古族的起源和形成、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的蒙古族、明代的蒙古族、清代的蒙古族、民国时期的蒙古族,这对于蒙古族历史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二、1966年至1976年
“文革”开始后,学术刊物大部分停刊,一些学者苦心研究的论文无法发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但这一时期在北部边疆研究领域仍有很多方面有所进展。
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军队进行了正面冲突。以后在中苏长长的边界线上,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我国学术界在这一时期掀起了一股研究沙俄侵华史的高潮,出版了多种沙俄侵华史的著作。
中苏边界主要是在我国的东北、北部及西北地区,合称三北地区。三北地区学术界也积极行动起来,研究沙俄侵华史。内蒙古成立了《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成员有特布信、郝维民、张植华、包文汉、荣丽贞、涛海、张若达、陈国干、白拉都格其、辛廉等。从1975年9月到1977年5月,初稿撰写完成,1977年8月印发内部书稿。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经过修改,于197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了大量的中、俄文资料,力求用史实说话,是当时学术水准比较高的一部著作。
校点二十四史,是“文革”后期开始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与北方边疆研究有关的《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等,都是由当时国内的一流专家进行校点工作,如参加校点《元史》的专家就有翁独健、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都是极一时之选的学者。这个不需要发表议论的工程,不但保护了一批专家,而且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这批点校本校点极精,这是一项嘉惠后学的工程,为以后的边疆史地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文革”期间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活动,北部边疆研究陷于停滞状态,幸好,还有很多学者在这期间仍潜心于学术,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井喷式地发表论著的一大原因。
三、1977年至2009年
改革开放30年来,有关北部边疆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笔者拟分为几类进行分析:
1.北疆通史
1995年,刘宏煊的《中国疆域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疆域史专著,对北部疆域也多有探讨。
此后,马大正总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2002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赵云田主编了《北疆通史》。该书以王朝为序,共分八编,每一编又分为各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治理、北部边疆的经济和文化等内容,详细地勾勒了历朝历代北部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情况,这是迄今为止从边疆研究的角度切入的最为翔实的北疆通史著作。
2007年,由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三卷本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多位专家历十几年而成的专著,主要是以王朝为序,叙述历代疆域格局的沿革,历代王朝(或政权)对其辖区的治理,以及边疆经略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因为历史上北部边疆的匈奴和蒙古等强势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故对北部边疆的治理及边疆政策亦是此书论述的重点。
2.北疆民族史研究
3.北部边疆政策及边疆管理研究
4.北疆开发和社会发展研究
5.北部边疆专题研究
6.边界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北部边疆边界问题比较权威的著作是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中的“中国与俄国的边界”、“唐努乌梁海问题”及“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等部分。“唐努乌梁海问题”由樊明方所写,基本观点与其上述著作一致;“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的主要内容是从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实行的“新政”讲起,按照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中俄交涉与外蒙古自治地位的确定、外蒙古取消自治、外蒙古第二次宣告“独立”和中苏为外蒙古问题进行的交涉等历史线索进行叙述,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与蒙古国边界的划定,文后并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边界条约》节略本。这部分内容是由吕一燃执笔的,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中蒙边界的历史做了细致梳理,这是到目前为止比较详尽的中蒙边界研究论著。
四、结语
第一,要厘清北部边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何谓北部边疆以何时的北部边疆为准上溯及下延进行研究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认识上要尽量取得大体的统一。北部边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这片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第二,要下大力气发掘新史料。由于内蒙古地区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留下了很多遗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出土了很多文物,对内蒙古历史及民族的认识有很多突破。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发掘新史料,包括历代的遗迹、出土的文物,以及档案、书报等。
在边疆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我们要兼收并蓄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蒙古法制史研究,要结合法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如要确立历史上藩部的法律性地位,则要仔细研究国际法当中的时际法原则,等等。
第五,从边疆的角度对北部边疆进行研究还有待深化。边疆研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研究,但又包括这些民族、地区的研究。如何从边疆的治理、边疆的统治政策、边疆社会等角度对北部边疆进行研究,还有待于深化。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涌现,对北部边疆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向也会和原来不同,很多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需要修正甚至重写原来书写的历史,北部边疆研究将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