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为应对全球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国际化突破一度仅限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日益受到民族国家重视并被提上各国的政策议程。国家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国际化要素的流动方向和国际化发生的空间范围出发，可以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进一步细分为“全面外向型”“过渡转向型”“区域聚焦型”“战略内向型”四种类型，不同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国家政策呈现出差异化特质。就单一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而言，选择何种政策模式背后的深层逻辑离不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诉求、所依存的全球环境的变化以及参与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矛盾和不平等现实。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政策类型；类型学
历史中的高等教育一直不乏国际化活动，直到近半个世纪，国际化逐渐形成一股外部变革力量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随着教育体系的日益开放，今天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克拉克·克尔（ClarkKerr）所指的“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对高等教育有这么多目的；导致民族国家政府更多地参与高等教育”的时代，基于这个论断不禁会问，一边是高涨的国际化浪潮，一边是由民族国家控制的教育体系，那么民族国家究竟为国际化做了什么？研究表明国家政策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国家政策为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国际化行动的规则框架和必要资源，高等教育机构及一些超国家组织也都期望民族国家能更加参与这一进程，采取更明确和连贯的国家战略。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密集出台的政策，以观察当前世界各国是如何因应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同国家的政策有何差异和侧重，又何以做出对应的政策选择，以便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和应对。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化”脉络
高等教育自萌芽时就具有国际性，一直到20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都是偶然又独立的存在，依靠游学的学者和学生庞大的旅行，在人们对世界、他人、文化、语言和思想的“好奇、需要或纯粹的巧合”的推动下与其他文化发生互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随着国际化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持续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政策的联结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强化。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中注入政策元素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国家政策议程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类型重塑
最近几十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图景发生了极大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变得更加多元，呈现不同取向。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领域的新动态，厘清各国的国际化定位并解释其政策背后的驱动因素。
（一）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学研究
根据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Durkheim）以“分类”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处理复杂的多维概念时，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借助分类对概念拆解，以便于明确研究对象。类型学（typology）已被证明是处理认识论问题的宝贵工具，更适用于如“国际化”这种出现不久的概念和研究领域，通过描绘国际化的概念维度，继而揭示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多个层面。已有研究尝试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分类，从过程视角来看，国际化是一个“引进”和“输出”的双向过程，“引进”意味着一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输出”则是一国把本国优秀文化成果推广到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本国优秀文化成果。基于这种双向度流动的理论框架，有研究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分为内向型、外向型和综合型三种；有的仅包括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类型；还有研究着重分析双向过程中知识创新的迁移，认为无论创新是如何扩散或传播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角色都可以分为创新的接受者和创新的提供者两类；更多研究则是着眼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活动来进行分类。
在已有的分类体系下可以看到各国基于本国诉求所选择的整体发展路径。不过不难发现，这些繁多的分类存在两方面问题，要么着重于对国际化活动的全面罗列，乃至划分得过于细致，兼容并包涉及国际化的各项活动；要么局限于方向性研究，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是内向就是外向，比较均衡的就只能用“综合型”来表述，这样分类的意义就略显薄弱。因此，为了更精准地研判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选择，对各国政策进行类型重塑需要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出发，对这一概念重新思考与提炼，形成更为全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框架，进而把握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的特点。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坐标与国家政策类型
构建这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坐标并不是要与每个国家的国际化活动一一对应，事实上各国采取的是更为综合的国家政策，在相似或差异化动机的驱动下，各国对国际化诸多方面都会做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回应，乃至将国际化纳入更加宏观的国家战略中。本研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重构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中的优先事项和战略导向，也会选取一些代表性国家从其国家政策进一步解构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重点和发展路径，从而更加明晰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的特点。综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框架，本研究将各国国家政策归纳为4种模式，（见图2）分别是“全面外向型”政策、“过渡转向型”政策、“区域聚焦型”政策、“战略内向型”政策。
三、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的特点
即使各国基于相似的理由，采用类似的政策设计，也并非全然一致，不同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国家政策呈现出差异化导向和特质。
（一）“全面外向型”政策：强调竞争多于合作
（二）“过渡转向型”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外向转型
（三）“区域聚焦型”政策：以区域化带动国际化
（四）“战略内向型”政策：打造区域内教育枢纽
与中国、印度这些正在着力扭转内向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有所区别，还有一些国家更倾向于以内向型国际化打造本国或本地区成为区域内的高等教育枢纽。这些国家曾经是传统的国际学生供应方，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地区，逐渐成长为新兴留学目的地，得益于其政府通过战略规划建设区域内高等教育枢纽，实现本国或本地区留学创收（学生枢纽）、人力资源开发（技能人才枢纽）、吸引外资并创造知识经济（知识/创新枢纽）的发展诉求。新加坡政府21世纪以来接连启动“新加坡教育”“全球学堂”“生物医学科学计划”“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校园计划”等多个项目，旨在引入世界顶级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创建项目、发展研究伙伴、开办分校等多种方式，提升新加坡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将自身改造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深层逻辑
就单一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而言，选择何种政策模式背后的深层逻辑离不开国家的发展诉求、所依存的全球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矛盾和问题。
（一）配合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诉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配合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诉求的变化，其国家政策模式也会产生改变。如俄罗斯，在苏联时代一度是全面外向型的高等教育输出国，但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开启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转型，不断调整政策制定方向。再如德国，近年来愈加强调其在欧洲的作用，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领导者的新姿态挺身而出，在2016年发布的《联邦政府教育、科学和研究国际化战略》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在欧盟层面的国际合作中实现更高的一致性”，可以说目前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是全面外向型政策，但显示出更加将区域内部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置于优先位置的趋势。马来西亚也被认为是内向型国际化为主导，不过近年来政策风向有所转变，两大战略性政策文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2011》《马来西亚教育蓝图2015—2025》全面涵盖了国际化进程的多个关键部分，使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与更广泛的国家目标——打造国际水准高等教育助益国家增长，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宏伟计划相联系，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愿景和使命已经出现超越本地转向全球的趋势。
（二）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
（三）受制于难以逾越的国际化鸿沟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社会的日益全球化、区域化，以及知识经济的要求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创造了政策环境，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形成系统的国家政策或战略成为可能，这是国际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改变。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国家层面的主流问题。作为现有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的补充，本研究将国际化要素的流动方向和政策辐射的空间同时纳入进来，进一步对国际化传统意义的“外向输出”和“内向引入”国家进行细分，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区域内强国的政策框架可以更好地嵌入这一分类之中，有助于更深入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和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