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街原来有一个习惯的统一的叫法：太平镇。太平镇位于新户镇政府现办公楼东南4.5公里处，黄河故道西岸。隔黄河故道东与义和镇小围子、寿光村接壤,西隔王庄二干与联合村为邻,北邻龙泉村，南接顺河村。三个村（太一太二太三）无间隙地形成一个自然村镇，是新户镇数一数二的大村。三个村按太一在前、太二在后、太三在西的方位座落。虽然多年来行政独立，但村庄的起源与发展却一脉相承，有着共同的渊源与历史。
太平镇溯源
据考证:清光绪三十年六月(1904年7月)，黄河在利津县薄家庄决口，经青边岭、虎滩嘴，沾化县的流口、薄家屋子、义和、太平入徒骇河下游绛河故道，在老鸦嘴入海。1917年河门淤塞，河道自太平镇改向东北经大洋铺(今义和镇大英村)、中和堂在车子沟入海。黄河在此甩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黄河掉头东去之前，滔滔河水在此囤聚淤积，就在接近黄河转弯的外弧线上淤积成一座长长的土岭。河水退后，1922年沾化县流钟口、黄升店一带吴汉友、刘吉云、李凤阁等贫苦农民因内地战乱、饥荒缠身、穷困潦倒携家带口沿黄河岸边来到此地，看这里地势高，紧靠黄河，就落脚住了下来，靠开荒种地、捡拾野糊、捕鱼打猎为生。因渴盼天下太平、幸福安康，遂根据地形，为其种地屋子取名为“太平岭”。
这期间，又有四户人家——后人已经记不起来自何处，在岭北定居下来，取名四合门，寓意四个门户和睦相处。（另有一说，在黄河水流经太平的二十多年里,由四股水流分叉流入大海,因此太平又称四合门）
时隔不久，沾化县黄升店大户人家王成业、刘训晨、李文喜看太平岭一带土地肥沃又紧傍黄河，是个发财的好地方，遂相继来此圈地外租，分别设立堂号为“双胜永”、“清香永”、“福胜永”，他们在土岭附近占地租佃，赚取钱财，失地农民越聚越多，凡在此落脚饥民，均租种三大堂号土地，这样一来，太平岭又有了一个称呼：三大永屋子。
太平岭、四合门、三大永屋子，这就是最初太平街的三个称呼。
1930年，曾任过山东省议员、国务会议员的黄升店人王成业之父王振芳（即双胜永）将以上3家堂号合并为一村落，取名叫太平镇。自此，太平镇成了太平岭上统一的名号，太平镇叫了几十年，几十年的变迁过程中，这里人越聚越多，名声越叫越大，成了新淤地上响当当的镇街。
据沾化县志、大事记记载：1939年1月27日，山本率日本侵略军二次侵占沾化县城。国民党县党部随其政府撤迁太平镇，日军设防县城、下洼、富国、黄升和利国，并重建伪县政权，沾境大部沦陷。
1941年太平镇成抗日根据地
1942年1月，建立中共沾西工作委员会，张立青任书记，隶属清河区党委。1944年3月撤销。1月3日，中共沾化县委员会在义和庄宣告成立。范光一任书记。1月，为保持清河、冀鲁边区两个战略区的联系，搞好通商贸易，在郭局兴建码头，建立中共海上工委和海防办事处。常国兴任书记兼主任。1月5日，沾化县第一次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太平镇召开，出席代表132名。会议选举产生了县行政委员会，石清玉当选县长。县政隶属清河区。
1943年夏，沾化县教育科在太平镇举办知识分子训练班，积极发展垦区教育事业。由此可见太平镇想当年是鲁北地区沾化洼地带文化交流中心、经济活动中心、兵家竞争要地、商家发财宝地、穷人持家保命场所。
1949年以前太平镇为沾化七区，后为太平区；1958年设立太平人民公社；解放后到70年代，太平乡（公社）政府住到太平街。那时太平供销社、太平铁厂、太平食品站、大众饭店、太平医院、太平邮局、太平粮所、太平工商所、太平市场管理所、太平中学、沾化九中（后改为六中）等设施齐全。
1958年建为太平大队，1963年划分为3个大队，自东至西取名为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1984年改建为太一、太二、太三3个村民委员会。
战争年代何思源等武装队伍在太平一带活动频繁
1939年1月，日军集结重兵进犯鲁北，迫使何思源撤出利津县城，将行署驻地移至沾化县太平庄、老鸦嘴村一带，实际控制区也被压缩为沾化的太平、义和、下河、四扣等北部沿海一带。
何思源对太平一带游击队干部不断进行培训，训练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游击队当时的口号是：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着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着敌人，夜里打。这些简明透彻的道理，灵活机动的战术，保障了鲁北抗日游击的有力展开，迫使敌人不得不多建碉堡、据点，派兵护路。
这期间，何思源整理鲁北各区、县政务和各地军队的整编，环境条件较稳定时，经常过问当地的教育事业并给予支持。他协助当地政府在太平、老鸦嘴、义和庄、老爷庙办起多处规模较大的乡村学校，让学校每天升国旗、唱抗日歌，并自编教材，推行新式教学，逐渐消除私塾教育。
何思源虽然只控制了沿海的狭长地带，但其间有几条出海通道，因此仍被日伪视为大患。何思源指挥所部多次打退日伪进剿。
在鲁北期间，他先后组建的地方武装，竟编成了30多个团。鲁北行署移至老鸦嘴后，何思源经多方努力，于1939年4月，将沾化的乡村自卫武装、土匪武装、游杂部队等收编，编成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该旅设4个团，共3500余人，活动于沾化、利津、惠民、阳信一带，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何思源毕竟是国民党的地方官，他对共产党组织和军队在清河区的不断壮大，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尤其是八路军与他争地盘，更是不能容忍。1940年4～5月，何思源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指示下，曾两次组织其所辖国民党部队对广饶解放区发动进攻，但都遭到失败。
1941年10月，八路军山纵三旅解放老爷庙、老鸦嘴、义和庄、太平镇，何思源被迫率陆战队残部及鲁北行署逃亡惠民一带。
据王伟云老人回忆：在太平镇除住有何思源的海军陆战队以外，还有吴德胜为司令的四大团，也就是任福贵的任团、张俊廷的张团、付老七的付团、宋保堂的宋团，当地人叫他们“四大团”。1941年8月初4八路军解放了义和庄，8月初5是吴德胜女儿吴国贞结婚的日子，吴家女儿出嫁本来是大喜的之日，可是没有等到花轿进门，全家老少就逃之夭夭了。八路军进驻太平镇，没有放一枪一弹就宣布解放了。
太平镇曾是沾化七区驻地，商业重镇
太平镇原是沾化七区、太平区、太平乡(公社)驻地,住有工商所、粮所、兽医站、医院等部门，是太平大集的中心地带。据太平街老人们回忆：解放前后太平镇处于沾化县通往海防、郭局、老鸦的必经之路，无论沿渤海水路、黄河水路，还是沿陆路交通，这里都是商人过客的落脚之地；兵荒马乱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党部队、杂牌军、解放军的屯兵之所；由于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生活生存条件优越，穷苦人家也不约而同地迁往此地，给大户人家扛长工、打短工养家糊口，人口的剧增，村庄的膨大，使得七行八作、各色人等都聚集到这儿，商贾行旅、文人墨客、民间艺人无所不有，因此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也应运而生。太平镇成了新淤地上一块集政治文化商业军事于一体的重镇。尤其商业，是这一带重要的集散地。
据老人回忆﹐太平镇最辉煌繁华的时期要数30年代到70年代。太平街南北街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为四个闾（相当于四个队），后来是四个选区（实际是片区），再后来中心街以东改为一个大社；街西边附带联合村的李坝为另一个合作社，丁家集赶集场所撤了以后，太平大集就成立了起来，1937年左右每逢四九赶大集，每逢二七赶小集。南北走向的中心街上包子铺、油条铺、杂面铺等小吃店铺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烟酒馆子、大烟号子、相面算卦摊点一家挨着一家。最繁荣的店铺就有惠民荣庄、聚兴中百货，其中大户人家李宗五还出过贴子（相当于一定范围内流通的票子）。盖英烈的理发店持续了一辈子，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停止营业；王大龙、王宏基的肉杠名扬四邻八乡；徐安祥的徐家店生意兴隆；穆洪喜的水煎包享誉四方，黄玉平的油条让人留恋往返；吴东升的点心香飘街面。太平一条街快餐店、锅子饼、炸油条、蒸包子、点心坊、照相馆、香油坊、布匹店、说书茶馆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据了解﹐凤凰碾是一种古代的榨油器具。顾名思义﹐它不同于一般的石碾，底部有一个碾砣﹐而是有“凤”与“凰”两个碾砣子。碾盘直经大約三米﹐是由八块大小相同的弧形石板拼接而成﹐中间有沟槽﹐形成一个有沟槽的圆盘﹐碾砣子上的圆边正好跟沟槽相契合。因为有两个碾砣﹐故需两头牲口来拉﹐借助牲口的力量﹐牵着碾砣滾动﹐在碾砣的挤压作用下﹐各种油料作物如大豆﹑花生﹑棉籽之类的就被压成坯﹐然后再上锅蒸﹐蒸好之后再上垛﹐用油锤砸﹐黄灿灿的油就被榨出来了。
