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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出2万的租金，让在杭州拱墅区体育场路开“嵊州小吃”的王老板决定关门了。
这家店在这里开到了第六年，主要做蒸饺、小笼、粥等早餐餐品。
37岁的王老板请了一名员工。
“如果这次不是房东要涨租，我是还想在杭州坚持做早餐的。六年，在这边开着也有感情，也有不少老客。”
小店不大，却慰藉了附近不少居民的胃。
2022年3月的最后一天成了王老板在杭州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收拾好行囊之后他与家人回到了老家嵊州。
不安和徘徊，同样围绕着40岁的张波。
他在西湖区晴川街开了一个小馆子。
张波坦言，今年以来压力特别大，“1月保本，2月亏了四五万，3月希望能保本，不然给骑手的六折优惠快撑不住了。”他开始用自己的破面包车跑货拉拉，再送一点店里的外卖单子，“这样一个月多少能赚个一两千”。
“我必须坚守，上有老下有小，只能拼命干。保住店还有机会，不然什么也没有了。”张波相信，疫情总要好的，人总要吃饭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
1】关店离开杭州
老客发来消息：想念我家的小笼包蒸饺了
事实上，王老板从事餐饮行业已经很多年，从1997年开始，他曾经在北京开过店，也是卖嵊州小吃，做得还不错，后来到杭州开了这家店。
太多的热爱终究败给了现实。
说起这一年，王先生说做餐饮是真不容易。为了安全，现在对店铺的用火等管理也都挺严格。
“以前像炒粉干、炒年糕这些特色现在都不太能做了，有些老顾客还不理解，加上成本上涨，压缩了不少利润，可我承诺给店员的工资一分都不能少的。”
房租的上涨成了压垮王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年想和房东签订下一年租赁合同，房东说要涨价了，从12万一年涨到14万一年。这几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做早餐本来就是赚的辛苦钱，这几年因为疫情影响也大，这涨的2万，真的一下子就打败我了，我就跟我老婆商量还不如回老家。”王老板说。
隔天，房东又找到了王老板，说是可以把房租减到13万一年，可王老板已经做好了回去的打算。
回到老家嵊州，打算做什么？
客人的支持让王老板发自内心的感动，不过“既然离开杭州，这边的所有一切都要割舍掉了。”
会重新开始的。
最后，王老板这么跟记者说。
2】三个墨尔本海归的咖啡店没迎来一周岁
“没想到第一次创业，生命周期这么短”
三个墨尔本回来的海归，在杭州拱墅区建国北路创业开了一家咖啡店，他们的定位是“白天咖啡馆、晚上酒吧，还会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沙龙”。
三个人分工也明确，两个90后妹妹负责管理，一个男生负责投资。
2021年3月底，小店试营业，4月2日正式营业。
然而这个店没能迎来一周岁生日。
去年年底，这家店已经贴出了“旺铺转让”的信息。
前几天联系Vioal，她说，今年春节前，店铺的房租到期，店就关门了。她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考研，还是心理学方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
说起自己的头一回创业，女孩语气中带有不少苦涩。
她说，说不难过是假的，毕竟店里的所有东西，甚至是一桌一椅，都是她和合伙人亲自挑选搬入的，在店里为客人做咖啡的感觉，沉浸在咖啡的香味中，她很喜欢。
可是，小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每天的客人很少，营业额也很低，有时候一个客人也没有。”当初投入了40多万元，清算的时候，店铺亏损了30万元。
最后，三个人商量了一下，狠狠心关了店，止损。小店关门前，店里搞了一场小型告别派对，还搞了一场集市，将店里的设备和货物都卖掉了。
这家咖啡馆，没有迎来一周岁的生日，就宣告关门。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第一次创业的生命周期这么短暂。
