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诗经》，作一学习汇报。一些观点是引用、借用的前贤和专家的成果。一些是我自己臆断、发挥的，肯定有谬误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批评指正。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多人且无名作者创作的约五百年间的305首诗歌。《诗经》原本叫《诗》，除了现存的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诗经》又称“诗三百”。
今天的交流分三个章节，求教于大家：一、《诗经》与诗国；二、《诗经》与孔子；三、读《诗经》与做人。
一、《诗经》与诗国
1.中国是诗之国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只有中国把诗歌奉为经典，称其为诗经，并把《诗经》列入“四书五经”之中。“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四书五经”是举世闻名的东方“圣经”，是光照千秋的文化瑰宝。
虽然，中国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见诸记载的诗歌不是《诗经》中的篇章，而是一首《麦秀歌》。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有明确作者的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译：
麦子吐穗，竖起尖尖麦芒；枝叶光润，庄稼茁壮生长。
哦，那个顽劣的浑小子啊，不愿意同我友好交往。
《麦秀歌》感情丰沛，饱含血泪，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以致于亡国的痛苦、愤懑心情。从诗歌的格式和风格上看，《麦秀歌》与《诗经》近似。
《麦秀歌》当作于西周初年。据《东史纲目》记载，殷纣王亡国后，箕子在封于古朝鲜后的第四年，曾经回中原朝周，写了《麦秀歌》。箕子是商朝旧臣，是商纣王的叔父，生长于古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中国是信奉诗教的国度。诗，言+寺。语言住在寺庙里，不是宗教是什么？中国人骨子里、精神里都有诗的因子、元素。CCTV中国诗词大会何其火爆，其原因大概在此。
中国人都是诗歌的读者、作者，受益者、传播者，甚至是诗人。几乎人人都会背诵几首唐诗宋词。
以河南为例，中原大地更是诗歌的重要发祥地。十五国风多数诞生于河南。就一条流经安阳、鹤壁的淇河，写进《诗经》的就有20多篇。唐诗，尤其宋词多诞生于河南。自古河南诗人众多。公元前300年左右，屈原第一次被流放汉北（约在今南阳淅川、西峡一带），有感于秦楚丹阳之战楚国伤亡八万人之众，登岵山作《国殇》等。两汉和三国的赋、乐府以及建安文学诸子的诗文，多诞生于河南。张衡、庾信、岑参、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李贺等均为河南人。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范仲淹、李清照等长期在河南为政和生活。
自胡适1916年开始创作《尝试集》，新诗一百年中，河南诞生了众多诗人：鲁山人徐玉诺，睢县人苏金伞，西平人于赓虞，唐河人李季、马新朝，卫辉人王绶青，沁阳人李清联，济源人王怀让等。台湾大师级诗人周梦蝶、痖弦分别是南阳人、淅川人。现在的河南省诗歌学会、诗词学会等会员众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河南写作古体、新诗的作者有两万人以上。
撰写《道德经》的老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诗人，其语言之简练、凝练、深邃，所包涵的思想难道不是“诗”吗？
编辑、删改《诗经》的孔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诗人，他是那么喜欢喜爱诗歌啊！他编撰《诗经》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恢复周礼、为统治者服务吧？
2.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歌词集
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诗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
《诗经》是诗，同时又是歌词、国歌、民谣、民歌。《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惟余歌词，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
风分十五国风，多是各国民歌、民谣；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地区），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抗张时期，游国恩先生曾在西南联大讲《诗经》，对十五国风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
“它们产生的地区，除周南、召南在江汉、汝水一带外，其余十三国风都在黄河流域。”
雅分大雅小雅。“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分《商颂》《周颂》《鲁颂》。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
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有人说，周公创作《周颂》主要目的在于：记录重大事件以备歌功颂德；显示尊卑贵贱以示身份差异；维系社会成员团结以求文化认同。
但据清华简研究者考订，作者除了周公，还有周成王等人。而且，其文句与现在流行的版本有不小的差异。
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赞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为什么只有《鲁颂》，那么多诸侯国没有“颂”诗收录？因为鲁是孔子的故国。孔子爱国嘛！这是我自己的推测。
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是商朝遗民迁居宋国之后的追思之作。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那》、《烈祖》、《玄鸟》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为什么说《诗经》可以称之为歌词集？
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有人认为它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歌词集。
