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高则
【提要】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是明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作者通过对比中国与基督教世界在观念、伦理、宗教、政治诸方面的殊同，论证中国虽然可以和基督教世界交流和接触，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本书为我们研究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遇到的阻力、造成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明清时代
一
谢和耐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他致力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著述颇丰，其代表著作有《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中国社会史》、《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等。这些著作都被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可见其备受好评。此外，谢和耐教授还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在国际汉学界影响很大。他曾多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遍访欧亚很多国家从事关于汉学的讲学和研究工作，宣传和研究中国文明。对于中国和基督教关系研究，只是谢和耐教授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他的敦煌学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南宋社会史），成绩也很突出。[3]
《中国和基督教》一书是在利玛窦入华传教400周年的背景下出版的，当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举行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谢和耐先生从中国人对晚明入华天主教的反应为切入点，分析明清之际中西交流中可以汲取的基本教益。此书一出便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虽然褒贬不一，但大体上此书仍可看作近年来有关中国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佳作。
二
正如谢和耐在本书导论表述的那样，《中国和基督教》一书的宏旨不是中国基督教史，而是致力于中国人对这种宗教的反应。通过传教过程中中西文化传统的研究，来发掘中西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不同的特质。
2、本书框架和基本内容
全书正文部分分为五章：《从同情时到敌视》、《宗教态度和同化现象》、《宗教和政治》、《中国人的伦理和基督徒的伦理》、《中国人的天基督徒的上帝》。作者在本书中通过列举当时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或对话，对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与宗教、语言与文化、伦理与道德、哲学与思想等各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1）传教士入华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策略
（2）中国各阶层的宗教态度
谢和耐教授在这一部分讨论了中国各个阶层的宗教态度，包括儒教士大夫、佛教僧侣以及平民百姓。在谢和耐教授的分析中，中国士大夫们对宗教表现出冷淡和缺乏坚定的宗教信念的特征，而且和习惯于严守教义和坚定信仰的传教士们相比，中国人对各种形式的诸说混合论表现出了强烈兴趣。利玛窦最著名和造诣最深的弟子翰林徐光启所宣扬的并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理，而是一种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在中国文化中，似乎一切都可以被调和，真理只是一种约估的事。十七世纪的中国人也从同样角度来看待传教士们的施教，赋予了这种教义一个非常笼统的名称“天学”，它既适用于科学和技术，也适用于伦理和宗教。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就是将收集的传教士著作合成两编，一为理编，讨论天主教理；一为器编，总结科学技术。
佛教僧侣最初对外来的传教士是很友好的，他们都阐述未来的报应，都宣称自己鄙视欲望和尘世。但双方毕竟是两种个人救赎的宗教，教理的相似性后来被传教士看作是由魔鬼设置的陷阱，僧侣和传教士们互相指控彼此损害对方宗教，盗用对方教义。耶稣会士们这样做既是出于传教策略的考虑，也出于一种对其他宗教天生的敌对和反感，声称自己是佛教的敌人和儒教的朋友。平民百姓最容易被说服。尽管中国有如此多的神衹，但是平民百姓也并不排斥新的神衹，他们相信即便这些神不会为他们带来福利，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崇拜它们也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灾难。[5]谢和耐在这一部分讨论中有两个亮点，一是他看到基督教的洗礼被中国人看作是具有巫术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二是他注意到在中国入教皈依经常是成批的举行，集体入教中个人意愿并不起多大作用。总之，传教士们赴华所要传播的宗教是具有绝对的教义、强制的信仰、明确规定的伦理和仪轨。然而中国人普遍观点是儒释道三教本为一体，可以同时遵守这三教的戒律。正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这种三教合一的作法大发雷霆，并认为中国人想要信奉所有的教义，最终却导致无法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了，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是他们衷心信仰的。
（3）中国宗教和政治的关系
（4）中西方伦理认识不同
