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图从三个角度理解这一事件：隐形劳力、反向监控与资本逐利。
微博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昨日在微博上发布了视频《杯子的秘密：你不知道的五星酒店》。在视频中，花总称，过去六年自己一直以酒店为家，入住了147间五星级酒店以及精品设计酒店，共计超过2000个房间。视频曝光了近20家五星级酒店的卫生乱象，包括打扫房间的服务员用地上的脏浴巾擦拭口杯、洗手盆与镜面，用客用方巾擦茶壶和洗漱台面，用同一种清洗剂喷口杯、茶杯和洗手池，用顾客没有用完的洗发水清洗咖啡杯，更有甚者，直接用工作服擦拭杯子。在每晚价格约4500元的上海宝格丽酒店，服务员从卫生间垃圾桶捡出顾客丢弃的一次性杯盖，在自己的工作服上擦拭几下，又盖在了杯上供下一位顾客使用。视频涉及的酒店包括希尔顿集团旗下的北京康莱德酒店、凯越旗下的栢悦酒店、香格里拉旗下的福州香格里拉酒店等，人均参考价格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
在这段长度11分49秒的视频中，“出镜率”最高的要数各家酒店的清洁人员，其中以女性居多。这段视频为我们呈现了酒店行业的另外一面：在我们作为顾客日常入住的体验中，打扫环节是一项隐藏在后台的、淡出顾客视线之外的服务。
学者大卫·布洛迪（DavidBrody）在《HousekeepingbyDesign：HotelsandLabor》一书中解释了这种“隐形劳动”的原因。他认为，酒店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双重体验：在逃离日常生活的同时，又要确保顾客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觉——前者是通过客房清洁人员实现的，他们承担着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家务劳动；而后者则是通过隐藏客房清洁人员来实现的。于是，酒店中的劳动力也具备着一种双重性：一方面，客房服务人员是酒店服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和维系着“家”的感觉与体验；但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不被消费者看见，成为隐形的存在。他们几乎是一种负面的存在，他们的存在由他们的缺席定义，并且只有当他们的工作出现疏忽或者没有完成打扫之时，顾客才会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
布洛迪进一步指出，入住酒店的体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隐喻。作为休闲的、非生产性的消费空间，酒店与生产性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对立。来到酒店的客人实际上是希望暂时逃离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逻辑，而酒店要做的，则是提供一种精心设计的体验，为顾客营造这种逃离的幻觉。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种消费幻景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将酒店清洁人员提供的劳动视作商品，而酒店顾客作为这种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那么这一过程就进一步疏远和隔离了购买者与生产商品的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伴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这种疏远和隔离，正是酒店管理者和顾客希望达到的状态。在顾客享受宾至如归、一身轻松的体验的同时，酒店清洁人员却在经历着异化。在花总剪辑的视频中，这一点其实也显而易见。伴随着倍速播放，酒店清洁人员像机器人一样熟练、机械而又麻木地擦拭着酒店卫生间的洗手台、梳妆镜与马桶。
如此说来，这段酒店内幕视频是通过聚焦酒店内隐形劳动力的方式，戳穿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为消费者营造的美好幻象。在让这些劳动力从后台走向前台、显影显形的过程中，消费主义营造的神话逐渐破灭。
新榜：拍摄的设备是怎么藏的呢？
花总：去年藏在放浴巾的地方，服务员有时候换浴巾就发现了。（那今年呢？）我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想拍一拍浴袍（的问题），但浴袍不好拍，通过视频来固定证据很难，你要证明他退房之后没有把浴袍拿去洗，如果只是观察，那可能就是造谣。
在消费者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种种被监控和被凝视的窘境之时，花总却通过在自己入住酒店的房间安装摄像头这一行为，将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看（酒店或第三方）与被观看（顾客）的关系反转了，实现了一次反向观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戏剧性地完成了一种在“公共领域的私人空间”中的反向监控，创造性地彰显了公民的权力。从达到的效果来看，花总在酒店房间内拍摄视频的行为不亚于一件探讨监控问题及其凝视权力的行为艺术作品，与艺术家葛宇路2017年在北京街头就近寻找监控摄像头并与之对视的作品类似——虽然二者性质极为不同：后者是在质疑来自公权力的泛滥成灾但却无法摆脱的监视，而前者则是一次来自消费者的反抗。
虽说这可被视作一次反抗与维权行为，但从“新榜”的采访来看，双方均认为这一行为是偷拍，需要隐蔽拍摄。那么这一偷拍行为究竟侵犯了谁的隐私，又损害了谁的权益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得回到第一部分探讨过的酒店的二重性上面——它是一个消费场所，却伪装成了“家”的模样。私密性是这种消费体验的关键所在。换言之，消费者花钱购买的恰好是一种如家庭般的、宾至如归的体验。对于酒店，尤其是奢侈酒店而言，它们的任务便是努力营造出一种居室内景和私密空间幻象。因此，当有顾客在自己正常消费的酒店房间内部安装摄像头时，这个摄像头便仿佛一把微小但锋利的匕首，割破了酒店精心营造的私密空间，让其回归到了消费空间的本质。他无法光明正大地在这个所谓家一般的空间里安装摄像头，这其中的矛盾与突兀，恰恰是酒店这种双重性的最佳佐证。
此次五星酒店卫生问题曝光之后，网络上种种声音中掺杂着一股幸灾乐祸的论调，大家仿佛突然发现，有钱人虽然花上了大价钱，但并无法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就像在北京雾霾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我们或许也可以将此次事件纳入“在中国，中产和底层共享同一种脆弱性”的叙事逻辑中，这一逻辑已在最近几年爆发的保姆打小孩事件、幼儿园虐童或砍人事件中被反复操演。
回到花总视频曝光的这一中国酒店事件，这一点亦体现得十分明显。截至昨日17时，多家涉事酒店已经针对该视频做出回应。不出所料，很多酒店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单一事件”，认为视频中反映的情况无法代表酒店的日常运营和服务标准，并将矛头指向了视频中被曝光的客房服务人员。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危机公关中，有不少客房服务人员将被追责辞退，这对本来已经处于酒店行业最低端的劳动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他们被告知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自身，如螺丝钉般安静机械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危机来临之时，他们成为了最先被推到风口浪尖、被要求承担责任的群体。在酒店这一具有典型新自由主义特质的行业中，他们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合力打造的风险与不安全感中，艰难求生。酒店岿然不动，而处于两端的劳动者与消费者，都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