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气和问度都出生于蛮人中的上层家庭。虽然姓氏使用了不同的汉字，但按照各自的墓志，二人的祖父都是大名鼎鼎的“蛮王”文虎龙（唐代成书的《北史》为避讳记作文武龙），[⑧]换言之他们是从姊弟关系。关于文虎龙，《魏书·高宗纪》记载：“（太安三年457）十有一月，蛮王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⑨]而《北史·蛮传》则记作：“兴光（454-455年）中，蛮王文武龙请降，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⑩]这两条材料所记有两三年的出入，基本是一致的。可是《文罗气墓志》却说：
A.太延三年（437）秋七月，帝以龙承勋望胄，文武超群，诏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
B.真君五年（444）春三月，帝以龙镇捍有方，威名肃振，诏迁洛州刺史，在任薨俎。
让事情更混乱的是，《问度墓志》对文虎龙的追述又有所不同：
C.祖虎龙，正平年中（451-452），以祖英略有闻，文成皇帝召赴平城都。帝问左俗之事，答诏有能。上甚嘉辩，尔可心膂驱使，戎威若举，委以前驱。释褐直阁将军。
D.祖勤恭帝侧，除龙骧将军、雍州刺史。
E.后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在任身丧。
F.帝思忠节，赠使持、洛州刺史，谥/曰恭侯。
既然文虎龙活动的地域就是洛阳以南的山中，且在洛阳南阳间交通要道附近，而北魏势力已达到洛阳附近，必然对南边山中政治形势产生影响。泰常七年（422），明元帝初至洛阳，即有“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人来贡方物”。[24]而在《文罗气墓志》所记文虎龙归附的后一年即太延四年（438）十二月，又有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25]上洛地区位于洛水以及沔水支流丹水的上游，与宛洛之间的山地毗邻，两地有着密切的联系。[26]由此视之，文虎龙在太延三年即与北魏发生联络幷以某种形式表示归附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原本率领着千余家的“蛮王”文虎龙，在归附北魏以后，得到了北魏政权的大力扶持，封侯任官，直至去世。可以想见文家在鲁阳地区的势力也大为增强，成为当地蛮人中的第一望族，文罗气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了。
二、厄运
根据墓志，文罗气去世的具体年月不详，仅知她葬于东魏武定五年（547）二月，这是其卒年的下限。志文于此前又述及元象二年（539）诏赠其弟翘广州刺史事，文罗气的去世不应在此之前。她享年71岁，那么她的出生年大约在469至477年之间。而墓志又云其父稚清于“献文皇帝延兴三年（473）夏四月不幸早终”，[27]故其出生年可以进一步锁定为469至473年之间。从她还有名为文翘的弟弟来看，还可以将473年的下限再往前推一两年，为便于叙述，暂且定为471年左右。这一年，北魏献文帝禅位为太上皇，五岁的孝文帝即位，文罗气比467年出生的孝文帝略小几岁。
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32]
自太和十七年起孝文帝对南阳的多次军事行动，主力军队都取道鲁阳关的三鸦路。长期在边地蛮区担任刺史的韦珍，善于招抚，受到蛮左的支持，孝文帝第一次南伐获得沔北之后，即任命他为鲁阳郡太守。第二次南伐时，孝文帝特命韦珍在郡留守，说道“三鸦险恶，非卿无以守也”。孝文帝病死在外，秘匿而还，到了韦珍的鲁阳才发丧。[34]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担心在三鸦险途出现变故。
对于鲁阳的蛮人雷亥郎和文罗气来说，这一时期是他们命运转折的开始。北魏始对南阳地区用兵时，对鲁阳一带幷未深入统治。而三鸦道既是出奇的快捷方式，欲取道于此，必须争取蛮民的合作，保证军队顺利通过。鲁阳承担了沉重的后勤负担，因此第一次亲征班师之后，孝文帝随即“曲赦二荆、鲁阳郡”，[35]及时给予补偿。作为较早接受北魏官爵的文氏和雷氏家族，一定在此时担当了沟通北魏朝廷与山林蛮众的中介。在获得沔北五郡之后，为了奖赏雷婆思部落，特“令有沔北之地”，[36]其实无异于允许蛮人自愿返回故里。此时北魏对这一地区的蛮人以笼络为主，双方关系融洽，“蛮人安堵，不为寇贼”。[37]墓志记载雷亥郎在“太和廿四年，鲁阳太守石公辟为中正，令充乡道，鸦左信服，远近祗肃”。孝文帝死于太和二十三年，墓志中的太和廿四年应是景明元年（500）之误，太守石公不见于正史，应是韦珍的后任。辟为中正，既表示对雷氏家族既有地位的肯定，也是酬赏近年为保障三鸦道立下的功劳。这位中正的任务，竟然不是品第人物，而是“充乡道”，即充向导，仍然是担任政府与“鸦左”即三鸦一带蛮民的中间人。
