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孙中山青少年时期接受基督教教会教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其革命思想深受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孙中山说自己“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而来”。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孙中山一方面主张政教分离，另一方面认为宗教与政治关系密切，“务使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揭”，宗教可以弥补“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但是宗教与政治有明显差别，宗教不能作为“革命的道理”。孙中山认为“宗教为国家不可少之物”，主张“五族宗教亦平等”。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孙中山倡导科学，认为“宗教不及科学”，但又肯定宗教存在的价值。孙中山没有充分自觉到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孙中山将基督教看作“文明之宗教”，希望中国的基督徒像革命家“扫荡满清专制”一样，去扫荡中国传统民间多神信仰、偶像崇拜，结果不自觉地陷入了宗教信仰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孙中山立足于民族主义、科学理性和近代世界文明的视角去认识宗教，其发表的政教分离、宗教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爱国爱教等具体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孙中山（1866—1925）是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其宗教观的研究成果极少。事实上，孙中山主张政教分离、信教自由、各宗教平等、“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揭”“宗教为国家不可少之物”等之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思想见地。本文试图全面客观叙述孙中山的宗教观，并从学理层面对孙中山的宗教观作一些分析和评价。
一、“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接受的文化教育主要西方教会教育，所接触的文化群体主要是基督教文化群体，周围结识的老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不少基督徒，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持者不少来自基督徒。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按：孙中山）在求学及行医期内，先后结识基督教同志，有区凤墀、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何启、左斗山、王质甫诸人。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广州之役，大得其力。及是役失败之后，奔走海外各地，恒得教友之助。在日本横滨，有张果、赵明、乐赵峄、琴菅源传（日本人）等，美国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邓幹隆、邝华汰、黄佩泉等，新加坡有林文庆、黄康衢、郑聘廷等，皆以基督信徒之谊，先后对于总理（按：孙中山）有所尽力者也。”[3]可以说，基督教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影响很大。
基督教成为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宣传革命主义的重要手段。1897年上半年，孙中山在总结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时说：“我们力图攻占广州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我们充满希望。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圣经》和教育（我们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居住而了解它）来告诉我们那些不幸的同胞。公正的法律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文明可以解除人们的苦难。我们将用我们所有的力量采用各种方法获得国家，并通过没有流血冲突的形式建立一个政府。我认为我们会那样做的，但如果我注定要失望，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发动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四万万同胞应该从野蛮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人民将享受到由一个仁慈、公正的政府和文明的治理带来的幸福。”[5]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一次基督教会举办的欢迎会上，明确表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大半由教会所得而来”：“兄弟（按：孙中山）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而来。”[6]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会，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影响极大，绝非虚言。
中华民国成立后，1922年、1924年中国知识界爆发了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9日，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宣言”中说：“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是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吸吮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有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其基督教会”[7]当时国民党内部总体上对非基督教运动表示肯定和支持，“国民党中竟有人骂基督徒是洋奴，是走狗，是无知愚氓，是亡国贱种。更说：‘站在国民党立场，应当收没全国宗教机关。’”[8]廖仲恺（1877—1925）1924年在广州中山礼堂反教运动大会上说：“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他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如果他放弃了这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佛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是反对他了。”[9]
二、“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揭”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采用了近代欧美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12年2月6日，孙中山在回复上海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外国教士传教中国者，或有时溢出范围，涉及内政，此自满清法令不修、人民程度不高有以致之。即有一二野心之国，藉宗教为前驱之谍者，然不能举以拟政教分立之例也。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若藉国力以传教，恐信者未集，反对已起，于国于教，两均无益。”[11]从信中内容看，孙中山强调政教分立、信教自由的原则，反对宗教干涉政治，反对“藉国力以传教”。孙中山在信中批评了某些国家利用基督教干涉中国内政的现象。
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孙中山主要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强调宗教徒的国民身份，宗教徒对自己的国家具有政治责任，宗教徒固然要爱教，但是也要爱国，爱国与爱教并不矛盾，是统一在一起的，爱国亦是基督徒的天职。孙中山自己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反对基督教救国论，用所谓的基督教去改变落后中国，充分看到了政治与宗教的差别。孙中山对宗教与政治的差别做了分析：“我们国民党要有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虚空；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还怕不能成功吗！”[16]在孙中山看来，宗教不能作为“革命的道理”，因为宗教的终极关怀在彼岸世界、为将来的灵魂谋幸福，而政治关怀的是现实世界，关怀人类眼前的切肤之痛，为“眼前肉体谋幸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才是“改革中国政治”、解决中国人民幸福问题的“法宝”。
三、“五族宗教亦平等”
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不仅关心回教（伊斯兰教），也相当关心佛教，与佛教有着特殊的因缘。1912年3月，孙中山支持李翊灼等人申请成立中国佛教会，令当时教育部批准立案，并在回信中国佛教会的信函中说：“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禅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短，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19]孙中山多次为佛教寺庙或僧人题词，1912年12月11日，孙中山为杭州白云庵题词“明禅达义”；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为普陀山僧人题词“与佛有缘、常乐”，为太虚法师所著的《太虚和尚诗录》题签“昧盦诗录”；1917年冬，孙中山为广东肇庆庆云寺题词“一切有情、众生平等”；1921年，孙中山为广州大佛寺题词“阐扬三密”。
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对佛教有着特殊的神奇体验。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视察舟山军港之后，顺道游览了普陀山，参观了普济寺、慧济寺、法雨寺，僧人释了馀、释道阶向孙中山等人“精宣佛理”，“令人悠然意远”。据《游普陀志奇》记载，孙中山在前往参观慧济寺的路上，眼前突然出现神妙奇观，空中幻显一座寺庙：“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组锦，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转近益了然，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其处矣。既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诧以为奇不已。余（按：孙中山）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20]孙中山所见神奇的现象，可以说明孙中山内心对佛教的崇敬。在孙中山看来，佛教以慈悲为怀的菩萨精神与他所主张的国民革命的道理是相通的、相同的。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督师北伐期间，曾率领谭延闿、田桓、许崇智等人游览了南华寺。孙中山对身边人说：“汝等须知，佛教平等，重博爱，余之致力于国民革命，亦是讲平等，重博爱，慈悲救世，主旨正复相同。”[21]
四、“宗教不及科学”
五、评价与结语
总体来看，孙中山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一生深受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信奉耶稣基督的救世主义精神，致力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孙中山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的看法，颇为客观理性，没有像当时某些非宗教主义者将宗教简单地视为愚昧、迷信，从而否定宗教存在的价值。孙中山立足于科学理性和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政教分离、信教自由、各宗教平等，主张中国的宗教要脱离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主张“宗教为国家不可少之物”，主张中国宗教徒要爱国爱教，“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孙中山的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依然值得借鉴。（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孙中山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哲学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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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18][19][32][33]《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一卷，第1页、第11—12页、第246页、第302—303页、第228页、第246页、第25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
[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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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三卷，第1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
[11][13][14]《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66页、第447页、第3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5][16][23]《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17—318页、第567页、第316—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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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37—5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6][27][28]罗章龙编：《非宗教论》第69页、第69页、第70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
[29]《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五卷，第425-4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
[31]【美】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第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3-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