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了用标签去概括某一类人，却忽视了人作为个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其中的一些标签不乏贬义。
比如“白莲花”“绿茶婊”“渣男”“剩女”“婚驴”“妈虫”……
对“剩女”一词，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甚至淡忘了这一词汇本身所带有的冒犯之意。
但“剩女焦虑”，依然强烈得充盈在几乎所有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中。
即使她们自己不焦虑，她们的家人也会为此焦虑不已。
“你都28了，怎么还不找对象？”
“你这一直不结婚，亲戚邻居们肯定要说三道四。”
哪怕身在大城市，哪怕是白领高知，也躲不过被催婚的命运。
没想到，这一“中国特色”被两个以色列导演拍成了纪录片，
并在中国引发了热议——
《剩女》
何为“剩女”？
百度百科上说，
“剩女是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
广义上是指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为什么会被“剩”？
要么是自己过得怡然自得，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要么要求太高，或者自身条件不足，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导致没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怎么才能不被“剩女焦虑”所困扰？
纪录片里的三名女性给了我们三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01
在中国，结婚和恋爱不同，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姻。
关于婚姻，我们总能听到一个词——门当户对。
这不只是兴趣爱好的门当户对，更是各种硬性条件的门当户对。
比如身高、相貌、家世、学识、职业、籍贯等等。
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本质，是阶层的固化。
门当户对好找，严丝合缝的门当户对可就不容易找了。
徐敏，28岁，大学毕业后在电台工作。
有北京户口不说，还在北京有房有车。
即使如此，她依然为了找对象的事焦头烂额。
通过徐敏的言语，我们对她的要求有了大概了解：
身高175以上；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最好是公务员之类；不能是农村户口，最好是北京户口。
以徐敏的条件，这些要求不算高，为什么她还是单身呢？
问题出在她的原生家庭上。
怎么说？
徐敏和谁结婚的决定权，80%-90%在徐敏妈妈手上。
只要妈妈不同意，徐敏觉得再合适也没辙。
徐敏处过一个对象，两个人觉得彼此都还不错，但男方是南京户口，徐敏妈妈不同意，结婚的事也就没了下文。
在一次相亲活动上，徐敏认识了一个英国留学回来的男生，两个人相聊甚欢，最后却不了了之，是不是户口原因纪录片里没有说。
对徐敏而言，
要想摆脱“剩女焦虑”，首先要摆脱妈妈对自己的控制。
对妈妈顺从惯了的徐敏，真的能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吗？
纪录片里有一场母女俩在饭桌上的对话。
两个人的动作就说明了一切。
徐敏一边埋怨一边抹眼泪，妈妈沉默撇嘴，终止谈话然后愤然离开。
一方面，是女儿在母亲的阴影下生活；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
徐敏妈妈只需两句话就能让女儿哑口无言：
“你从小到大上学都是我供你，你的房子和车也是我给你买的。”
换句话说，徐敏有优势的条件都是妈妈给她的。
这种依附关系让徐敏丧失了话语权，让她只能继续在焦虑的泥潭里挣扎。
02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千百年来早已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
在很多人看来，
不结婚是不完整的，不结婚是不正常的，不结婚就一无是处。
不管你有多优秀，只要你不结婚，就是个失败者。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观念烙在了父母心中。
多少父母曾说过一样的话：
“能看到你结婚，我就满足了。”
“看着你结婚生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对盖琪来说，结婚就是向世俗观念妥协，实现母亲的愿望。
盖琪出身书香门第，在一所大学里当老师。
按理说，她条件不差，奈何家中发生变故。
父亲得了肺癌，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花光了积蓄。
最终，盖琪的父亲还是去世了。
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女儿结婚生子。
或许是看透了人生，或许是为了让妈妈放心，年过30的盖琪选择了妥协。
她找的男友，年龄比她小，个子不高，老家在农村。
男友是在意盖琪的年龄的，但有时结婚就是权衡利弊互相妥协。
一年之内，盖琪就结了婚，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结婚当天，她穿着红衣孤零零地坐在床上，眼神里看不出悲喜。
一句“我穿上高跟鞋就比你高了”，是玩笑，也是不甘。
结婚典礼上，她“文青”式的爱情告白和乡村嘈杂的环境格格不入。
像很多已婚女性一样，盖琪在婚后有了孩子，跟随丈夫搬去了广州。
在一场电影讲座后，盖琪讲到了电影《嘉年华》中的女性主义。
面对学生的问题，盖琪如实地回答：
“婚前的生活是有趣的；婚后的生活虽然无趣，但是幸福。”
在放弃一部分自我后，盖琪获得了世俗的幸福。
但这俗世的幸福真的如她所愿吗？
03
盖琪妥协了，徐敏还在彷徨中找寻。
“剩女”能走的路只有这两条吗？
不，当然不是。
邱华梅，34岁，名牌大学毕业，在北京当律师。
她出生在山东农村家庭，上面有四个姐姐。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村子里，有出息的邱华梅可算给爸爸争了光。
用爸爸的话说，“你这个女儿比人家的儿子都强”。
争光归争光，没有结婚还是不行。
爸爸说，“每次别人问起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妈妈说，“不是好处不好处，是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姐姐说，“不结婚再幸福它也不叫幸福。”
她让自己的孩子叫邱华梅“光棍姨”，她甚至对妹妹说，“我们村还有个光棍，要不你跟他结婚好了”。
这让邱华梅感到被侮辱，但面对亲人她能说什么呢？
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还不结婚的话，任何人都有了嘲笑她的资格。
就连父母，都说她不结婚是自私的。
邱华梅感觉，自己好端端的人生就因为没有结婚变得一无是处了。
虽然是单身，但邱华梅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看书，跑步，练瑜伽，做面部护理，跳跳蹦迪。
邱华梅不拒绝婚姻，却对婚姻有要求：
她期待浪漫的爱情，希望对方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尊重女性。
但是她遇到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
要么不想再恋爱了，想跨过恋爱期直奔结婚。
要么上来就说希望自己在家里主处于导地位。
既想坚持自我，又想逃离充斥在耳边的“剩女焦虑”的声音，怎么办？
邱华梅决定，离开中国，远赴法国留学。
关于女性到一定年龄就要结婚这种观念，邱华梅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女人还是有一双无形的小鞋，有的女人脚小她穿着舒服，但我脚大爱跑，穿不进去，太疼了。”
虽然她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剩女焦虑”的语境，但她依然有危机感。
邱华梅说，
“我觉得有点战胜了它，但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胜利”
《剩女》让我们看到了三个大龄未婚女性面对“剩女焦虑”做出的抉择。
有人选择妥协，有人选择突破，有人选择原地踏步。
《剩女》也让我们看到了大龄未婚女性所面临困境背后的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
总而言之，
就是社会观念和周围人的目光“逼”父母，父母再以爱的名义“逼”子女。
“逼”的理由有两种：
为你好：
“你要是生病了，谁来照顾你？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我们不放心。”
为我好：
“你知道邻居们都是怎么说我们的吗？我们把你辛辛苦苦拉扯大，你不能太自私。”
“一个女孩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长大成人？”
赵南柱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女孩长大成人后，她依然要经历很多看不见的坎坷。
这些看不见的坎坷，
来自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来自被社会观念绑架的原生家庭，来自周围怀有偏见的目光。
像邱华梅一样能彻底逃离“剩女焦虑”的人，能有多少？
在密不透风让人窒息的“剩女焦虑”中，有多少焦虑是真正“为你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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