原来这是一盘完整的石碾，是旧式油坊榨油时主要的用具之一。那些环形的石头拼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大圆环，俗称“碾底”，是承受上面的碾砣子运行的；碾砣子在碾底上运行时把碾底上的黄豆粒轧碎，使之成为豆糁子（也叫“豆扁子”）；还有一块扁球形的大石头，是放在整个石碾的中心位置用以固定中心轴的，俗称“稳器”。把这些部件组合起来，套上牲口，就可以运转了。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碾底外围约有17.5米，也就是说直径将近6米；大碾砣的直径也有1.24米，小碾砣的直径也有1米，厚0.80米；整套碾约有20吨重。在技术极其落后、操作全靠人力的旧时，这套碾也算大型物件了，当时的人是如何打凿和搬运的？真让人难以想象。
太平街的老人薛玉三、薄老二、谷玉增都曾在油坊里干过活，但是都不在了，他们当年曾经操作过这套碾。只有王伟云老人讲起当年榨油的情景来眉飞色舞。他说，这套碾产生于何时，他也说不清，只记得小时候就有，是一大户人家开油坊用的，当年是用两头骡子分别拉动两个碾砣子的。渤海军区司令部来了，还是一直用着榨油。
老人们在回忆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一个骡子使劲拉前半圈时，另一个骡子只是装模作样地跟着走，并不用力；后半圈时，另一个骡子使劲拉，前一个骡子也只是走，并不用力。这种情况一步不差，圈圈如此，你说奇怪不奇怪？只能解释道：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两头骡子在共同的劳作中肯定互通信息、心有灵犀，达成默契，以保证既完成任务又不至于太累。牲口也不憨那！老人又说，碾砣子也可以用毛驴拉，但一般不用牛拉，因为牛走得太慢。在合作化时期，牲口奇缺，于是就用人力拉，两个砣子大约得10多人才能拉动。每个砣子后面都装有一个“拨子”，前一个砣子轧过后，它的拨子自动把豆糁拨到一边；后一个砣子正好轧第二遍，拨子又自动把轧好的豆糁拨到碾底的边缘，以备工作人员收取。
把黄豆轧成豆糁子只是油坊榨油工序的第一步。第二步，轧好的豆糁要“上馏”，即用锅蒸馏，蒸馏后要“装垛子”，即把馏好的豆糁按每块豆饼的份量放入相应的竹圈中捣实、层层装起来，就成了“垛子”。第三步，把装好的垛子放在油槽上，不断地给垛子加楔子，从而把豆糁中的油挤出来。这可是个力气活。加楔子时要抡起大铁锤下砸，这样的铁锤一般有18斤重，有的达24斤。老百姓称大锤叫“油锤”，可见这种锤主要是供打油用的，说到底，是供砸楔子用的。在楔子的挤压之下，豆油就从垛子中滴出来，缓缓流入油槽。农村的少年儿童常玩用身体在一起拥挤的游戏，叫“挤轧油儿”，显然也是用榨油的这种情形作比喻的。老人说，油坊也能打棉油，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在用石碾轧棉籽之前，要先把棉籽放在锅里炒一下，二是在轧棉籽时要有专人不断翻动，直到轧得铺穰（方言词，含柔软之意）为止。其它环节则与黄豆相同。
旧式油坊里榨油的整个过程中至少需要3个劳力：一个轧糁的，一个蒸馏、装垛子的，一个抡油锤的。正常情况下，每天可加工1200——1600斤黄豆。旧时多以“槽”为单位，每槽黄豆86斤左右，可出8块饼（每块10斤左右），另出8斤左右的油。据老人回忆，每打一槽油可赚得一块饼(不管是给人加工还是自打自卖)，这是通行的规矩。这样，油坊每天可获得10多块饼的毛利，在那个时代，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如今，这种陈旧、笨重的榨油方式早已落后于时代了，旧石碾失去了作用。老百姓把石碾、石磨、碓窝之类的石器称作“响器”，认为是不能被当作房基等用的。
87岁的王伟云老人告诉人们﹐现在人们看到的这台凤凰碾距今至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老人讲﹐大概是1950年，渤海军区司令部就住在太平镇上，是他们开办的《新华油坊》﹐油坊的经理姓吴，具体名字都记不清了，会计是李玉凡。在那个交通匮乏的年代﹐究竟是采取什么方式运来的碾砣已不得而知。据说当时方圆几十公里内沒有这么大的家伙﹐人们給起了个外号“累死驴”。听说物件运来之后怎么鼓捣进屋又成了难题﹐平着进太宽﹐沒有那么大的门﹐竖着进又沒那么大的力气﹐没办法，索性先把碾盘好﹐再重新盖上屋﹐把碾直接盖到屋里﹐就这样开起了油坊﹐套上骡子套上驴﹐吱吱呀呀日夜不停地劳作着。“这么一个碾一次能放900斤豆子。”老人讲。
让人们记忆犹新的还是那座独具特色的“新华油坊”。由于油坊大﹐名气壮﹐临近各村的乡亲们都慕名而来﹐为太平大集增添了不少热闹。有来粜豆子的，有来兑换油的，有来买了油再走村串乡叫卖的……新华油坊生产的大豆油除满足渤海一带部队官兵用油之外,还供应当地的老百姓用油,剩余的大豆饼养了一大批退役的战马(老百姓叫功劳马),这些退役的战马用于部队开垦荒地,帮助穷苦大众耕田务农.后来渤海司令部撤走了，新华油坊转给了沾化县供销社，又转给了裕民号供销社，再后来归了农民合作社，直到1958年新华油坊彻底解散，凤凰碾下岗了,大石砣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太平街教育的辉煌历程
时代在前进，随着人们的愚昧思想的不断开化，在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影响之下，开明人士吴德胜（后被国民党改编的地方军阀头目）之女吴国贞，1938—1939年在太平街村东北角（老瓦屋）内设立了第一座学堂，由吴小姐执教，招收了以太平镇为主兼有周围近村极少数的孩子，当时的课程是半政治文半白话文，在某种程度上宣传了抗日。其吴小姐身着时髦服装，夏天裙子冬天长袍，回家去校途中有车接送，至于她的实际身份无人去考证。这座学堂是一排四间室的土房，虽是土房但是在那时却是一流的，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在西头，房子的结构是用了古建筑的二樑子，屋内有两根顶樑柱，非常宽敞亮堂。这座房子被太平镇的教育一直运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拆除，整个太平镇的群众给它一个代称——老瓦屋。
1942年由沾化县教育局派了王荣安老先生任太平镇的教师，校址又回到了——老瓦屋，王荣安老师原籍黄升，是一位老私塾先生，中等身材，也不胖，但看上去却很威严，当时的教材由国家统一发放，《国语》和《算術》两大科，这是培养太平镇第二批有文化人材的开始。
以上的三位老师（吴国贞、王振滨、王荣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儒家学派的思想，他（她）们都爱生如子、执教严格、惜才如命。两位王老师当时待遇很低，但还是都非常认真，到后来他们的学生谈论起来都赞口不绝。
后来由县教育科分配来了王家惠老师，这位王老师可以说是在太平镇人的印象中最深，他个不高、很清瘦但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虽不扬眉但还是多才多艺，可以说是琴棋书画都能拿得起来，在太平镇任教的几年中，不但对教育事业执着，而且对太平的文艺活动（京剧）做出了一定贡献，活跃了人民的生活，奠定了太平街文艺活动的基础，培养了一批吹拉弹唱带表演的人材，其中有郭斌老生、郭维成、吴华山、凌绪尧等，当时唱的《童女斩蛇》真的栩栩如生、引人入神，令观者掌声雷动。
1950年在原太平镇小学的校址建起了七区第一个高级班。这样由县教育局分配了王子英（沾化富国丁家庄子人）、韩寿青（惠民县人）、田老师来高级班任教。高级班进驻“老瓦屋”，这就意味着教育要发展办学，这样太平镇就有了小学也有了高级班，还安排了专业教师，太平镇的教育从此谱写新的篇章。
当时学生用的是用柳木做成的简易课桌，自己带座位，教师用的是借用的群众的大方桌、条山机等，黑板是木头订的，板擦是学生从家中带去的破毡帽自己做成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一律用石板练字做作业，经济条件好的买几支石笔（当时石笔多是滑石），不好的用石板小砖头个人制作。学生练毛笔字用的墨也是自己买墨块在砚台里自己研磨出来的。那时用的墨块有两种，一种叫“金不换”一种叫“兰烟”的，说起学生们的学习都很用功，晚上上自习用煤油灯，学的知识很踏实。
房子有了，1952年春节招收了第二批学生，这时高级班已经毕业，这届学生一般称为太平完小二级，随之又在老瓦屋后边建了两排教室和教工宿舍，三间东屋是伙房，西头还有几间西屋到了后来也成了教室，这些房子就是初小，前面是五六年级高级小学后边是1-4年级，是初级小学，合称太平完小，沾化县太平完小就正式成立了，高小的学生来自全区，初小的学生来自太平镇全村和顺和村，从三年级学生开始就是秋季招生（1953年秋季小学），所以三级的学生都是三年越升的五年级。至此调入太平完小的教师按先后顺序大体是王子英、吴君、罗振光、李桂恒、王崭峰……
