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鲁斯的创伤文学批评理论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又融入解构主义的视角，在创伤文学批评领域影响极大。现代创伤概念强调：不同于有意识地得到控制的叙述记忆，创伤记忆没有被意识、理性、认知与叙述框架整合，这种本真性使其具有直达事实真相的能力，即所谓指涉性或指涉功能。但这也带来再现和传达的难题。我们必须放弃通常对于理解的期待，并将之视作进入新知识的途径，从而开启见证的空间。创伤既对抗对它的见证，同时又要求、呼唤这种见证，这是创伤经验的传达必然面对的危机与困境。正是在这里，文学理论与创伤理论发生相遇，文学与创伤都体现和揭示了知与未知、再现的不可能性与必要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卡鲁斯创伤理论强迫性重复间接性指涉性
从解构主义的视野解释创伤，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创伤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美国的创伤文学批评以耶鲁大学为阵地，耶鲁大学法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秀珊娜·费尔曼（ShoshanaFelman），心理治疗临床医学教授杜丽·劳布（DoriLaub），英语文学教授、著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哈特曼（GeoffereyHartman）以及他的博士生凯茜·卡鲁斯（CathyCaruth），是耶鲁创伤—解构理论的主要代表。创伤理论在1990年代的出现，是对解构主义理论文本中心主义的、反历史的、去政治化的文论话语的一种纠偏，或者说为解构批评注入了伦理和政治的活力。关于创伤与解构理论的关系，SuannahRadstone这样写道：“对创伤理论的出现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是解构理论。创伤理论帮助人文学科走出了由解构等理论提出的危机和困局，而又没有放弃它们的洞见。”[1]
凯茜·卡鲁斯是解构主义创伤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代表。她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埃默里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代表作有《创伤：探索记忆》（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1995）、《未被认领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1996）、《历史灰烬中的文学》（LiteratureintheAshesofHistory，2013）及访谈集《倾听创伤》（ListeningtoTrauma，2014）等。卡鲁斯的创伤理论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又融入解构主义——尤其是德曼解构主义——的视角，在文学批评、精神分析领域均有极大影响。JoshuaPederson曾将卡鲁斯、哈特曼、费尔曼和拉卡普勒（D.LaCapra）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四位创伤理论家。[2]依笔者之见，如果以创伤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为标准对这四人进行排名，那么卡鲁斯当名列第一。
一、被错过的创伤事件及其强迫性重复
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说到，意大利诗人塔索在其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诗的主人公坦克雷德在战斗中杀死了穿着盔甲伪装成敌军骑士的女孩克洛林达，后者正是他心爱的女人。在将少女埋葬以后，坦克雷德来到了一片神秘又陌生的森林……他手举宝剑猛劈一棵大树的树干，但树干的创口流出了鲜血，克洛林达的声音从树干里传了出来，原来她的灵魂被囚禁在了这棵树里，她在抱怨他再次伤害了自己心爱的人。”[3]弗洛伊德通过这个例子强调创伤经验的重复强制（repetitioncompulsion）特点（“强制”意味着这种重复的非意愿性）：“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中，患者反复被带回到曾遭受的灾难情景下，随之而来的惊恐再次冲击他，致使他从梦中惊醒。”这个事实“证明了这种创伤力量的强大，并且患者的精神已经把它固着了。病患固着于因其他病症的过往事件”。[4]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创伤固着”。
在卡鲁斯看来，《超越唯乐原则》代表了20世纪关于创伤的最深刻思考，而“重复强制”正是此书的核心观点。[5]卡鲁斯认为，坦克雷德无意识地、偶然地误杀爱人是一个创伤性事件，而他再次刺伤她的行为则是这种创伤在其无意识中的重演，这说明“创伤经验通过幸存者无法察觉的、与其意志对立的行为，精准而持续地反复出现”。[6]她将曾经经历的可怕事件之原原本本（即所谓“精准”）的反复重演，视作一种“难以置信地持久存在的受难模式（patternofsuffering）”。[7]比如，对于许多战争幸存者而言，那些可怕的战争经验总是借助噩梦等形式反复地、原原本本地重现。
那么，是什么导致这种强迫性重复？是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比如事件的暴力程度），还是其他原因？这是弗洛伊德，也是卡鲁斯接着要回答的问题。
二、创伤记忆的悖论：再现的可能与不可能
不断返回与重复的创伤经验又被称为创伤回忆（traumaticrecollection），与“简单记忆”（simplememory）相区别。[13]这里的“简单记忆”相当于下面我们要讲到的“叙述记忆”，是被清晰地、条理化地整理、整合过的记忆，它可以有意识地得到控制，但创伤回忆不是这样。创伤受难者的梦魇就像是活生生的“创伤复活”（traumaticreliving），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记忆（awakingmemory），但又只能通过梦的方式不受控制地不断出现。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一方面，创伤经验似乎将自己“强加于”病人，病人好像“固着于”创伤而欲罢不能，这是创伤经验之强度的证据；但另一方面，病人在醒着的时候并不能、也不愿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回忆创伤经验。[14]
