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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一：税务机关要做法治机关
定位二：税务机关要做有限机关
定位三：税务机关要做诚信机关
定位四：税务机关要做效能机关
定位五：税务机关要做责任机关
定位六：税务机关要做科技机关
定位七：税务机关要做阳光机关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这就是《行政许可法》确定的公开制度。从国外来看，很多国家都注重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例如，日本单独制定了《情报公开法》（该法所称情报，是指行政文件，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职权制定或者取得的文件，图画及电子记录等在行政机关保存的资料）。加拿大更是注重税务行政执法的公开，被称为“让税收执法在阳光下进行”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税务行政审批，几乎是各级税务机关手中唯一的管理手段，以至税务行政审批泛滥，税务行政许可清理前，各种税务行政性审批有近百项之多，如果说税务机关“门难进、事难办”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衙门作用讥讽的话，那么“跑断腿、磨破嘴”则是纳税人的万般无赖。《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无疑使税务机关政务公开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为税务机关行政审批“暗箱操作”划上了句号，也为纳税人实施有力的税收执法外部监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推而广之，不单是税务行政许可，所有的税收执法事项都应当公开，税务机关应当真真切切做一个阳光机关。
定位八：税务机关要做服务机关
企业行政管理以管理为主要内容，以协调为核心，以服务为根本，行政管理的实质就是服务。可以将企业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企业行政管理要确立和选择组织目标，为企业实现既定目标做出规划和安排，确立计划原则，编制和实施计划。第二，负责企业的组织活动，企业必须设计和维持一种织物结构，以期实现企业的行政管理目标，并且对每一类业务进行分类，对结构进行调整，企业行政管理的组织活动为企业进行人员管理、指导和领导以及控制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三，指导和领导作用，就是要对企业的全体人员行为进行引导和施加影响，目的是使企业全体工作人员能够自觉、自愿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第四，控制。所谓控制就是为保证企业行政管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要按既定目标和标准对企业的组织活动进行检查和监督。保证组织实际活动与成果预期目标相一致就是控制工作的目的。企业行政管理的每项职能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构成企业管理的有机体系，形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
二、加强企业行政管理的意义
1.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
能够保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的正常运行过程中，企业行行政管理效率的作用很强，只有不断提高企业行政管理的效率，才能够更好地保证企业各个环节的快速健康运行,进而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
企业行政管理正好与我国重大战略任务和战略思想相适应，这不仅仅是目前我国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样在企业中起到主要的指导工作，企业才能够更好更快的适应时代的发展。
3.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企业行政管理的有效措施
1.建立健全企业行政管理的系统化模式
重视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地位。企业内部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企业行政管理，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果在没有健全有效的内部管理情况下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失误也不可能被经营者及时的发现，从而给企业带来败局。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企业行政管理的核心应该设置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结构体制和规章制度，使各部门各岗位在行政管理工作的协调下处于良好的运作状态。第一，要建立一整套的管理体系，从企业的上级部门到下级部门都有一个完善的流程，这个流程不仅要十分健全而且要十分明确。隶属关系一定要明确，主要是哪个部门应对哪个部门负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企业领导的一言堂现象可以被避免，以免导致管理上的混乱，二是明确责任制度以后，可以明确部门责任，可以清晰地建立起问责机制，企业的运行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由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问责。第二，现代化资源要充分的利用。企业管理随着现代化网络的发展要充分地进行微机化系统化的运作。这样，可以把一系列的操作流程清晰化，简便化。这样的管理模式不仅可以提高管理效率，节省管理资源，同时企业的一系列事务也可以公开，将奖惩制度公布于众，真正地激励企业员工。
2.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加强企业行政管理
企业行政管理不到位，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会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因此，在管理上，我们要改变以往机构臃肿、人员冗繁的行政管理状态，在行政管理上不断完善管理机制，进行有效的创新。加强企业行政管理，增强企业的行政管理能力，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工作要做好，同时，促进行政管理人员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
3.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首先，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行政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更好的深化企业行政管理，首要的就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要从根本上改变陈旧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与时展的潮流相适应；其次，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准入机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优化人才引入标准，建立人才的激励机制，加强对企业核心职员的选拔和培养，要想办法防止优秀人才的流失，把重视人才和尊重人才落实到企业的实际行动中。要给予企业的关键人才充分的、全面的激励。保证有足够的能力吸引企业所需的各方面高素质人才到企业中来，并留住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和后备力量支持；再者，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的薪酬激励机制。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最后，为企业职员建立合理双赢的职业生涯规划。一方面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职员自身的分析、总结和定位，明确在企业中的发展方向，从而制定相契合的发展计划。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将自身的发展和职员的发展相结合，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根据该法的要求，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外，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的厅局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都不再有权自行设定审批项目，省一级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有效期只有一年。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1．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强化职能，真正做到“以法为上”。依法治国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监督等内容组成。在这些内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总发生机构膨胀的问题。我国的政府机构也经历过膨胀一精简一膨胀的历史“怪圈”。《行政许可法》的公布和实施的直接针对性就是要求政府该管的管，不该管的要退出。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改变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如英国上下级政府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法律关系，如果“上级”觉得基层政府的做法不对，只能建议其改正，如果人家不听，“上级”就只能用来解决问题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将会彻底消除权大于法的想象，必将大大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