谢和耐首先论述了中国人的伦理和基督徒的伦理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中国人的“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斯多葛主义（禁欲主义）的色彩，宣扬应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并满足于其命中注定的遭遇。但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的相似性，中国人自省不是为了让上天饶恕过失，而是为了更好地知道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这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思想，而不是基督徒仅仅是要拯救灵魂。此外中西方对于身体和灵魂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宇宙为一体的，而不去思考身体与灵魂的实质对立。中国人把思想和感情、性和理都结合进唯一的一种叫做“心”的观念中了。《破邪集》里有大量关于中国人指控传教士把魂与身不统一的想法强加给人，从而割裂了人性的统一。在谢和耐看来，中国人不懂理与情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无法设想心可以完全独立于情。
在人性和自我修养方面，中国人的传统承认人身上存在有善良的本性，只要能保持和发展这种本性就可以了。中国人的这种乐观主义相对应的是基督徒们的悲观主义，基督徒们既不承认人之善，也不相信不费力的道德。在中国百善孝为先，孝道在道德中居首位，然而在基督徒看来，爱父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功德。事实上基督教伦理把宗教义务和世俗义务对立起来，而中国人不认为两者是对立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种天理。此外，中国人的“仁”和基督教的慈善也不是同样的内容，基督教是为了上帝而应爱人，而中国人的伦理教诲人要富有人情味和慈悲感。在谢和耐看来，中国人与基督徒的伦理格言之间的相似性，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因为中国人的伦理中没有对本世界之外的天主的向往，恰恰强调在自身中找到并发展天生的“善”。这就使得从中国人的标准看，传教士们不但缺乏孝道，而且也缺少慈悲心和羞耻感。[7]
（5）中西方世界观的不同
首先中国人的天和基督徒的上帝是不同的概念。基督徒们的上帝是一尊起干涉作用的神，它主动地创造了世界，赋予每个人灵魂。中国人的天仅以间接方式起作用，它的活动是无意识的。[8]而且在中国，天和最高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观察天象和编制历书都是皇帝的特权。君主们要辨认天地的预兆，根据宇宙的准则来确定礼仪和社会制度。自然灾害和不正常的天象都是君主缺乏德政的征兆。同样，只有皇帝才有权祭天，新王朝的开国要告天，因为君主是根据“天命”而行使职权的。
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西方信奉上帝作为精神和世界的一大支柱，而中国的高度文明却并不依靠对某一神灵的绝对信奉。谢和耐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表面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的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顽固的执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甚至利玛窦自己也承认，他在中国文人中的名望大部分应归功于他的全舆图及其传授的科学知识。徐光启与李之藻都把重心放在了数学或地理学的研究上，而对宗教教理和信仰不大关心。
三
谢和耐关于中国和基督教的研究，这本书其中闪烁着不少研究的亮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是值得再思考的。
1、学术界的质疑
2、本书优长之处
3、质疑中的再思考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以传教士为媒介，他们在中国的京城、内地和边疆都有活动，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代表性。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的适应政策是否成功，这个问题仍需要探讨，但耶稣会士在综合中西两种文化，极力寻找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共通之处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一方面有选择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将中国的信息提供给欧洲人，满足他们对中国长久以来的好奇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确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正如谢和耐在序言中说：“明末以来，中国和欧洲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现状从来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希望理解现状的人就不能完全回避过去。”[11]这本书给正在学习和研究“晚明耶稣会士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很多借鉴。
*本文采用版本为：（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美）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2]（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晚明基督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3]耿昇：《谢和耐：法国汉学大师》，《中外文化交流》，2011年第2期。
[4]（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9页。
[5]《利玛窦全集》第一卷，第131页。转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124页。
[6]《拿获邪党后告示》，载《破邪集》卷2，第23页。
[7]（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276页。
[8]（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284页。
[9]沈定平：《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同一性与互补性——从谢和耐访谈及<中国和基督教>说起》，《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2日。
[10]沈定平：《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同一性与互补性——从谢和耐访谈及<中国和基督教>说起》，《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2日。
[1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序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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