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十年浩劫，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党在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注重推动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正轨，端正党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部署，决定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的作风。这次全会上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担负起这项重要任务——全会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关键不是说，而是要真正动手干。刚刚恢复重建的中央纪委在1979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便研究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准搞特权，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和歪风邪气作斗争。
至党的十二大之前，党中央及各级党委为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各级纪检机关对一批党员违纪案件进行了严肃查处。
坚决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权、谋私利、生活特殊化
【案例一】搞形式、比阔气的卫生检查团
据报道，1979年9月8日至26日，西安、兰州两市进行卫生联合检查。检查团搞形式、比阔气，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游山玩水，到处参观，干扰基层工作，引起群众极大不满。群众曾写信给国务院和《人民日报》，要求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互相检查。对此，中央纪委会同卫生部、陕西省纪委、甘肃省纪委组成联合检查组，查实了这一问题。
1979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发通报指出，像西安、兰州两市卫生检查团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有些地方可能比其情况更加严重。这种比阔气、讲排场、图虚名、不务实的恶劣作风和利用职权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不顾人民疾苦，一味追求个人享受的腐朽作风，已经腐蚀了我们的干部，败坏了党风，破坏了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从四个方面作出有关规定，同这种歪风作坚决斗争。
【案例二】丰泽园里的“客饭”
丰泽园是一个特色饭庄，主要服务对象是机关、团体和外宾举行小型宴会。1980年7月，饭店职工、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陈爱武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近几年，常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借故到丰泽园吃“客饭”，即付少量钱，吃高级饭。有一次，某部部长到该饭庄吃饭，除去饭菜，还喝了茅台酒，吸了中华牌香烟等，总共需要几十元，但走时仅付了2元钱了事。
中央纪委责成北京市纪委调查核实。经调查，“客饭”问题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央机关和市有关部门有的领导干部到饭庄吃喝，不按售价付款。其中某部部长在1977、1979、1980三年吃饭10多次，只有几次有明细菜单，每次都吃高级风味名菜，喝茅台酒，吸中华烟，而不照价付款。二是上级机关和“关系户”的干部到饭庄联系工作吃“客饭”，超标准接待。三是饭庄为筹建职工宿舍等设宴招待有关人员。北京市纪委于同年9月20日向中央纪委上交了调查报告。
10月中旬，人民日报刊登《中纪委就陈爱武同志揭发某些干部和所谓“关系户”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问题发出通报》，批评该部长在丰泽园吃喝不付款的错误。该部长向中央纪委作出检查，并写信给丰泽园，要求补足欠款。1982年3月，该部长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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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举办的一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与会同志认为，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的努力，我们的党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总的说来，在不少地区和部门中，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是相当严重的。
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包括“搞特权，谋私利，生活特殊化。不顾党的原则，搞‘关系学’，拉‘关系户’，‘走后门’；动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在涉外活动中违犯外事纪律，索礼受贿，损害党和国家声誉”，以及“官僚主义，衙门作风；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办事拖拉，互相推诿；不关心群众疾苦”，等等。上述两个案例无疑是不正之风的典型表现，更是各级党委、纪检机关重点纠正和查处的对象。
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案例一】充当走私贩私“保护伞”的县反走私总指挥
原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利用职权侵吞大量缉私物资、收受申请赴港人员贿赂，被依法判处死刑。这在当时是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那几年，海丰走私活动十分猖獗，王仲当时虽然名为海丰县委书记、县反走私总指挥，实际上却充当全县许多走私贩私人员的“保护伞”、总后台，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索贿受贿。
当时有报道称，每当海上缉私艇抓获走私船只，王仲即使称病在家休息，也必赴现场。走私货还未入库，他就先挑选一批装上小车运回自己家里，有时运回的走私货甚多，在家中通宵达旦处理。缉私物资入库后，他也任意攫取。其妻子、儿女、女婿也仗其权势，自由到缉私物资仓库无偿取走或压价购买大批物资。王仲无偿取走的物资包括电视机、收录两用机、手表以及服饰、药品、香烟等。
除了渎职枉法，王仲还收受申请赴港人员贿赂69749元。1982年8月，王仲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随后被依法判处死刑。
【案例二】走私逃税、谋取暴利的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走私逃税谋取暴利案件，是1982年调查处理的一个案件。
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于1980年5月成立，主要任务是在国家统一的外交、外贸方针政策指导下，负责经营电子工业的进出口业务，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服务。但是，其却违反既定经营方针，利用外汇做投机生意，弄虚作假、欺骗海关，偷税漏税，大搞走私，谋取暴利。经初步调查，自1981年1月至9月，在分部主要负责人、临时党委书记周志荣和分部有关负责人徐志良等人的策划下，这个分部内外勾结，9次走私电视机、手表、收录机等，仅收录机就有26824台（套），除最后一次走私的5000台（套）收录机被海关查获扣留外，其余8次共逃税124万元。
这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影响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然而，有关主管部门个别领导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是“损大公，肥小公”的问题。对此，中央纪委督促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作出决定：周志荣、徐志良停职检查。中央纪委还重新调整、加强力量，赴深圳继续深入调查，彻底追究有关责任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广东、福建沿海等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大规模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侵占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保证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党中央决定开展一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
中央纪委从1979年下半年起，开始提出纠正经济领域不正之风。1981年，又把它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先后发出《必须同盗窃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关于严肃党纪，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等通告、通报，推动各地开展这方面斗争。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1949-2008）》（李雪勤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新中国反腐败通鉴》（李雪勤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资料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有针对性地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规范，以法规、制度、文件、通告、通报等形式陆续发出：
1979年7月，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不准干扰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报》，对某些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安排自己子女、亲属工作的行为进行通报；
1979年8月31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防干部侵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用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告》，严禁各级干部以各种名义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纠正领导干部生活待遇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准搞特权，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和歪风邪气作斗争；
1980年6月，针对接待工作中的讲排场、摆阔气，大吃大喝、乱用公款等问题，中央纪委发出《关于杜绝接待工作中不正之风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