虽然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然复杂而艰巨，但从立法为民的高度来说，一部法律，不论其初衷如何美好，其最终目标不外是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让百姓们顺心、满意。《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我们从立法阶段看到了政府行政与百姓生活水融的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勇等著：《中国当代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
2．韩志全：“打造有限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载《市场报》2004年8月10日。
[论文摘要]特许权配置领域市场化实施方式的引入导致了监督管理难度加大、审批经济死灰复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特许权市场化立法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机关在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特许行政许可事项时，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这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就特许权市场化配置模式所作出的规定。应该说，这是《行政许可法》对于特许权配置方式所进行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对于特许权配置领域市场化方式的全面引入这个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特许权配置的全面市场化必将使得特许权能够得到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配置。而只有极少数学者对这一重大制度创新，表示出了谨慎的认同。例如，周汉华教授针对特许权全面市场化方式配置指出就目前而言，还没有一个国家将市场化方式适用于所有的特许权配置的领域。市场化方式只是特许权配置的方式之一，对于许多特许事项，仍然需要保留行政机关的政策选择能力，监管机构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可能将所有市场失灵的事项全部交由市场化方式决定。行政许可法要求所有特许都要进行市场化方式配置，以及在特许权只能通过市场化一种方式进行配置，显然在范围与配置方式的处理都过于简单。再例如，肖泽晟教授指出仅依据金钱多寡作为标准来实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许可的正当性是令人怀疑的。本文拟就我国特许权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存在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加剧了监督管理难度，导致了行政的失灵
由于市场化方式只能解决特许准入环节上的问题，但是却并不能够有效解决准入以后的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与服务质量等问题。实践中，这种方式的运用还可能会加大特许后的日常监督管理的难度。例如，在我国，由于许多地方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出让招标、拍卖等方式的采用导致了地价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房价攀升问题。2004年3月至2005年4月,长江干流沿江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一些采砂经营权进行了公开拍卖、招标，最终许多采区经营权买受价存在严重的价格虚高问题。高额的市场准入成本导致行政许可持有人难以或不可能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获取利润。许多行政许可持有人为求得利益的回报，往往在获得行政许可后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市场化方式的运用在给政府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了特许后的监督管理难度。
二、监督者与权利代表者双重角色困顿导致审批经济的死灰复燃
在特许法律关系中，特许机关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监督者。基于监督者的身份，特许机关与相对人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特许机关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对等的。二是权利代表者。在特许法律关系中，特许机关同时也是公共资源权利代表者。特许机关作为权利代表者通过特许方式实现公共资源的让渡，特许相对人通过支付一定的对价取得这些公共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显然，这是平等民事法律关系。因此，特许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竞合。
作为监督管理者，其根本价值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更多的是一种让民众直接受惠的无形社会利益。而特许机关作为公共资源权利代表者，其追求的是资源收益的最大化。这种收益是一种纯粹的有形的客观物质经济利益，而社会一般公众要想从公共资源中受惠，则往往还需要借助于其他一些间接措施或者手段。
由于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使得各级政府能够获得较高的财政收入。因此，实践中，特许机关更看中市场化程序的运用，实践中招标、拍卖等市场化配置方式的滥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巨大的利益刺激下，特许机关常常是违背立法本意，任意扩大特许权市场化配置的适用范围，导致特许权市场化方式的滥用。而如果过于强调特许事项的单一市场化配置方式，很容易导致特许机关借特许之名，行管理收费之实，将政府的决策职责变成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市场交易，使得审批经济的死灰复燃
三、公众参与严重缺失
特许的主要作用是分配稀缺公共资源。特许权配置过程就是特许机关对公共资源进行处置的过程。特许权处置标的强烈的公共性特点决定了特许机关在行使特许权过程中，必须要强化公共参与性。实践中，特许机关却常常将听证程序当作是与招标、拍卖等市场化程序相互对立的两种程序。这种认识上的误区直接导致了特许权配置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度差、公众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市场优先原则的指引下，通过进一步完善特许权市场化立法，细化特许权市场化配置原则的具体适用范围，强化公众参与来实现特许权的有效配置。
[1]周汉华著:《行政许可法：困境与出路》.载刘恒主编：《行政许可与政府管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1页
[2]肖泽晟著:《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政许可的规范与控制－来自美国莫诺湖案的几点启示》，载刘恒主编：《行政许可与政府管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53－154页
[3]理查德·吉乐伯特:《产业监管的范式及其政治经济学》，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3辑，第69页，转引自周汉华著：《行政许可法：困境与出路》载刘恒主编：《行政许可与政府管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41页