说创伤梦魇是一种“清醒的记忆”，既指它没有真正过去（所以要反复返回），也指它的细节异常清晰准确（就像克洛林达的哭诉声），并没有被压抑或被无意识欲望所扭曲。它被原原本本地封存（“封存”以及本文其他地方用到的“搁下”“搁置”“潜伏”等动词都没有主动的意思）在那里，后来又原原本本地重复出现（或重演，reenactment，意为不加修改地再演一遍）。与此同时，创伤化的过去只有通过、也只能通过梦等方式不断重复。创伤者并不是真的醒着，相反，当他醒着的时候，即被意识控制的时候，恰恰是竭力拒斥这种记忆的。幸存者无法有意识地回忆起创伤事件，但这种回忆的失败或不能回忆，又悖论式地伴随闯入性记忆（intrudingmemories），伴随不请自来的创伤事件在头脑中的反复重演。创伤经验不但没有真正消失，而且也没有被扭曲变形，而是保持了它发生时的原本样子。正是创伤记忆的这种原本性或本真性使它具有直达事实/真相的能力，这种能力被卡鲁斯称为创伤记忆的指涉性。换言之，创伤记忆被放在一个意识难以进入、无法控制的空间——一个“无法有意识地进入的空间”；[15]但与此同时，它又难以预测和防范地以闯入和侵入的方式“闪回”，且能直接指向创伤事件。[16]
三、文学与创伤：间接性、空白、断裂
四、离开，或出发/启航的历史
卡鲁斯创伤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把创伤理论引入对历史的理解。她认为，创伤现象既亟需历史的理解，但又拒绝通常接近历史的方法。在卡鲁斯看来，无论从发生还是从解释角度，我们都可以从创伤经验的指涉悖论与双重言说的观点来看待和理解历史。
其次，卡鲁斯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出发/启航的历史”（historyofdeparture）。Departure原意为飞机等交通、旅游工具的出发/启航，它既是离开（一个地方），也是出发（去另一个地方的）（这似乎完全符合我们的旅行经验）。那么，说历史既是离开又是出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由于卡鲁斯是通过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的复杂精细解读而阐明这个概念的，因此我们也必须从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开始。
五、结语
如果我们将Craps的观点应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则可以认为，卡鲁斯代表的耶鲁解构主义创伤文学批评模式，比较适合于分析像残雪、前期余华等具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书写，但在面对伤痕文学中大量现实主义作品时，却显得无能为力或干脆认为这些作品不属于创伤书写。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此顺便提出，以祈引起学界同道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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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1]TomToremans,“Deconstruction:TraumaInscribedinLanguage”,TraumaandLiterature,EditedbyJ.RogerKurtz,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8,p.51.
[2]JoshuaPederson,“TraumaandNarrative”,TraumaandLiterature,EditedbyJ.RogerKurtz,p.100.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周珺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4][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周珺译，第8页。
[5]CathyCaruth,LiteratureintheAshesofHistor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13,p.57.
[6]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p.2.
[7]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1.
[8]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11.
[9]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这个观点已经预告了亚历山大等人于2004年正式提出的建构主义创伤理论（constructivisttheoryoftrauma）。这一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Alexander）等主编的《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一书，正式发展出一种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其核心正是强调文化创伤不是自然事实，而是文化建构。参见J.Alexanderetal(ed.),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4。
[10]这也是笔者将卡鲁斯的代表作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翻译为《未被认领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的原因。书名中的UnclaimedExperience一词也有人译为“不被承认的经验”，这样翻译也不能说错，但是“承认”一般指向他人，是对他人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他人承认的经验本身不见得是未经意识、知识和叙述整理过的。但卡鲁斯之所以用Unclaimed来限定创伤经验，实际上是突出这种经验不但没有被别人承认，而且创伤经验的主体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
[11]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4.
[12]卡鲁斯的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个体创伤，也可以扩展到群体文化创伤。像大屠杀这样的群体创伤事件，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由于各种原因，大屠杀的创伤被搁置在一边（被错过），导致其通过各种方式返回并纠缠幸存者，也包括其他人。
[13]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5,p.151.
