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曲听完，眼珠子一转，利索地给出建议：赶紧跑。
曲曲认为，一定要先把学历提上去。图为曲曲视频截图
曲曲的热度和争议是这两年同时涨起来的。这位自称美国留过学，妆容精致、长得有点像女明星张雨绮的情感博主，擅长教会女性从男性那里换取利益与金钱，“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没有价值，就没有感情”是她的核心理念。
与普遍意义上饱受诟病的“捞女”相比，曲曲及其追随者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变了调：她们将自己传播和跟随的这套价值体系命名为某种“大女人”智慧，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大女主”，即强调独立和自爱，是“利用”男性而非“依赖”男性，与传统意义上做小伏低的“贤妻良母”区分开来。
曲曲不断被封禁，但夹缝中依然蓬勃生存。
“大女人”的岔路
当天晚上，她又发了一条“曲曲大女人跨年狂欢”的活动海报。
她的线下产业链，则从医美保健，延伸至奢侈品、大佬相亲……从前端到末端一气呵成，学成学员还可以回来反哺新人。
流量世界的供求模式很简单，存在需求的地方，就存在流量，存在交易。曲曲的存在，说明市场上必有她服务的群体。
让曲曲热度大涨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今年八月。曲曲一名“90后”女学员，咨询如何在前男友和现男友二者之间做选择。前男友年长她15岁，已赠予她2000万元在上海购买大平层，但“现在已经对她没什么价值”。如今，前男友提出挽回，并承诺每个月给女友3万元生活费，甚至感恩女友提出的“优惠条件”。
而现男友身价3000万-4000万，两年内在该女粉身上花了250万，并承诺一年给女主100万的生活费，还提出了结婚的想法。但当该女粉提出400万的彩礼要求时，现男友又犹豫不决了。
如此“优秀”的案例，让曲曲在坊间一战成名，成功出圈。后来在直播里，曲曲还颇为自豪地分析，称金融女学员的“身价”可能不跌反涨，黑红也是红，就像卡戴珊一样。这是她对自己心理把控与情感操纵能力的信心。
曲曲呼吁女粉坚守“万物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我”，即女性自身的年龄、学历、收入、身材样貌、家世背景等等，都是傍大款所需的价码。
她还鼓励上学的年轻女孩好好读书，目的却是将自己包装成一件更高级的商品。“大佬都喜欢有内涵的女生，大学翘课去玩，无异于混吃等死。没毕业证，进大老板公司都难……”
在曲曲那里，感情自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就算有，也是工具属性，“男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别动不动就爱，没让你爱男人，让你用男人。”
前来向曲曲寻求帮助的，也大多毫不遮掩地奔着“傍大款”去。她们认真求学，学以致用，不定期来汇报进度，把恋爱当作一项人生项目，攻克男性的钱包，就像那些年轻男性跟PUA大师学习如何攻克女性的身体一样。几分真情，几分套路，拎不清。
也确实有一部分真正为情所困的女性，可以在曲曲这里得到某种对恋爱脑的驱逐。极致的交易思维，完全去感情化的婚恋观，就像一个闺蜜为了帮你走出情伤，费尽口舌骂醒你，谁能不感动。
截至发稿，“曲曲大女人”在某主要平台上的账号再次匿迹了。
用“捞女”道德批判去抵制曲曲，并不新鲜，也不够有力。与其拷问曲曲“触犯了哪部分人群的利益”，不如反思：曲曲身上所折射的，难道仅仅是一句“觉醒的人还太少”之感慨？
婚姻之后的故事
针对曲曲的批评，更多集中于她自命的“大女人”说法，类似今天常说的“大女主”，即一种独立、清醒的女性姿态。
这里面有她们的自洽逻辑：教导女性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在男性身上变现。这就与传统意义上的“靠男人”区分开来——不是“靠”男人，而是“利用”男人。
放在时下流行的性别语境里，这必然会冒犯一些所谓追求女性进步的人，比如，曲曲这一套价值观，抹除了女性主义里必要的且最重要的元素：独立人格和自尊心。
有这类尊严需求的女性，在亲密关系里确立了基本的自立。而那些利用性吸引力从男性那里换取资源的女性，即中文语境里的“捞女”，西方文化里的“golddigger”（淘金者），逐渐沦为道德鄙视链底端。她们被视为某种捷径劫掠者，而她们走上捷径的脚踏板，就是自己的尊严和主体性。
一定程度上，她们也会被视为游戏规则的破坏者。
从这个角度看，曲曲推崇的生存法则，确实与传统婚姻里“伸手要钱、弓腰做娘”的低微姿态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经由商业法则的包装，换上了一层更精致利己的外衣。
只不过，婚姻之后，“曲曲女孩们”的故事有点说不下去了。
货币时代，借婚姻之势改变阶层的不只有女性。与“捞女”这类词语对应的有“凤凰男”，在这个词出现之前，则只有“赘婿”这种中性词。男人“下嫁”比较少见，但未必值得嘲讽。
与女性不同，婚姻之后，他们的故事往往都能继续写下去。
比如几位“香港教父”的发家史。首富李嘉诚，起家前，在身为香港第一代钟表商的舅舅手下打工，而后娶了舅舅的女儿为妻。李嘉诚22岁那年，妻子庄明月说服自己的父亲为李嘉诚提供了第一笔资金7000美元，并用它创办了长江塑料厂。
香港四大房地产商之一郑裕彤，十几岁就到澳门周大福金行打工，后来，周大福将自己的女儿指腹为婚，嫁给郑裕彤。婚后第十三年，郑裕彤就继承了周大福的产业。
婚姻是他们的起点，但不是他们的终点，更不是他们的全部人生。
