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使一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化中的最大变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为我们重新审视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方近代共同体建构局限于国家维度不同的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一、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进而形成经济各方面逐渐趋向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一深刻演进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也具有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从其发展的动因上看，就其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言，在于不断深化的产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就其生产关系演进的制度背景而言，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展；就其实现的体制方式而言，主要在于市场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深化。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人类经济发展历史进入世界经济的新阶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15世纪初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及海外殖民，资本主义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形成潜在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可能；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文明历史进程中的统治地位，到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格局；从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并通过资本输出以殖民地或附属国的方式把广大落后国家统一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结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形成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20世纪50年代之后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高潮，到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世界性新潮流，直至进入新世纪后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全球网络化、经济区域化等各方面深入进展的推动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不平衡问题、环境资源问题等挑战不断加剧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成为历史性的不断深化的趋势，同时也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断对全球化提出更为深刻的要求。
就制度演进而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因而其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促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分工的水平，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二是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化，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运动空间更为广泛，从而进一步加剧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以及发展的不可持续等多方面矛盾冲突。因此，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历史，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的方式主导的，其不仅处于制定规则和秩序的中心地位，而且通过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从属地位的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增进必须是在能够首先满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才可能，这一进程必然是加剧利益冲突、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矛盾深化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在全球深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必然是市场经济盲目自发竞争矛盾加深，进而经济危机演变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
殖民主义和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迅猛。一方面是更为迅速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新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是更为广泛的市场化，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造，为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围的自由竞争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条件。此外，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从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上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更为坚实的企业制度基础；国际机构中多边组织（如WTO等）的发展，从宏观层面的国际经济联系机制上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更为自由的世界经济秩序条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迅速成长并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成为推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经济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进而，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全球治理赤字，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承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举措。
（二）治理赤字与全球治理新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抓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赋予现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当代世界经济的运行，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正逐渐转变为以中国为中介、联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环流”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共建大区域治理平台，为世界各国创造发展机遇。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发展，以开放的精神建构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二、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展
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而全球化的发展又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全新构建与价值观的重新塑造。站在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吸取了他国教训与历史经验，正在以新的方式参与并逐渐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以“中国方案”向世界贡献更有效的实践智慧。
（一）“全球化”的缘起与发展
回顾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在全球性的紧密交往开始之前，西方人对于“世界”的概念就开始有了认知。西方人对世界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对于神学和宗教的探讨，而后又转向自然的人类社会并且逐渐拓展到政治经济关系层面的世界秩序。古希腊时期，受到狭小城邦地理范围的影响，古希腊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大多局限在自然和神学层面对于宇宙和自然法则的想象。古希腊神话中所构建的层级分明的神之谱系，充分反映出城邦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即整个世界都掌握在宇宙和神的秩序与法则之中。《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正义作为宇宙的普遍准则，既规定着神的秩序，也规定着人类的秩序。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益频繁的对外交往打开了古希腊人重新认知世界的大门。智者运动之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家将世界治理的主体从“宇宙”、“神”、“自然法则”等超乎人上的元素转到了人类自身，希望通过阐发构建人类最高美德——“善”，在混乱的世界中构建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公元前四世纪，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公开宣称“我是世界公民”。同时期的斯多葛学派也表现出来对自然法的追求和世界主义情怀，体现出对相同人性的发现以及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宗教与世俗的持续斗争产生了近代的曙光，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构想逐渐转移到了现实政治经济秩序上来。14世纪初，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提到，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注意到世界疆域的辽阔属性，希望通过构建“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或囊括四海的帝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世界和平。虽然早期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多囿于地中海沿岸一隅，但是他们对于世界主义的憧憬和世界秩序的构想，却在现实中不断历史地推动着人类世界的交往。
