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讲究墓葬吉凶。韩信年轻时，母亲死，家里穷，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功成名就，封为楚王。
又据《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
秦人西首而葬，墓向东方，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企图东进有关，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
西汉谈到西汉的风水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空前发达的地学，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当先秦学者在《禹贡》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三条四列说”，它们分别是：北条：岍——吱(陕境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道(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中条：西倾——朱围——乌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蟠家(陕南)——荆山一一外方——大别(鄂皖境)南条：衡山一一衡山——敷浅源(庐山)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第二条：西倾——陪尾(即中列主干)第三条：蟠冢——大别(即中列分支)第四条：岷山——敷浅源(即南条)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野，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
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汉初励精图治，术数不兴。但也有术士，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时，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起居讲究规范，从不触动忌讳。后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成为时人的笑料。东汉时兴镇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让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民间有了明间观念，东汉阮璃《七哀诗》云：“其其九泉室，漫漫长夜台。”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但不讲究风水。
据《南史》记载，刘裕未发迹时，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经曲阿、丹徒之间的候山时，孔恭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应验了相宅者的话。陶侃从小家贫，办丧事很困难。即将下葬时，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老头告诉他说：“前面的山岗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若在那个地方下葬，后人可以位极人臣。”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其次是那个地方，后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说完就不见了。陶侃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那头牛，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并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诉了周访。周访的父亲死后，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后来，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颇多功绩。
南朝宋明帝是个讲究忌讳的皇帝。百官论事时，如发音有“祸”“败“‘凶“‘丧”的，不论多大官，必加罪戮。当时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尚书有远江温上疏时误称“白”字，明帝向来忌讳“白”字，气得骂道：“白你家门。”江温吓得半死。太后的停尸床从东宫出，明帝碰见了，以为不祥，罢免了十几个人的官职。宫内搬床或整治墙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祷。内外之人常虑犯忌，人人自危。当时，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明帝觉得很讨厌，就暗中派人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做了皇帝。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苟伯玉家里的祖坟，就对伯玉的父亲说：“你家当出显贵，但不长久。”白玉听说此事，说“朝闻道，暮死可矣。”后来人白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位极人臣。伯玉后被齐武帝诛杀。
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当时，望气者说：“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武帝照办了；南齐时，衡阳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说是先人为祸，必须挖祖坟，剖棺，以水洗尸骨。名为洗骨除祟。吴人顾宪之；出任街阳内史，向民众宣传生死之理，讲明生病与先人无关，终于改变了这种民俗。陈朝时，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有个姓伊的占墓者说他是孝子，将来必大贵。后来，吴明彻当了大官。这些事实说明，风水术在当时传播得很广泛。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特别要提及的是《水经注》。
隋宰相杨恭仁准备仁祖辈的葬地，请了海内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这些人各有一套，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相地家们都没说准。有个叫舒绰的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即是福地，世为公侯。”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发现一洞穴，贮藏七、八斗粟，这里原是粟田，蚁啄而成穴。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唐朝唐朝的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李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如“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迷信色彩十分严重。据《通典》卷138引《开元礼》记载，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唐初，徐勋请人卜葬，得到的占辞是“朱雀和鸣，子孙盛荣。”有个叫张景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认为‘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徐敬业在扬州反叛，武则天大怒，派人撬开徐勋的坟墓，焚尸为灰，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懂风水。武则天当政时，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受到武则天冷落。郝处俊死后，有书生经过郝的墓地，说：“葬压龙角，其棺必所。”后来，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祸连九族，把郝处俊的坟剖开了，书生的话言中了。“葬压龙角”就是在埋葬时，棺材压在了龙脉的角上，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