[4]梁荆江:《长江干流河道采砂许可成本分析》.《水利发展研究》，2005年第1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由2003年8月27日通过,自2007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纵观中国行政许可法出台的前后历程,行政许可数量这多属中国之最,事无巨细都要设置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太多,许可程序太繁,如何找到能够解决我们许可领域的诸多问题的方法,使得许可以法的形式出现,各个领域的许可程序都以法来加以确定,那么所有涉及到许可的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样交通运输业各项工作的开展也离不开诸多方面的行政许可,《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于2005年1月1日起已施行。道路货物运输中涉及到的行政许可法为货物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审批途径,使行政许可的过程更有效率,更便捷,以法的形式确定行使部门权力的严肃性,以法的形式来保护群众的合法利益。
一、交通部令规定的运输业中的行政许可以法的高度出现。以更严肃的态度来调解和规范道路货运市场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对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出台和实施进行了全方位的设定,使审批和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有力地推进和保证了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突显了执法部门的严肃性,严谨性。更能有效地规范货运市场的秩序,使之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
1.快速增长的交通道路货运量,需要对货物运输经营者加强严格的规范管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运输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取得了进展,但是,道路货物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运输基础设施不足,特别是与公路快运相配套的站点,仓储堆场、通讯、装卸设备等基础设施较差;二是道路货运业信息化程度低,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较低;三是运输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加快物流业发展,加强大型物流站场的建设,是当前物流业发展的目标。中国有句古谚,云:人尽其才,物尽其流。这很好地道出了快捷高效的物资流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大型的物流站场的建设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出台,对货物运输站场从经营申请到行政许可再到货运站场的经营管理,最后到违反许可法规定范围经营的站场处以的责任追究给出了严格的法律的规范。
二、交通部令中的行政许可规定,以法的形式来维护各方利益
三、增强执法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创新工作理念,宣传到位
执法人员就要注重法制法规素质、业务素质、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这样更有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执法人员要转变工作作风,在新旧执法程序的更替过程中找到定位标准,要有创新意识,要有服务意识,要把政策的宣传做到位。《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中有很多新增的强制性的条款,对此执法人员的宣传工作尤为重要,“远行的船只在出航前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抵御暴风雨的侵袭”,规定的最终日的还是为运输者的利益着想.是为了道路货物运输市场能够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
四、提高货物运输企业和运输者的法律意识
许可法巾对运输企业和运输者违法行为处罚的条条框框将触使他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没有法律的约束,运输企业和经营肯就会打擦边球;没有法律的制裁,运输企业和经营者就会无视法律的存在,尤其是危险货物运输,其风险是很大的,它危及到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以法的形式对他们进行的强制性的管理和规范,违反规定的给予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让其在接受处罚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提高法律意识。
五、法律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有它有待完善之处,《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在法律方面的一个创新,她的出台没有一部国内外的法律可以借鉴,一部严谨的法律是在其实施的进程中逐步完整、完善起来的。
1.加强对托运人的管理,切实抓好化学危险品托运行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四章第27条中明确规定,“通过公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只能委托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承运。”在第六章违法责任中却没有明确违反了应如何处理的问题。落实托运人的法律责任,并落实有关部门对托运方的监管责任,从源头上把好危险货物运输的托运工作。
2.随着经济发展,道路货物运输和站(场)经营以及危险品运输企业数量增长很快,两个“规定”对货运经营企业、站(场)、危货运输经营的审批都作了明确规定,对经营的车辆审验、年审也在许可规定当中,却对站(场)、各运输企业的年审未给出更细的条文说明。
3.在两个“规定”中对企业中的拟购置车辆给出规定,企业形成后随着业务的增加,资产的不断丰厚,会新购置车辆,对此“许可”中未做出明确说明。
论文关键词行政许可道路运输行政许可原则特殊性
一、行政许可的概念及行政许可原则概述
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即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监督和法律责任等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行为准则。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许可法律规则的依据，是行政许可在设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行政许可法在总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合法与合理、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相统一的总体思路，把制度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确立了行政许可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即合法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便民原则，救济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监督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对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以及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我国的道路交通运输为例，近年来，我国不断制定颁布法律法规来规范道路运输市场，道路运输的杂乱性、无序性、违法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对我国的道路运输市场的规范起到了促进作用。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笔者以道路运输行政许可事项、范围为视角，对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原则以及道路运输行政许可原则的特殊性进行初步的分析，以加强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规范性，保障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范围
道路运输行政许可是指运政管理机关依法准予相对人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理决定。
道路运输行政许可有以下作用：