国际贸易发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密切，全球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拓展。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提出全球化的4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全球性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这使“全球化”的概念超越了经济和贸易的维度，“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得到强化。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面临着全球经济的两极分化、全球生态的威胁、全球极权主义的存在以及全球性战争等诸多新风险。全球化不仅代表全球贸易，更包含着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安全、气候等多方面的全球性联系，包含着更普遍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更自由的贸易体系以及更深度的国际合作。
（二）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展
马克思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全球化”促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本固有的扩张本性。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阿瑞吉所提到的，500多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是一个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这个体系的扩张并非是空间地理的开拓，而更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贸易与金融扩张，使得中心地区的实力向边远地区不断渗透，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网络。为了实现资本扩张，各国基于各自的技术优势和要素禀赋，大量开展国际贸易，希望从国际贸易顺差中进行资本的累积。这就促使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创立和跨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密切全球的经济联系。资本的扩张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让全球资本的快速积累有了牢固的基础，还形成了庞大的全球资本流动循环。但也因资本的流动大、流速快，全球金融体系长期处于十分不稳定的无序状态，加深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伴随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而来的，还有逐渐失衡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断扩大的国家间贫富差距。
此外，全球性的劳动分工是现代世界体系运行的重要机制，然而相伴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并非理想中的全球共同发展和富裕，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状态下的世界体系特征，被称之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沃勒斯坦，2004）。这一世界体系，实际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拥有强大国家机器、掌握先进技术、控制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中心国家”，利用“边缘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商品市场，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而“边缘国家”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初级生产，受到中心国家的支配。长期的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因为获利不同而不断使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间的经济差距、劳工收益拉大，造成国际贸易体系的恶性循环。除了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中心-边缘”结构中还存在着“融入”和“边缘化”的机制，这也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本能。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不断“融入”到体系之内，而世界体系也在不断使新的国家“边缘化”。并且这个“融入”和“边缘化”的过程，经常是在“中心”国家霸权的干涉和强制下进行的。
从新中国建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被迫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社会的内在部分。但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金融、气候治理、安全等诸多领域的规则制定和管理上，掌握着极大的优势和主导权，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仍处于“边缘”地区。
全球化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和终结，也并未产生世界国家或者全球政府等。纵观现今世界格局，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主要的行为体，保留着对国家权力和主权的强烈诉求。国际法、各类国际规则和各类国际组织都是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主权和国家边界的基础之上的、旨在维护各自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具有“排他性”的产物。由此，现存世界体系中各国对排他利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间发展的巨大失衡，滋生霸权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导致国际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的发展及以此为基础在联合国、G20、WTO、全球气候谈判等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秩序的变革，为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历史内涵。但这并非西方国家所指的中国要重回世界体系的中心，重新掌握支配权和控制权。相反，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打破“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发展格局，构建共有、共享的世界体系与“天下秩序”，是“中国方案”的“世界智慧”和“天下情怀”。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众多发展倡议，沟通中国智慧与世界智慧，连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与世界人民共同开启全球合作新旅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共同体”的理念由来已久。伴随着全球化，“共同体”理念逐渐深入到世界秩序与国际合作的各个细节，弥补着以民族国家为重心的世界秩序的局限。
（一）“共同体”的含义及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运用两分法将“共同体”与“社会”进行明确区分，使得前者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在滕尼斯的笔下，共同体代表着一种成员之间共享观念、认同、价值观的融洽生活方式，其基本形式包括血缘共同体（亲戚）、地缘共同体（邻里）和精神共同体（友谊）。在“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包容、多元且有机结合的，各个个体绝非简单的相加而是整合成一个整体。与之相应，“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人们在其中和平但又彼此分离地生活在一起。有学者指出，在滕尼斯的理论体系中“共同体”和“社会”具有清晰的二元界别：“共同体”是自然形成、小范围且整体本位的，代表着古老的传统性；“社会”是非自然形成、大范围且个体本位的，代表着新兴的现代性。
在中国学术界，直到1932年人们都将“community”与“society”同视作“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访华之后，学界创立一个新词“社区”来对应“community”。“社区”一词带有很强的地域属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早期社会学领域，“共同体”与一定范围的共同生活区域密不可分。事实上，“共同体”开始便与“文明”相联系，“文明”首先是人以类的存在聚集为“社会”，共同体才可能发生。
