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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1山东
本人专业研究易学30年，相信这个话题还是有资格谈一谈的。如果非要说，周易是什么书籍，那么周易是卜筮之书，这是古往今来学者都认同的。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周易，但周易到底是什么，却很少人能说清楚。有些人觉得周易就是算卦、看风水的书。许多学者认为周易是古人占卦的记录，或者不是周文王本人所写，这些认识都不对。筮卦本身是占筮工具，而《周易》是周文王借筮卦体裁写的六十四篇政论文。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预测学，是从战国以后所形成的周易哲学体系中延伸出来的，与《周易》内容完全不同。
商周之际，在周文王（当时称周侯）姬昌的领导下，周国革命如火如荼，不断提升国力，开拓疆域，对当时的中心国商王朝形成了威胁，商纣王便设计把周文王关在羑里囚禁了七年。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周文王不希望周国的革命大业就此终结，便借用周国传统的筮卦形式写了六十四篇策论，提出了一系列战争战略思想和安邦兴国的大政方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易》。《周易》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推翻商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历史进程看，以周文王领导的周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以推翻腐朽残暴的商王朝为目的，其思想路线亦可视为革命思想、革命路线。周文王在《周易》六十四个卦爻辞中提出了一系列建国方略和各项方针政策，涉及到战争策略、国家体制建设、思想建设、社会管理、教育方针、水利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六十四卦中的每一个卦辞，即是一个中心论点，六个爻辞则是这一论点的延伸。
关于时局与对策，周文王在“元亨利贞”系列卦中勾勒出五个阶段性政治策略。
在《屯》卦中，指出在革命力量处于弱势时，先要扩大武装力量，健全政治体制，而不要急于采用军事冒进手段。
在《随》卦中，指出当军事力量转向我方为强大时，要联络、发动各阶层力量追随自己。
在《革》卦中，指出当革命力量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要不失时机地在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上破旧立新。
在《无妄》卦中，指出革命胜利后要让旧势力完全绝望，让他们脱胎换骨，防止死灰复燃。
在《乾》卦中，指出革命完全胜利后，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提升新的高度。
关于政治体制的构建：
在《离》卦中，提出新政权的建立是以旧体制消亡为前提的哲学思想。
在《比》卦中，提出要建立一种以宗亲为主体的封建制的国家政治体制。
在《大有》卦中，提出幼君继位要建立大臣辅助制，这种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后宫篡权、宦官乱政的危害而言。
在《大畜》卦中，指出大人要控制小人，做到养而勿用。
关于战争战略思想：
在《师》卦中，提出要按照战争状态建立民兵编制的战略思想，使老百姓平时务农，战时打仗，即寓兵于农。
在《豫》卦中，指出要利用祭祀舞蹈的形式训练民众练武，提高战斗力。
在《谦》卦中，提出了新的战争理论，即战争要以实现扩张领土、增强实力为目的，以政治宣传为手段，做到师出有名。
在《中孚》卦中，提出要培养战士不屈不挠，勇敢善战，勇于牺牲的思想品德。
关于政治形势与发展策略。
在《涣》卦中，指出在当前人心背离的社会状态，作为新生力量，要推动旧秩序的解体，此谓不散不聚，不破不立。
在《萃》卦中，提出在新兴力量尚处在分散弱小的时候，可以利用宗亲关系把民众聚集起来，要让他们看到希望。
在《同人》卦中，指出要分阶段、分步骤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复》卦中，指出要吸引各种人才来投靠自己，包括那些从自己阵营里出去的人，既往不咎。
在《泰》卦中，指出要善于吸纳社会名流来辅佐自己。
在《咸》卦中，提出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
在《大壮》卦中，指出武装力量强大了，必须要及时强化相应的组织机构，避免成为乌合之众。
在《小过》卦中，指出弱小者只要有志超越，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
在《升》卦中，指出成就事业要循序渐进。
在《丰》卦中，指出为君者要善于借用民众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要始终保持领导者的权威。
关于政治管理体制的建设：
在《剥》卦中，提出要善于抓主要矛盾，用分级管理的方式治理国家。
在《临》卦中，提出领导者要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
在《蛊》卦中，提出以竞争定人才的选拔机制，用英才而不用庸才。
在《家人》卦中，制定了以家族制为单元的社会管理模式。
在《否》卦中，指出在组织内部，决不能搞小团体、小宗派。
在《贲》卦中，提出要建立专职警卫部队以管理社会秩序，保卫京畿安全。
在《讼》卦中，指出领导者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但下属也不可因此而骄纵地固执己见。
在《明夷》卦中，指出当权者不可对下属傲慢无礼，甚至打击迫害不同政见者。
关于教育体制：
在《观》卦中，指出要建立各地宗庙祠堂，用宗法思想管理社会、教育民众。
在《颐》卦中，指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在《蒙》卦中，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反对灌输式教育。
对水利、基本建设的要求：
在《需》卦中，指出建设住宅必须要做好排水工程，也比喻好事要做到点上。