1．有利于加强国家对道路运输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有效地控制社会生产经营规模（是指符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有效地利用现有国力资源，避免资源、人力的浪费；保持运输市场的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2．有利于调整运输市场结构，合理分布运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止不法经营，保证运输市场环境的良好状态，维护合法经营。
4．有利于保证运输经营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使取得许可的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5．有利于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的道路运输行政许可适用范围为以下两大类：
一是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
三、道路运输行政许可原则的特殊性
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原则有：
（一）合法性原则
道路运输管理机关颁发经营许可证同其他行政行为一样，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程序上都必须符合法规要求，对不符合条件者发放许可证或越权许可均属无效，并承担一定法律责任。
（二）效率原则
运政机关对于许可申请应按法定程序，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审查办理，不得久拖不办或敲诈勒索，也不得借此收取超过规定的许可费用，由于许可行为是依申请进行的被动式职权行为，因此，必须遵循效率原则，对于拒绝颁发许可证或拖延不予答复的，申请人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三）公开原则
许可是对一般人的禁止，对特定人的解禁豑。因此，必须将经营许可事项公开，让社会知道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条件，也允许有利害关系的人提出异议。公开事项应包括：许可事项的名称、内容、期限、审核机关、程序、条件等。
（四）合理裁量原则
运政机关核发许可证时，拥有较大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必须遵循合理裁量原则。包括不侵犯申请人基本权利，拒发许可证应说明理由等。
特殊性即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自身特殊属性，在这里所说的道路运输行政许可原则的特殊性即应理解为是其与一般行政许可的原则的区别之所在。与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相比较道路运输行政许可原则除过具有行政许可一般原则的共性以外，还有其自身鲜明的性质。其表现为：
1．道路运输行政许可主要是针对道路运输方面，保证运输安全生产。因为只有在首先保证运输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有以下人身的安全、货物的完好，才能进行下一步经济的发展，而这种保证又必须通过科学的道路行政许可的办法来保护和促进。其与行政许可的一般原则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在坚持着行政许可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来针对我国的道路运输现状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原则性指导。用更有针对性的原则指导着具体的道路运输活动，促进着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实践应用中也不断完善着自身的不适应经济发展之处。
「关键词行政法；特许；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二、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
以我们较为熟悉的大陆法系为例，一般而言，会在其行政许可法中将特许与一般许可作出简要区分。例如，日本行政法学中，认为诸如电力、煤气等运输业，具有高度的公益性。因此，此类营业活动应获得国家的特别批准并在实施过程中接受国家的业务监督。特许是对国民设定其原本不拥有的权利或权利能力的行为。德国行政许可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认为特许，即通过竞标程序授予申请人以独占性或者市场垄断性权利，特许合同条款中包含价格、质量等规制要求。授予程序的竞争性和行政规则要求统一于特许制度中。[1]当然，这是最为基本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下文将进一步加以概括。以下，我们大致将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概括如下，从中我们可进一步发现特许存在的缘由。
1、作为基础的权利性质不同
这点正如前述，已有部分学者对此加以了讨论。例如有多位学者将我国的行政许可分为一般许可和特别许可。认为一般许可仅仅是对法律一般禁止的解除，而特别许可则是赋予相对人可以与第三人抗衡的新的法律效力的行为，是为特定人设定的新的权利和资格的行为[2]行政特许区别于普通许可的最重要法律特征是行政当局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个完全的公法上的主体权利，例如建设一所医院，经营一个铁路企业。这种权利本来是为高权主体所承担的，并不为申请人所拥有的，所以特许是高权主体将自己拥有的权利的出让行为。特许不同于委托。特许是对权利的授予，许可和例外准许是对禁止的解除。他们之间只是在都需要得到行政当局同意的程序方面，有形式上的共同点。[3]例如驾驶许可、营业许可等属一般许可，而持枪许可、烟草专卖许可、品和的生产许可，都属特别许可。
2、特许与一般许可的目的不同
通常而言，特许往往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选择最适合者进入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特许的目的在于考虑服务提供的质量及其价格，往往针对的那些资源稀缺或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更多集中于对企业及其经济活动的规制。一般的事前许可其目的往往在于做出某种条件规定，以使被许可者能够满足某些提供服务或者产品的最低标准，[4]其更多的适用于社会性规制领域，例如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等设定的许可，其目的一般在于消除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特许与一般许可存在的领域不同
尽管，我们不能从领域中直接判断该领域存在的许可为一般许可还是特许。但是，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加以反向的思考，即大体上，特许与一般许可所存在的领域具有怎样的差异。
从目前我国特许存在的领域来看，其主要存在于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例如，城市供水行业及污水处理行业中存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制度。自然资源领域中涉及到的资源开发许可证，如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捕捞许可证、野生植物采集证等，均属于特许。大体而言，特许存在的空间往往为（1）自然垄断行业，例如传统的网络型公共事业领域；（2）高科技稀缺领域，例如广播频率的分布领域。（3）过度竞争领域，例如航空线路的分布以及城市公共交通路线的分配。这些领域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范围大体一致。但行政许可法中的规定为“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这种表述使得实践中可能使特许的范围扩大，将可充分竞争的行业纳入特许范围，人为制造新的垄断。[5]
仅仅在那些有自然垄断和资源稀缺特征的公用事业产业部门，政府特许经营的使用才可能是有效率的。除此之外的很多领域，则可能为一般许可存在的空间范围，这些领域往往因缺乏垄断性与资源稀缺性而成为可充分竞争的行业，进而不应简单的适用特许模式。此外，即使在一个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产业部门中,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我们也有必要去区别那些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部份（如城市管网）和没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部份（如水厂和造气厂）。[6]
4、特许与一般许可的程序具有差异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许可往往会采取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展开。尽管，是否都需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公共资源配置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考量。但是，实践中，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往往涉及到特许权的竞标及拍卖程序。