据《摭遗》，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鹘飞免走，御驷疾驰，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个山头，看见一座新坟，张约顾视甚久，玄宗问看见了什么，张约说：“葬失其地，安龙头，枕龙角，不三年，自消铄。”旁边有樵夫，玄宗问是什么人葬于此，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男子尚衣斩纟衰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说：“山上的新坟，不是吉地!”男子说：“父亲临终前讲过，‘安龙头，枕龙耳，不三年，万乘至。”玄宗感到很惊叹。张约自叹不如崔巽，后来回到山里去修行去了。玄宗下沼罢免男子的终身徭役。
张说的风水知识不及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当。《丑庄日记》记载，浮屠泓师为张说买宅，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后来，宅东北无故陷丈余，泓师说：“公当富贵一世，而谙子将不终。”张说欲平地，泓师又说：“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瘠补他肉无益也。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则令补筑增辏，便谓藏风聚气，岂不谬哉，君子无惑焉可也；”此外，泓师还预言到李林甫只能当十九年宰相，韦绍为列卿，这些事迹见载于《太平广记》。当时的许多和尚都懂得风水术。
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走遍了洪都诸山，钤地170多处，发现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有个叫王智兴的，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有个道士住在隔壁，智兴每天起床扫地，总是把道士的大门也扫干净。道士很感激，说：“我会看墓地，给你家里选块好地。”就引着智兴外出，指着一块地说：“葬先人于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后来，智兴以战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风水术大盛，连皇帝都感到惊讶。《旧唐书》卷34《李绛传》记载唐宪宗问李绎：“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确实，在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唐朝，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要回答，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五代钱镠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当时，他准备修广牙城。大公府有个术者前来游说：“王若改旧城为新城，国家的命运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国家就会有一千年命运。诺国王您考虑。”钱镠不客气地回答：“我只想改旧为新，国运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这个术者虽然言中了，但他主张填西湖，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
后周时，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迷信内容。广顺元年(951)，有个叫刘皞的官吏在京城中盖了棗幢房子，晚上梦见鬼对他说：“您怎么在我的坟上安床呀我叫李五文，是阴曹鬼。”刘皞很惊奇地说：“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呢”那鬼说：“您有所不知。这里本是野外，后来扩城时，把此地图进来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刘皞试着挖地，豁然看见了地府，有华第、草木、坟墓等等。唐代，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有《宅经》。这个《宅经》与现在流行的《黄帝宅经》有所不同，书中有“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辨山岗善恶，营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诸杂推五姓明阳等宅图经》，书中提出“阳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内，吉。”又有《阴阳书》，书中有镇宅法，提出“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可见，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风水观念已经遍及到边睡了。
宋代：风水术之盛行宋代盛行风水术，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我们在人物篇和文献篇另有介绍。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风水，有的对风水持怀疑态度。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他原先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叠起冈阜，高约数仍，后来果然得了儿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风水术了，改筑延福宫，又命灵素择地，修建上清宝篆宫，劳民伤财，导致国库空虚、国力下降，政权衰败。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风水，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对风水都不感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闻见后录》记载，嘉桔年间，朝廷准备修东华门。太史进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怠。宋神宗也不信风水。王安石变法，大办水利，为了改良土壤，提倡把河流里浑浊多沙的河水放到田里沉积，称作淤田。朝廷设立了淤田司，总领其事。当时，有些保守分子站出来反对，说淤田把人家祖坟都冲坏了，真是缺德。为了说服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里取回一些淤土，用手挖来挖去，还放在嘴里嚼，觉得很滑腻。并对群臣说：“这些土，联亲自尝过了，好得很，你们若不信，也来尝尝吧!”这一来，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对淤田了。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李谐曾论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该闻集》载其语：“大凡置器用之物，犹择其地，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绕侥幸求福也。据阴阳家流，以地平坦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则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选地是为了求吉。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一天，有个叫林理的入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有座罗源山，山有吉地，有诗为证：“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感到很惊奇，说本朝自来都是辰、戌、丑、未年为廷试，怎么说申、酉年及第呢林说是按五行推算的。后来，国家以寇难多事，廷试移到戌、申年，叶果然登科。他把这归功于葬地选得好。