从历史实践上看，工业文明以来的科技进步大大加深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交往关系也逐渐突破了农耕文明的血缘、地缘等桎梏。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深刻变化而逐渐消解，各式各样的新型共同体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数量至1981年已达140多种。由于“共同体”自身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其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脱域”情状，因而很难给予“共同体”一个准确的定义。仅以当代而论，一个共同体的产生须以人们持有的共同目标为根本前提，需要人们在实践运动中持续建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为共同体提供免遭分崩离析的向心力，因而共同体的实践面临许多困难。现代共同体构建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实现对于传统的“共同体”和“社会”概念的批判超越——即通过非自然手段建立包容性联系，实现大范围的个体有机整合。只有通过这种超越，一个取代旧有联系网络、融合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从理论认识上看，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特征的阐释对于我们认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进行社会形态种类划分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的存在物。”即是说，人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进而才有“文明”。在马克思的论述框架中，人类交往、生产方式、社会分期三者构成一条有机结合的循环链。随着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生产方式等物质资料的迅速革新，“交往”不断外延进而扩展成为民族交往和国际交往，“全球化”与“世界历史”也就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德文词汇“verkehr”和英文词汇“commerce”来表述“交往关系”，二者均包含贸易、交换、流通等意思。基于此，马克思将“交往”定义为“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大方面：从方式上看，它包含贸易、战争、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从范围上看，它包括内部交往、民族交往乃至国际交往等众多种类；从对象上看，它包括人与人本身、社会以及自然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的国际交往是其交往理论所阐释的较高级别的交往表现形式，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特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人类带入到一个单一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具体表现为，国际经济交往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国际政治经济交往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西方殖民体系的扩展而逐步深入，进而不断消解各地的文化特殊性，使得文化与社会的交流联系日益普遍化。同时，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对抗性日渐凸显，生态危机初现端倪。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样需要从上述5个方面整体入手。
“交往”自然会形成“共同体”，马克思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种类共同体，系统地阐发了共同体的性质特征、产生原因及演变过程，并为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马克思界定出3种不同的共同体：自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
自然共同体，也可称为“原始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早期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在自然共同体中，全体社会成员通过集体行动弥补了生产力低下状况下个体能力的不足，个体对于共同体存在完全依赖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原始的“人的依赖关系”被“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取代，自然共同体也随之进化为政治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取代了温情脉脉的血缘、地域关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分道扬镳，统治阶级以“共同利益”为借口攫取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所以，马克思指出，政治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完全虚幻的共同体”和“新的桎梏”。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阶级与私有制尚未消亡，世界尚未达到构筑“真正共同体”的历史条件，但人类同样能够不断能动地破除现有交往关系中的历史局限和内在矛盾，历史地推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漫长而又伟大的进程。
（二）“共同体”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
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以西欧为中心，将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纳入到它的边缘地带。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之间的时空距离，各生产要素愈发便利地结合到一起。资源与技术的结合刺激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膨胀，世界市场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论述的“政治共同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主权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统治阶级得以有效地运用国家能力，民族身份认同感的建构又令该种共同体具备强大的聚合力。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主权国家的单一行为体地位受到了各种非传统行为体的猛烈挑战。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国际交往联系扩展深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共同体自身狭隘性的原因，或许还应考虑到全球治理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客观现实。以欧盟为例，其前身欧洲共同体便是新型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典型代表。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使得西欧各国认识到民族国家在身份界定、利益建构上的狭隘本质，各种现实需求与威胁迫使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这使得欧盟事实上成为一个超越传统政治共同体的新型政治共同体。在欧盟中，各国有限的主权让渡使得个体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欧盟等新型政治共同体依然是建立在传统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新型政治共同体同样会遭遇“治理失灵”的窘境。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盟危机，英国的“脱欧”等都是这种窘境的表现。
由此，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以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为治理单元的世界秩序难以维系高效能的治理。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各国围绕减排承诺问题展开了多轮漫长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巴黎协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该协议的实施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前人类交往联系的程度和政治共同体的容纳限度出现了明显脱节，世界各国亟需形成一种新型治理体系来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危机，中国此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正当其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在继续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同时稳步推行“走出去”战略，积极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在联合国、G20峰会等多边组织平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还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带有公共物品色彩的组织机制。中国与世界各国互相接近、互联互通，开始形成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倡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赖于各国“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开放格局的深邃智慧。作为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交往联系状态，有助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新秩序。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国“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这充分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以往共同体的历史不平等属性，将带给世界各国真实的国际事务参与权，进而缔造互信、共赢的共同体认同感。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做出了新时代的全新阐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在报告的第十二部分专题论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明确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新时代各国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促进的美好憧憬。