经济学家对特许投标有着专门的论述。较为经典的代表为德姆塞茨，他提出利用特许竞标来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其含义是在自然垄断的产业或业务中让多家企业竞争独家经营权，按照一定的要求，由报价最低的企业提品或服务。[7]一般而言，招标主要是针对比较复杂的标的要求，如既要求价格因素，又需考虑商务（包括实力等）技术等方面要求而言；而拍卖程序往往通过指投标者直接向销售者报告各自的估价，然后再根据拍卖规则选择谁是赢家及其支付的价格。也就是说，拍卖中最主要靠的因素是价格。拍卖的参与者事先必须承诺提供普遍服务、相互接入、不转卖等责任，才能取得竞标的资格。对于一般许可而言，由于其往往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产品质量等往往具有固定的标准或资格要件，因此其往往不能也需要采取招标、拍卖形式，一般而言其程序为，申请人申请、审查以及核发许可证。
5、特许与一般许可的事后监管力度不同
对于一般许可而言，例如驾驶许可、营业许可，此类许可之后，政府规制的更多内容在于是否符合资质要件或者某种最低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或个人是否遵循了必要的行业规定及其标准。如营业许可中，政府往往重点监管其经营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有违法经营等情况。
三、特许的法律规制
由于行政法中的特许，其往往存在于某些特殊的领域之中，每一领域都有其相当独特之处。例如，水务、煤气等领域属于需要网络来提供传输的基础设施，属于网络型公共事业，由于此类领域所独特的自然垄断及其规模经济特征，使得其在规制方式的选择上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因此，分析其中的实体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出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视角，也缺乏足够的智识与能力去描述实体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对于政府而言，其对于特许最重要的规制是通过程序而实现。特许也被恰当的认为是一种程序，既包括授予特许权的措施的设计与运作，也包括特许管理规则之下的监督、谈判与制裁，其中寓藏着充足的裁量余地。[9]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发挥着重要的规制功能。因此，笔者试图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出发，对其中政府可能起到的作用及其法律法规的规范功能作一大致描述。而由于对特许而言，其往往借助一定的契约，即特许契约而实现，其中很多问题也是以合同为中心而展开的。
1、招标与拍卖方式的选择与程序设计
正如上文所言，招标与拍卖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往往针对较为复杂的标的要求，既要考虑价格因素也要考虑综合的技术要求；而后者则往往主要考虑价格。由于两种规制方式的不同，使得在选择招标与拍卖方式中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如何设计合理的竞标机制进行市场化选择，是管制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如果竞标机制设计不好，未必能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出最合适的被许可人。而对于拍卖而言，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如何避免幕后交易以及事先底价的确定等，同样存在若干问题。
2、特许合同的内容
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同应当做到：使企业按商定的条款，对提供合同上规定的服务承担义务；给企业以项目的独占权以及使工程得以实施的各项许可；如果需要的话，由政府或政府机构承担根据商定的条款购买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义务。而更为具体的，我们可以以《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例，对此加以大致的了解，即“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项目名称、内容；（二）特许经营方式、区域、范围、期限；（三）是否成立项目公司以及项目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比例、股权转让等；（四）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标准；（五）投融资期限和方式；（六）投资回报方式以及确定、调整机制；（七）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及其减免……”等。当然，特许合同的内容，很难用一种固定的合同模式或者固定的合同条款来确定，因为各种项目千差万别，合同内容和条款一定也千差万别。例如，由于所在城市不同、涉及领域不同、规制目标不同等，这都使得特许合同不可能存在某种固定的格式。
而在特许合同之中，政府与其他签订合同的私人一样需要受到约束，一旦合同执行中出现了问题，政府可能会像私人一样被。而当对合同执行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时，政府也可以作为所有者具有获得收益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从权威的源泉与法律权威的享有者，转变为市场合同的缔结者，在维持整个经济生活中所有公私合同制的稳定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特许合同的年限
对于特许合同而言，设定恰当的年限相当重要。期限过长，可能会使新的符合资格的企业难以进入市场，造成新的垄断。例如，在《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草案）》起草阶段，与会代表大都认为50年太长。有代表提出，目前各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年限通常都不超过20年，深圳在水务经营权年限50年的规定明显太长，有点不负责任。《条例（草案）》应增加相应规定，对经营年限进行限制，特别是在目前深圳还没有经验，且政府监管能力较差的现阶段，尤显重要。代表甚至提出，“签一个合同，把子孙时代的都给卖了出去”。此前，关于梧桐山隧道签订的五十年经营权，至今仍为深圳政府的一大悬而未决的难题。
4、特许合同的解除、变更与信赖保护
作为特许而言，行政主体除经公共利益需要或其他特性条件可以解除合同之外，一般情况下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许可。但是，对于特许经营者而言，也往往被要求负有持续提供的义务。例如，根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责任，科学合理制定企业年度生产、供应计划以及组织生产，履行经营协议，为社会提供足量的、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等。因此，解除特许协议往往也设定了一定条件。特许协议的解除，政府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特许经营者，并召开一定听证会，以充分听取特许经营者的意见。同时，应充分考虑原获特许经营权企业的合理利益，当特许期间因政策改变严重影响企业预期利益的，企业应该可以向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补偿申请，并获得相应的补偿。
作为政府规制的一种方式或工具，特许在当下社会背景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特许推动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缩影，也是契约型安排在行政法中兴起的缩影。[11]特许契约运用于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正在取代传统的命令控制规制方式以及官僚机构条款。在这种变化之中，公法的价值与规范被逐渐运用于契约关系的治理之中，特别是如何设计公开透明以及公平合理的程序方面，行政法学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借助美国行政法学者弗里曼（JodyFreeman）的观点，尽管契约作为行政法与规制工具其危险不可否认。但不可避免在公私法混合的领域，契约为我们展示了政府治理的有效工具以及一种潜在的更富力量的责任体系。这将促使法律研习者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不能回避的公法规范与私法契约规则的交融。[12]