随着北魏对沔北地区控制的加强，鲁阳关不再是边关，三鸦路也不能总依赖蛮人的合作，而须切实控制在政府之手。蛮民的优待逐渐减少，义务不断增加，法网也一天比一天严密起来。从招诱、优待，走向控制、矛盾，再到反抗和镇压，再到新一轮招抚、教化，[38]这种关系模式在中古时期无论南北的帝国政权与山地不臣人群之间屡见不鲜。已成内地的鲁阳，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从《魏书·蛮传》不难看出，北魏的“蛮乱”主要就发生在荆州、东荆州、西郢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魏获得沔北之后它们已经从边境变成了内地。揭开北魏后期蛮乱大幕的，就是景明三年（502）鲁阳蛮鲁北燕之乱。《魏书·蛮传》载：
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攻逼颍川，诏左卫将军李崇讨平之，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39]
又《魏书·李崇传》载：
鲁阳蛮柳北喜、鲁北燕等聚众反叛，诸蛮悉应之，围逼湖阳。游击将军李辉先镇此城，尽力捍御，贼势甚盛。诏以崇为使持节、都督征蛮诸军事以讨之。蛮众数万，屯据形要，以拒官军。崇累战破之，斩北燕等，徙万余户于幽、幷诸州。[40]
文氏与雷氏作为蛮酋与帝国代理人的双重身份，让他们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动乱。《问度墓志》云：
父猛，除大都督李崇下千人军主。蠢尔蛮荆，大邦之仇，恐更充斥，合乡拥移晋阳。
结合前引《李崇传》，可以知道文猛正是在讨伐鲁阳蛮鲁北燕的战争中担任了千人军主，幷且参与了战后向北方迁徙蛮人的行动。“千人军主”与其父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隐约有些联系。这位参与镇压蛮乱的文猛，便是文罗气的叔父。（参看文末附录三的世系图）
正如文猛与鲁北燕的对立提示了鲁阳蛮内部政治立场的分化，文氏家族内部同样存在着抉择的分歧。《问度墓志》接着写道：
景明年初，伯父石他思恋乡廛，率领移徒，安尔还乡。为国以无旨放，拟比逆节，没为官人。
景明年初不确，按《魏书》这只能是景明三年的事。《魏书·蛮传》载：
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41]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之季，因乡人逆乱，横染徒党。
“横染徒党”一语，不知是对雷亥郎参与叛乱的委婉说法，还是包含了受文石他之牵连的愤懑。曾任鲁阳郡中正的雷亥郎，从此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至此，雷氏和文氏从蛮酋、乡望、鲁阳郡中正，陡然沦落为北魏朝廷的罪犯，文罗气和儿子雷暄，作为罪臣家属被没入宫禁，成为女奴和宦官[42]。而年仅五六岁的问度，虽然其父在战争中为朝廷效命，仍受到伯父的牵连而被“没为官人”，成为了宦官。这一年，文罗气33岁。
三、转机
文罗气没入宫禁以后的遭遇，墓志不着一字，讳莫如深。志文中紧接的一句转折十分突兀：
女刘贵华挺胄谯国，窈窕美称，正光之世，孝明皇帝聘为淑仪。
这中间有无数略去的情节。雷氏文夫人的女儿为何名为“刘贵华”？唯一的解释是，文罗气又结了一次婚，第二任丈夫姓刘。北魏对于战争俘虏或因罪被没为官奴婢的人，常常会作为赏赐物资分配出去。如太武帝时平定山胡白龙之乱，“诸与白龙同恶，斩数千人，虏其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43]太和二年，孝文帝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44]官奴婢中原本有些身份的，常会被皇帝赏赐给大臣为妻妾以示恩宠。如太武帝时崔浩之女嫁卢遐为妻，待崔浩、卢遐被诛，卢遐妻被赐给度河镇高车滑骨。[45]又如北齐魏收之例：“魏太常刘芳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帝幷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46]文罗气的家世不如崔浩、刘芳之女，但亦不同于普通战俘，很可能赐给了一位中级官员。十几年后，他们的女儿刘贵华因缘际会，被选为孝明帝的淑仪。