四、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转型
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展深化，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家之间、各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经贸格局的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的巨大转换、传统国际体系的整体危机，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更多的现实可能。
（一）全球经贸格局的重大转变
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依附于特定的世界体系，是世界上各种经济势力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在总体上规定和制约着各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也直接规定和制约着微观经济主体开展贸易活动的范围和程度。
其次，传统的经济协调体系朝着多元层级架构方向发展。第一，世界经济协调机制中的新兴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中非论坛、中阿论坛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第二，国际经济组织自身也在进行结构变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0年进行份额改革，将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于2016年10月宣布，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其三，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核心力量由发达国家主导向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的方向转变。技术和资本是推动全球化的两大引擎，但是，如今单靠资本和技术已经难以实现全球化新的飞跃。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等事件的出现，标志着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传统核心力量正在收缩。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在对新一轮全球化进行积极探索，注入新的动力，如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金砖合作机制等，成为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二十国集团（G20）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对话平台，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协商的转变。
（二）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速进一步回落，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疲弱乏力，增长速度呈现放缓态势。发达国家的发展动力不足，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基础，使世界经济整体复苏长期疲弱乏力。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这一态势得到扭转，同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变化。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2018年中国GDP为14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经济存量中占15%左右，增量中则占30%以上）正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从大西洋两岸向欧亚大陆转移。
1.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已经在下降，其中结构性原因和根本性原因并存。结构性原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减少。2015年，除个别国家外，欧洲所有国家的老龄化水平均超过20%，整体步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全世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并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其中，欧洲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最高，为25%；北美地区为22%。当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严峻，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挑战。二是创新力不足。创新是打开经济增长的钥匙，创新动力不足直接影响经济的活力。纵观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以及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脉络，科技的每次重要革新都会带来新的发展红利。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相对乏力。从2000~2015年大部分发达国家在R&D的经费投入比重下降，其中美国和日本R&D的经费投入比重下降最快。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以及联邦政府预算搁置等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R&D经费投入趋向收缩，同时欧洲国家面临实体经济萎缩、债务危机高筑、政府财政赤字严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科技创新活力。
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增长出现下降并长期放缓的趋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即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形成鲜明反差，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在不断扩张的同时，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并且周期性的加剧，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周期性的恶化形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的全球化使这种以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成为全球性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这一矛盾运动在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同时，进一步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显著下降，必然大幅度降低生产能力利用率，需求不足下的供求矛盾必然导致产能过剩超出正常竞争要求的程度，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会提高资本构成（至少在名义上），从而降低资本的要素生产率，而且会降低劳动的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如果考虑到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对就业的保护政策，宏观就业目标的实现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微观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牺牲。而要素效率的降低（包括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两者之间形成恶性的交叉循环（两者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若出现“虚高度”，即结构演变并非建立在产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础上，并非是根据要素效率及结构配置性效率提升的逻辑，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的产业结构高度提升，而是背离效率和竞争形成的“虚高度”，导致结构高度提升过程同时降低生产效率，即负向的“结构效应”。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
2.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劲崛起
资本主义对外拓展的过程中，通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开拓，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世界体系，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被分为中心国与边缘国。在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国家的影响力从内到外依次递减，世界经济形成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支配-依附”体系。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版图中心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推动了传统的“中心-边缘”模式向互联互通相互嵌套的发展模式转型。
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日渐式微，以及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在发生转换。
（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危机
1.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旧有全球化路径的困境