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在这种关怀下展开的，旨在对特许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某些共性的描述。我们仅能概括性的认为，作为行政法中的一种特殊许可方式，尽管特许存在的领域有限，但往往关涉到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大企业的利益，进而关涉到公民的基本生活。这就使得如何运用特许合同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特许制度的重要目标。而基于特许合同中行政机关与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如何设计良好的监管程序也是特许制度中的重心所在。但是，正如文中所提及，特许制度基于不同的产业特征与领域特征，做出某种更为细致的分析亦非常重要。“在这个契约型政府的美丽新世界里，行政法学者必须加倍努力，这样他们的呼声才能为人知晓。”[13]更多的课题恐怕还需在今后研究中加以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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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杨建顺撰）；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16
[4]AnthonyOgus,Regulation：LegalFormandEconomicTheory,ClarendonPress,1994，p245
[6]张卿。为什么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J]（竞争与监管政策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2月，作者提供）
[7]参见丹尼尔？F？史普博著。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26
[8]宋华琳。公用事业特许与政府规制——立足于中国水务民营化实践的初步观察[J]，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论文摘要:城市房屋拆迁既涉及到被拆迁人、拆迁人、社会公共等诸多利益，又牵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诸多领域，也影响到被拆迁人宪法上的基木权利、民事财产权利等许多方而权利。而长期以来，有关拆迁的行政法规的缺陷和小足已严重影响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立法、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的缺失，但史重要的是缺失公民财产权利优先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法治理念。
长期以来，拆房迁屋工作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而和环节，为推动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改善城市环境和被拆迁人的居住条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房屋拆迁量的增大，因拆迁引起的纠纷、上访和诉讼不断增加。城市房屋拆迁既涉及到被拆迁人、拆迁人、社会公共等诸多利益，又牵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诸多领域，也影响到被拆迁人的宪法上的基木权利、民事则产权利等许多方而权利。由此必然诉求权利的救济，从而引发了关于拆迁的诸多思考，木文拟主要从行政法角度来考察城市房屋拆迁所涉及的问题。
一、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立法之缺陷
现行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颁布粼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训拆迁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经营条例)、建设部颁布粼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司法部颁布的《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最高人民法院粼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等。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对于规范房屋拆迁行为，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规制，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拆迁的不少法规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的客观实际。例如，近年来颁布了一大批经济、民事、行政方而的法律、法规，而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大多颁布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一致甚至是矛盾，急待修改和衔接。还有就是我国城市房屋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房屋以公有制为主逐渐转化为非公有制为主。这些因素造成了目前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存在相当大的缺陷，法律法规赋子被拆迁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障。
涉及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规范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在行政法方而可概括为:
(一)依法行政制约的缺失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从事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严格地依照宪法、法律和有关法规进行，不允许超越法定权限范围，也不允许有任何法外特权。可在现行的有关拆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存在许多与上位法相冲突问题，甚至在执法中以行政命令代替民主决策、以行政强制手段代替法律手段、滥用行政许可的行为。
例如《拆迁条例》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这一规定明显与宪法第13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则产不受侵犯”和第39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相违背。上试拆迁条例》第7条规定是在同一土地上设定了两个不同的所有权，明显与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一物一权”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缺乏民事法律上合法依据。
(二)以法行政制约的缺失
根据以法行政原则，各级行政机关应运用行政法手段来管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物，以法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维护行政权威，提高行政效能。
(三)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的缺失
参与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应注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它是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体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拆迁、强行拆迁等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江苏南京玄武区有的拆迁办组成“拆迁先锋队”，以砸玻璃、扔粪便、掀屋顶等野蛮行为肆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的趁户主不在突击拆房，使其则物埋于瓦砾之下，有的彩电、空调、家具等则产不翼而飞，连12岁的孩子问一句‘你们来干什么”，竟遭一顿攀打。拆迁办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根据《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20条、21条的规定，只要拆迁人依照裁决已给子被拆迁人货币补偿或者提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的，如果被拆迁人在裁决决定的搬迁期间内未搬迁的，那么，所在区的人民政府可以责令有关部门强制执行，或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适当行政原则的缺失
适当行政原则是指行政活动应该按照公平、合理的要求进行，保障依法行政原则和以法行政原则得以全而准确地实施.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原则得以全面准确地贯彻。它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可以自山裁量，采取其认为合乎情理的行政行为，但必须全而权衡有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采取对公民权益造成限制或者损害最小的行政行为。
