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成为必然趋势。新准则在资产的概念结构、收益观点、计量属性、利润确认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上国际经济舞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综合评估成为我国业绩评价理论研究领域内的热点。
1现代会计准则下业绩评估体系的构建
1.1评估指标选取应考虑的因素分析
笔者从新会计准则在财务报告披露方面的主要变化入手，从获利能力、资产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这四个方面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公司的长远利益为目标来构建新的评估指标体系。
1.1.1获利能力：设置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营业利润率四个指标。①总资产报酬率，体现了资产利用效率，说明企业在节约资金、增加收入使用等方面取得的效果；②净资产收益率，评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否正确，是由净资产收益率来决定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③每股收益，用来评价普通股获利水平和投资风险，是投资者据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评估企业成长潜力；④营业利润率，该指标体现营业收入的收益水平。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收入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利润表不再区分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而将它们合并为经营业务，这个变动既避免了人为粉饰会计报表的可能，也与当前企业经营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相适应。
1.1.2资产营运能力：根据现代会计准则，企业所有资产发生减值时，都应当对所发生的减值损失及时加以确认。当企业各类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反映营运能力财务比率的分析将会遇到问题，即计算公式中涉及的资产是否包括已经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有学者认为，应当使用资产“净额”，理由是可以保持分子分母计算口径的一致。对此，笔者认为不妥。以“存货周转率”为例，企业对外披露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存货是已经提取减值准备后的净额，而销售成本并没有相应减少。其结果是，提取减值准备越多，存货账款周转率越高。然而，这种周转天数的减少并不能够说明企业资产管理良好，恰恰相反，企业存货管理欠佳。
1.1.3偿债能力：设立资产负债率来反映上市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经营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其债务结构合理。设立现金流动负债率来反映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现金流动负债比率，从流动角度反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对短期债务的保障程度，不受那些不易变现的存货和应收款项的影响，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1.1.4发展能力：反映投资者未来收益和债权人长期债权的风险程度。营业收入的增长、资本增值、利润增加等是企业发展的基础，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能力，对此类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因素的条件下评估企业未来发展能力。①每股收益增长率，大致判断企业未来的盈利趋势，可通过对该指标连续多年的比较分析。②净利润增长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净利润增长额与前期净利润的比率，它表明企业净利润的变动趋势，体现了企业的具有可持续性增长能力。③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该指标用来衡量企业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规模的增长情况，这是企业现金管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1.2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评估体系构建
新业绩评估体系体现了新准则下财务报表注重资产负债观的新理念，从全面收益的角度来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新会计准则下经营业绩指标体系与传统经营业绩指标体系结构对比如表1所示。
2经营业绩综合评价方法的确定
2.1基于因子分析法经营业绩的综合评估
具体步骤如下：
2.1.1数据的预处理首先对其预处理，使评价结果趋于合理，将反映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数据收集后。主要分为三方面：①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②指标的同趋化处理；③对极值的控制。
rik=■∑■■■■rii=1，rik=rki（1）
2.1.4确定因子个数。
2.1.5因子载荷矩阵。即求解因子模型z=af中因子系数矩阵a的初始解，将由r阵解得的特征向量，将uij正规化特征向量与相乘，就得到a，即γij=■（2）
然后，将正规化特征向量与■（j=1，2，3，m，m≤p）相乘，得到a=（aij）=（γij■）（3）
2.1.6因子旋转。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知道每个公因子的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2.1.7估算因子得分。由于公因子（m个）与原指标（p个）之间不存在可逆关系，使得因子得分无法精确表示为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即因子得分在理论上是不可测的。
2.1.8求解综合得分。要对样本排序，除了求出因子得分外，还得计算因子得分估计值的合成分数，即公因子得分估计值的线性加权，即有：■=∑■■w■■（4）
2.2基于聚类分析法上对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分类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综合得分后，为了推得更为直观的结果，采用聚类分析对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水平进行划分。
3实证分析
3.2因子分析法在科学研究中，往往要对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测，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以寻找规律。由于综合指标所代表的信息不重叠，这样就可对综合指标根据专业知识和指标反映的独特含义给予命名。
3.2.1数据的预处理。首先利用非参数检验之单样本k-s检验考察原始指标数据是否来自正态总体，经检验发现，
在95%的置信度下，原始指标数据全部通过正态性检验。
3.2.2因子分析
①因子分析模型效果的检验。该表给出对采样充足度的kaiser-meyer-olkin测度结果及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kmo值大于0.5，说明作因子分析的样本量是充足的。bartlett检验的p值接近于0，表明因子模型进行分析是合适的。②提取公因子个数的确定。本文对提取4个因子与5个因子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当提取4个公因子时，总的方差贡献率达85.417%，提取5个公因子时总方差贡献率达86.981%，多