在这样的故事里，资源从女儿的父亲转移到了女儿的丈夫，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而置身其中的女性，可能一辈子不愁吃穿，备受疼爱，但她从来不是掌握话语权与自己命运的那一个。
婚姻里的交换法则，与过去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依附于她们的性别价值、基因价值和观赏价值。
因此，主张团结、进步的人，批评曲曲，不是因为她宣扬娇妻这一套价值观，而是因为她将其包装成独立和自爱。
可恰恰是这种冒犯带来的愤怒，更让我们意识到：在市场的选择面前，那些对现实没有实质指导作用的、时髦而抽象的主义，其实是被狠狠打了脸。
这也让很多人幡然醒悟，原来，人们追求进步的那一套话语，竟然被逆转成古老的交易，用性别换资源，在如今的时代，竟然是这么普遍。
性别作为资源
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研究发现：两百多年来，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工资的性别平等，也没能让更多女性进入职场。
摆在台面上的正义和公平，有时恰好掩盖了那些暗处的逼仄和狭隘。
正如前不久沸沸扬扬的韩国女爱豆Lisa跳脱衣舞事件，支持者呼吁尊重个人自由，反对者则力争“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只要自愿且自由，一个女性是否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性别和身体去交换社会资源与利益？
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提出了“情色资本”这一概念，认为情色资本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资源，女性应当毫无罪恶感地使用自己的情色资本，来换取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其他资本。
而对“情色资本论”持强烈反驳观点的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无论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其归属者都能拥有它们绝对的所有权，但所谓情色资本的女性，并不能自行处置自己的身体。
站在镜头面前的脱衣女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衣，可以决定脱到什么程度吗？
也如美国学者凯瑟琳·麦金农在《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中指出的，在色情制品对屈辱女性形象的生产、流通和再生产过程中，女性的自我表达失去了意义：她的“痛苦”被解读为“享受”，甚至自甘接受这种物化，自由自愿与否很难再界定。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说：“女人的不幸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可不妨多问一句：是谁，为了什么，鼓励她们去走那条“向下滑的路”？
资本与商品终究有别。女性如果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她们自己就永远可能是商品，区别只在于包装的精美程度。
最后，问题的关键变成了：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里掌握话语权的人，多大程度能决定一名女性成为商品或生产者？
结构层面的暂时无解，让浮于表面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即便那是一种扭曲的变化，也是个体对环境作出的真实反应，用流行文化更熟悉的语言来形容，那就是一种“黑色荒诞主义”。
譬如，今天，相比起道貌岸然的“抓小三”“打绿茶”，那些不回避、不自怜的小女人生存态度，反而可以被观众接受。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曲曲”们，力度很弱。她贩卖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类人需要，而另一类人嗤之以鼻的方法论。方法论不过是观念的附庸，只对已建立且信奉某套特定观念的人有用。
这套体系就是，女性用一些技巧征服男性的钱包，而男性用技巧去征服女性的身体。
那些教男孩们如何“pickup”女孩的所谓恋爱课程，常常打着“不善于表达爱意”的幌子，他们以劣势姿态入局，最终目的是完成关系的逆转：精神控制、暴力征服。
PUA，“Pickupartist”，早些年是互联网大肆宣扬的时髦词汇，新的业态、新的情感观念，其后，其阴暗暴力的狰狞面目悉数曝光，遭到万众唾弃，恶名昭彰，PUA成了精神控制的代名词。
世界依靠规则来运行，有规则，必然有漏洞。过去几年，媒体的宣传、网络平台的收紧、法律法规的介入，PUA好似消失在阳光下，但远远谈不上漏洞修复——时至今日，PUA依然在暗处野蛮生长。
如果性别互动也存在游戏规则，那么，其中漏洞远远不止法律法规那么简单，也不是道德的话语体系三言两语可以厘清的——事实上，性别关系是道德最为模糊的地带。
这个漏洞，关乎着根深蒂固的观念结构——性别作为权力，还是资源？PUA里，那些没有资源优势的男性，试图以精神控制完成对女性的征服。而当这个结构逆转，“曲曲女孩们”的性别和身体，也从权力转变为资源，而她们多大程度上能征服她们眼中的“大佬”，要打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