《墨子·公孟》记载：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能诵读，能演奏，能歌唱，能舞蹈，与音乐、歌舞节目何异？
或者干脆就是一台交响乐！
在乐谱无传的情况下，通过对《诗经》文本的节奏句式、韵部转换和章节划分三个方面的考察，现代音乐教育家杨荫浏等人认为，同调反复的分节歌形式是《诗经》时代的基本曲式，而后代民歌与艺术歌曲的一些常见曲式，在《诗经》时代已基本具备。今天，我们以诗歌对待也是没有问题的。
杨荫浏(1899～1984)，音乐教育家，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他是公认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他对无锡道教音乐、青城山道教音乐、中国基督教圣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五台山寺庙音乐、湖南宗教音乐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堪称宗教音乐研究领域的先锋。
诗经中的《毛诗序》关于是诗的理论批评，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
“诗言志”。志，《说文解字》云：“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
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
《尚书·虞书·舜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即便《舜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肯定由来已久。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
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
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
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先王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
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刺时，也一定要主文而谲谏，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中。
南朝宋时，淅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
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范晔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诗经的内容及创作方法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
诗经的内容及其创作方法，《毛诗序》说得很清楚：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二、《诗经》与孔子
1.《诗经》的成书年代
《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真正成书并列入经典，则又延迟了400年左右：
因为《毛诗》约成书于西汉。
更因为董仲舒把它列入经书之中。原来只叫《诗》的。
西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曾说：“《诗》、《书》序其志（传达思想、情感），《礼》、《乐》纯其美（规范秩序、制度），《易》、《春秋》明其知（历史、智慧）”。这说明，儒家的“六经”的内容已经明确。故诗经被称为经，当不晚于西汉。
2.诗经的收集者、编纂者
是谁采集了这些诗歌？
《诗经》中的作品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了宴飨中的乐歌等。
又是谁编辑了这些诗篇？
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代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
整理、修改、编定《诗经》的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
孔子之前，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
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的存在。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并作为他与学生的教材。孔子自己说过：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已经故去的河南大学老教授高亨先生说过：
可见，诗经是经过孔子重订的。
江西海魂侯墓出土穿衣镜上的孔子像
那么，孔子是如何结缘《诗经》的呢？
孔子是咱们同行，是新闻出版工作者，是记者，是编辑，是主编，是总编。
说诗经，不能不说孔老二。老家的民谣：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活了73，孟子84。
古代圣人如此，老百姓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今天则不同了，大家生活的好，又注意养生，年龄大些也无所谓。为什么？今天的人很少立德、立功、立言，生命质量一般啊！
孔子不仅立言，有《论语》，还编诗，编书。除了诗经之外，他还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半生周游列国，困顿颠簸。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人72。有72人非常出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子贡、子路、子有、曾子等。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是颜渊，孔子称他：“不迁怒，不二过。”就是不会随意对他人生气，不会同一错误犯两次，可惜颜渊英年早逝。
3.孔子见老子问的啥？
2500年前左右是世界和东方文化、哲学、文学的高峰期。
咱们河南夏邑县有孔子还乡祠，说孔子的祖籍在夏邑。
其西民权是庄子故里，其南鹿邑是老子故里。
2500年前，那可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金三角”啊！
孔子出了趟公差，办了件正事儿。