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引擎。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直接催生了世界经济体系由国际贸易网络向全球生产网络转变，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卫星通讯、传真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国际互联网络的开通，为全球范围的商品交换开辟了新的路径，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网络、移动支付、虚拟现实技术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拓展了全球市场的边界。
资本的逐利性是全球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的本性要求摧毁一切地方限制、建立全球市场。……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这种趋势必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从而根本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把部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同时，目前全球的经济体系还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在现有“中心-边缘”结构中，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在重要的领域都拥有绝对优势，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心国家控制着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为代价，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全球治理需要进一步深化，完善治理机制，为各国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2.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面对当前诸多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由发达国家的利益及意志主导的国际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抱团取暖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治理体系的建设，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原有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相对于G7而言，G20更具代表性。G20议题涵盖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最为迫切和重大的议题；治理模式更加灵活高效，避免了僵化体制的约束；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不断的在扩大。
金砖国家需要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构中深入合作，包括通过金砖五国常驻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代表定期会晤等方式。近年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份额提升，话语权增加，进一步增强了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当前，金砖国家已经逐渐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典范，在推动实现更快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机制，加强了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金砖国家是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的关键因素之一，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国际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力量，在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全球治理哲学理念和实践倡议，旨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五、“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范式重构
（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与交往模式的变革
1.先定规则再发展——先发展再分配
事实上，“规则至上、理性主义”的原则始终体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在西方学者看来，“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使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以互利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的准则和信息。它们能减少交易成本，创造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展示可信度的机会，克服背叛承诺问题，同时提供包括原则性的、和平解决冲突方法在内的公共产品。”“全球治理被理所当然地定义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管控（rule-basedrule），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有效规则成为有效治理的充要条件。这不仅仅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对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解，也是西方政策和战略界的重要共识。”但统一规则统治下的世界并非是一个统一整体，因而上述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中显示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现实中自上而下的规则运转存在效率低、可行性弱等问题：世贸组织架构下多哈谈判多轮进行但却未取得实质性结果，大大小小的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凸显，《京都议定书》中的目标与现实差距太大，减少碳排放的雄心壮志最终止步于纸面……凡此种种无不说明“目标-契约-谈判-接受”的这一协定方式在现实中难以实行。
2.从“支配依附”到“共商共建”
追溯“中心-外围”体系下“支配依附”格局哲学起源，或许可在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和“冲突辩证”阐述下找到支持：“二元对立”认为两个事物之间存在斗争关系，只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消解另一方后才能化解矛盾推动新事物发展创新；“冲突辩证”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和排他性，事物的交往与进化是“零和博弈”。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理论都有着很强的冲突倾向。
“一带一路”则根本不同，“共商”便于营建战略伙伴关系，而“共建”可以激发治理积极性。这里包含着两层逻辑：一是身份认同，构建伙伴关系，并在这一身份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治理”；二是行为态度，从“消极主权”演进到“积极主权”。反映在国家与全球公共事务互动的态度中，积极参与是“国家主动地参与全球共同体事务，并以全球公共问题解决为核心展开积极行动的一种态度”；消极参与则是“国家被动地卷入全球事务中，并在多数同意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全球规范的一种态度。”如果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参与全球治理、制度设计和实施中，其身份重塑和行为态度将发生由“被动接受”到“积极实践”的转变。
回顾过去数年的大事记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一系列合作倡议的整合，充分展现了与沿线国家共商共议、共同设计的思路。“一带”和“一路”倡议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体现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共商原则。而《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则进一步阐释了共建共享的美好愿景。
（二）“一带一路”的路径与愿景
1.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
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交往的类型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大类，并阐明两者的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经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建设亚欧地区以海陆空交通线、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等为构成要素的综合性立体交互网络，为沿线国家的民间文化“思想交流”奠定“物质交往”基础。在“逆全球化”思潮下，从基础设施建设出发也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经济发展方式的尝试，为密切国家间经贸的往来和抵御全球化风险提供更强大的战略依托。”
2.促使沿线国家形成政治、经济、人文多层次深入合作
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具有时代超越性，极大地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以经贸为主的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在“贸易通”的基础上实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文化乃至民心的全方位互联互通，推动政治、经济、人文全方位多层次多合作格局，营造发展上互尊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求同存异的共演关系，以打造价值相融、利益相通、命运共同的和谐统一体。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并进的阳光大道。”
3.打造双环流全球新价值体系
