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秋天，大自然中最活跃的当属鸣虫。鸣虫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联，二十四节气中的很多节候都是根据鸣虫的表现来定义的。如立夏“蝼蝈鸣”，夏至“蜩始鸣”，小暑“蟋蜂居壁”，立秋“寒蝉鸣”，秋分“蛰虫坯户”，霜降“蛰虫咸俯”……那么，古人为什么对鸣虫情有独钟？为什么将鸣虫视为“灵虫”？蝈蝈、蟋蟀、油葫芦为什么被并称为“三大鸣虫”？促织、夜鸣虫、地喇叭等别名是怎么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用虫鸣治疗失眠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南宋宰相贾似道为何被称为“蟋蟀宰相”？
古人为什么视鸣虫为“灵虫”
《诗经·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古人为什么喜欢鸣虫？当然与其善鸣有关，也有《草虫》诗中那份缠绵和寄托，但更重要的是虫子身上惊人的繁衍能力带给古人的一种惊奇和想象。以螽斯（蝈蝈）为例，古人认为这是一种灵虫，“一生百子”，是多子的化身，崇尚多子多福的古人自然对其十分迷信。《诗经》中的《螽斯》就特别强调了“宜尔子孙”一语：“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蝈蝈张开翅膀，在低空群飞；子孙众多，预示家族兴旺。
古人因此认为“螽斯衍庆”。而繁殖能力超强，这是自然界中“虫家族”的共同特点，即便令人讨厌的蚊蝇都有这本事，所以古人专门用表示子嗣众多的“昆”字来定义“虫家族”，称为“昆虫”。
古人如何赏鸣虫
《开元天宝遗事》：“以小金笼捉蟋蟀”“夜听其声”
古人喜欢鸣虫，进而形成了一种浓浓的“虫趣”和丰富的“虫文化”。
自然界善鸣的虫子很多，古人最喜欢的主要有蝉、蟋蟀、蝈蝈、扎嘴、油葫芦、金铃子等，多属昆虫纲中的“直翅目”。
从史料记载来看，蓄养鸣虫最先似乎是在皇帝后宫流行的。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宫就流行赏鸣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王仁裕如上所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玩虫记载，有人因此推测中国人玩虫始自唐朝，也可能更早。
王仁裕所记是否可靠？应该不虚，后宫深似海，“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而唐玄宗的嫔妃尤苦。据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诗原注，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对其他嫔妃们来说，金笼里的虫鸣无疑是赖以打发孤寂无聊日子的一种方式。
民间认为虫鸣可治疗失眠症。传说，唐太宗有失眠苦恼，画家阎立本奏入眠秘方——夜听蛐蛐，果然见效，从此唐朝后宫蓄养蛐蛐成风。蛐蛐即蟋蟀，是古人蓄养的主要鸣虫之一，与蝈蝈、油葫芦并称为中国“三大鸣虫”，促织、夜鸣虫、地喇叭等别名皆因其鸣声而来。
蝉鸣也是古人喜欢听的一种叫声，唐诗中有大量的咏鸣蝉诗句，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写过一首著名的鸣蝉诗《赋得弱柳鸣秋蝉》：“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当年唐长安还出现了养鸣蝉“斗声”之风，以蝉的鸣声长短来赌输赢。
为了让鸣虫根据人的需要来鸣叫，古人发明了不少“诱叫”之术，利用鸣虫对异物、异体、声、温、光等敏感的现象，诱发虫鸣。如在雄虫中放进雌虫，为了表现，雄虫就会使劲地鸣叫。为了听到理想的虫鸣，有人还在鸣虫的翅膀上点药，鸣声就会改变，行话称作“药叫”，这在明清两朝的京城虫家中间很流行。
古人“斗虫”始于何时
《负喧杂录》：“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
除了欣赏美妙的虫鸣，古人的“虫趣”还有看虫形、观虫势。什么样的虫子最好，怎么看出是好虫？用现代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给虫子“约架”，古人叫作“斗虫”。
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载：“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这里的“蛰”，就是蟋蟀。
斗蟋蟀往往从大暑节气玩起，一直玩到深秋。斗虫起初是图个好玩，后来渐渐变坏了——通过斗虫赌博。南宋姜夔咏蟋蟀词《齐天乐》前面的小序称：“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南宋时最会斗蟋蟀的高手当属官居宰相高位的贾似道，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专著《促织经》就是他写的，贾似道因此有了“蟋蟀宰相”的外号，民间戏称他为“贾虫”。
到明清时，斗蟋蟀之风刮遍全国各地，尤以京城玩虫最负盛名。据明刘侗、于奕《帝京景物略》，秋七月京城有风俗：“是月始斗促织，壮夫士人亦为之。斗有场，场有主者，其养之又有师，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斗虫被老北京视为“京秋雅戏”。宫里斗虫更是热闹，连不少太监都是斗虫高手。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是月（秋七月）也，吃鲥鱼为盛事。赏桂花，斗促织。善斗者，一枚可值十余两不等。各有名色，以赌博求胜也。”
到清朝时，斗虫甚至成了民间的一种谋生手段，俗称“露天职业”。斗虫队伍也扩大了，除了蟋蟀，蝈蝈、黄铃等也爬进了“斗场”。（李令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