1952—1956年，可以说是太平完小的极盛时期，当时太平完小的工作在原沾化县是有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方面，太平完小在55年曾拿过沾化县完小气球赛冠军；2、教学上，当时毕业30几个学生升入初中或师范的就有10几人，升学率达30%以上。那时完小升初中不计算什么升学率，但这个比数相当可观，要知道当时全沾化县只有一处中学，1956年到沾化二中（现沾化一中）去考试的学生是八个人录取一名。3、教师与家长关系上，真是教师爱生如子，家长尊师如宾，经常沟通、交谈学生情况，每到春节教师返校后，太平镇的学生家长都愿意抢着请老师到家吃饭，一个正月教师不用吃食堂的饭。4、家长对学校的支援上，只要学校叫学生向家长下一个通知，全区大车小辆向学校食堂送柴禾及其他物品。5、师生以校为家上，现在太二村的文化大院直到南边，原来是个大水库，土方是师生自己动手填起来的，同时学生参与村内挖井、挑水，人们称完小里挖的井叫“高小井”。
那时“完小”的含义是“完全小学”，五六年级叫高级小学，一至四年级叫初级小学，合称“完小”，太平完小从50年建高级班到1956年，整个学校教学正常渗透着一定的“素质教育”内涵。开设语文、算数、地理、历史、常识、体育、美术、音乐、劳动九门课程，学生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上早操，有两节晚自习，每周都有星期六星期天，师生关系和谐。
说起民办小学教育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当时太平镇三个大队，从69年开始民办教育，为了教学的方便，第一批学生（五年级）三个村的孩子都在太二大队就学，共18人。这期间，随着学生增加，教师出现了严重不足，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教育开展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招收了李爱民、赵宝安等为民办老师，开创了原沾化县民办教师的先河，从此，太平街的教育开始了民办公助的新气象。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1971年-1987年间，太平三个大队的学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多，民办老师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民办教师成了发展太平教育的主力军。开始的时候，民办教师实行工分制，每人每月两元的补助，后来补助从两块钱升到5块钱、12块钱，一直到几十块钱，直到1996年，才根据中央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取消了民办教师。
人们记忆中的太平大集
太平大集十字街向东是粮食市。周围各村的农户推车挑担前来赶集，根据自己家庭的需求，夹拿着布口袋弯腰直腰挑选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谷子、麸子、地瓜干等粗粮和细粮。赶集的人们挑挑拣拣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买卖就算成了，这叫粜粮食或籴粮食，或用粗粮换细粮，或用细粮换粗粮。一般在粮食市里转悠的赶集人大都是家里的主人。太一村的丁盛林、刘九如曾摆上磅秤为赶集的农户称粮食，为村里赚取过磅钱。
鞭市爆炸之后，喧闹的场景顿时消停下来，整个市面一片狼藉，前面一户人家的后墙被熏的漆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远道而来卖鞭炮的商贩只有自顾自地打道回府。
1985年太平医院从村里迁出，太平工商所1994年从村里迁出。目前太平区、太平粮所、太平医院、太平供销社旧址还在村里，早已卖给了农户，昔日的公家单位成了农民的住所。2004年太平乡实施首集改造，太平大集迁往联合村的李坝。从此，太平大集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热闹繁华的市面就此消亡。
黄河故道添胜景
太平街紧傍黄河故道，百年前这里是黄河流经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黄河断流，泥沙的沉积，形成了一段古老而肥沃的河道滩地，远近闻名的休闲旅游胜地天河湾就处在这段故道之内。
故道内土质主要是黄河沉积的泥沙，土质疏松细腻，土层厚达几米深，含水含养量高，微量元素较多，有机质丰富，土壤十分的肥沃。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土壤、气候条件，这里出产的瓜果蔬菜，无论是从外观、营养、色泽、口感都堪称世间极品。
走进这条黄河故道，天河湾里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树木，葱茏的果蔬，浓郁的自然风光，在茫茫的黄河三角洲腹地平原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让人心情顿感轻松舒畅。春天百花相继盛开，桃花、梨花、杏花、枣花、苹果花------，争先斗艳，蝶飞蜂舞，花香四溢。大棚里的“天河湾冬枣”，更是提前一个月就发了芽，春天的黄河故道是个百花园;夏日里和风微微，河坝上、水塘边、道路旁参天大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风清气爽，景色宜人。地上狐兔出没，树上百鸟争鸣，天上莺歌燕舞，犹如人间仙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堂;秋天，各种果子相继成熟，黄河故道进入收获的季节，地上瓜果满园，树上硕果压枝头。红红的冬枣、圆圆的苹果、黄黄的柿子，酸甜的葡萄------，处处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寒冬的脚步缓缓而进，大雪漫天飞舞覆盖了故道，俨然一副洁白优雅天地，然而在白色的大棚里，蔬菜绿意葱葱，生机依然，透红的草莓映着雪花在春节时节上市了，一直热销到来年春天。黄河故道一年四季都是瓜果飘香收获的季节。
如今，太平三个村所共有的这条黄河故道已成为特色果蔬生产基地、特色禽类驯养基地。天河湾冬枣、优质水果、葡萄、西瓜、草莓、天鹅大雁、特种动物等一大批优质黄河故道特产走俏全国。金秋十月，伴随着“故道采摘”、“大棚展示”的大幕开启，四方商客、游人慕名而来，采摘冬枣、游览故道、品尝百果、寻挖野菜、观珍禽海鲜，赏原始地貌，尽情享受黄河故道美妙的自然风光。随着黄河故道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这里已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生长的乐园。故道岸边有野生植物上百种，柽柳、芦苇遍地丛生，丰富的可食野菜遍地可寻，黄荆菜、荠菜、曲曲菜、婆婆丁、马齿菜等几十种可食野菜，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具有一定的药用和保健功能，极受人们的青睐。在黄河故道里各种鸟类近百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白头鹤、白鹳、金雕、大鸨、大天鹅、小天鹅、灰鹤、蜂鹰等30多种，各种鹭类、雁鸭类水禽不但种类多，种群数量也极大，为黄河故道增添了生机与灵秀。
黄河故道是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印证，是太平村人美丽而幸福的家园。昔日的太平岭、四合门、三大永屋子，经过太平镇几代人的建设，已经变成了一块神奇而美妙的去处，成了外乡人旅游休闲首选佳地。
太一村
太一村紧傍黄河故道，位于太平街的最南端。
全村有耕地500亩，2015年全村有村民81户，209口人。本村主要姓氏有赵、周、牛、刘、吴、李、王、张等。赵姓由宾县杨集迁入；周姓由河北省冰山镇迁入；牛姓、刘姓由博兴县小营镇迁入；吴姓由无棣县码头村迁入；李姓、王姓、张姓主要从沾化县流钟迁入。
经济发展的脚步始终领先
太一村地处黄河故道，土质属沙碱性土壤。建村初期，太一村的经营模式以农业经营为主，商品经营为辅，其从事的种植业主要包括：小麦、大豆、玉米、棉花，经济林以种植果树为主。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全村60%以上的农户从事商品经营，主要经营日用小百货。在计划经济时期，有的靠自己的家庭副业，可以到城里去卖红薯、干粉、鸡、鸡蛋、羊肉、柿子、大枣、南瓜、小米等。老汉们还可以卖烟叶、锅盖、面板、擀面杖、镰刀、斧头、木锨、篮子……。总之供销社不经营的都能卖。
