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商人》讲述了他们的兴衰故事【书评】
在孟买那个破落的渔港或上海外滩以外，很少有人听闻过沙逊家族。然而，这个家族曾是传奇的商业帝国，可说是第一个真正有环球足迹的跨国企业。19世纪中期，他们是亚洲最有权势的商业王朝。对于那些梦想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将代代延续的大亨来说，沙逊家族的衰落不啻是一记警钟。
故事始于大卫·沙逊（DavidSassoon）。他的家族是巴格达一个犹太社区的中坚力量，这个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囚虏时期。和家族的前辈一样，大卫在巴格达省的马穆鲁克统治者手下担任司库长。他后来从残暴的君主达乌德帕夏（DawadPasha）那里逃了出来，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孙子爱德华·沙逊（EdwardSassoon）回忆说，“可以肯定，情势对他非常危急。”大卫于1832年来到孟买。
爱德华是英格兰爱德华时代的下议院议员，从这个身份就可以窥见这个家族非凡的发家之路。孟买成为了起飞的跳板。当时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而这座城市正是英国商业与帝国结合的缩影——和印度大部分地区一样，孟买由东印度公司经营。以当时的种族主义标准看，孟买社会可谓宽容。无论什么出身，任何锐意进取的人都受到欢迎。印度首位实业家贾姆·塞吉·塔塔（JamsetjiTata）的家族很快就和沙逊家族热络起来。
《环球商人》（TheGlobalMerchants）的作者虽姓沙逊，但并非沙逊家族的直系后裔。不过他在巴格达出生，通晓当地的这种方言。他在书中刻画了大卫对子女的关爱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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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生活消磨了家族的创业精神。他们没能继续在战乱中发达，反而屡遭打击。1930年代，在华懋饭店老板、风趣的花花公子维克多（Victor）的带领下，沙逊家族在上海经历了最后的风光。（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Kaufman）在《最后的上海王》[TheLastKingsofShanghai]中详述了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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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述上海和香港这两个东亚最引人注目的城市的故事，就得从伊拉克马穆鲁克王朝最后一任统治者达乌德帕夏（DawudPasha）统治下的大屠杀说起。在他掌权之前，沙逊家族一直是巴格达一个犹太社区的领袖，这个社区的历史可追溯到巴比伦囚虏时期。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家族的首领一直担任历任帕夏的司库长。但在1829年的一个黑夜，城中首富大卫·沙逊（DavidSassoon）把钱藏在腰间，把珍珠缝进斗篷，奔向河边逃命去了。
一八三二年，40岁的大卫·沙逊在国际化都市孟买建立了新家园，他不是一贫如洗的逃亡者，而是一个决心夺回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的继承人。沙逊家的人从来都不喜欢被称作亚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们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些攀龙附凤之徒。
大卫赶上了好时机。他寻求保护的大英帝国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买下码头和仓库，还进口新型轧棉机，以使自己的原棉适合英国工厂里的动力织机。
最重要的是，他还经营毒品。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已被废除。大卫支持英国为迫使中国继续进口印度鸦片而在1839年发动的无理战争。其结果包括英国将香港据为殖民地，以及令清政府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大卫八个儿子中排行老二的伊利亚斯（Elias）来到香港，标志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事业起步——之后他们的生意将覆盖从横滨到伦敦的广阔地域。伊利亚斯经营印度的鸦片、香料和棉花、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在沿海代理其他商人的商品，还投资房地产，为涌入这个新兴城市的中国和外国移民提供住房。为了给自己的业务争取便捷的贷款，沙逊家族在香港协助创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时至今日，汇丰银行仍是亚洲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之一。
沙逊家族通过不断的通信来掌控大局，这些信加起来有7000多封。来自巴格达犹太贫困家庭的小伙计和有前途的年轻人被送到沙逊家族在孟买开办的学校。嘉道理就是其中一户。1876年，丧偶不久的里玛·嘉道理（RimaKadoorie）把四个儿子送到了沙逊的学校。年纪最小的埃利（Elly）慢慢转到了中国沿海工作。威海卫爆发瘟疫时，他向中国雇员提供消毒剂，经理们责备他乱送东西。“如果你觉得人命这么不值钱，”埃利说，“那我辞职。”
大家长大卫于1864年去世后，沙逊家族的能量也消散了。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为了在英国追求社会地位而分心不少。埃利的两个儿子罗兰士（Lawrence）和贺理士（Horace）后来和他一起打拼，他在财富和影响力上逐渐已能匹敌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将电（或者按他们常用的说法，“电力”）带到了香港。之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他著名的新娘宋美龄在该家族在上海经营的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然而，沙逊家族后来还是培养出了最后一个能与嘉道理家族较量的人——维克多（Victor）。这位跛足的花花公子魅力与才智并重。他那装饰艺术风格的华懋饭店于1929年在外滩开业后，一下子就让大华饭店黯然失色。那里举行的化装舞会更是成为了一代传奇。
维克托摈弃了对巴格达犹太家庭的依赖，而是选择建立一支全球性的管理团队。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的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Kaufman）在富于启发性的《最后的上海王》（TheLastKingsofShanghai）一书中讲述了沙逊和嘉道理家族的故事。正如他在书中所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沿着外滩”铺开的。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不能像对待中国商人那样敲诈勒索沙逊、嘉道理或其他外国企业。他们要在一片四分五裂的土地上巩固政权，就需要西方的贷款和认可。
对于被称为“上海人”（Shanghailander）的外国居民来说，那些撕裂中国的力量顶多只是一个背景；他们当中没什么人意识到自己正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