在《习坎》卦中，指出要结合汛期加高堤坝，防止水患。用在思想建设上指要建立统一的社会行为规范。
在《既济》卦中，指出做事要顺势而为，还要防患于未然。
关于人事管理体制的建设和要求：
在《艮》卦中，指出不要让目光短浅的人担当重任。
在《睽》卦中，指出永远不要相信思想观念错误的人的言行。
在《夬》卦中，指出那种得志便猖狂的人是危险的，成不了大器。
在《履》卦中，指出做人要讲分寸，不要欺凌那些一时不得志的人，否则将来必会受到极端报复。
在《困》卦中，指出在遇到挫折时可暂时隐退，但不要自暴自弃。
在《遁》卦中，提倡知难而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行事原则。
在《鼎》卦中，指出为臣者要端正自己，并勇于替国君担当责任。
在《未济》卦中，指出当社会秩序混乱，黑白颠倒时，不要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现状，要善于等待时机，现在做不到的放到将来再去做。
关于婚姻思想：
在《归妹》卦中，提出要利用联姻形式建立政治联盟。
在《姤》卦中，指出婚姻要讲门当户对，要保持高贵贫贱的社会秩序。
在《渐》卦中，用大雁交配的例子说明做事要讲究适宜、恰到好处。
关于思想道德建设：
在《大过》卦中，提出当你感觉孤立无援时，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的恐惧心理。
在《旅》卦中，指出出门在外要低调做人，遇事要留后路。
在《震》卦中，指出做人要有修为、有度量才能成大事。
在《解》卦中，指出要善于用智慧化解社会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
在《晋》卦中，指出皇亲国戚不可仗势掠夺国家财富，要用实际行动建新功，立新业。
在《井》卦中，指出做人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还有善于接受有缺点的人。
在《节》卦中，指出做人要善于节制自己，不可放任自流。
以上所述，只是《周易》卦辞的核心内容，爻辞中尚有更多、更细致的思想，限于篇幅未能详加表述。
由于周文王处在商纣王的监控中，所写卦爻辞的真实思想不是直接表达的，必须结合卦象规则才能通晓，故此要读懂《周易》必先懂其卦象规则。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卦名之字是周文王根据卦象造出来的，在甲骨文中也找不到，即便是《说文解字》也难以解释到位。
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个卦就是一篇治国方略，可以说她是八百年周王朝的政治基石。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之际，能够诞生出这么一部伟大的政治巨著，有这么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国之瑰宝，其巨大的社会价值绝非其他历史文化遗产可比拟。
《周易》文字历经几次历史劫难，能够完整、原始地保存下来，可说是中国上古文明的活化石。《周易》所表达的是王者之道、安邦定国之道。通过《周易》，我们可以看到周国由小到大的发展史，看到在强大商王朝重压下周国艰难困苦的奋斗史；可以看到在周易思想的指导下，周武王率领群雄横扫商军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周易思想也为此后三千年的封建体制和封建文明奠定了基调，战国以后形成的周易哲学更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端和源流。
《周易》本质上是一部哲学书籍，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周易》实质上是唯物主义，《周易》虽不否认有鬼神，但把“鬼神”归结为未被人类认知和掌握的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鬼神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却不是那种怪力乱神。《系辞传》有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周易》认为，只要言语行动符合自然规律，即为“无咎”，就会得到神的助佑，反之则鬼神不佑，《周易·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鬼神归根到底就是维护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神秘力量。人道效法地道，顺应天道，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就是《周易》“《易》与天地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
《周易》的认识观有三点，即变易、不易和简易。《周易》认为，万物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并且周而复始，这就是“变易”，所以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没有变化就不会产生现象，没有现象就不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释《易》也要用“变易”的方法和规点来解决。故《系辞传》就说：“爻者，言乎变者也”。意思就是卦是由爻构成的，爻是会变动的。爻的变化产生象，透过现象才能看到本质。事物的本质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观察现象而总结出来的。爻的变化还会形成新的卦，所以64卦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爻是卦中最活跃的因素，爻的变化使64卦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就使《周易》64卦具有了普遍联系的属性。64卦都是由十二消息卦变化而来的，而十二消息卦自身有规律的阴阳消息、循环往复，这就使64卦之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联系。卦与卦之间除了卦变的关系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搞清楚卦与卦之间的各种关系，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理解每一卦。这就是《周易》普遍联系的观点。