1949年以后，太一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粮棉的产量增加较快。1958年，进行村内水利设施的初步建设工作，耗时3年完工，水利设施的建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1969年成立磨坊，有粉碎机、磨面机、碾米机、榨油机等机械，张景春从事磨房的会计多年，负责磨面、磨油、蹍小米等工作。1982年磨房承包给了赵丽梅、吕大菊。1978年，太一村购进25型农用拖拉机，1976年购进50型拖拉机，由丁胜林、牛俊平、赵立华等人驾驶。1980年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村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的提高。1996年，为解决全村的农田浇灌和人、畜的用水问题，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了50亩的蓄水池，库存水20万立方米。2003年以来，利用全区大力发展冬枣种植的优惠政策，引进了冬枣树的种植技术，种植冬枣园150亩。近几年来，全村60%以上的户从事商品经营，主要经营日用百货和蔬菜贩运，发展大田菜、渔业养殖，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黄河故道的沙土
早在百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里也曾是黄河流过的故道。随着地质天气的变化，这里成了一片沙带地。沙地里便有沙土。沙土，是农家人的天然宝藏，它与乡下人的生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都爱它，它是这里人们的生命之根。
诗坛老将藏克家写过一首小诗：“儿子，在土里洗澡；父亲，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上世纪每年的春天，这里都会迎来沙尘暴的光顾。一场接一场的西北风，卷着漫天的沙土顺着黄河故道而来，沿着大街小巷，遛着墙根滚动着，觅着窗户缝飘进了屋里，窗台上桌子上满是沙土，用湿抹布一抹，落下厚厚一层。农家人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浑身上下沾满了沙土。但沙土也有可爱之处。六七十年代，人们就靠这沙土地多产了一些地瓜、萝卜，才保全了性命。沙土地里种五谷杂粮是非常好的，土质松软，便于扎根，耐旱保墒情。特别是种花生、地瓜、胡萝卜、蔓菁一类的农作物，成熟后不仅体硕高产而且表皮细腻光滑，吃起来口感香甜。沙土地里长出的胡萝卜，生吃赛水果，甜脆可口；熟吃赛糕点，面软甘甜。这里种植的枣儿、梨儿、甜瓜、西瓜等瓜果梨桃，果形迷人，果味诱人，果质滋人。包产到户以后，因为果品质优，着实为家乡人脱贫致富，赢得了不菲的收入。改革开放前几年物价平稳，一亩冬枣树的收入可以买一台小拖拉机，一亩苹果树的收入可以为儿子娶一房媳妇。
这沙土，给人们送去快乐和口福。过年过节新婚大喜之日，熟花生是待亲迎客必不可少的。每到年底的时候，村里飘逸着炒花生的香味。沙土是作炒货的主料。沙土在大锅中炒花生，出锅后，色香味儿俱全，剥上一个，香甜脆美。大人开心孩子高兴，其乐融融。
每到夏日的时候，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享受到赤脚大仙的快乐。赤脚行走在沙土地里，那是一种美的享受。沙土经过太阳的暴晒，赤脚漫步在沙土地上，脚觉得特舒服，它可以把久治难愈的脚气治好。沙土绵软如行走在棉花上，孩子们可以光着屁股在沙土里戏耍，而不必害怕摔倒碰疼。玩够了闹够了，掸一掸就干净，把身上的土一扑拉走人。
早些年，孩子们总要生疹子的。病好之时，大人们总是要用热乎乎的沙土把孩子的身子搓一遍。因为经过沙土的洗礼，身上就不会留下黑斑。遇到孩子着凉闹肚子，把沙土放在铁锅里在炉子上加温后，用一块粗布包裹起来，敷到孩子的肚挤眼上。热乎乎的沙土暖的小肚肚从里到外的舒服。这种方法对于大人同样有效。每个人都要经过生老病死的人生旅程。人即将离开人世弥留瘫卧在床的时候，老人回归沙土那也是一种安逸的享受。
岁月穿梭，斗转星移。勤劳的人们绿化家乡，在沙土地上植树造林，如今的沙土地上铺满了枣树、梨树、苹果树。虽然现在风还在刮，沙尘暴的光顾少了。漫步在这熟悉的沙土地上,看着田地里忙碌的人们,感受着这拂面而来的田野微风,听着亲切的乡音,心里充满感动。年青一代都热爱这片土地，也同样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太一村的文艺宣传队经久不衰
太一村的民风习俗
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是打嘎嘎:这种游戏二人或四五人都可以玩，玩法是把“嘎嘎”放在两块砖或石头中间，四周划上直径一米的圆圈，嘎嘎长约20厘米，粗3厘米左右，两头削尖，然后有50－60厘米的粗木棒挑起来，狠命地打出去，开始，每人轮流打一次，打得最远的为赢家，打得最近的为输者，赢家把嘎嘎打出去后，捡起嘎嘎朝圆圈内的木棒击去，若击中木棒，则算平局，重新开始。若击不中木棒，赢者则要在嘎嘎落地的地方，如第一次打法重新打出去，这样连打三次，输者要从嘎嘎第三次落地的地方，拣起嘎嘎一口气跑到圆圈内，嘴里要不断地喊“瓦来”，如果途中换气，则要在换气的地方重新再把嘎嘎打一木棒，输者再喊着“瓦来”，直到一口气跑到圆圈内位置，这一局算结束。不过赢者在打嘎嘎时，若被输者在空中用帽子或手接住，则被认为输了，该换人重新开始。有的地方还以争夺战的形式，以木棒长为1尺，累计尺数的多少决定输赢。
这种游戏多是男孩在秋冬季节玩，可以锻炼青少年的敏捷力和增加活动量，有利于身心健康。
百岁老人“崔吉英”
在太一村有一户普通的人家，这个家里有一位104岁高龄的百岁老人。村里的邻居们和周围的人都称赞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老人名叫崔吉英。生于1908年，祖籍山东垦利。自从1941年来到河口太平定居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老人有五个子女，大儿子已82岁高龄，女儿也已年逾古稀，都在外地生活。现在陪伴在她身边的是老人的二儿子和儿媳。细细算来这已是四世同堂的一个大家庭。
2008年11月6日，是河口区太平乡太一村百岁老人崔吉英的寿辰。太平乡党委政府、民政办负责同志，带上200元慰问金，同太一村两委成员、崔吉英的50多位亲人，围在百岁寿星身旁，共同祝福老人百岁大寿。
村里的历任带头人
太一村第一名党员王德海，194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建立由5人组成的党支部，支部书记王光弟，隶属于中共沾化县第七区委员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王光弟、凌兆云、杨凤桐、赵和普、张景春、刘九如、赵立新。
历任村委会主任（村长、大队长）分别是：
村公所村长宋宝仁、王德海、马桂兰、马梅芳、刘现存、刘正谓；农业社社长赵合普；生产大队长丁丕臣；革委会主任吴丙坤、牛殿杰；管委会主任张景春；村委会主任刘九如、张景春、赵立新。
太二村
太二村位于新户镇现办公楼北端，南、西均为一街之隔与太一、太三村连为一体。全村土地面积1565余亩，其中耕地面积998亩。土质属沙碱性土壤。主要种植苹果、冬枣、棉花、玉米、小麦、花生等农作物。
2015年全村206户，573人。主要有孙、杨、王、马、赵、田、李、丁、郑、张、黄、段、胡等姓氏。其中，丁姓、杨姓、马姓、由沾化县迁入，孙姓分别由东平县和无棣县迁入，王姓分别由沾化县、高青县和肥城县迁入，赵姓分别由商河县和肥城县迁入，田姓由郓城县迁入，李姓分别由齐河县、沾化县、郓城县迁入，郑姓由肥城县迁入，张姓分别由沾化县和垦利迁入，段姓由滨州市迁入，胡姓由博兴县迁入。
我所经历的“包产到户”
随着1981年冬天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和1982年春天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出台，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确立了其合法性。从1982年春天开始，包产到户的春风迅速吹遍全国各地，也吹到了黄河新淤地上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当时，我（王诗芬）担任原太平公社太二大队党支部书记，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参与和组织了本村的包产到户工作。