[14]弗洛伊德写道：“从没有发现创伤性神经症患者会在清醒的时候回忆起当时遭受的意外，那时他们反而会更努力地避免想起它。”[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自我与本我》，周珺译，第8页。
[15]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1.
[16]创伤记忆非常类似于记忆心理学中所谓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memory）。闪光灯记忆的特点是极度的生动强烈，它们保存了对意料之外发生的、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的非常迅速而逼真的记忆。闪光灯记忆不但因其原发性和生动性而得到注意，而且被描述为相当持久的一种记忆。闪光灯记忆的最常见触发器是突然进入当代见证者的意识、并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了直接冲击的巨大历史变革。特别容易导致这种冲击发生的是下面这样的历史事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同时对于经历它们的人而言具有未来定向的意义，比如二战、肯尼迪的被刺杀以及“911”恐怖袭击等，都属于这样的事件。参见AleidaAssmann,ShadowofTrauma:MemoryandthePoliticsofPostwarIdentity,TranslatedbySarahClift,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16,pp.98-110，[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威廉·赫斯特：《闪光灯记忆：一项跨学科的研究》，王蜜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17]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2.
[18]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p.152-153.
[19]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3.
[20]被叙述所整合的记忆属于卡鲁斯所谓“叙述记忆”（narrativememory）。关于这个概念，我们还可以参照科瑟勒克对“未经中介的记忆”与“经过语言中介的记忆”的区分，前者具有现场感和直接性，后者则通过反复讲述而得到强化，而且在讲述的过程中失去了现场感和直接性。前者储存于身体，而不是语言或其他符号。身体化的记忆是通过感觉印象的强度而得到储存的，而储存于语言中的记忆则是通过持续的反复（比如背诵英语单词）。身体化的记忆属于感性记忆（不经过语言中介），其基础是刺激的强度，而通过语词编码的记忆，其基础不是身体，而是交流的社会形式。我们能够回忆我们自己的许多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谈论它们。这个讲述（叙事）代表了一种精心的编码行为：把经验转化为故事。越是经常地谈论某事，我们就越少记住经验本身，越多记住用以叙述经验的那些词语。这意味着不被重复的东西将会遗失。感性的、身体化的记忆是被重新激活的，不需要主观意识的努力，而且比经过词语重复的中介而被储存的记忆更加直接、真实。参见AleidaAssmann,ShadowofTrauma:MemoryandthePoliticsofPostwarIdentity,pp.102-110。
[21]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3.
[22]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3.
[23]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3.
[24]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4.
[25]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4.
[26]转引自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4。
[27]转引自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4。
[28]转引自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155。
[29]JoshuaPederson,“TraumaandNarrative”,TraumaandLiterature,EditedbyJ.RogerKurtz,p.97.
[30]这些学者的创伤理论代表作基本上都出版于1995年前后，比如卡鲁斯的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出版于1996年，又如：Felman,S.andD.Laub,eds.,Testimony:CrisesofWitnessingin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History,NewYork:Routledge,1992；Hartman,G.,“Ontraumaticknowledgeandliterarystudies”,NewLiteraryHistory,26(3),1995；TheLongestShadow:IntheAftermathoftheHolocaust,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6。
[31]Caruth,C.andG.Hartman,“AnInterviewwithGeoffreyHartman”,StudiesinRomanticism,35(4),pp.630-653.
[32]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27.
[33]LaCapra,WritingHistory,WritingTrauma,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1,p.7.
[34]LaCapra,WritingHistory,WritingTrauma,pp.13-14.
[35]Leys,R.,Trauma:AGenealog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0,p.268.
[36]Caruth,C.andG.Hartman,“AnInterviewwithGeoffreyHartman”,StudiesinRomanticism,35(4),pp.641-642.
[37]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6,p.7.
[38]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Edited,withIntroductions,byCathyCaruth,p.7.
[39]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21.
[40]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56.
[41]Hartman,G.,“OnTraumaticKnowledgeandLiteraryStudies”,NewLiteraryHistory,26(3),1995,p.54.
[42]依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名《不道德的审判》，由罗曼·波兰斯基执导。
[43]CathyCaruth,LiteratureintheAshesofHistory,p.105.
[44]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11.
[45][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65页。
[46]CathyCar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15.
[47][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第85-86、86页。
[48]CathyCauth,Unclaimed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p.17.
[49]StefCraps,“BeyondEurocentrism:TraumaTheoryintheGlobalAge”,G.Buelens,S.Durrant,andR.Eaglestone,eds.,TheFutureofTraumaTheory:ContemporaryLiteraryandCulturalCriticism,NewYork:Routledge,2014,p.50.
[50][英]阿敏娜妲·芙娜：《爱的回忆》，蓝晓鹿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