《周易》认为，象的变化都是有数的，比如月盈月亏、四季更替，这种变化之中就都是有数的。月亮盈亏的周期为30日，四季更替的周期为365日等。万物无论如何变化都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变化之中都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这不变的东西就是规律，亦谓之“道”。《系辞传》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把某种形象固定为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器；而把某种形象上升到理论层面，那就是道。支配万物运动变化的这种不变的规律，就是“不易”。《易经》认为，掌握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就可以利用规律，把一切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这就是“简易”。《周易》就是一门极其简单的科学，它把天地万物归结为阴阳两个方面，用阴阳的变化来模拟自然规律和人类实践，从而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何其简易！阴阳论实际就是矛盾论，而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从变易、不易和简易中又会衍生出了象、数、理的概念，有象必有数，象和数的结合又生出理来，象、数、理三者必然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易》就是研究象、数、理三者之间的统一规律的。每一卦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主题，这就是理。卦爻辞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或主题来讲的，就像写散文一样，要求“形散而神（理）不散”。也像写议论文一样，一切论据都是为论点（理）服务的。《易》学界把研究《易经》的人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并按不同的方向去研究《易经》，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即使有研究成果，也是片面的，有缺陷的。象、数、理一定要高度统一才对。
总之，《周易》认识到，宇宙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而这种运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人类可以利用这种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并可以使一切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宇宙的运动变化是通过象来反映的，而“象”都是物质的运动变化，所以《周易》是唯物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就是“理”，理即规律。《周易》的一切理，都是通过阴阳来演示的，《周易》认为宇宙万物都可以分为阴阳两个方面，这就是全面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周易》认为，演绎万事万物的64卦都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万事万物也都是普遍联系的，这就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所以《周易》是辩证法。
有人把《周易》完全看作是一部占卜的书，也有人反对《周易》的占卜功能，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是不正确的。占卜的目的是为释疑，是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关于自然和人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书籍，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周易》本身就有预测作用，无疑有占卜的功能，只不过是把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而已。“善《易》者不卜”，意思是善《易》者熟知《易》理，已经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无疑则不卜。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因为孔子已熟知《易》理，故言行得当而不会逾矩，何用卜也？再者，把《周易》说成是一种占卜的书，实质上是为《周易》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周易》是一本占卜的书”这句话竟然骗过了秦始皇，使《周易》躲过了“焚书坑儒”的厄运，得以流传至今。
实际上，《周易》是一本充满革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书，64卦中有不少卦是论述革命思想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赫然出现在《革卦》中。“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则出现在《豫卦》中，充满了进取和反抗精神。“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出现在《师卦》中，则充满了革命精神。看来，秦始皇是不懂《易经》的，否则，他早把宣传革命思想的《周易》烧掉了。
《周易》为书，乃秉承天道，并不是专门为某个人或某个阶层服务的。借用《文言·乾》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