3.3聚类分析法按照前文所述方法，利用spss软件来进行聚类分析，以下对其输出结果进行简单分析。
表3给出了分成4类时各类的频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归入第四类的数量最少，仅占总样本量的11.4%，归入第一类的上市公司数目最多，占到样本总数的38.6%，结合综合得分情况分析，会发现，归入第四类的上市公司是最好的一类，因为它们的经营业绩都是在综合排名第1、2、3位的。
一、对价制度的历史渊源
二、对价制度产生的原因
作者：高方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系统论是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于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一种理论。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即整体性原则）。
贝塔朗菲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性质和规律存在于各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不是其各个构成要素的孤立特征及其叠加所能反映的。
根据这一原理，对待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将其分割为孤立的知识进行教学，而应特别注意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教学，不仅要使学生理解各个部分的内容，而且要使学生理解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
二、现行普通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缺陷
普通高中历史必修课分为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三个学习模块,按照“古今贯通与中外关联”的原则分为25个学习专题，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从教与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编写体例存在一些缺陷。
1.缺乏通史基础，模块学习已成“空中楼阁”
“模块”加“专题”形式的教学，必须建立在通史知识的基础上。对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亦作了强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在体系的构建上，既注意与初中课程的衔接，又避免简单地重复，遵循高中历史教学规律。”但是由于历史学科在初中被严重边缘化，初中学生并没有形成系统扎实的通史知识，这对高中阶段的历史专题学习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和制约，《课程标准》的设想仅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2.忽视历史时序，知识呈现显得零乱
3.知识叙述重复，且有蜻蜓点水之感
以人民版历史教材为例，有关的内容，在必修Ⅰ专题四“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必修Ⅱ专题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必修Ⅲ专题四“20世纪以来中国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中均有所涉及。虽然侧重点不同，但这个内容还是不可避免地重复了，使得历史知识繁冗芜杂且不成系统。
4.割裂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恐成盲人摸象之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上述观点充分表明，历史事件的产生与发展，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来阐释其原因。而模块加专题的编排模式人为地将历史割裂成政治、经济、文化三条孤立的线索，忽视了历史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学生对历史的全貌就难以形成整体性的把握，更难以从这些分散孤立的史实中对历史事件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了。
鉴于此，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用整体论的原则对教材进行处理。
三、整体论处理历史教材的方法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智慧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组织得很好的知识体系。”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也认为：“简单地说，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关联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从整体上处理教材，帮助学生弄清本模块内容在历史教材的整体结构中处于什么层次，这样才能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因果联系。
试以人民版教材晚清（1840~1912）阶段的历史教学为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列出下表：
有了这个结构表，从体系构建的角度看，学生就可以知道历史教材的主要内容，可以了解历史教材是从哪些层面、哪些角度编写的；从知识掌握的层面来看，纵向可以把握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横向可以把握特定历史时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学生学习历史的难度无疑会大大降低。
从微观层面来说，专题内部亦应使用整体性原则处理，使学生清楚专题内部各节内容的结构与知识联系。试以人民版教材必修Ⅱ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为例。各节标题如下：
第一节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第二节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第三节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第四节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
本专题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二是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其中教材前三节描述的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因中国古代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受到抑制，所以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表现为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长期占统治地位。显然教材第四节的目标是追根溯源，探讨古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成因。
新课程下教材的使用与处理，要求教师树立新课程意识。即我们应该视教材为一种资源，为我所用，可以改造；而不应当成教条，受其束缚，不敢僭越。
关键词：儒家化；义利观；农商
一、宋朝法律的儒家化：一个开拓的课题