然而在实践中各地拆迁管理部门和有关拆迁中位并没有考虑到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采取木来可以造成较小损失的拆迁行为。例如，2003年9月19日，北京海淀区长春桥的拆迁户XX因与拆迁单位就拆迁安置补偿金额问题达不成共识而没有搬走，大约晚11点到12点之间进入梦乡的XX一家人，突然被冲进屋里的五六个手持长木棒的大汉摁倒在地，然后拳打脚踢，最后用毛巾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并蒙上眼睛，嘴里也塞上毛巾，把他们抬到外面扔在了大门口。黑暗中，轰轰隆隆不到四十分钟，他们的家顷刻间被铲车夷为平地。这起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拆迁行为性质非常恶劣，是多年来野蛮拆迁行为中登峰造极之作。
二、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救济之缺陷
法律法规虽然不完善，若有相应行政部门之监督和救济，恐怕于民众也未必有大虞。然而现实是除了城市房屋拆迁行为存在行政立法上的缺陷之外，对于拆迁行为的行政法救济途径，现行的法律法规也缺乏合法、合理和有效的规定。在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其关键的环节是公权的优越性和公权的强制力，拆迁是一种公权力，往往是政府的行为，何况有些地方打着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招牌，置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于不顾，被拆迁人通常也无法得到有效和有力的行政救济，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救济仅仅局限于申请行政裁决，既没有行政听证，也没有行政复议，甘无救济即无权利”的行政法原则相悖。
例如《拆迁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然而无论是人民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房屋拆迁行为中，都不具有中立性，它们与拆迁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赋子它们对该类拆迁补偿协议有行政裁决的权力，明显违反了“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法律格言，如此何以能保证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裁决的公正性、公平性
三、城市房屋拆迁决定的司法审查之缺失
对于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行政裁决行为的司法救济，国务院的《拆迁条例》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建设部《规定》第18条等都规定可以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受理。但对于拆迁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却没有任何司法审查的途径，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不顾经济实力，盲目扩大城建和拆迁规模，造成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不落实;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盲目扩大拆迁范围;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急功近利、攀比成风等大拆大建现象;许多地方大肆圈地或滥建工业园区，严重剥夺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拆迁纠纷、上访持续不断的出现日‘愈演愈烈，仅建设部2002年1至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上访1730批次、集体上访12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的分别占28%,70%,83.7%。
假借满足公共利益而大量地用于商业目的，是拆迁过程中使用得非常普遍的手法，通过大量租用行政权力来谋取个人、小团体的私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公民应该对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有拆迁知情权和异议权，或者设立代表否决程序，也可以采用听证制度使公权力与私权利达到一定的平衡，防止政府行政行为过多介入私权。司法权不应当为行政权服务，如果司法权为实现行政权的利益而保驾护航，就会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从而起不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司法权的行使应该导致对私权的保护，“法官不得以法律无规定或者法律不明确为理山而拒绝裁判，否则构成不作为”，法院不能将民众应该得到的救济推给行政权去解决。
四、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行政法之重建
(一)设立城市拆迁规划建设项目的听证程序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46,47条的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同时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涉及民事基本权利即则产权利的只能由法律调整，因此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划、建设、实施等只能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建立相应的听证和监督程序。
(二)设立被拆迁人有效参与拆迁许可审批的程序
公权力的神秘化，其结果只能是公权力被异化为对法律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破坏力，而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措施之一，就是进行民主监督。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拆迁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只有当被拆迁人真正介入行政许可的审批过程，才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政府作为拆迁人与公民作为被拆迁人的绝对不均衡、不合理的局而，从而使被拆迁人在拆迁审批之初即获得法律的强有力保障。
(三)设立规范、合理、有效的拆迁行为的行政救济途径
拆迁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应通过赋予行政相对人即被拆迁人行政救济权利来子以监督。这种救济不仅体现在拆迁补偿协议的订立上、而且还应当包括拆迁安置、拆迁补偿的价格的确定、强制拆迁行为的禁止等诸方面;不仅应当赋子被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的权利，而日‘应当规定被拆迁人有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中的行政不作为、行政违法或者行政越权等行为的出现。
(四)完善城市规划、拆迁等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
内容提要:莫诺湖案所面临的是洛杉矶市居民生活用水需要与莫诺湖及其支流的公共信托利益保护之间的严重冲突，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以及水资源委员会对1940年的引水许可决定作出的重大修改，表明作为“对物的行政许可”的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具有与“对人的行政许可”完全不同的“两阶段性”特点。为了维护自然资源的公共信托用途，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一般不宜适用《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规定；为确保各种利益冲突得以合理权衡，应允许对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附条件”，并相应完善《行政许可法》关于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的程序性规定，加强法院对这类许可的司法审查。
一、美国莫诺湖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二、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的规范与控制——来自莫诺湖案的启示
