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问我，在阅读和编辑这本《阅读安娜·弗洛伊德》之后，脑海中对安娜·弗洛伊德这个精神分析史上似乎赫赫有名又似乎总站在陪衬位置的著名女性留下了什么印象，我大概会讲，“灯下黑”——她是个被严重低估的精神分析史中的卓越女性。这盏“灯”或许是作为精神分析创始人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或许是作为参与“大论战”对立方的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他们耀眼而夺目。而伴随着本书作者尼克·米奇利对安娜生平及其著述的徐徐展开，我看见一束柔和但不微弱、广角而又热切的光，始终照耀在她看似平静且节制的脸庞，贯穿其一生并泽被后继者。
她的一生丰厚又多元，做过教师、精神分析师、作家、编辑、理论家、演讲者、基金筹募人、许多重要组织的负责人、弗洛伊德生前作品的出版参与者，而用任何一个标签去陈述或定义，都似乎扁平化了这个鲜活奋进在精神分析与儿童治疗领域的前辈。仅采撷书中三个小片段——
作为精神分析研究者，她的建树并不仅限于防御机制的梳理，在她创立的战后儿童发展中心“汉普斯特德诊所”，她试图弥合精神分析与学术型心理学的鸿沟，融合观察法与分析性重建的“双重途径”，对案例的观察资料建立多维度的“汉普斯特德索引”，宝贵的数据材料泽被了后世多位精神分析研究者。
作为儿童专家，她试图建立基于精神分析思想的诊断体系。不同年龄的患儿的相同症状，既可能出于发展紊乱，亦可能是内在冲突的指征。她本着将研究范围从病态扩大到常态、从聚焦发展的一方面扩大到全局的思想，提出“诊断廓图”作为儿童心理评估工具，从整体人格的基本健康到毁灭性创伤分为六大诊断类别。
作为精神分析思想的践行者，她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年逾60岁时仍作为耶鲁法学院客座讲师，试图推动立法与司法者、儿童福利组织“将儿童的需要放在决策的核心位置上”，在被争夺抚养权的儿童安置、亲子分离、虐待、情感疏忽、医疗照护介入度等一系列议题上，站在精神分析视角，梳理出诸多两难困境并给出针对每个特定儿童的“最少伤害替代方案”，以及对公权力合理限制至“最少国家干预”原则。
而这束柔和又有力的光芒却并不让人感到追光者抬头仰望时的渺小，这或许是安娜·弗洛伊德的人格力量，也或许源于作者的写作风格与视角。深入本书，会有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清晰细腻的书写，让人体味到安娜一生的曲折前行，既有专业上对父亲的认同、发展、超越与调整，也有个人生平的诸多有为之处与艰难险阻、令人扼腕之失。作者陈列其文献，讲述其案例，展现其变化，不回避其局限，给出后继者发展与未发展之憾事……让百年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安娜有血有肉地来到读者面前。
新书推荐
“精神分析阅读译丛”
《阅读安娜·弗洛伊德》
[英]尼克·米奇利（NickMidgley）著
钱捷曾林/译
王倩董瑞瑞于宁/审校
译丛主编：王刚王倩
内容介绍
《阅读安娜·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阅读译丛”中的一本，秉承该系列的写作风格，本书贯穿着对安娜·弗洛伊德这一精神分析届的重量级元老的个人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叙事，以及她在相应时代发表的关键论文和著作的一些概览、摘录与品评。可以说，它宛如一本加载了更丰厚学术史料的传记，或者包裹着个人鲜活历史的文献导览，虽然它并不将自身定位于两者中的任一。
这些主题既包括她在精神分析师的位置上对理论与临床的发展，如“自我与防御机制”（第四章）、“成人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第七章）等，也包括她作为精神分析界第一代儿童专家的突出贡献，如介绍诊断廓图的“儿童期心理紊乱的评估与诊断”（第八章）、介绍发展线理论的“发展心理病理学”（第九章）等；既包含她对研究方法学的贡献，如“精神分析研究和儿童观察”（第六章）等，也包含她在临床实践中的一系列创举，如“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第五章）等，乃至于拓宽精神分析的应用边界到其他领域的大胆尝试，如“精神分析与儿科学”（第十一章）、“儿童与家庭法”（第十二章）等。这些章节内容翔实，兼具理论观点的思辨性、案例与史实的生动性。
著译者介绍
作者简介
尼克·米奇利（NickMidgley）
受训于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现担任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临床医生，以及该中心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实践硕士课程主任；《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父母指南》的作者之一。
译丛主编简介
王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兼任秘书长。
王倩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证精神分析师，《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中国年卷》（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analysisChinaAnnual）主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合基地主任。