当前世界经济模型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逐渐演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以贸易和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另一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中国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主要中间节点或枢纽点。“双环流”体系下的新型价值链循环模式，使得“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在这一新型全球体系中构建的大区域治理平台。
一方面，中国具有目前世界上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正从深加工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过渡，几乎能以全球最低成本向沿线国家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产品，这使中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倚重的大国。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约为1万亿美元，相比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西方国家，中国在重大项目上的资金、技术、装备以及人力资源的能力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兴建以及丝路基金的建设正好缓解了国际合作中发达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与意愿降低的问题，这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中国发展智慧与全球治理范式重构
“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形成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的构建体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命运与责任的联结。
1.“一带一路”与全球化：“一带一路”创造了新型全球化关系
首先，“一带一路”本身是一种全球化的形式。政策的沟通、设施的连通、贸易的畅通、资金的融通和民心相通，不仅多领域全方位地覆盖了传统语义下全球化的3种表现形式——“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而且具有多维度的全新内涵。
从运行规制来看，西方“自由主义”下盛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大型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没有对等的参与机遇；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垄断了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参与，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恶性循环。为消除缺乏公正合理规制下的掠夺性发展，减少发展失衡，“一带一路”倡议重新定义了资本和各个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地位，从而推动对现有全球权力系统和全球市场系统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能够更充分地发出声音，积极的社会政策追求所有人都有更体面的生活，金融治理缓解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程度，等等。
从价值塑造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针对传统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包括结构性失业、贫富差距扩大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引发的“逆全球化浪潮”，“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切实有效的行动塑造认同，为“再全球化”扩大民意基础，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提供“全球公共平台”下的对话合作新模式，培养“同舟共济，命运相连”的共识，通过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强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作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价值的传承和中国特色的价值目标，“一带一路”是当今中国向世界传递出的“新世界主义”倡议，其精髓是“丝路精神”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其内涵是“包容性全球化”。
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一步拉近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一方面，新贸易模式革命性地诞生，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世界需要根本性的体制机制创新，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的所在。
2.“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重构全球治理范式格局
“一带一路”通过重塑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真正形成全人类命运紧密结合的有机体。
第一，推动全球治理模式转型。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世界框架的“破旧—立新”。现代全球治理模式有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转变趋势，强调全球化的深化导致了权威的分散化：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扩散、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扩散、国家层次与国际组织层次以及次国家层次之间的扩散。这与“一带一路”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治理”，从“顶层设计”到多层次合作机制的丰富内涵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既团结了沿线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又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交流，凝聚并平衡了全球发展的“新旧力量”；“一带一路”联通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强调了除政策之外的“设施、贸易、资金、民心”四通，从而丰富和创新了国际合作交流机制。
第二，从“国内治理”走向“全球治理”。
在自身经济发展奇迹和国内治理优化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中国的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已经得到了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认可。同时，中国的伙伴型全球治理模式也为许多不结盟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范例，“增强了各国走伙伴治理而不是走结盟治理和霸权治理老路的道路自信。”中国智慧还把“硬领域”和“软领域”相结合，使治理领域包括政治、安全、军事、网络、文化等多个方面，在“软合作”中建立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机制，真正消除不公平不合理的交往秩序。“一带一路”合作的整体式的顶层设计，将设施、人文、体制、贸易、金融整合在一起，克服了以往治理部门化、片面化、碎片化的矛盾；而提倡的绿色“一带一路”、健康“一带一路”、智力“一带一路”、和平“一带一路”更是对现有治理机制注入新的内涵。
第三，“一带一路”作为系列结点，重组全球治理网络。
“一带一路”在实践中能够做到“利益和合”、“价值链融合”和“机制耦合”，从而成为系列结点。在利益和合上，“一带一路”要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把中国和世界融通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丝绸之路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伟大财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根据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事实上，“一带一路”已经对接多个沿线国家顶层的战略规划，比如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欧盟的“容克计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计划等。“一带一路”得到多国的积极回应说明了其互惠共赢的魅力，展现了自身的极大活力。而利益对接和利益相融，也为当前低迷的经济发展带来新希望，开辟新前景，注入新动力。
在价值链融合上，由于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带与中间地位，也起到了“结点”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在国外，但根基在国内。”《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大平台，坚持市场运作的原则，更好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打造新型价值链，促进大合作、大发展、大繁荣。
在机制耦合上，能够与现有合作方式机制相耦合。G20中国主席年共同建立的与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等世界经济的主题相对应的四大核心成果：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治理机制、促进贸易投资增长、推动包容联动发展，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同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而在金砖机制中，中国不但为其注入经济活力，也加入中国的发展经验。目前金砖机制日益壮大，“金砖机制+”拓展了伙伴网络的外延，进一步向世界表明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加密切深入的全球性协作的态度。这与“一带一路”大发展平台下的开放包容同出一辙，同为推动世界经济融合协调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和其他国家的战略规划相对接，与世界产业链、价值链布局的变动相适应，并与现有的国际机制相呼应。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