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但大家论及的法律儒家化多指中国古代刑事法律的儒家化而非整个古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艾永明先生在《清朝行政法律之儒家化》中提出“要真正全面和正确地阐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必须将研究范围扩及到刑事法律以外的其它法律。”[1]首次对中国古代行政法特别是清朝行政法律的儒家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古代中国法律内容广泛、全面，虽然是以刑为主，但除了刑事法律，还有其它各种法律，而法律的儒家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儒家法律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引礼入律，把儒家经典直接作为法律规范来断案。以上这两个方面不光影响和表现在刑事法律上，还表现和影响到其它法律。这种影响和法律上的表现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在中国古代商事法律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那么儒家化对商事法律的影响更具法律儒家化之显著特征。
在讨论儒家化对商事法律的影响前，首先应对法律儒家化的意义做一下解释。“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是为了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问题。”[2]这个观点在法学界影响很深远。而艾永明先生在《清朝行政法律之儒家化》中归纳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以礼入法）的本质特征是将以宗法伦常为中心的“亲亲”之道深入和具体地贯彻于法律之中，而并不是仅仅表现为“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1]儒家思想是以封建的伦理纲常为中心的，亦即尊尊、亲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上，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宋朝在中国古代各朝代中疆域较小，兵力较弱，并且一直受辽、西夏、金等外族的欺凌。但是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荣，商品贸易空前发达。《清明上河图》就很现实的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还有为“国际贸易”设立的榷场，以及为适应经济贸易的发展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无不印证宋朝经济的繁荣，商业贸易的发达推动政府对商事活动的认同，社会对商业的观念也得到改变，宋朝的民商事法律也随着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对商事法律规范的需求也大幅提高。
晋傅玄说“夫商贾者，所以冲盈虚而权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3]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人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以伦理纲常为中心的尊尊、亲亲之道反映到商业上即是“义利”和“农商”的问题。简单讲重利易“轻别离”，会远父母，远道义。儒家的礼为儒家治平的工具，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如贱利抑商）和积极的一面，宋朝法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消极一面的影响各朝代基本都是相似的，我们着重从积极的一面来谈儒家化对宋朝商事法律的影响。
二、儒家化思想的突破：义利、农商并重
三、仁爱：法律为商事提供活动主体
土地所有权在中国古代财产权中具有重要地位，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形式直接反映了历朝历代经济、政治的面貌。宋朝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可自由行使，政府还通过售田、赐田等方式将官田变为私田。王安石认为土地兼并积重难返，因此反对随便剥夺地主的土地给穷人。大量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的自由买卖本身就是宋朝商业经济的发展的标志，而土地的自由买卖又为宋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土地私有权不应受任何限制的观念已经成为‘人情土俗’，得到民间的普遍尊重和维护，更得到统治者的确认。”[10]
宋朝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这得益于商事法律条文（散见于个律令及习惯和乡规民约中）对商人和商事的保护和支持，而儒家化思想在宋朝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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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原儒商文化价值内涵特性分析
中原地带，位置优越，商业繁盛，历史悠久，其厚重的儒商文化是当前中原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独具儒性思想和商业文化的双重优势。一般来讲，中原儒商是指长期在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域生活和成长过，有着较为强烈的从商治商意识和独特的商业经营管理方式，并兼具崇高的儒性文化和道德品性。其中的“儒”应指在传统儒家文化及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儒家德，“商”应指儒性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商业经营行为及管理方法，在这极其浓郁的中原儒商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厚的价值内涵和明显的商业特性，其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亦很重要。
重人本、施仁爱的从商理念
可以看出，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的同时，从不以一己之利而危害社会，相反他们总是秉承仁爱为先，用自己卓越的商业智慧和才华来回报国家、服务社会。古代中原儒商就是严格遵循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教诲，在其高尚的道德文化意识的指引下，他们把商业活动看成是实施儒家道德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路径。他们大多善于贡献社会，比较热衷于赈济灾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社会和国家的公益性教育事业或慈善事业。比如在当代新儒商中，有亦商亦儒、忠贞爱国的商人马万祺，还有寿考百岁、慈善人生的商人邵逸夫，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和例子。他们时常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后，大多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民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极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明义利、济众生的治商之本