主译者简介
钱捷
博士，副教授；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注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六届理事。
曾林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士、硕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20000余小时咨询经验，精神分析书稿及培训译者。
名家推荐
本书对安娜·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读，令人茅塞顿开。全书从大量关键论文的品鉴中，阐明了安娜的思想体系及其促进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的现实意义。本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对儿童心理、教育领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以及父母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郑毅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教授
——陈雪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专家
——王倩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秘书长
30年前在大学讲授《西方心理学历史》时，我有种与安娜·弗洛伊德纸上神交的感觉，惊叹于这位奇女子的天生使命仿佛为其父亲的精神分析而来——她出生那年正是精神分析的诞生之时，14岁的她即带着与生俱来的灵气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之后终身追随并捍卫父亲的学说，正统精神分析的衣钵继承者确凿无疑。而她对自我功能的扩展和再定义又似乎背离了其父的正统精神分析！好一个有故事的奇女子，让我们好好阅读她的故事！
——李正云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目录
第一章导论：安娜·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
第二章儿童精神分析
第三章精神分析思想在教育中的应用
第四章自我与防御机制
第五章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
第六章精神分析研究和儿童观察
第七章成人精神分析心理治疗
第八章儿童期心理紊乱的评估与诊断
第九章发展心理病理学
第十章儿童精神分析与发展性治疗
第十一章精神分析与儿科学：对住院儿童的照顾
第十二章儿童与家庭法
第十三章结论：安娜·弗洛伊德的遗泽
精彩书摘
超越婴儿神经症
因此，重点已经从个案纯粹的临床方面转移到了发展方面。
（1945：37）
这时，安娜·弗洛伊德强调，有能力达到其父所描述的婴儿神经症，其实是人格发展的正面证据，潜藏在婴儿神经症之下的冲突只不过是童年早期的常态。如果一个孩子能发展出这种基于冲突的神经症，那么这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在客体关系方面的能力很突出；基于正面认同与内化的“内在结构化（innerstructuralisation）”程度很高；以及自我力量足够强大，能够防御驱力诉求（1972：31）。
（孩子们）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含蓄地请求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太沉重了，完全无法轻飘飘地加以回绝，往往我们都会让他们进入治疗。但是，这并不是说儿童精神分析是他们可选择的治疗，我们也发现，自己的技术工具尚不足以抵消孩子们受到的持续存在的痛苦的影响。
（1968b：123）
对发展障碍的新聚焦
安娜·弗洛伊德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评估与使用发展性视角来帮助很多被转介来做治疗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紊乱并不是基于完全结构化了的内在机构之间的内部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孩子表现出的症状很容易被错认为是神经症症状（比如焦虑或者强迫特征），或者他们被贴上各种标签，所使用的术语范围从“缓慢或不正常的发育，到严重发育迟滞、边缘的、自闭症性的，以及精神病性的状态”（1974a：77）。当被完整评估之后，所有这些孩子的共性就是，他们的困难可被理解为发展的失败，这会导致或多或少的严重后果。