刚一开始宣传这一政策时，部分群众思想上还想不通，有的说，这不是扒了屋逮老鼠吗！这不成了单干了吗！村干部的心中，也是有些担心，“包产到户”是不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经过多年奋斗，生产队积累的集体财产，如果承包到户，这不是交到私人手里了吗！难道集体道路不走了吗！那时，思想上有一连串的疑问，心里的确一时难以接受。
为此，上级派来工作组，对党的新政策进行了深入讲解。我们也召开了大队党支部会议，学习上级文件，分析新政策的好处，没过多久，村干部和社员的思想都渐渐地想通了。想想，确实，这些年来，地不少，就是不打粮食。有的出工不出力，混天熬日头；有的整天懒洋洋的，没有精神头。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谁还有心思去干！是该想个办法调动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了。“要分”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分好”的问题。土地怎么公平合理地承包到户，集体财产怎样均匀地分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面前，对此，大队党支部多次开会研究，动了一番脑筋。
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分地。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由各生产小队组织分地到户。具体做法是，按人口分土地，按质量划等级，好的面积少，差的量上找。先是把土地划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因为当时是春天，大部分土地都种上了小麦。从麦苗长势上就能看出土地的好孬。为了做到尽量均衡，土地质量好的，面积就小一些，土地质量差的，面积就大一些。目地是在粮食产量上保持差不多。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按人口测量好地块，也就是同样等级的地块有多少人就量出多少段，再通过抓阄的方式抽出先后次序，一家子有几口人就有几小段。抓阄前确定好始起地块和顺序，按抓的序号从起始地块开始分配到户。这样分，比较公平合理，群众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发生什么矛盾。
后来证明，对于按土地质量分配的方法是对的。分地时，我家就抓到了一块面积较大而麦苗很少的地块，家里人一听说抓了一块孬地，大人孩子都很不乐意。我说，地整整浇浇，就会好起来的。第一季收获小麦很少，后来，经过土地整平、深耕浇灌，得到改良，地不碱了，出苗率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不少。不管是什么样的地块，大伙都对自己的土地很是上心，施肥浇水，卖力耕作，人勤地不懒，地力比以前明显增强了很多。有的还开荒种地，地的总面积比以前也增加了不少。
土地分完了，接着分大牲畜、农机具和仓房等。分配时，先征求群众的意见，然后确定分配方法。大牲畜是这样分配的：根据每头大牲畜的畜龄和干活能力，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定出每头牲畜的价格，合计出总价钱，然后按人口算出每个人所占金额。当时达不到一户一头牲畜的数量，这样，每户人口有多有少，就自由结合，几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合计出这个小组的人口总金额。然后根据每小组人口总金额，按每头牲畜的评议价格，通过抓阄的方式，分配牲畜。因价格不一，每小组根据抓到的牲畜价格按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平衡。比如，某一小组人口分配的牲畜金额是1000元，可抓到的牲畜价是800元，就再补给这个小组200元；相应的分配金额少，而抓的牲畜价值多的那个小组就拿出相应的钱数。这样，多退少补，钱上找齐，基本达到了公平。农机具也是如此，作价抓阄，每户只抓一次，抓到什么要什么，交现金。生产队的房屋也是这样，根据房子的数量和质量作价，谁抓着就归谁，作价多少，当场交清。不管分什么，我们都力求公平公开，这样做群众基本满意，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这样，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操作，集体经济平稳过渡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实行了30多年了，现在的农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解决农村问题的锁。从农民拥有经营自主权的那一刻起，农村便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活力，从此，农民有了出路，生活有了盼头，像春风吹拂的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村发展展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
上半夜抗旱下半夜排涝
大概是1974年的七八月份，连续50多天没下雨，旱情严重，有些地块的玉米已干了大半截，眼看一地好庄稼就要绝产。太平公社太二大队党支部紧急部署抗旱问题，当时，我（王诗芬）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经过勘察，只有村东火家屋子那块地能找到水源，但只有一条五六里长引水沟，隶属于义和镇寿光村。当时寿光村也在抗旱，已安好抽水机，占用着水沟。经与寿光大队负责人协商，等他们浇完了我们借用一下。旱情一天天加重，但没别的办法，只能等。
这时，我想起了还放在寿光水库的柴油机和抽水机，便和几名社员立即跑去查看，想把它们运回来。到那里一看，我们几个都傻眼了。只见水库里满满的都是水，几乎与水库沿平着。柴油机和抽水泵都不见了踪影。水面上只漂着一个油箱。因当时195柴油机上的油箱卸下接上油管放到水库坡上。
大家都说，胡永合你真是了不起，真没有想到你小子有这么大的能耐！柴油机有的部件进了水，拆开擦干，烘烤一下，便又能使用了。事后，大队党支部对胡永合进行了表扬，并给他多记了两个工日，算作酬劳。
多少年来，我对这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当时的人们说起来，也都觉得不可思议——上半夜抗旱，下半夜排涝，好像老天爷在故意跟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但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胡永合的身手，他为集体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担当责任的精神，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动，让人敬佩。
“郑铁锤”和他祖祖辈辈炉火纯青的铁匠铺
在太平镇老人们的记忆中，郑树礼郑铁匠是村里最早打铁、手艺最好的人。郑家是章丘人，老辈子就是以打铁为生，自郑树礼这一辈来到太平岭以后，还是重操旧业，一干就是三辈子的打铁匠，人们习惯地叫他们爷们“郑铁锤”。据老人们回忆：郑树礼的响锤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他的烘炉旁边听不出很响的声音，可是你越离得很远，就越是觉得这个铁匠的响锤清脆响亮、震耳欲聋、令人发聩。这就是“郑铁锤”的高超技艺所在。据说，他的这门制作响锤的手艺从来没有对外传授，就连他的子孙也没得到他的真传。
打铁是男人的事业。这是因为，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我国有句俗语"打铁先要身板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每至烘炉生火之时，都是温度骤升，拉一阵风箱，可汗水满头，抡一番铁锤，便会挥汗如注。那十几斤重的大锤抡番起落，需要超人的力量与气度。
在20世纪铁匠炉除去有固定的铁匠铺之外，都是把烘炉支在一个避风的墙根下。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老头是掌钳的师傅，由于职业的缘故弯腰驼背，脸黑黑的有一些麻点——长年累月火星儿往上迸所致；郑树礼干了一辈子的师傅，村里有牟永和、赵宝银给他打过下锤。后来他的侄子郑宗璐、孙子郑培义都学会了铁匠手艺。他的侄子郑宗璐，一个少言寡语，只会哼哧哼哧抡大锤的铁塔汉子。学到铁匠生意后又传给了他的儿子，这个铁匠世家，祖祖辈辈打铁为生。在“割尾巴”的年代，因穷得发红发紫，被准许他的铁匠铺拿钱到队里买工分，年底参加分红，也串乡支起烘炉“为人民服务”。
老人们说，看郑铁匠打铁是一种享受。
以孝为先，以德为荣的王氏家族
