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幸福，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条件设定。
比如门当户对，学历啊，家庭条件啊等等。
今天故事里的这对夫妻，初看不太像是能走到一起的。
男方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生活富裕，按部就班地长大。
女方出生于农村家庭，小时候永远穿别人剩下的衣服，15岁就辍学外出打工，有过一段不太幸福的婚姻，后来离了婚。
但他们却被彼此吸引，走到了一起。
抛开外界设定的条条框框的条件限制，到底什么样的婚姻模式是长久且有生命力的？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答案。
徐童和唐小雁是一对奇异而丰富的关系样本。
他们最早是纪录片导演和被拍摄对象，后来成为了朋友、情侣，再之后他们以导演和制片人的身份一起工作。今年1月，他们对外宣布结婚。
两年前，我们曾拍摄一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肖像，并给每位导演出了一道填空题：把纪录片作为方法去_____。
徐童给出的答案是，用纪录片来完成人生。这的确是他对前半生的总结。
2009年，徐童在河北燕郊拍摄算命先生厉百程，前来算命的唐彩凤意外闯入了徐童的镜头。
厉百程对唐彩凤说，你是木多仁义性情来。婚姻方面呢，你就是孤单命了。算命先生让她改名来「改命」，唐彩凤从此成为了唐小雁。
那时唐小雁生活颠沛流离，但有着自然勃发的强大生命力。徐童被这个酷、有着强烈「过来人」气质的大女人深深吸引，并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暗恋。
之后，徐童围绕唐小雁的家族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并邀请她担任制片人。过去几年，徐童多次求婚，均被唐小雁以「门不当户不对」的理由拒绝。
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和人群：徐童生长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唐小雁出生于东北农村。
在徐童过着「有小饼干吃，有书读」的童年时，唐小雁吃长毛的橘子，穿别人剩下的衣服。
她15岁外出打工，被人欺辱，遇到过杀人犯，离了婚，没有尽头地赚钱养家，从没为自己活过。
但与此同时，她也生长出了强烈的自尊和自我。
唐小雁觉得，如果没有徐童的穷追不舍和坚定选择，他们俩不会最终走到一起。他们差异巨大，但能彼此欣赏，相互磨合。
他们结婚的消息传来，很多观众受到震动，「他们证明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不光是爱情的可能性，也是摒除现代社会规训下人性的可能性。」
五月，我们来到他们河北燕郊的家，这个家仿佛是一个「洞穴」，被各种手办、摆件、电影周边、草莓熊玩偶填得满满当当，还养了50多种植物。
他们介绍说，宇宙太浩瀚，这是我们的安全舱，里面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一个和你互怼的人。
徐童喜欢谈论宇宙与存在，文学与熵增，话题会无边无际地漫游。唐小雁一句话总结：他这个脑子「相当哇塞」，我得时刻给他往现实当中拉。
徐童欣赏这种对知识和文艺的不屑，「这证明了一切思考必然毁灭」；
徐童有「末日生存」意识，他把书房装上防盗门，塞入各类装备，唐小雁没有这种焦虑，她就像风吹蒲公英，活在此地此刻，她有自己的花园。
我们度过了开怀恣意的一个下午，两位江湖儿女毫无保留地为我们展示了他们之间的「量子纠缠」——
他们关系的「多重宇宙」，他们给彼此的「戒律清规」，他们在各自的「防空洞」和「后花园」，以及他们「有所保留的爱」。
徐童
我对小雁的感觉有点后知后觉。
她刚出现在《算命》的拍摄现场时，我倒没觉得多特别，但是剪辑的时候，我再回看素材，看到那些故事和画面的时候，她特别凸显。
当时雁姐给我的感觉是真酷，她是一个过来人。
在我青春期的教育和阅读里，对小女孩的形象没什么印象和感知，总觉得女人就得是那种过来人，或者至少是历练过一些事的大女人。
所以小雁一出现，就和我审美里对女人的认知特别合拍。
小雁是一个有个性的、有独立人格的人。在那个冰冷的世界，她要捍卫自己的每一个权利，这尤其可贵。
我们老谈论女权，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复杂，就在于她是不是独立的，是不是成熟的，是不是有自己判断——
我觉得并不是大学里的教授、研究女权主义的人才能够做到女权，小雁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也可以。
唐小雁
最初我对徐童没啥印象，戴眼镜的没啥好玩意儿。那时候不知道他能有今天，成为一名非常有名的导演，他那时候还啥也不是，想成为导演但还没成为导演。
我那个时候也没觉得我酷。你在那个环境，你就得打扮，就得化妆，穿小皮裙，穿丝袜。他说上我店里去（拍），那就去呗，我那时候也无所谓。
后来接触接触，觉得这人很实在，挺好。
我特逗，我还跟他借钱。我说我房租还差两千块钱，他还真借给我。我那个时候经常以借钱来考验另外一个人。能借给你钱，就证明这个人真的很能交。
就像我出事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徐童真的能挺身而出。
当时还有一个哥们对我特别好，还是追求我的，平时给你送饭，买这买那，等到我13天后出来的时候，那哥们手机号都换了。
但徐童特别仗义，抵押了自己的车，把我救出来。
