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将资本周转在理论上视为利润率动态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充分。韦伯和里格比（Webber&Rigby）以及费希滕鲍姆（Fichtenbaum）明确将资本周转列为利润率下降趋势中的反作用因素，并分别考察了加拿大制造业和美国制造业的情况，但其研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拉米雷斯（Ramirez）以及帕萨雷拉和巴伦（Passarella&Baron）分析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时侧重理论论证或数理推导，缺少经验验证与分析；杰弗瑞（Jefferies）具体估算了1964~2017年美国的利润率与周转速度，但仅简要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未深入讨论资本周转的历史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在常见的利润率二因素或三因素分析法中，对技术的刻画大多围绕有机构成或产出资本比展开。然而技术与组织的变革不仅影响有机构成，也会影响周转速度以及企业垂直整合程度，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对利润率有多方面影响。正如哈维（Harvey）指出的，利润率对于组织特性与技术特性的具体搭配是十分敏感的。此外，市场需求也对周转速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了可变资本周转对年剩余价值率的影响，但利润率作为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在第三卷中才正式得到考察。然而第三卷关于资本周转的分析比较少，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六种反作用因素也未包含资本周转。其原因可能在于，现行第三卷文本编纂所基于的手稿是在针对第二卷开展广泛研究之前写成的。随着《资本论》更多研究手稿整理出版，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深入研究也得以面世。如果马克思有机会亲自编订第三卷，周转因素可能会得到更充分地阐述。
本文以理论、经验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分析资本周转是如何影响利润率动态的。首先，阐述“预付资本”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说明预付资本与周转速度的关系，讨论技术与市场对周转速度的影响，并分析周转速度对利润率的作用；其次，估算美国1947~2021年私人部门的利润率、资本周转速度、资本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率等基本变量；最后，以长波理论为基础，结合生产方式变革，将1947~2021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分别讨论资本周转速度、资本价值构成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
二、预付资本概念的探讨
本节从理论上阐明随着资本运动的展开，预付资本概念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说明预付资本与周转速度的关系，讨论技术与市场对周转速度的影响，并分析周转速度对利润率的作用。
1.预付资本概念
随着资本循环周转运动的展开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预付资本”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预付资本不再是强制要求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全部垫付的货币资本，而是束缚在资本循环周转过程中的资本。
2.预付资本与资本周转速度
3.资本周转速度对利润率的作用
上述分析对利润率类似地适用，周转速度加快往往可以提高利润率。利润率等于利润总量与资本存量之比。资本周转加快可能使得利润总量增加，也可能使得预付资本相对减少，但最终都使利润率相应提高。
三、美国利润率及其影响因素的估算
2.变量估算方法
本文估算的变量包括：资本存量、利润率、资本周转速度、资本价值构成与剩余价值率。
（1）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存量＋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现金及存款。如前所述，预付资本指“束缚”在循环过程中的资本。固定资本在一年内始终束缚在生产过程中，其价值是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虽然流动资本在一年内不断周转，但其周转将会经历存货各阶段，存货中的相应部分表现为一种束缚或沉淀，因此存货是估算流动资本存量的突破口。正如杰弗瑞所言，存货的流入流出运动提供了一种衡量流动资本存量平均周转次数的机制。
（2）利润率＝利润总量／资本存量；利润总量＝企业利润（经过存货估价与资本消耗调整）。
（4）本文采取两种方式衡量资本价值构成。（a）标准公式：资本价值构成＝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年使用不变资本／年使用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存量＋不变流动资本流量）／可变资本流量。不变流动资本流量＝总产出－工资与薪金－折旧；可变资本流量＝工资与薪金。标准公式中的分子包含了一年内企业实际发挥作用的固定资本价值量和实际消耗的不变流动资本价值量，分母是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和薪金总额。因此，使用资本价值构成与企业的年生产规模相适应，最能反映技术构成的物质基础，最符合资本构成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排除了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b）近似公式：资本价值构成＝固定资产净存量／工资与薪金。标准公式与近似公式的比较详见后文。应该指出，价值构成并不完全等于有机构成，技术变化与价格变化都会影响价值构成。
（5）剩余价值率＝利润总量／可变资本流量，可变资本流量＝工资与薪金。
3.经验分析的结果
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润率有所回升，但并未恢复到“黄金时代”的水平。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利润率提升幅度明显小于单次可变资本周转的剩余价值率。
资本价值构成如图3所示。资本价值构成在长期中总体上升，带有明显的波动性。图3中两项指标在2008年以后显示出不一样的趋势：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在波动中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固定资产净存量／工资与薪金略微下降。本文认为，2008年之后的资本价值构成略微下降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而由标准公式计算出来的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在波动中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样与总产出的异常下滑有关。从公式来看，不变流动资本流量＝总产出－工资与薪金－折旧。总产出的异常减少，就会低估作为分子的年使用资本，导致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偏低。因此，无论是计算周转速度还是价值构成时，除了标准公式之外，都提供了替代指标或近似公式，以弥补由总产出异常下降带来的度量偏差。
四、利润率动态中的资本周转
长波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表现出的波动，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高峰从技术、制度和市场三个主要方面来观察长波的基本特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第四次扩张长波，并于20世纪70年代转入长波下降阶段；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扩张长波，2008~2009年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开启了萧条长波的新阶段。本节以此为基础，结合生产方式变革，重点分析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1.1947~1973年为第四次长波的扩张时期