家风，精神之基因，品格之印模；家风，思想之熔炉，人生之航灯。由家而始，启步未来；家风相伴，一路远行。太二村以离休干部王子贞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十里八乡竖起了一座“以孝为先、以德为荣”的丰碑，他们的家风是：“爱党爱家，文明理事，尊老爱幼，勤俭持家”。这也是我们国家和政府所倡导的，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做到了，并且做的令人羡慕、令人敬佩。
1983年，这个家庭获得了全国妇联授予的“全国五好家庭”荣誉称号。从那个时候起，不光是他们全家十分珍惜这一荣誉，就连整个的太平乡、太平街的三个村都引以为豪。他们家的好风气，迅速在十里八村誉为佳话、传播开来。
王子贞年逾古稀编奇书河口区太平乡老党员老干部王子贞，坚持编写“奇人、奇事、奇闻”，请退休老教师赵宝安提出意见和建议，力争做到编写的小册子科学合理、少出差错。王子贞老人聚精会神地翻阅杂志搜集资料，尽快编辑成书，赠送给老伙伴们。
王诗芬是退休不退志的先锋官王诗芬，197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太二村党支持书记多年。退休前，任原太平乡民政所所长、财政所所长等职，现任新户镇太平老干协会党支部书记。退休后，他热心老干部工作，所在党支部先后被评为“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基层党组织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他本人也被评为“全省五好离退休干部党员”“东营市模范老人”“河口区模范共产党员”“河口区十佳模范老人”等荣誉称号，深得当地群众的赞扬。
薛花龄是比亲闺女还亲的好儿媳薛花龄是王氏家族的长媳，她是一名中共党员，退休教师。“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勤俭能干”，是人们赋予她的称号。她五十年如一日，带头孝敬两辈三位老人，团结兄弟妯娌，疼爱子女侄媳，全家人和睦相处，与邻里友好相待，其家庭和睦，家风淳朴，孝风相传，赢得了社会赞誉。
这么多年下来，薛花龄和婆婆的感情一直很好，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亲如母女。老人常常和孙子、孙媳唠叨：“下雨天，不敢出去，要是摔着，躺在炕上，那才是你娘的累呢。”有时候，老人出去几天，薛花龄和婆婆总是我惦记你、你挂念我。一回来，婆婆便搂着她的脖子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母女重逢。
家事虽小，关乎兴盛；以和治家，一通百通。薛花龄心地善良，家庭观念强，替别人考虑得多，替自己考虑得少，时时处处为家庭和睦着想。家庭大，成员多，难免产生一些小矛盾、小摩擦。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从维护大家庭的角度出发，自己揽责任、担不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家庭受损，凭着善良、宽容，和向好处理的方法，化解了一次次矛盾，赢得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认可和尊重。在她的带领和影响下，家庭成员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氛围。
薛花龄先后获得全国、省、市、区、镇等各级表彰百余次，其中，1983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五好家庭”称号；1994年被山东省妇联授予“全省五好家庭”称号，被市妇联评为“东营市十佳文明家庭”；2003年被东营市五好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评为“全市文明进农家活动示范户”。2006年薛花龄被河口区老龄委评为“全区孝亲敬老之星”，2010年被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评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2015年被评为“东营市第二届道德模范”。
好家风成了乡里乡亲的传家宝薛花龄和王诗芬一家是一个四世同堂，有40多口人的大家庭。他们很注意良好家风的教育和传承。以前家里生活拮据，往往蒸馒头和窝头两种干粮。大人总是教育孩子有好吃的先让给老人吃。孩子们常常先挑黑窝头，留下白馒头给老人吃。孝顺老人、真诚待人是他们家孩子成长的第一课。
如今，他们的老母亲已90多岁。有人说，家有一老如一有宝。儿女们都十分孝顺，细心照顾，周到伺候。同时，他们也感到很幸福。大儿子王诗芬说，现在我很幸福，因为作为儿子，有90多岁老母亲的疼爱与呵护；作为大哥，有所有弟弟、妹妹的信赖和尊重；作为长辈，拥有下几辈人的尊敬和孝顺。家对他们来讲，不仅是生活的场所，更是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港湾。
如今，薛花龄、王诗芬都已是70岁的老人了。薛花龄由于多年劳累，患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但她依然那样细心周到和不厌其烦地孝顺和照顾老人。这也让兄弟姊们和儿女们深受教育和影响。每次回家，他们总是买上几样蔬菜、老人爱吃的水果。每逢老人们的生日，都会给他们买上喜欢的礼物。周六、周日，没有特殊事情，孩子们都相约回家。一起帮助老人种种院子里的小菜园，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照顾照顾老人，每人做几道拿手的家常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谈周围发生的新鲜事，说说自己最近的生活，交流交流感情，亲情洋溢，其乐融融，家庭成员都尽情享受大家庭带来的温馨和温暖。同时，大家庭也给每一位家庭成员以精神上的鼓励，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多年来，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团结幸福、奉献社会的家风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家，国之田畦；国，家之天空。家与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薛花龄、王诗芬一家注重良好家风的培育与传承，注重家庭的维护与治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与熏陶，全家人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快乐幸福，修养自我，管理家庭，有益社会。正如文明春光里的一棵小草装点大地，正如社会道德大河中的一朵浪花鼓帆扬波。
“十佳农村干部”张希忠
张希忠，196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口区太平乡太二村党支部书记，河口区天河湾冬枣专业合作社社长。
张希忠作为一名农村干部，他直接面对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扎实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是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始终奋发向上的思想基础。在工作中，他身体力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很好地体现了农村干部的示范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始终是张希忠的奋斗目标。先后投资15万元建设冬枣大棚28个，规范化经营、科学化管理，与区供销社合作，生产的无公害冬枣提早进入超市，农民增收20多万元。为早日建成市级小康文明村，投资30万元建成集党员群众教育、培训、学习的综合性文化大院，远程教育设备齐全、文体设施完备、群众性学科技用科技、文化体育生活丰富多彩；投资35万元新修村内公路2.5公里，实现了户户通油漆路；投资6万元新修排水沟700米，彻底解决了村内积水难题；投资10万元安装路灯20盏，实施了村内亮化工程；由于电网老化，农户用电危险，费用偏高，协调资金80万元实施了标准化电网改造工程，每年为群众节约电费开支20万元；投资8万元铺设自来水管线8000米，为170户村通上了自来水，彻底结束了群众长期吃坑塘水的历史；村里的无房户、低保户随时牵挂着张希忠的心，他用足用好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想尽千方百计协调资金80多万元，修建特困群众安居房30间，使15户困难群众早早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瓦房；投资10万多元改造荒碱地120亩，当年种植的优质棉花亩产达到了300公斤，群众增收15万元。