前不久发生的圆明园防渗膜工程事件以及中山陵公园前湖建温室事件，以及类似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利用的事件，如张家界、黄山、泰山等景区因建众多商业设施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亮上黄牌，武当山的复真观被改建为三星级宾馆等，无不说明我国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失去了控制。这种失控与我们未能提供一个有效处理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冲突的理论有密切关系。那么，作为代表公共信托理论的典型判例，莫诺湖案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的“两阶段”性特点
（二）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不宜适用《行政许可法》第8条
笔者已在其他论文中指出，公物特别独占利用许可一般不能适用《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规定，⑨其理论依据是法国的公产理论⑩和日本的行政财产理论。日本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指出：“……基于行政财产的土地使用许可而授予的使用权，……当该行政财产本来的用途或者目的上的必要发生时，原则上在这时应该消灭，并且应该认为前述制约内在于权利本身而被授予”。换句话说，“当行政财产的使用许可因公共利益上的理由被撤回时，原则上没有必要对使用权的丧失进行补偿。”(11)那么，自然资源(12)特别利用许可是否也属于《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的例外呢？
由上可见，根据自然资源的公共信托理论，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一般不宜适用于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
（三）通过“附条件”许可来权衡利益冲突
遗憾的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就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行政许可能否以及如何附条件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当行政许可属于裁量行政许可时，允许行政许可机关为平衡各方利益冲突而在授予许可时附加“条件”是必要的。在莫诺湖案中，如果不论损害或负担之大小，一概拒绝洛杉矶市的取水许可，当地经济将无从发展，社会将无从进步；反之，一概批准许可而不加限制，则莫诺湖及其支流所承载的公共利益将得不到维护。因此，批准行政许可时附加合理的条件，是平衡各种利益冲突的重要形式。当然，这种“附条件”，也应经过正当程序，正如莫诺湖案中水资源委员会所做的那样，应充分听取那些特别看重莫诺湖及其支流的信托用途的人的意见，并使他们的主张在行政决定程序中得到充分考虑；行政许可所附条件应遵循“不违背作成裁量处分之目的、合义务性原则、比例原则以及不作非正当合理之结合”的原则等。(25)
（四）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程序≠《行政许可法》的“特许”程序
在莫诺湖案中，水资源委员会为确保多元利益冲突的合理权衡，在1631号水权决定之前就可以允许怎样的引水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并经过了拖沓冗长的听证程序：首先，水资源委员会于1993年5月公布了一个三卷本共1400页的环境影响报告草案；其次，水资源委员会于1993年10月举行了一个为期43天的证据性听证会，其中，至少125个当事人以及1000多个出席者提供了证据。(26)就此而言，我国《行政许可法》严重缺乏对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第一阶段的程序规制。
（五）法院应对自然资源特别利用许可进行严格审查
三、结语
注释:
①［德］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②［德］沃尔夫、巴霍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40页。
③hotelling,"theeconomicsofexhaustibleresourc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39(1931),pp.137-175.
④参见［英］罗杰·珀曼、马越、詹姆斯·麦吉利夫雷、迈克尔·科蒙：《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第二版），张涛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⑤参见约翰·e·克里贝特、科温·w·约翰逊、罗杰·w·芬德利、欧内斯特·e·史密斯：《财产法：案例与材料》，乔东祥、陈刚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2-616页。
⑥参见约翰·e·克里贝特、科温·w·约翰逊、罗杰·w·芬德利、欧内斯特·e·史密斯：《财产法：案例与材料》，第618-620页。
⑦⑧［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126页。
⑩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7-348页。
(11)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611页。
(12)美国自然资源的范围与法国公产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属于自然资源范畴的物，如野生动植物，就不属于法国传统公产的范畴。
(13)seemichaelc.blummandtheaschwartz,"monolakeandtheevolvingpublictrustinwesternwater",37ariz.l.rev,701(1995),p.711.
(14)(15)seemichaelc.blummandtheaschwartz,"monolakeandtheevolvingpublictrustinwesternwater",37ariz.l.rev,701(1995),pp.707,719-720.
(16)(18)(19)［德］沃尔夫、巴霍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5、326、326-332页。
(17)jang.laitosandjosephp.tomain,"energyandnaturalresourceslawinanutshell",st.paul,minn.:westgroup,1992,pp.361-362.
(20)michaelc.blummandtheaschwartz,"monolakeandtheevolvingpublictrustinwesternwater",37ariz.l.rev,701(1995),p.724.
(21)［德］沃尔夫、巴霍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第326页。
(22)在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行为附款的种类有附条件、负担、期限、负担之保留、法律效果之一部分除外、修正之负担等。倘排除民法的影响，单就概念的界定而言，附款中的负担、保留废止权、负担之保留等都是可以用“条件”来涵盖的。（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第六版，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339-341页）在日本的法律条文上，通常也不使用“附款”一词，而是使用“条件”（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
(23)(24)seemichaelc.blummandtheaschwartz,"monolakeandtheevolvingpublictrustinwesternwater",37ariz.l.rev,701(1995),pp.717-719.
(25)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第六版，台北，三民书局，2000年，第338页。
(26)(30)michaelc.blummandtheaschwartz,"monolakeandtheevolvingpublictrustinwesternwater",37ariz.l.rev,701(1995),pp.717,708.
(27)参见［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下），杨伟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13页。
(28)［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5页。
(29)seejang.laitosandjosephp.tomain,"energyandnaturalresourceslawinanutshell",st.paul,minn.:westgroup,1992,p.64.
(31)［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第154页。
(32)michaelc.blummandtheaschwartz,"monolakeandtheevolvingpublictrustinwesternwater",37ariz.l.rev,701(1995),p.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