她思考过，可能是本身经营的方向出现问题，当然也存在疫情的影响，“现在的大环境下，独立小店确实很难生存，即使是网红店也是昙花一现，很难长期发展。除非做到连锁，有资本的支撑，不然很难坚持下去。这个行业太卷了。”
Vioal分析了大环境，衡量了就业机会，决定先读完研究生，去学校做老师：“我的合伙人也在考教师资格证，两个人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以后还要开店的话，那就要做更加严谨更加系统的评估，也要看看市场适不适合，这一次创业算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3】湘湖社区小菜店
很累但得撑着，两个儿子要养呢
去年没有挣到钱，和与日俱增的生活开支，让37岁的张立功常常压力大到睡不着。
他的小菜店在湘湖社区西门一排店面的头一家。
1985年出生的张立功，有个比他小两岁的老婆。
2014年，两人从安徽老家来杭州，学历不高，不会做别的事情，就开起了社区小菜店。
辛苦拼搏是他们撑起店的唯一途径。
每天凌晨1点多醒来，去菜市场进货送到店里大约早上6点，吃完早饭再送孩子上学，而后又是看店，直到下午能睡上几个小时，继续开店，直到晚上9点下班，每日如此，张立功的后半夜总像猫头鹰一样清醒。
“今年明显感觉精力不够用。”张立功神色之间满是疲倦。
这家小菜店，今年已经是开业的第八年，店租一年3.5万，价格不贵，客流量稳定，是张立功当初把店开在社区里面的缘由。
但疫情之后，客流量的减少，对社区店也没“手下留情”。
去年，一天100-200单，平均营业额在5000元。今年过完年回来，客流量少多了，一天只有100单左右，营业额在3000元左右。
不仅如此，菜价成本价更高了。
进货的原材料涨价了，利润空间被压缩得更少。
“辣椒类的，以前最多是5块钱6块钱，最高也不过7块钱一斤，今年以来，菜价高了，进货10几块一斤，小米椒要40多块一斤。往年一天进货4000-5000元，能装满一车，今年进货同样的价格，车子却装不满了。”
赚下来的钱，张立功感觉存不下来，“哪里都要花钱，去年余下来3万多，回家过了年，全部都花掉了。今年看这个形势，感觉都赚不了什么钱。”
两个儿子在湘湖社区附近的学校上学，一个12岁，一个13岁。暂时，两个儿子的学习还花不了很多钱，但后面，所需要的开销会越来越多。
一想到这些，张立功有时候压力大得睡不好。
长期后半夜的作息模式，让张立功的精力也在逐渐下降。想要去做点兼职，都没什么力气，总觉得很累。
“我也想着要不不开店了。可如果我一个人去上班，老婆留在这里开店，是不现实的，也没有人进货。两个孩子也没有人去接送。”
离开杭州更加不现实。
“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杭州的教育资源比老家好。”
张立功说，现在就只能撑着，“只要能把店维持下去就行了，撑着撑住就熬过去了”。
4】晴川街快餐店
房租和菜价成了最大压力
张波的店开在西湖区晴川街，2018年开业，年租金30万，不包括他在内，还有10个员工，每月的人工支出六七万。
这家店负担着张波一家三口的生活老婆、孩子目前还在老家。
“今年3月以来，菜价涨了许多，小米椒从七八块钱一斤到这阵子40多元一斤，已经用不起了；土豆原先1块一斤现在2块，我烧烧卖5块钱一份，根本没得赚。”
张波今年以来的压力特别大，“1月保本，2月亏了四五万，3月希望能保本。”
店里因为价格实惠，老顾客很多，所以张波坚决不涨菜价，也想保证给骑手的折扣优惠。“本来不赚小哥的钱，打折都坚持了2年，如果现在取消，我心里过不去。”
这个店开了三四年，最早碰上疫情，都是靠老客支持，才活了下来。小店周边原来十多家餐饮店，现在还剩2家，他的快餐店和一家火锅店。
“2个孩子压根见不着，过完年到现在了，也就一个礼拜视频一下，说实话现在也没有心思想孩子了。”生存问题就在眼前，毕竟还有十个员工等着他发工资。
记者问他知不知道“杭州纾困40条”。
张波说早就研究过了，也去咨询过了，可惜他租的店面是村集体经济所有，减免很困难。
“刚创业时那样难，我都挺过来了，现在抗压能力稍微强一点了。”张波相信，疫情总要好的，人总要吃饭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以前上班年薪也有二十万，既然选择了创业，就只能勇往无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