真哥们还是假哥们，只有事上才能看得出来。平时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等到真正有事的时候，哥们全没了。所以你得过事，过了事才能交心。
你想我当时在那个环境下，你到我店里来拍我也好，干嘛也好，我肯定要过事，我才能判断你这个朋友能不能处。
当时抵押车，说实话两种心理动因都有，一要拍片，不能和拍摄的人物断线；二要救人，救朋友。
这就是纪录片导演的秘诀了，怎么能够和人物不断线？那我们就要想尽办法为人物服务，把人物服务好了，他们就会让你拍嘛（笑）。
但以借钱来试探别人是不是够意思这件事，我不赞同，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给人下套的感觉。
我一直跟小雁说，这个方法特别不好，你这太low了，你这太江湖了，以后咱们可得提高，咱对外不能用这种方法，哪怕用一个更高级的方法（去试探）。
所以人距离一近，关系之间就变成宫斗戏了，变成某种游戏的周旋了。你有办法，我有对策。
你借钱，我拆招——敞亮借，够不够，不够再跟哥说。我肯定这么表现啊，其实心里不想借。
要说哪个动因排在前面，那还是因为雁姐比较酷，当时我已经喜欢上她了，至少暗恋吧。
暗恋了很久，就像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但只要是温度一合适，它就会发芽。
你想那时候我剪《算命》，看着她痛苦、回忆，周旋于社会生活当中。她看我一眼，我看她得一百眼，剪辑时你得来来回回地看。
感情当然会影响片子，所以纪录片导演一定是介入的。落花不是无情物，何况是人呢。
当年主流的纪录片观念是「静观」，镜头相当于是墙上的苍蝇，不参与，只记录。但我在拍《算命》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主观的必然存在。
我当时对小雁的真实感受是既喜欢，又害怕。她那个时候穿着毛皮大氅，叼着烟。
面对她，你只能是欣赏，你不敢想象再进一步。但好处是，我也始终不焦虑，因为根本没敢有那心思（笑）。
我和老头聊了好几个月，外面下着大雪，那雪恨不得把屋子给压塌了，早上起来门都推不开。
晚上我回屋剪片子，就听到外边「咣当」一脚，门踹开了，一开始我还不习惯，一看是小雁穿着皮大氅「哗哗」地回来了。
随着拍片，你开始深入了解小雁具体的生活情境，她怎么长大的，这个人就变得有温度了。她那种社会大女人的高冷感，就慢慢地融化了。
那时候就开始敢想，能不能摸摸手，但亲嘴也没敢想。她是一把钢刀，亲不好，嘴给削下去了（笑），真不敢，确实不敢。
我被小雁这种勃发的生命力所吸引，实际上是有点出于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气在于好奇心、观察、生活在别处，特别向往一种刺激的生命状态。
我和小雁从认识到结婚，我们真的是跨人群、跨阶层。
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是配不上人家的。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包括对他的考验，是判断这个人可不可以交。保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可以长期处的，但也没有想要处对象。
后来他就邀请我一块拍片子，我开始介绍他拍我四哥、三哥。
在我的脑子里头，我就觉得应该门当户对，那我们俩简直不是一个路子的人，可以做朋友、做哥们，但不可能做两口子。
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徐童，他要是不那么坚定，不那么一直穷追不舍，我们俩也不能在一块。
很多人都是面子工程，作为知识分子我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或者说我这样的家庭怎么能找这样的人？
但徐童不这么想，他没有嫌弃你，也没觉得你很丢人，他反而还很欣赏你，很喜欢你这人。他就觉得必须跟你在一起。
被窝、结婚、爱情这三样东西是相互独立的，当你能够把三样东西捏合成一个事的时候，你就找到真正的爱人了。
捏合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很多人过了一辈子，其实也没捏到一块。
过去十几年，纪录片已经和我的生活合二为一了。从《算命》开始，到《老唐头》《四哥》，再到《两把铁锹》（唐小雁三哥的故事）。
再后来老唐头进了养老院，我和小雁去养老院跟拍了一整年，同时做义工。我这些年的纪录片创作，就像网友说的围绕着「唐氏宇宙」。
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活成奇葩了，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故意的，像是做一个行为艺术，因为纪录片史上好像没几个人这么做。
但其实是不知不觉地走成了这样，也不是为了拍片子，好像我已经把整个生命都活在这里面了。
年过半百回头再看，「用纪录片去完成人生」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确实是我努力的方向，没错，也没变。
这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更深度的体验式的表达。
这种方法可以拉近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有一种相反的作用力。这个距离就像有弹性一样，当你无限近的时候，也会无限远。
隔雾看花，你觉得花朦胧而美。