中原儒商关心民众，体恤贫苦，热爱国家，忠于社会，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之后，把自身的个人价值和民族的社会价值统一起来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陶朱公”范蠡就是这样演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早年与越王“卧薪尝胆”，隐忍偷生。后助越王灭了吴，但他不以功自居，却隐姓理名，徜徉于江湖，经营商业，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商贾。他在不断地追求、创造、积累财富的同时，从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乡邻们，散家财施惠他们，并定居“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司马迁评价他：“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能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德也”。由此，后人尊称他为“陶朱公”，追捧他为“商业之神”、“财神”。
尚中和、生善财的经商之道
荀子也说道：“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国富》）。荀子认为，在古代竞争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儒商也要保持良好的君子风范和儒雅气度，要善于运用“以和济争”的经营策略，达到“生善财”的目的。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做人经商，基本都以仁字当先，以和为贵，倡导和气生善财。他常常提醒自己，从商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贫而乐，富而好礼”，要“富而有仁”，以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最终达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商”至高境界。在《吕氏春秋》中曾记载子贡花一大笔钱财无条件的赎回大批鲁国奴隶的伟大善举，可谓是流芳千古的传世佳话。子贡这种运用儒家文化来促进商业发展，以商业智慧来滋养儒家思想，为后世“为富且仁”的儒商经济理论的传承和发扬奠定了基础。
守信义、重承诺的市场之德
“信义”是中原儒家文化中主要的伦理价值标准，“诚信”被视为现代市场经济行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二者是可以相互并生、契合的，也可以具体转化为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为政》曰：“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可以看出，儒家是如此的看重“信义”，不管是做人，还是处事，“信义”是根本，没有了“信义”，其他一切都是一纸空文，无从谈起。而“诚信”在儒家著作中也提及多次，《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君子诚之为贵。”《礼记祭统》曰：“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荀子不苟》曰：“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上述经典名句，深刻阐释了“诚信”之道的具体内涵，明白其中之理，其他的一切道德观念都能神清自明。
由上可知，在儒家思想的观念里，“信”是君子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义”是君子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准，二者合一，是个人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从个人的道德信念上来讲，中原儒商是标准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敛取不义之财是小人行为，是奸商行为。讲仁义，守诚信，在古代可以说，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为官经商，都是非常关键的道德价值标准。“诚信”成为了社会稳定、人我互亲、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和前提。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商业活动中，讲信义、守承诺已成为一种巨大的隐形力量和无形动力，支撑着纯洁的商业环境。一代晋商乔致庸的商训中就非常看重“信义”，他认为，经商首要看重的是以信誉招揽顾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取利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共同铸就中原儒商之大道。
儒商子贡曾与其师孔子时常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做人处事的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将不复存在。在他的商业生涯中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最终使他在残酷的商斗之中，赢得信誉，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中原儒商的文化基础，并使他的经营理念孕育着博大精深的儒家德性文化内涵。君无信不立，民无信不立。商业活动更是如此，俗话说“货真价实”，就是要用诚信去争取顾客，赢得市场。古往今来，大凡成功的商业巨子，包括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怀邦商人、“康百万”家族、鲁商奇才孟洛川等，无一不是如此。信之于商，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现实价值体现，内容广泛实用，涵义精深易学。现如今，作为一名真正的儒商一定要讲究“信义”，以信立商，把诚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以建构真正和谐的商业生态。史学大家司马迁曾把商人分为“义商”和“奸商”两类。义商恪守诚信，童叟无欺，公平交易，深知“黄金有价，信誉无价”；而奸商到处欺诈，牟取暴利，唯利是图，不知情，不知义。在当下中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值得新时期中原儒商应加以甄别和积极借鉴的。
坚毅力、生不息的敬业之神
在儒家思想里，总是蕴涵着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易传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自强不息，源于天地万物而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儒家伦理从自然界中领略到某种道德的力量来感化人性，教化四方。孔子更是强调修身做人，治国平天下要“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注重以“浩然之气”来“养身修性”，培养人性的坚韧，塑造人格的德性力量，它有一种永不言败、持之以恒的信念和毅力。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体现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表现为儒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自强图新的坚毅品质。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
2.金良年撰.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唐凯麟，曹刚著.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戢斗勇著.以义取利的生意经―儒商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