葬地的好坏，被认为与吉凶有关。宋人认为旧坟地不宜葬。钱希白《小说》记载宋初，钱文炳的妻子死了，炳从小精于相地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不可重新营葬。文炳不从，掘地发现数重石板，石中飞出一枚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据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动不得的。宋人由这个传说，推出几圣贤旧墓，都不得触动，否则有凶。
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枯，这要等待机会。宋洪迈在《夷坚志》叙述叶丞相祖宅时说，仙游县叶氏家族有100多户人家，都住在一个村子，此村有群山环侍，如屏如嶂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当出宰相，由于有山洪倾泻，非要等待数年才有大贵。后来，叶子昂终于当了亟相。
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记载南宋洪熙元年(1174)，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于主人。王五七不听，竟被摔死。老百姓一听此事，都不敢犯煞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风水的文献不是出自风水师之手，而是由很“正经”的学者撰写。如高似孙、洪迈、袁采等人，他们根据积累的生活经验，写出了为民众所赞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还要略带一笔宋代的相地知识识。代的科技比较发达，地学知识也更加丰富。沈括撰有《梦溪笔谈》，揭示了地势高下、地区不同，则气温不同。还指出历史海陆变迁的事实，论述了流水侵蚀地貌等问题。这些观点，无疑更新了地学知识。但是，人们对新知识并不能迅速接受，相反，仍然保存着一些迷信的观念，如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载广西灵川县的地下河水，说灵川江“古来出山外，；忽雷雨数日，神龙穿破山腹……今洞前山嘴，尚有故江迹存。”这种“龙穿山腹”的说法正是风水观念在地学中的反映。
谈到明清相地，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但是，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一次，风水师渠仲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说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为真。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硷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他被封为楚昭王，就藩武昌达54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
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明代，金{奚谷}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临终前令子买下，把用寅葬在旁边，据说，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清代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
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枯，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厦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傍山依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您淫无比。但是，如此上乘风水，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等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不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棺材已烂，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清代纪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1927年，宵，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如，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数运已尽，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不适宜建都了，这种以“前三门”的名称附会都城“王气”的谣言，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
当代：风水术之沉浮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府提倡改革葬俗，但是，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仍然保存，风水迷信继续危害社会。1949年以来，土葬占地达500多万亩、木材8000多万立方米。仅河南省，目前就有30万亩地的1500多万个坟头；安徽省有40万亩地的2500万个坟头。全国每年约有的0万人去世，有2／3的仍是土葬。近些年来，风水术开始泛滥。农村出现了风水师，通过替人看风水，攫取巨资，成为万元户。有些村民，生前就修墓。温州的一些乡村，小孩一出世，就选好了坟基。湖南临湘县从1987年以来建了5000多座活人坟，江苏乐清县的绝大多数老人都为自己修好了坟。在修坟过程中，抢占了大量“风水宝地”，杭州西湖风景区60平方公里内修筑了7万多个坟。西湖乡修了1000多座坟，这些坟都是希望“死做西湖鬼”的人所建。此外，庐山、黄山这样的旅游名胜，也成了风水蚕食之地，到处是被圈占的墓地。为了得到吉地，请客送礼，打架杀人，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污浊化。
有些干部带头信风水，甚至动员群众为自己从事风水活动。某村镇一位干部的老母死了，为了扩大送葬队伍，竟然到学校花钱请学生送葬。学校领导认为这是“创收”的好机会，让幼稚的学生停课，胸带白花，排着长队为素不相识的人送葬，以助声势。干部不能以身作则，群众更加无所顾忌。坟墓越修越大，墓形似宫殿，甚至超过烈士陵园。墓前有石碑，甚至有石狮。每到祭日，老百姓鱼贯上坟，从烧黄纸发展到烧人民币，从供奉花草到堆满鱼肉。新民谣有：“富不富，看坟墓。”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国家提倡的“尊老”行为，是弘扬文化传统。不仅阴宅迷信盛行，阳宅迷信也逐渐公开化了。据《武汉晚报》1990年5月24月报道，1990年元月，湖北省竹山县梁家乡夹槽村张某要在本村陈某的屋旁东侧盖新屋，陈家认为张家的房子比自家的房子向前伸出半尺，认为坏了自家风水，“白虎压青龙”；会家败人亡。陈某于是在深夜操棍打死了熟睡中的张某，自己也喝农药自杀了。
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对死灰复燃的风水迷信进行打击。据《湖北党风》1990年第11期报道；崇阳县沙坪供销社共产党员皮宗鄂的母亲于当年5月病故，皮将母亲的丧事与13年前死去的父亲的丧事一起大加操办，开汽车途经二县三乡到通城县四庄乡皮氏老家为父母亲招魂取水，闹了三天四夜，耗资4000元。群众对此纷纷检举揭发，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皮宗鄂开除出党。
又据《光明日报》1991年1月18日报道，山东省莱阳市农村盛行风水。农民盖房，要请风水先生择地，致使村民之间常常为争一块所谓的“风水宝地”而大动干戈，甚至闹出人命。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播迷信的风水先生进行严肃处理，对6名情节严重的风水先生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有128名风水先生全都收起了“风水盘”，有的重新务农，有的改行经商，再也看不到他们流窜在街头巷尾进行传谣蒙骗了。
当前，风水迷信在沿海乡村、内地交通不方便的乡村都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风水迷信改头换面，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合情合理”的样子在民间流传，很能适应”新时期的政治形势，我们应当尤加小心和注意，对风水迷信给予有力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