这一次长波的主要技术基础是以电力、内燃机和石油化工等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制度基础包括垄断大企业控制主要经济部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相对协调的劳资谈判制度、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等。战争中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国际社会战后重建的愿望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市场条件。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良性循环为核心特征的福特制生产方式逐渐扩散并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资本价值构成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福特制下的生产工具往往是单一功能的大型机器，并且需要大量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大规模的投资与生产使得资本价值构成在初期不断上升。但随着福特制的建立与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不断下降，特别是机器设备的价格逐渐降低。同时，美国利用国际援助、海外投资等经济手段控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海外市场的开拓使得原材料与能源供给更加充裕，生产资料价值的提高趋势大大放缓，最终导致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趋势随之放缓，甚至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剩余价值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工人组建工会与资本家谈判，形成了稳定的工资提高机制，但是生产率有较大提升，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相适应，资本家能获得较多利润，较高剩余价值率得以存在和维持。综上，这一时期的资本周转加快，资本价值构成先上升后下降，剩余价值率较高，使得利润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2.1974~1982年为第四次长波的萧条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基础依然是电力、内燃机和石油化工等技术，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尚在孕育发展中。制度基础则发生较大变化，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市场方面，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挤占了美国的国际市场份额，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也不能适应国内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新变化。福特制生产方式出现了危机，美国经济陷入滞涨。
这一时期资本价值构成也迅速上升。一方面，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推高了资本价值构成。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旧技术浪潮（电力、内燃机、石油化工等技术）的拓展期末期，技术潜力即将穷尽，这将提高传统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而新技术浪潮（信息技术）正在进入导入期，新兴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的生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比较高。两种效应的叠加，导致资本价值构成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时期的剩余价值率也在缓慢下降。商品出售变得困难，生产成本有所提高，导致利润大幅下滑；但已经签订的劳资协议使劳动收入表现出一定的刚性，工资下滑的速度比利润下滑的速度慢，使得剩余价值率下降。综上，这一时期周转速度减慢，价值构成上升，剩余价值率下降，使得利润率下降并陷入低迷状态。
3.1983~2007年为第五次长波的扩张时期
这一次长波的主要技术基础是以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制度基础则转向了以打击劳工势力、全球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市场方面，新技术革命创造了强劲需求，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拓展了海外市场。美国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借鉴源于日本的精益生产，降低了产品转换的成本、提升了制造系统的弹性，形成了核心－外围的网络生产方式。
然而，进入21世纪后，资本周转速度并未延续加速态势，而是逐渐趋于平稳。这一时期通讯技术的改进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依然在发展，比如，光纤互联网的普及、数据中心的建设、传统仓库向物流中心的改造以及第三方物流提供商的崛起等。但美国的铁路、公路、管道等交通运输网络在20世纪就达到了成熟规模，这些基础设施通常老旧，政府支出有相当部分用于维护与运营而非改造与升级，制约了物流速度的提高。市场需求方面，国内国际需求开始收缩，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周转速度的加快。从国内需求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特别是金融化的发展使得包括食利者收入在内的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抑制了国内有效需求。21世纪10年代初，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近25％，其财富占全国总财富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从国际需求来看，美国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导致国际竞争力有所削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冲击了美国国际市场份额。工业产能利用率是衡量需求旺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2000~2007年，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仅为78.60％，1983~1999年则为81.57％。
4.2008~2021年为第五次长波的萧条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基础依然是以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还在孕育发展中。制度基础整体延续了金融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其危机日益凸显。在市场方面，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疲软。核心－外围的网络生产方式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成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平台经济以敏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可以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信息。尽管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具有加速资本周转的潜能，但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周转速度只略微加快。
在流通领域，（1）数字平台的兴起有利于更快速、更精准地匹配供给与需求，提高流通效率：一方面，数字平台对撮合交易起到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供需双方的适配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搜寻成本，商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线上艺术表演等新业态发展起来，实现服务生产和消费跨时空进行，突破传统服务业要求同时同地或“点对点”进行的限制。（2）美国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管理，这对周转速度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长的运输距离、更多的供应链参与者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与协调难度，精密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各类中断因素面前变得脆弱。有学者研究发现，供应链中断事件使得受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销售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在本季度内平均下降了26.5％、12.7％和16.1％。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是常见的供应链中断因素。近些年来，国际经贸摩擦、新冠大流行等重大国际事件强化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美国通过增加关键产品库存等方式加强供应链管理。
五、结语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王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姚欣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24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