几年来，张希忠创办和经营的天河湾合作社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2008年荣获“全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带头人”荣誉称号。他在带领群众建设新农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跨世纪老党员牛斐章的105个春秋
牛斐章老人是一名1944年入党的老党员，一名建国后退伍的老退伍军人，一名优秀的村级老干部，一名慈祥的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人。
老人历经风风雨雨走过105个春夏秋冬，亲眼见证和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发展。可以说，牛斐章老党员就是一部丰厚的基层党的巨著，一本鲜活闪光的历史。不凡经历锻造了老党员坚强性格。牛斐章生于1910年的清末，经历过皇朝马褂时期和民国初的军阀混战年代，后来，牛斐章老人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进思想的影响下，1944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老人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47年6月，他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在历次战斗中，牛斐章同战友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担任炊事班长期间，无数次冒着枪林弹雨给前线战士送饭，多次负过伤、立过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参加农村建设，曾担任原太平乡太二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委员等，老人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而是在村里传播着党的丰功伟绩，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乐于助人、为人正派，始终默默无闻、实干敬业，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勤俭持家老党员永葆劳动本色。有句俗语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牛斐章老人不是这样，闲暇时不但爱打扫自己的庭院，而在冬季下雪时，他总是第一个跑上大街扫雪的人。他居住的老院儿新房都是村里最整洁的院落。他每到地里劳作，来回的路上出现了坑坑洼洼，都是用手中的铁锨填平，多年保持义务出工的好传统。在他的带动下，全村的党员们和年轻人也都争做环境整洁的模范。为此，太二村被评为乡村文明行动先进村。
105岁的人了，他的生活起居特别有规律，一生饮食多是粗茶淡饭，从不挑剔，晚餐少量饮白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人们上了一堂健康养生课。老人一生酷爱看书，能够阅读报刊、小说等，也能大声朗诵。从不与人争吵，爱给周围的人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领导的惠民政策。
牛斐章老人始终是个闲不住的人。生活能够自理，起床穿衣吃饭全靠自己，行走很稳健，好运动，白天一般不在家里，经常外出溜达，只要天气允许就到村边的地里干农活，种菜、锄地、播种、拾棉花、拔草、种树，一般农活都能干。从老人的“闲不住”就可看出老人确实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充满着向往，感觉特别的幸福。往事历历在目，老党员气度不凡。
“义务官”吴华山的故事
吴华山，高中文化，原太平乡老干部党支部党员，1986年退休后，定居在太平乡太二村，主动当上了义务邮递员、宣传员、调解员、帮教员、村红白理事会理事、计划生育协会会长，人称“义务官”。
1998年，老吴带领的整个队伍，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小院和大院的故事》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他们连年代表区乡到上级单位汇报演出。目前，这支队伍有正式演员60人，业余演员80人，上到70岁老人，下至十五六岁的少年，节目也由单一的歌伴舞，增加到秧歌、高跷、旱船、京剧、独唱、合唱等10余种，走街串巷18载，演出200多场次，观众达4万人次。群众都说以前闲来无事就知道喝酒打牌，现在好了，在“庄户剧团”参加演出，既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团结，融洽了感情。
为了服务乡亲，退休后老吴开始学习书法，每到春节佳日，村民办喜事，村里有需要，乡亲们都找他写春联、婚联。他认真细致，编写的对联读来顺口，既符合当前形势，又体现村情民意，被百姓们称为“秀才”。每年他都要参加市、区老干部局组织的书法比赛，并连年获得优秀奖。
农忙时节，群众们都下地干活，家家户户门上锁，邮递员只能把信件塞到门上，碰上刮风下雨，不是刮跑了就是淋湿了，吴华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当起了“义务邮递员”，邮递员每天发往太二村及邻村的报刊、杂志、邮包、汇单等都放在吴华山家中，再由他一一送到每家每户，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误事。每年累计为乡亲们义务送信1800余封、报刊1250份，邮包汇单365件次。
老吴自己喜爱读书看报，自费订阅了15种报刊，把学到的政策、法律、文艺、科技等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播到群众中去。
不知从何时起，农村红白大事铺张浪费严重起来，谁家碰上白事，少则八千，多则一万，二三十个人忙上四五天，有的还互相攀比，铺张浪费有欲演欲烈之势。老吴心里想，不能任这种毫无意义的铺张浪费发展下去，在老吴的倡导下，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有吴华山和另两名党员担任理事。他们本着移风易俗、新事新办的原则，统一规定，改变了多年村民们婚事大摆宴席、白事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婚事轻车简从、白事厚养薄葬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18年来，给群众节约各种费用达85万元之多。与此同时，邻近的6个村也依照去做，这种风气已传播到原太平乡40个村。
当民事调解员和帮教员，在老吴看来是不可缺少的职业。谁家婆媳闹不和，邻里闹纠纷，小两口闹别扭，都少不了老吴上前说道说道，忙不过来时，由老伴帮忙。前不久村里一位姓盖的老人，得了中风病，由于种种原因家庭闹了矛盾，经老吴三番五次调解，如今全家和睦如初，孩子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赡养义务。在这个村经吴华山老俩口调解的各类家庭纠纷已有60多起。
在1997年村民选举理财小组组长时，老吴得了全票。上任后，除督促村委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外，还把全村收支帐目打印成明白纸发放到每家每户。自此，太二村水利工程、计划生育、村庄规划、社会治安等村务，在全乡率先完成。2003年获得全国计生协会先进单位。
在吴华山的提议下，原太平乡老干部党支部与建设村党支部建立了联谊关系，帮助他们成立了80人的“庄户文艺宣传队”，常年活跃在乡村，使这个村油地关系融洽，村风村貌有了大的改观；吴华山在老干支部成立了党员参加的基金会，每年积累资金18000元，用于老干部、老党员的病灾和生活急需，这项活动，坚持了12年。农民的急需，就是吴华山的所为，太二村村民胡树祥，对安装沼气池不认识，吴华山亲自说教，并借给他200元钱，购买沼气罐，得以顺利安装，很快完成了全村40个沼气池任务。
吴华山是个闲不住的人，现在他又牵头，组织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年人撰写“村志”，30万字的太平镇百年史，计划2016年底完成，为“老骥立功”再添新篇章。