在一些个案身上，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其心理紊乱可被视为暂时性的，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很有可能会克服。她举例说，有些睡眠困难是恰当的分离–个体化阶段的一部分；或者围绕着进食的冲突，是可以预期的学步儿阶段的一部分，孩子对于原初照顾者存在矛盾的心态，这既是正常的也是恰当的，并往往通过喂食困难而表达出来。假设那些照顾孩子的人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些困难（父母指南在这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孩子们大概率会自然长大，克服这些困难是持续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心理紊乱可能也会形成一种脆弱性而发展成之后的神经症症状。这样的问题要与更严重的发展障碍区分开，即那些组成人格的基石没有被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
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有可能区分两种不同的婴儿期心理病理现象：
一种是基于冲突，这导致焦虑状态以及惊恐、歇斯底里和强迫性表现，即婴儿神经症；另外一种是基于发展缺陷，这会带来心身症状、发育迟滞以及异常状态和边缘状态。
［1974（1973）：70］
做出区别诊断的挑战
卡拉的评估被呈报到诊断会议上，大家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卡拉表现得就像一个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的孩子，但是还无法确定这是源于发育的整体停滞，还是她退行到了更不成熟的功能模式下，抑或源于当下她的家庭状况所引发的冲突，因为她父母的关系正处在一个激烈对抗的状态下。治疗师们也不清楚她拒绝参与学习活动是因为其根本性的无能为力，还是一种心理冲突的症状表达——简言之，她究竟是不愿意还是不能学习。
发展性紊乱：儿童精神分析的适应证与禁忌证
通常只有少数人会主张等等看，去观察自我是否会自发地进行修复，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需建议立即开始治疗，以避免错过孩子进一步正常发育的机会而造成持久性的损害……（他们认为）只有毫不迟疑地提供分析性的帮助，才能有效避免可能带来严重影响的后果，因而才能真正达到预防性的目标。
（1968b：115–116）
安娜·弗洛伊德本人并不十分确定治疗失败的原因是否都与心理病理因素自身的实质无关。毕竟，如果解释的目的在于减轻压抑、支持自我去寻找更适宜的方式来处理内在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一种不是基于冲突或压抑的发展障碍，会对此类干预给出有效的反应。安娜·弗洛伊德区分了儿童精神分析当中“发现事实”的部分与“治疗性”的部分：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通过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早期发展以及发展紊乱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紊乱的情况就一定会被治愈。她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治疗的受益完全不在病人一方，而是在分析师一方，我们通过治疗这样的案例，收获了对于发展状况的非常珍贵的洞察”（1968b：120）。这样的洞察可能具有科学价值，对于那些寻求提高早期干预和预防性工作的治疗师而言，是具有终极价值的，但是这样的分析性洞察却“无法抵消对病人的损害”（1978b：109）。
然而，这并未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一个有严重困扰、急需帮助的孩子被转介来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安娜·弗洛伊德用她那典型的留有余地的表述，解释了这为什么将临床工作者置于“相当大的困难境地”：
（1968b：118）
直到1976年（即她去世的前几年），安娜·弗洛伊德都一直在谈论对于儿童精神分析师而言一个“令人羞愧的事实”，即“尽管发展损害这件事已经被理解得这么好了，也如此高效地重建了，却仍然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无法通过真正的分析性手段而被治愈”［1976（1975）a：182］。的确，与她的预测相反，当这样的孩子确实从分析性的治疗当中获益了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成功“也许不是因为真正的分析性工作，而是因为混合在我们的技术当中的一些东西，诸如新的正性的客体依恋、新的超我认同、指导性影响，甚至是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对很小的孩子来说，这些都会让其受困的发展线重新启动前行”［1974（1973）：72］。
安娜·弗洛伊德在此谈及的话题似乎在说，这样的过程并不是真正的分析性工作，而几乎就是分析性设置所带来的不幸的副产品。然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她又表现得好像更能将这些视为对儿童精神分析技术的重要改进与创新，他们所治疗的孩子都有着严重受损的内在世界，而这些改变对于这些儿童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发展障碍儿童工作中的技术创新
