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在红学几乎成为索隐派和考据派一统天下的时候，李辰冬是第一个接续了王国维的香火，“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的学者，完成了一件“破天荒的创举”。《红楼梦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代表了此时红学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该书出版一年之内六次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据阿城交代，李辰冬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即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我们可以了解周宣王三年（前825年）至周幽王七年（前775年）五十年间发生的史实。
我与李辰冬“相识”，是因为他的《红楼梦研究》。说起来有三十年了。那时，潘家园旧货市场还处在沿街摆摊的阶段。有一个摊位，专卖各种与《红楼梦》有关的书。我骑车路过那里时瞥了一眼，就看见了俞平伯先生那本红学史上因挨批而广为人知的《红楼梦研究》。于是下车蹲下仔细瞧瞧，还是1952年9月初版，上海棠棣出版社印行，首印3000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辰冬”这个名字，不知他是何方神圣。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了一遍，仅就我对红学界有限的了解，似乎从未听谁说起过这个人。但我还是决定接受书的主人的建议，把这本书也买下来。我当时主要是好奇，想知道先于俞平伯先生写出《红楼梦研究》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人，他的这本《红楼梦研究》又是一本怎样的书。不过，有很多年，我都没有再碰这本书，李辰冬这个人几乎也被我淡忘了。一晃到了十几年前，看到与《红楼梦》有关的书在市场上卖得不错，我忽然想起还有这样一本书，找出来读了一遍，觉得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不想冷落了它，遂推荐给汉唐阳光的老总尚红科兄看看，他也觉得是个不错的选题，便决定整理后重新出版。
那么，他从三百篇里发现的原理法则有哪些呢？他总结出七大原理，十六法则。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原理法则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先看原理：
第一，三百篇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所以必须追寻出每篇作品的情感，才能真正了解这篇作品。作品既在表现情感，而每字、每句、每章都为表现这种情感而设，假如找不出情感之所在，每字、每句、每章就失掉了对象。
第二，三百篇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以形象的文字来表现，所以解释一句诗时，不仅注意其意义，最重要的还要解释出其形象。
第三，集字而成句，集句而成章，集章而成篇，其中必有连贯性，也有完整性。必须解释得文从字顺，意义连贯，不得像汉儒那样的章句式，自己懂的就解释，不懂的就不解释；也不能像宋儒那样，只解义理而不注重字句。更不得蹦蹦跳跳，不顾字与字、句与句、章与章的连贯。解释一篇诗，必须全篇通释，从第一个字解释起直到最后一个字，这样，自己也知道解释的通不通了。
第四，每解一个字，必得一个字换一个字，换言之，就是古字是什么，今字是什么，不得增字，更不得增义，像汉儒那样。
第五，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用最恰当的文字来表现他的情感，我们必须由作品的一字一句来追寻作者的情感，然后再以这种情感来证实作品的一字一句是否恰当。不得引他人的解释作解释，更不得引他人的解释作定论。
第七，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事，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个称谓、这件史事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这样，才能使你切实了解这个字，切实了解这个成语，切实了解这句诗，切实了解这个地名，切实了解这个人名，切实了解这个名称，切实了解这个称谓以及切实了解这件史事。否则，心中总是含混不清，不敢决定。
这是七条必须遵守的原理，还有十六条法则：一、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低曰旄丘”“所出同所归异为肥泉”“丘一成为顿丘”“景山，大山也”“上宫，所期之地”。旄丘、肥泉、顿丘、上宫、景山都是地名或山名，必须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与诗义的了解上有莫大的关系。
二、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三、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四、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六、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流归于何处就认为满足。
七、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当然，典籍沦亡，有些人物无法详细的考证，但不能不作此企图。
八、如将同一人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或一段故事。
九、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十一、凡是连类对举的诗句，其意义都属同类，必须找出类似的意义才算正确。
十二、《诗经》中有一些成语，如罔极、不淑、舍命、不显等等，都是连用，有其独特的意义，既不能分开作解，也不能用后世衍出的意义。
十三、《诗经》中有一些廋语，如《东门之枌》篇“贻我握椒”，《椒聊》篇“椒聊之实”的椒；《候人》篇“季女斯饥”，《车舝（xiá）》“匪饥匪渴”的饥与渴，都是开玩笑的双关语，不能作表面意义的解释。这一点关系到作者的性格与作品的风格，不可忽略。
十五、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十六、凡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名物、一种称谓、一件史事，都要照顾到三百篇的同一个字、同一个成语、同一句诗、同一个名物、同一种称谓、同一件史事，不能单独作解释。
阿城说，他“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不过，李先生的这套“科学方法”，虽然看似十分严酷，却也实事求是，安全可靠。其结果，李先生也可谓“求仁得仁”，凭着这套他所谓的“科学方法”，终于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上的，一是成果上。方法上的又可分为三项：一是打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迷信；二是冲破学术上权威领导的桎梏；三是击碎考据家的樊篱。在成果上边，有四项成就：一是发现一位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学家；二是宣王复兴与幽王亡国史的发现；三是古代社会真面目的发现；四是古代地理的发现。”
李辰冬的“科学方法”既诚实而有效，考察其来历，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他教过一门功课《工业心理学》。这是一门现代科学，建筑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其主要方法是先从数目字来发现现象，然后解释现象，最后解决问题。于是他说道：“我是研究文学的，自从教了这门功课后，时时在想：这样简单，这样方便，而又这样科学的方法是否可以应用在文学研究上呢？文学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易的，怎样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呢？整整想了一年想不通。”
虽然想不通，却挡不住他在实践中探索，最初的实验品就是《诗经》。他将《诗经》里用到“诗”字的做一统计，结果发现只有三次，即《巷伯》篇“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卷阿》篇“矢诗不多，维以遂歌”，与《崧高》篇“吉甫作诵，其诗孔硕”。他很奇怪，又查了甲骨文、钟鼎文、《易经》《尚书》，发现只有《今文尚书》用了两次，即《尧典》的“诗言志”，《金縢》的“于后公乃为诗以诒王”。《诗经》既是周朝的作品，为什么在周以及周以前的典籍中很少见呢？而《诗经》中用到“歌”字的却有十四处，通过分析这十四个“歌”的用法，他发现了“诗”与“歌”的功能是有区别的，“诗”是用来言志的，而“歌”是用来抒情的。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人有抒情的愿望早于言志的愿望，故先有歌而后有诗，诗是歌的延续，也是歌的形式的固定。这一发现颠覆了文学史上诗在先而歌在后，歌出于诗的传统看法，也给他以鼓舞，实践证明了统计学用于文学研究的有效性，也开启了他用新方法研究《诗经》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