吴华山自退休后连年被评为东营市退休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省市模范老人、东营市十佳文明市民、东营市十佳业余文艺活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马建华和她组建的庄户文明宣传队
马建华，40多岁，在太二村人见人夸，可算个大忙人。连续几年被推选为村计生主任、妇女主任、村红白理事会理事、党支部副书记。
人物名录
杨士亭在四平战役中壮烈牺牲。
李金杰副团级空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牺牲。
村里历任带头人
1964年8月太二村建立党支部，共有党员7人，杨凤桐担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沾化县太平区委员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杨凤桐、王诗芬、齐振普、赵宝民、胡永柱、张希忠担任党支部书记。
生产大队长孟凡玉；革委会主任孟凡玉；生产大队长齐振普；管委会主任赵宝民；村委会主任赵宝民、吴忠山、段金林、肖存祥、张希忠。
太三村
太三村位于太平街的西边位置，紧靠王庄二干，隔干沟往西就是学校、邮局、医院、以及镇府大楼等政府机关。
全村土地面积600亩，其中耕地面积540亩。2015年全村97户，263人。主要有李、王、赵、凌、吕、姜、郭、马、刘、张、黄、魏等姓氏。其中，赵姓、吕姓、郭姓、马姓、黄姓由利津县迁入，李姓、王姓、姜姓、张姓由滨州市冯家镇黄升乡迁入，凌姓由平阴迁入，刘姓分别由垦利县迁入，魏姓由无棣县迁入。
日臻发展的经济
解放前，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在小农经济状态下，靠租地为生的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他们靠天吃饭，如不遇天灾人祸，仅能维持生计。农民劳碌终年，除交公粮、地租等苛捐杂税外，留下下年种地的种子还欠下不少的债务，若是留下来年的生产费用，就没有足够的口粮。这样每年都有1／3的农户在来年下种时需借粮贷债，年复一年，总也翻不过身来。
村民畜牧养殖，2005年前基本是家庭散养的模式，虽说农民收入都有所提高，但成效不大，仅有几户从事规模养殖，他们是李春岭、凌德全、吕北安。2005年后，村民王希安建设了太三村肉鸭养殖厂，走上规模化、工厂化养殖之路。
本村有少数劳动力从事海水捕捞，魏智军成立了“东营振宇水产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沙蚕、文蛤等海产品远销到日本、美国、泰国、意大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离我们远去的籴粮与粜粮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已经不认识这两个字了，一个是“籴（dí）”、一个是“粜（tiào）”，这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字，生活困难时期庄稼人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这是两个会意字，从字形中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籴”与“买”相近，就是买进粮食，“粜”与“卖”相近，就是卖出粮食。但“籴”与“粜”应用的范围只能是粮食。
籴粮——在40岁以上的农村孩子记忆里，可能都经历过。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每个农户家里，大多都是孩子多，粮食少，生活拮据，副食品供应几乎没有。每到吃饭时，一个个孩子就像饿狼似的，感觉永远吃不饱。家家户户的粮食不够吃，于是只能到集市上购买粮食，填补家用。购买粮食的行为过程就叫“籴粮”。
那时候的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产出的粮食丰收后，由生产队赶着马车，敲锣打鼓、成群结队地交到公社的粮管所里，属于无条件地先上交国家，叫做“交公粮”。完成任务后，剩下的才由队上分配，且不管农户家里能分多少，够不够吃。
赶上哪年收成好了，手头余粮多了，还鼓励农民卖给国家叫“爱国粮”。但如果歉收了，产量不多，农民分到手的粮食就少得可怜。
遇到灾年粮食明显不够吃怎么办？如果这时，你再到公社的粮管所去买粮，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粮管所出售的粮米，只针对手持粮本的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的，只有到集市上去买高价粮的份儿。
那时各家的粮食也都经常不够吃。每到此时，家里的大人们就会到集市上籴粮，每次三、四十斤，就能扛过一些日子。有时是单户一人去，有时还会结伴几个邻居同去，那样还能一起讨价还价，赚个便宜价。
于是有人便自发地易地选址，躲开集市管理，另谋场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黑市交易。
现在想一想，当时一大家子人，全靠父母二人维持，连生计都出现了危机，大人们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一个种粮的人，到头来粮食却不能自给，还要偷偷摸摸地买着吃，那籴粮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农村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家家户户都分了土地，农民有了种地的自主权，地里开始打粮食了，家家户户粮食骤然多了起来，吃不了也放不下了，这时农家开始卖粮了，对，不叫卖粮，叫“粜粮”。籴粮的心酸终于成为了过去。
粜粮，每年的麦收和秋收季节，农民们把吃不了盛不开的粮食大车小辆运到粮站或集市上粜了，换来大把大把的票子，那心情不言而喻。农人们用这些票子买了车、盖了房，从此，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难忘挖沙蚕卖沙蚕的日子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携万里沃土裹一路尘沙逶迤而来，扑向大海的怀抱，在渤海碧浪的轻吻中，孕育出了一片年轻而又神奇的土地——黄河三角洲。受大自然的眷顾，这里的浅海、滩涂辽阔无垠，成为鱼虾蟹贝和鸟类的乐园。沙蚕也因为黄河水的丰富滋养，长得剽肥体壮，受到各国客商的青睐。沙蚕受宠，也让太三村的村民受益。二十一世纪初期，因为一个水产养殖公司落户村里，村民们掀起了挖沙蚕、卖沙蚕的高潮。
沙蚕是一种生活在沿海潮间带滩涂的海产环节动物，形似蚯蚓，蛋白质含量高，不仅可用于垂钓，还可以作为鳗鱼养殖及其他特种水产养殖业的配合饵料添加剂，被称为“万能饵料”。同时，沙蚕还具有重要的医药生物价值，在国际市场上十分抢手。沙蚕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江苏、山东、河北等东部沿海的部分滩涂上。黄河三角洲沿海潮间地区，由于盐度较低，土质肥沃，非常适宜于沙蚕的生长，是我国沙蚕的重要产地。
开始的时候，村民们结伙成群到大海滩上去挖，挖多挖少回来后卖给附近的冷藏厂。后来，这家冷藏厂看沙蚕出口有利可图，就自办公司，争取了大片滩涂搞自行养殖，村民们又开始给这家公司“打工”，成了不签合同的工人。
沙蚕收获的季节，人们带着倒耙，拿着水桶，一头钻进这片沙蚕富集海域，收获着希望，收获着梦想。据村民王和平回忆，每天天不亮，他就坐上公司运送挖沙蚕队伍的客车，早早地来到海边，等潮水一退，立即开始挖沙蚕。他说，他原来是村里有名的贫因户，自从挖沙蚕以来，挣了不少的钱，日子开始翻身，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据了解，当年三大队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参加挖沙蚕，甚至有的全家出动，包括周边村在内，像王和平这样靠常年挖沙蚕致富的农民达几千人之多，人年平均收入在2万元以上。
茫茫大滩涂，勿勿“挖蚕”人；浪花欢笑，水鸟鸣叫……这是当年挖蚕人置身其中的一幅壮美的耕海牧渔图。这幅美好的图画至今让太三村人还高高地挂在心里，成了一幅抹不掉的永远的记忆。
太三村于1962年6月建立党支部，共有党员5人，黄希永担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沾化县太平区委员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黄希安、马学荣、王双玲、李延明、石凤銮、刘宝芳、郭爱同、刘九如、赵立新。
生产大队长王双岭；革委会主任王双岭；生产大队长王双岭；村委会主任王双岭、王希安、李明陆、李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