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文论巨典，也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细而究之，《文心雕龙》言说艺术的特征主要有四：一是浸染文学自觉的时风，剖情析采，言之有理；二是倚重古代诸多典籍，援经引史，言之有据；三是论证过程法度森严，谋篇布局，言之有序；四是写作注重语言文采，遣词造句，言之有文。由此数端并进，《文心雕龙》实现了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成为我国文学批评诗性文体的典型代表。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与此同时，《文心雕龙》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心雕龙》语言雅驯，既具有一般骈俪文在对偶、声律、藻饰、隶事诸方面精心结撰的共性，亦因刘勰本人的博雅学识与颖脱才情而具备独特的为文个性。在笔者看来，《文心雕龙》的言说艺术在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就论说的深度而言，《文心雕龙》并非泛泛而论，它实际上较多触及乃至深度揭示了文艺创作的独特规律；就写作的方式而论，《文心雕龙》广征博引，使得其文本具有勾连经、史、子、集等不同类型经典论著的互文性特征；就论证的手法而言，刘勰深谙写作之道，故而《文心雕龙》写作层次丰富、论述有力，文字间流荡着理性之清音。下面，试详述之。
一、言之有理：以抉发“恒数”为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频繁出现的表示规律的词语面前，刘勰常喜以“恒”字相配（《附会》之“缀思之恒数”、《总术》之“理有恒存”与“术有恒数”、《宗经》之“恒久之至道”），这更表明刘勰探索客观的文艺规律来为作家创作提供借鉴的真实想法。他在《总术》篇还特意列举了“善弈之文”与“博塞之文”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姿态。所谓的“弈”是指以思维缜密、步步为营为取胜法门的下棋对弈，所谓的“博塞”则是指赌场中以运气为基础的投掷骰子。在刘勰看来，“善弈之文”与“博塞之文”的区别就在于，创作者对于“术”的重视与运用程度不同。由于“弃术任心”，“博塞之文”的直接效果便是“借巧倘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相反，因为“执术驭篇”，“善弈之文”便可以“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如此两相对比，刘勰寻觅客观的文学创作规律之心斑斑可见。
总之，由于浸染了文学自觉的时风，刘勰在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时特别注意归纳其内在的文学创作规律。前文所及的事实也证明了刘勰不仅触及乃至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所涉及的许多艺术规律，而且为之构建了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故而赢得了鲁迅先生极高的赞誉：“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二、言之有据：以援引“经典”为进路
焦亚东先生指出，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其《管锥编》等著作具有广征博引的特征，此正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深相契合。那么，何谓“互文性”呢？焦先生指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作‘文本间性’，是20世纪西方文论从结构向后结构过渡之时催生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具有的某种可以通过引用、拼贴、模仿甚至剽窃等语言痕迹予以确认或通过阅读活动的记忆重现予以确立的关系特征。”这一研究，对于我们考察同样学识渊博的刘勰如何写作《文心雕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正是由于学识渊博，故而刘勰能出入经史、纵意渔猎，而由于刘勰纵意渔猎、旁征博引，遂能使得其文学批评无不言之有据，具有浓郁的“互文性”特征。具体到刘勰对于经、史、子、集的援引，其特点可归纳为四点：一是范围甚广，二是频率尤高，三是方式繁多，四是富有艺术性。
刘勰援引经典文献以为辞或说，这固然是出于骈文写作的既有习惯。然则，平心而论，一方面刘勰所援引的大量文献散出经史子集，另一方面文献与文献之间关系晦暗，若非经刘勰的匠心独运，诸多文献即使罗列于前，亦复如乌云之蔽月，举目不见其皎光，又如紊乱之群丝，搔首难觅其端绪。诚如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一书所指出，文学本质上就是互文性的建构。言下之意，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存在于其它的文本之中，文本之间构成相互呼应、相互发明的网络关系。得益于刘勰个人对于文艺理论的独到认知，借由经史子集、儒道佛玄的浩瀚学术资源的接引，我们才能看到一条朝向文艺宝殿的光明大道。
三、言之有序：以“理致”为衡文之助
魏晋以来，时人多追求言说的理致。《世说新语·识鉴》：“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广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世说新语·豪爽》云：“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这里的“叙致既快，事加有理”与“陈理既佳”，既蕴含着一种对客观事物或规律的积极寻求，亦彰显着一种对言说秩序的高度赞美。尤其是后者，乃是以“理致”为衡文论事的襄助之方。作为深谙魏晋时风并得其学术精髓的刘勰，其写作也自然地蕴含着这一内在追求。
《文心雕龙》系精心结撰之作，无论是整本书的宏观设计，还是落实到某一篇章的个案实践，均富有章法。
陈文忠先生在论及现代学术论文的论证方式时，曾提出“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的观点，认为“论文每一个逻辑层次的论述，严格遵循系统提问系统回答的方式展开，整篇论文就会形成一个严谨缜密、层次推进、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文心雕龙》虽然并非现代学术论文，但是，我们细读《原道》至《序志》篇，不难明了，早在一千多年前，刘勰便就已经自觉地采取了“系统提问的系统回答”的论证方式，故其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有序言说的理致之美。
四、言之有文：以“文采”为自然外饰
《文心雕龙》是用四六骈文语体写就的。就《文心雕龙》的写作而言，它既具有一般骈文长于骈俪、声律、藻饰、隶事的艺术共性，又有自己独到的为文个性，值得细细研寻。从语言的使用层面来说，《文心雕龙》言说艺术的特征有四。
显然，刘勰选择以对偶、用典、声律、藻饰见长的骈文语体来“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其实是一个尤为明智的选择：借助于骈文这一利器，《文心雕龙》文辞典雅且对偶工丽、节奏鲜明而张弛有度，比喻形象而声情并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
余论
李建中先生说：“‘诗’与‘思’相融合的言说方式，既是古代文论的总体性特征，又是古代文论经典文本的标志性特色。以《文心雕龙》为例，就体制而论，《文心雕龙》是骈俪体，属于文学体裁；就体势而言，无论是总体结构、篇章次第，还是论证过程、辩说方式，都可以说是典型的议论，属于理论型语体。以偶言丽辞擘肌分理，借隐喻比兴识深鉴奥，在调钟唇吻、玉润双流之际笼圈条贯、弥纶群言，骈俪体制与论说体势的完美融合，最终铸成《文心雕龙》诗与思相交融的独特体貌。”诚哉斯言！《文心雕龙》既具有光芒闪耀的思想内核，而且具有文采斐然的自然外饰，它既可与前之《文赋》交相辉映，又能与后之“论诗绝句”《二十四诗品》等众多诗性文体遥相呼应，充分彰显了古代文论“诗”与“思”相融合的言说特性。不过，也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勰选择骈文来论文，其实也是一个与骈体文修辞（用宇文所安的话来说，即是“话语机器”）进行博弈的过程。换言之，尚骈俪、重用典等骈文写作惯性对于刘勰个人观点的表达既有着鼎力相助的积极面，亦存在着暗中掣肘的消极面。限于篇幅，关于《文心雕龙》中义理与辞章之博弈及其造成的理论困境，自然需要另撰别篇以加探究了。
责任编辑：李建中
原标题：《《写作》新刊︱黄诚祯：义理与辞章的和谐律动：论《文心雕龙》的言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