淑仪之号，起于西晋，《晋书·舆服制》载：
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银印青绶，佩采瓄玉。[47]
北魏沿用了这套名号，孝文帝时改定内官：
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48]
为配合外朝的九卿分为三卿和六卿，于是九嫔也被分为三嫔和六嫔，淑仪即是三嫔的最末一位，在后妃中位居第四等，位视三卿，在后宫中地位较高。由此，文罗气从罪人宫婢转身成为了外戚。关于孝明帝的后宫，《魏书》记载：
孝明皇后胡氏，灵太后从兄冀州刺史盛之女。灵太后欲荣重门族，故立为皇后。肃宗颇有酒德，专嬖充华潘氏，后及嫔御幷无过宠。太后为肃宗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女，但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49]
在后宫里，太后除了立自己侄女为皇后，还压抑崔卢等世家大族之女，仅仅给她们世妇的身份。而文罗气之女刘桂华却能位居淑仪的高位，是否别有内情？墓志明言刘桂华被聘为淑仪是在正光之世，而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刘腾发动政变，幽禁胡太后于北宫，直到孝昌元年（525）四月太后再度夺回权力为止，整个正光年间都是元叉执掌大权的时期，可以断定刘桂华在后宫的地位与胡太后无关。
墓志云刘桂华“挺胄谯国”，是一条值得分析的线索。刘氏以谯国为郡望者，《元和姓纂》卷五“刘姓”条载：
“谯郡”：状云宋文帝子义阳王昶后。《贞观志》云勘非实。[50]
此条竟未举出一例人名。刘昶于文成帝末年奔魏，卒于太和二十一年（497），假托刘昶之后说明谯国刘氏渊源甚近。当然这是唐朝的一种说法，北朝后期是否已有此说难以确知。不过，谯国刘氏幷非显赫的世家，应该可以确定。目前可知北魏时期以谯国为籍贯的刘氏人物，仅有刘腾一人：
刘腾，字青龙，本平原城民，徙属南兖州之谯郡。[51]
刘腾是帮助元叉发动政变，从而在正光年间执掌大权的关键人物。史言：
四年之间，生杀之威，决于叉、腾之手。八坐、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逼夺邻居，广开室宇。[52]
四、尾声
正光四年刘腾死时，文罗气已经53岁，在古代已算进入晚年，与她大约同龄的孝文帝早已去世，其孙孝明帝也即将于五年后神秘死亡。50多岁的文罗气又经历了一场家庭从荣显到凋零的变故，然而她的生活还将继续。此后洛阳朝廷动荡不安，尔朱荣、元颢、孝庄帝、高欢等人所玩的权力游戏，远离宫廷政治的文罗气大概幷不关心。从六镇经河北不断向南涌来的流民中，间或还有昔日鲁阳的旧识，如果见面，一定不胜唏嘘。时局越来越混乱，洛阳已是四郊多垒，直到天平元年（534），高欢一声令下，天子百官迁往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文武四十万狼狈就道”。[55]64岁高龄的文罗气，也被裹挟在浩浩荡荡的官民迁徙队伍中，奔赴邺城度过最后的岁月。
与文罗气同行最久的亲人是弟弟文翘，他在孝静帝朝做到了尝食典御。尝食典御是负责皇帝饮食的官职，需要获得皇帝的信任，有机会成为恩幸，比如侯刚曾为此职三十多年，后来坐到了侍中、左卫将军，仍领尝食典御。[56]此职亦常授予外戚，如胡太后初执政时即以之授予妹夫元叉。擅权的宦官亦有任此职者，称中尝食典御，如成轨。问度在北齐长期担任中尝食典御，在高氏政权中“历侍四帝”，死后得到“冠军将军、假节、督东徐州诸军事、东徐州刺史”的优厚赠官，其墓志规格亦高于文罗气。[57]文翘虽然也任此职，然而在邺城的孝静帝不过是高欢的傀儡，皇权都已旁落，依附于皇权的恩幸政治自然烟消云散了，宦官文翘在政治上大概没有发挥的空间。元象二年（539），文翘去世，文罗气亦于数年后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刘腾家族衰落之后，文罗气的刘姓丈夫情况不明。文罗气的墓志中根本没有提到他，这让人有些难以理解。合理的推测是，墓志幷非刘家后人所立，而是前夫雷氏之子，即墓志中专门提到的“魏伏波将军、园池丞暄”。景明之末，尚未成年的雷暄与母亲同坠宫禁，应是“下蚕室”成了宦官。北齐长秋寺“领中黄门、掖庭、晋阳宫、中山宫、园池、中宫仆、奚官等署令、丞”[58]，除了晋阳宫和中山宫，其他诸职皆承袭自北魏，雷暄后来担任的就是其中的园池丞。在文罗气晚年，应是雷暄与文翘共同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也正因此，雷暄主持刻写的墓志中，用较多篇幅写了父亲雷亥郎的事迹，且对母亲的二次婚姻表达得十分隐晦。志题中“魏故长秋雷氏”即指雷亥郎，他是否担任过这一官职已无法求证，大长秋是宦官中的最高官职，此处更有可能是墓志中常出现的虚构。