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期的常态与病态》（1965a）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回顾“治疗的可能性”这一议题时，意识到分析性的治疗总是各种复杂干预的混合体，而无论分析师认为自己在做什么，病人总是会从治疗中获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对于其困扰可理解为神经症性冲突的儿童来说，他们大多会“充分地呼应治疗师对阻抗与移情、防御与满足的诠释，也就是说，他们会对真正的分析性手段有所回应，而这也就变成了他们的治疗性过程”（1965a：229）。她认为，只要治疗师不越过自己在治疗当中的角色，那么，尽管各种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会在分析性的治疗中出现，但这些因素在治疗中并不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反，”她继续写道：
……那些被挑选出来的非神经症性的案例，有时受益于一种次要的治疗因素，有时受益于另外一种，还有时受益于混合的次要治疗因素，而主要的分析性过程还是保持无效，或者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p.230）
安娜·弗洛伊德所指的“次要治疗因素”是诸如言语化和澄清（verbalisationandclarification），安慰和支持（reassuranceandsupport）——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教育性的”所有因素，因而必须统统排除在分析师的工作范围之外。她给出的例子是一个有边缘性诊断的孩子，他在治疗中提供了大量的幻想材料，其“本我的衍生物被扭曲的程度很低”。在这样的案例中，分析师做出诠释是相对容易的，但我们所期待的、孩子会感觉到解脱和自我控制的进步，以及被更好地结构化了的内在世界却没能如愿出现：
相反，正是那些分析性诠释的言语化，被病人拿走并编织进了他持续增加的、激起焦虑的幻想洪流之中。仅仅对边缘性的孩子给出诠释，无论是控制在移情的材料之内还是超越了移情，他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其与分析师的关系会变成一种两个人的疯狂（folieàdeux），这让他感觉很愉悦，也与其病理性的需要保持了一致，但从治疗的角度而言是无益的。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像这样的孩子，有更大可能帮助到他的，是言语化和澄清其内在与外在的危险，或令人恐惧的情感，即那些“单单靠他那弱小而无助的自我无法整合也无法受到次级过程调控”的感受（p.230）。与此类似，一个被严重剥夺、缺乏早期照顾的孩子（而这些对于发展安全的自我感觉又是如此关键），他可能会对自己的分析师发展出强烈的依赖与渴望的情感；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再一次警告，“对被转移的重复进行诠释不会带来治疗性的结果”：
（p.231）
在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中，被剥夺的孩子或者有边缘性诊断的孩子可能会“误用（mis-use）”分析，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她所描述的现象，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来重新解读。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时，安娜·弗洛伊德其实清楚地指出，对存在发展障碍的儿童开展治疗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增加他们的情感（或者情绪）调控能力，这一焦点已经成为终极核心，对于当代的临床精神分析如此——正如温尼科特的“抱持（holding）”概念，或者比昂的“涵容（containment）”概念一样——对于当代发展性研究也是如此，情感调节能力的早期构建被视为早期发展的一种核心特质，Schore（1999）、Fonagy等（2000）和很多其他研究者的工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诸如澄清这样的技术，如果小心运用的话，会成为帮助那些完全混淆了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的儿童的重要方式。然而，例如一个“神经症”儿童非常担心家里的房子可能在半夜被烧毁，那么跟他解释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让他从中获益的（因为焦虑是基于一种内在幻想，比如一种攻击性的愿望或者对惩罚的恐惧）。这样的个案与内在世界尚未清晰地建构起来的孩子很不一样。例如，在一个被称为“苏珊（Susan）”的案例中，这个6岁的小女孩早年曾多次入院治疗，但是她的父母却未能帮助她做好准备或者理解这些事情（Sandler，Kennedy&Tyson，1980）。那么，我们来帮助她厘清幻想与现实就具有更大的治疗价值了。在这个个案工作中，当小女孩最终能够第一次问出为什么她小时候会住院的时候，治疗师就直接回应了她，以小心翼翼的、适合她年龄的方式谈论那些细节，帮助她理解自己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在探索孩子对住院治疗的种种幻想之前，通过为这个孩子解释现实的情况，儿童治疗师注意到了让孩子听懂自己的经历并将其诉诸言语的重要性（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