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历代礼乐制度方面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故事,不仅见于《史记》等正史记载,也见于老子彩图(相传春秋末期)和汉画像砖。
入周问礼处碑今安在？
在洛阳市东关大街北侧，有一青灰色砖石碑楼。正中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字。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河南府（治洛阳）尹张汉书丹、洛阳县（治洛阳）令郭朝鼎刻立。我前些年去看过，还写了一首诗《洛阳东大街》：
花鸟虫鱼，书画装裱，真假古玩
都被幌子和高跟鞋跟踪
（雍正丁未年的“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碑距今不足400年）
老子掰着坚硬的锅盔与喝着洛阳汤的孔子攀谈
返鲁，孔子如此告诉弟子：“其犹龙也”
在市井捧一小盆康平寿摇动招财猫风铃的人
套用四字有赠：其犹凤也
洛阳市东关有条小街名叫“东通巷(旧铜驼巷)”，巷北头，现在的市24中学家属院，即是传说中的老子故宅。数年前，室内尚存两间厦房，三间大正殿，三间大后殿，后来台上的后殿被拆除，正殿、箱房也多翻修，为青瓦青砖土本结构。儒道两位先驱就是在那里会晤的。现在市24中学西门外河边竖一通石碑，高3.56米，宽0.92米，有一结构严谨的牌坊式碑楼拥护着。碑面阴刻“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9个大字。此碑是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河南府尹张汉与洛阳县令郭朝鼎重修文庙(孔庙)时立的。原立于瀍河影院附近，后迁至东关大街。近年迁至瀍河边老子故宅西侧。
孔子入周问礼碑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载,东周敬王二年（前518年），孔子偕南宫敬叔俱由鲁（山东曲阜）适周（洛阳），问礼与老子（即李耳，时为周天子史官），学乐地苌弘（周大夫）。并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案庙朝之度。终而叹曰：吾至文化及礼乐制度之中心。孔子很早就想到洛阳“观先王之制”，考察“礼乐之源”和“道德之归”。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通过鲁国旧贵族南宫敬叔的关系，获得鲁昭公的准许和一车二马的支持，千里迢迢到了洛阳，找到当时的大学问家老聃(dan)询问礼乐。
老聃即道家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当时为周朝“守藏室之史”。
老子与孔子的对话，《史记》这样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老子对孔子说：你所要问的那些人，他们和自己的骨头早腐烂了，只剩下他们的话罢了。况且，君子逢到好的时代就出来干番事业，遇到不好的时代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好的商人深藏钱财，好象一无所有；很有德性的人，外表看起来却像是遇笨。去掉你的骄气和想入非非、装模作样和不切实际的奢望吧!（这些）对你都没有什么好处。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
孔子听了老子的话，回去对自己的学生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翻译过来就是：
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野兽，我知道它能跑。跑者可用网对付，游者可以用钓丝对付，飞者可以用弓箭对付。至于龙我却无法了解，它乘风驾云直上青天。我今天见的这位老子，大约就是像龙一样的人物了。
孔子还游览了周天子召见诸侯和举行国家大典的明堂、祭祀祖先的太庙，祭天地的社坛等，从而对制定了西周礼乐制度的周公更是崇拜。洛阳之行，孔子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鲁国后，向他求学的人更多了。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道德经》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条。这十六条中有八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
《吕氏春秋》一书，乃是汇合儒家、道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贵公篇》说老聃“至公”；(2)《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等等。
有关老、孔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典籍记载，见于儒家学派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日”。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
先秦的三大不同学派都共同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百家、独尊儒学的学术气氛下的汉儒作品，如《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孔子学于老聃”，《孔子家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所有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孔子学于老聃”。
(1)孔子十七岁时问礼于老子，高亨据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根据《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持此说
(2)孔子三十四岁时问礼于老子，清人阎若璩据《曾子问》中关于孔子从老子助葬时“FI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推算出当时孔子的年龄。
(3)孔子五十一岁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篇》记《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黄方刚认为：“老子居沛，庄子屡言之，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
（4）孔子五十七岁时问礼于老子。黄方刚又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也有四种说法：
(1)《史记》的《老子传》、《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于周(今河南洛阳)。