471年（约），文罗气（简称文）生于鲁阳，献文帝禅位孝文帝。
473年4月，父文稚清卒。
500年，文30岁，夫雷亥郎任鲁阳郡中正，充向导，鸦左信服。
502-503年，文32-33岁，夫雷亥郎卷入蛮乱，文与儿暄坠入宫禁（洛阳）。
504-508年间某年，文34-38岁，再嫁，夫姓刘。
520-525年，正光之世，文50-55岁，女刘桂华被聘孝明帝淑仪。
539年，文69岁，弟尝食典御翘卒于邺城。
541年（约），文卒于邺城，终年71岁。
547年，葬于邺城西豹寺之南。
附录：
一、《文罗气墓志》录文
魏故长秋雷氏文夫人墓志铭记/
夫人姓文，字罗气，南阳人也。其先盘护之苗裔，曾祖/钦，晋司徒公。祖虎龙，魏太武皇帝太延三年秋七月，/帝以龙承勋望胄，文武超群，诏除冠军将军、梁城镇/将、鲁阳侯。真君五年春三月，帝以龙镇捍有方，威名/肃振，诏迁洛州刺史，在任薨俎。嘉其诚绩，谥粤恭公。父稚清，献文皇帝延兴三年夏四月不幸早终。夫人/望斑乡鼎，贞节昭著，礼从降适雷亥郎为妻，时郎太和廿四年鲁阳太守石公辟为中正，令充乡道，鸦左/信服，远近祗肃。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之季，因乡人逆/乱，横染徒党，文唯与儿魏伏波将军、薗池丞暄，携抱/孤遗，俱坠宫禁。女刘贵华挺胄谯国，窈窕美称，正光/之世，孝明皇帝聘为淑仪。嫔敬上抚下，光扬椒闺，不/幸花叶早落。文弟翘，圣世尝食典御，遇病殒丧，元象/二年九月从龙骧将军，诏赠广州刺史。文春秋七十/有一，殒于邺都德宫里。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窆于邺城西豹寺之南公田/之际。龙轜将引，方相启途，亲朋痛切，号感行云。见者/流泪，闻者酸心，送尸而往，迎神而来。呜呼窀穸，恒夜/□□，其词曰：○墓门一闭，地户永关，深灯絶灭，有去不还。
二、《问度墓志》录文
三、《文罗气墓志》与《问度墓志》记载的文虎龙家族世系图
原文发表于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①]錄文和拓片見葉煒、劉秀峰主編：《墨香閣藏北朝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8-69頁。文羅氣墓誌的拓片圖版和簡體字未標點錄文，此前已刊布於賈振林編：《文化安豐》，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00-201頁。後者有幾處錯誤，本文的錄文以《墨香閣藏北朝墓誌》為準。
[②]至於墓誌中說“曾祖欽，晋司徒公”，顯然是拙劣的攀附。文欽是曹魏揚州刺史，曾起兵反司馬氏，未入晋而死，不可能是“晋司徒公”。其年代與文虎龍也相差了200年，怎麽可能中間只隔一代？
[③]《宋書》卷九七《蠻傳》，第2396頁。
[④]《魏書》卷一〇一《蠻傳》，第2245頁。
[⑤]此地區的蠻人是內部發展出這一祖先信仰，抑或是從“權威知識”中輸入的這一觀念，這方墓誌並不能給我們答案，權威知識與民間觀念之間的互相轉化仍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另外，關於范曄《後漢書》、干寶《晉紀》以及沈約《宋書》在蠻人支系與地域關聯上的矛盾，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華夏史家對蠻人進行種姓分類時的主觀性，可參看胡鴻：《中古前期有關異族的知識建構——正史異族傳的基礎性研究》，載徐沖主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第四卷，中華書局，2014年，第37-41頁。
[⑥]錄文和拓片見葉煒、劉秀峰主編：《墨香閣藏北朝墓誌》，第248-249頁。这两方墓誌的关联，最初曾蒙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廖基添博士教示，特此致谢！
[⑦]參看山西省博物館、汾陽縣博物館：《山西汾陽北關隋梅淵墓誌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10期，第23-27頁。錄文收入羅新、葉煒《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第445-446頁。
[⑧]兩方墓誌在文虎龍之前的祖先譜系完全不同，《文羅氣墓誌》攀附文欽為曾祖，已見前注；《問度墓誌》的遠祖譜系虛構色彩更加明顯，官職、人名、時代都顯示出隨意編造的痕跡，讀者可自行鑒別。兩誌祖父以下的內容，較為可靠。
[⑨]《魏書》卷5《高宗紀》，第116頁。