但当你无限近的时候，你发现花是一个微缩的宇宙，有细胞组织，有复杂结构，你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和冲突，甚至还有无法理解的东西。
而人比花复杂多了，我们的关系还有一个难度是，我们的差异太大了。
2011年，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唐小雁获得了「真实人物奖」。
组委会给她的颁奖词是：「有感于她在影片中的表现力即她勇敢生活的能力。」
「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
唐小雁登台发表获奖感言，「我觉得这奖就该我拿，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帮人，你们这些导演就喝西北风去吧！」
别看我这样子，我是没有文化，但是我自尊心特别强。
刚开始还有些自卑，后来就变得脸皮厚了，我说你就照这样找的，而且你还想退货，厂家都黄了，你咋退，往哪退啊。
以前都是他给我拍（片子），现在我给他拍得反而多了，照片啊、视频啊。
这几年我也在学习拍东西，学习当制片人。工作上我们一直都是商量着来的，一直到现在，什么事都商量。
我们俩性格非常不同。他拖延症很严重，而我是一个我行我素，说干咱就干的人。
之前拍《四哥》和《挖眼睛》的时候，拍摄对象离他比较远，沟通比较依赖我。
我是一个人来疯，人越多越喜欢，呼呼哈哈这样的。受我影响，他也一点一点在变，包括越来越爱抢话，有点大过劲了。
我庆幸的是，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建立了一个特别良性的循环，完全不是刻意的。
从小长大，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念完书，去生活，拍片子。但对雁姐来说，她是苦水里泡大的苦娃，生活是挣扎的，要出来混，要不断挣钱。
我从没有为自己活着，我都是为家里人活。
我妈没去世之前，是个药罐子，生病住院，我们家姊妹五个没有人拿钱，按理来说应该均摊，但他们都不管，只有我。
后来我妈没了，生活的问题又变成我爸。我记得我最难的时候，我能撑到最后一口气，就是为了家里，我觉得这个家要是没了我，我父母就完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回家，像给他们发工资一样，把手里的钱都交到家里，最后只留一个五块钱的路费钱。好像就一直这样生活着，特别艰难。
我小时候没吃过香蕉，80年代的东北没有那么发达，水果就是苹果、橘子、梨。
我爸会5分钱买回来一斤橘子，为什么能这么便宜，因为这些橘子都烂了，发霉长毛冻住了。
但你不知道它是坏的，以为就是这品种呢，我们就拿牙啃，咬着吃，小的时候吃的橘子全是苦的。
徐童到现在都说我抠。我们俩正好差十岁，他是60后，我是70后。
他小时候家里很多好吃的，又苹果，又香蕉，还有小饼干。我哪有小饼干啊，我都没穿过毛衣。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我才穿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件毛衣。我妈从来都不给我买鞋，全都一色儿自己做。
夏秋天穿那种农田鞋，冬天穿大棉头布鞋，老磕碜了。我穿的第一双皮鞋是嫂子穿剩下给我的。有一次，我大哥嫂子到省城，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条裤子。
我妈说，先放柜子里，留着过年再穿。等到第二年，我一穿短这么多，我气得呀，恨不得拿刀给它剁了。就这么一条新裤子，最后也没穿上。
从那以后，只要我买东西，买完之后直接就套上，把旧衣服包起来，穿新的，都不带过夜的。那个时候要是化个好看的妆，晚上睡觉都带着睡。
但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生活）就应该这样，不觉得苦。你只是想办法说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挣钱，我一定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几年，我其实不那么享受那种拍纪录片，说走就走的生活。
现在我挺感谢他给了我一个特别安定、特别稳定一个家，让我的心踏实下来。我们俩现在又比较喜欢学习，读书，你能静下心来去学。
因为小雁过去确实太漂泊了，现在好了，我们把这基地扎在这儿，无论我们在外边怎么跑，回到这儿有一个根。
我其实有点相信「末日生存」的信念，它可以让你在一种不确定的、漂泊的、不安全的世界里有一个心理安慰。其实家就是这样的功能。
世界太冰冷，宇宙太浩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小小的、安全的飞行舱。
这个飞行舱应该是尽可能自足的，有吃有喝，有自己喜欢玩的，还有一个能跟你互怼的人。
这样形成一个自我的小世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一生疲于奔命才能留在原地的人，就更加需要了。
在这个家中，书房是一个单独的、绝对只属于我自己的防空洞。
我还安装了防盗门，钥匙只有我有，这里面实际是一个剪辑室，我的装备、器材，我们十多年拍摄的素材备份全在里面。
雁姐完全没有这种「末日生存」的意识，她是活在当下，活一天就算一天。
她就像风吹蒲公英，飘哪算哪，她没有这种焦虑，她不会考虑这个，我们俩就有这个差异，但是互相也都接受。
雁姐在这个家的「飞行舱」是阳台的小花园，那时属于她的，她养了70多种植物。
每一个植物都有一个标记好学名的小牌牌，插在泥里边，或者绑在树干上面。她的飞行舱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