(2)《礼记·曾子问》说孔子“助葬于巷党”，而巷党可能是鲁地。
(3)《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与老子故乡相隔不远。
(4)《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居陈三岁”，而老子是陈人(苦县原属陈)，因此，孔、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
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
所谓“礼”，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礼”，狭义的指婚丧朝聘方面的“礼”。年轻时的孔子，问礼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礼。例如：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又如何处理，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后的孔子问礼的内容，就不限于上述方面的“礼”了。据其他古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还向老子请教了“持盈之道”，老子还向孔子谈到万物的生成化育等问题。
三、读《诗经》与做人
1.《诗经》与入周问礼有无关系？
有关系！
因为《诗经》里边也有大量关乎政治、礼仪、秩序的内容，和孔子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有关联。
孔子入周问礼，不仅仅是问了礼制，问了音乐，说不定还和老子有过一场文学对话。
一些专家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与老子还十分可能谈到《诗》、《书》、《易》等古典文化。
《左传》记载韩宣子访鲁时看到《易》、《象》与《春秋》，曾说“周礼尽在此矣”。这说明《易》是包括在“礼”中的。
《左传·昭公二年》如此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
由此可见：古代所谓“礼”，的确是以易象为重要内容。孔子曾向老聃问礼，以老聃为师。即是说孔子确向老子学过《周易》。这个《易》，就是“礼”(理)，也即是后来他所说的“道”，实同事而异名。
又《庄子·天运篇》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问道于老子，求之于度数，求之于阴阳”。这里的度数、阴阳便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很有可能是受老子的启发和影响。我个人还认为：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要远大于孔子，而老子对于《易传》的影响也远大于孔子；在天道观方面，老子思想是从《易经》到《易传》的承先启后的中间环节。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可见他在未再见老子之先，对于“性”与“命”的哲理，是采取谨慎态度的，必须到他晚年，再见老子，接受老子的启发之后，才有新的进境。所以在他晚年，有这样的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
2.孔子编纂《诗经》有据
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有下列二事：
申公，鲁人也……事齐人浮邱伯受《诗》，汉兴……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上(武帝)因废明堂事……申公亦病免归。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日：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辜……(后)疾免。
由上列两段引文，我们可以明确下列情况，其一，申公与辕固，为汉初《鲁诗》与《齐诗》今文学派专家，而申公受《诗》于齐人浮丘伯，可见齐诗与鲁诗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其二，两个诗家均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对老子学说采取敌视冷漠的态度。其三，两人都是以同样的原因在政治上失意。
今文学家另一个治《诗经》的流派——韩诗：《韩诗外传》作者韩婴直言不讳地说孔子向老聃问学，并连篇累牍地载着老子的语言，如老子日，“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等。
《韩诗外传》卷五：武王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
《汉书·儒林传》这样描述韩婴，言明河北人、北京人也爱《诗经》：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更明确: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但也要大胆怀疑下，《诗经》编纂之功，也不能全记在孔子头上，恐怕他的弟子们也做过一些工作。
3.从孔子看为啥要读《诗经》
首先，孔子是个政治家。
孔子是个不甘于寂寞，不甘于让社会混乱无序、王道法治沦丧的政治人。
孔子编撰《诗经》也是为了国家大事，为了恢复、振兴周礼。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强迫他。
他有家国情怀，有达济天下之志。
这是中国文人的优良品质。
孔子一生，总是在试图为纷乱的社会、无序的精神找到秩序、规矩和家园。就像他周游列国一样。没有人强迫他！
他就是要说话，就是要当主编，就是要周游列国，就是要碰壁，也就是要流芳万代！也只有他是第一圣人，能够流芳万代，垂范后世。
一句话，孔老二很任性！
虽然它没有当过多大的官职，也没有以一己之力扭转周王室的衰微，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但他及其弟子们留下了一部可以治天下的《论语》。宋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因此他是政治家，是哲学家，是思想家。
所以，孔夫子了不得！
其次，孔子是个优秀的文化人。
我觉得他是个诗人，是个编辑家，是个有诗歌情怀的诗歌编辑家！
如果他不喜欢诗歌，他也不会编纂《诗经》。尽管他的出发点可能不一定全是为了文学。
再次，读《诗经》就是读人生。
如果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可以说，一部《诗经》知人生！
因为《诗经》里有风雅颂，有赋比兴；有爱情，有历史；有感悟，有思考。
人，赢在气质，活在内涵，要做典雅之人，必先读《诗经》；要做风雅之士，必先诵《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