[⑩]《北史》卷95《蠻傳》，第3149頁。
[]魏太武帝在430年曾說，“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宋書》卷95《索虜傳》，第2331頁）此說雖不屬實，但很好表現了當時北魏牢固控制洛陽一帶的信心。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十三經註疏》（清嘉慶刊本），阮元校刻，中華書局影印，2009年，第3936頁）學者多依杜注，以爲陸渾之戎原在瓜州，即允姓之戎，爲秦晋强迫遷徙到伊川。參看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瓜州”條，中華書局，1963年，第46-47頁。
[]《魏書》卷31《于栗磾傳》云：“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烟火”（第736頁），這是422年北魏初得洛陽時的狀態。
[]參看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關於“蠻”的較新研究，參看魯西奇：《釋“蠻”》，原載《文史》2008年第3輯，收入同作者：《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3-56頁。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4-20頁。胡鴻：《六朝時期的華夏網絡與山地族群》，《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9-38頁。
[]《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魏書》卷101中《地形志中》廣州魯陽郡條，第2544頁。
[]宣武帝時期，酈道元試守魯陽郡請立學校，詔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北史》卷27《酈道元傳》，第995頁）。“本以蠻人”一句頗可說明魯陽郡的真實來歷。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31“滍水”條、“淯水”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86-2587頁，又第2594-2595頁。
[]關於魯陽關和三鴉路，參看徐少華：《<水經注>所載魯陽關水及相關地理考述》，《歷史地理》第25輯，2011年，第29-37頁。王懷周：《伏牛山交通隘道三鴉路的歷史地位》，《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6期，第139-140頁。
[21]《文選》卷29《雜詩上》張景陽《雜擬十首》，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2005年，第421頁。《水經注·淯水》僅引前二句。
[22]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第二次南征南陽，《魏書·高祖紀下》記曰“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185頁），正是取道梁城向魯陽之路，洛陽至梁城大軍行進需要三天，行程約50公里。
[23]《魏書》卷106中《地形志中》：“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天平初復。”（第2547頁）而上洛置洛州是在太和十八年以後。（《魏書》卷106下《地形志下》，第2632頁）
[24]《魏書》卷3《太宗紀》，第63頁。
[25]《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第89頁。緊接著，太延五年三月丁卯，“詔衛大將軍、樂安王範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劉義隆上洛太守鐔長生弃郡走。”（同上，第89頁）可見泉蕇的歸附帶來了上洛地區的形勢變化。
[26]《隋書》卷30《地理志中》豫州條：“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淯陽，亦頗同其俗云。”（第843頁）
[27]嚴格來說，延興是孝文帝的第一個年號。此時獻文帝雖已禪位成爲太上皇，仍是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此處“獻文皇帝延興三年”或反映了北朝後期民間對禪位事件的一種認識。
[28]《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72頁。
[29]《水經注疏》卷31“滍水”條，第2580頁。
[30]《資治通鑒》卷138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條云：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沔北。（第4329頁）
[31]《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71頁。
[32]《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75頁。
[33]呂思勉：《兩晋南北朝史》第11章：“既欲遷都京洛，則宛、鄧、義陽皆迫近畿甸，其形勢迥非立國平城時比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5頁）。
[34]《魏書》卷45《韋珍傳》，第1014頁。
[35]《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第183頁。
[36]《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37]《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38]著名酷吏酈道元即曾任魯陽太守和東荆州刺史，他在魯陽建立學校，實施教化，“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延昌年間他在東荊州威猛爲政，導致“蠻人詣闕訟其刻峻”。（《北史》卷27《酈道元傳》，第995頁）
[39]《魏書》卷101《蠻傳》，第2246頁。
[40]《魏書》卷66《李崇傳》，第1467頁。
[41]《魏書》卷101《蠻傳》，第2247頁。將荆郢地區不服管教的蠻人移往六鎮，似是北魏後期一個流行的方略，爾朱榮也曾豪言：“出魯陽，曆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魏書》卷74《爾朱榮傳》，第1653頁）魏末活躍的樊子鵠，“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魏書》卷80《樊子鵠傳》，第1777頁），便是一例。本文前面提到的隋代《梅淵墓誌》，其祖父梅遜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强制遷徙到汾河上游的。
[42]雷亥郎被定的罪名和具體適用的刑律，都難以確知了。《隋書》卷25《刑法志》載梁武帝時《梁律》有：“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産男，無少長，皆弃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資財沒官。”（第699頁）。北齊天保中，崔季舒被懷疑謀反，被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資産。”（《北齊書》卷39《崔季舒傳》，第513頁）這兩例可以參考。
[43]《魏書》卷4《世祖紀上》，第84頁。
[44]《魏書》卷7上《孝文帝紀上》，第145頁。
[45]《魏書》卷38《王寶興傳》，第877頁。
[46]《北齊書》卷37《魏收傳》，第490頁。
[47]《晋書》卷25《輿服志》，第774頁。
[48]《魏書》卷13《皇后傳》，第321頁。
[49]《魏書》卷13《皇后傳》，第340頁。
[50]岑仲勉：《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中華書局，1994年，第694頁。
[51]《魏書》卷94《閹官·劉騰傳》，第2027頁。
[52]《魏書》卷94《閹官·劉騰傳》，第2028頁。
[53]史書中記載了劉騰的養子，“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魏書》卷94《閹官·劉騰傳》，第2027頁）
[54]《魏書》卷13《皇后傳》，第340頁。
[55]《北齊書》卷2《神武帝紀下》，第18頁。
[56]《魏書》卷93《恩幸·侯剛傳》，第2004-2006頁。
[57]文羅氣墓誌共20行，滿行20字，志石長寬皆爲37厘米。問度墓誌共23行，滿行23字，志石邊長爲46厘米。
[58]《隋書》卷27《百官志中》，第757頁。志中所記是北齊制度，但“北齊制度，多循後魏”（同卷，第751頁），亦可認爲是魏末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