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娜：数字社会主义：问题域与理论流脉
作为加州意识形态出场的数字社会主义
为了缓和金融危机引发的激烈内部矛盾，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从传统金融资本向数字金融资本自我扬弃，加速进入由“GAFA”（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大型科技公司集群深度控制的数字资本主义新阶段。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新走向，却用“数字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披着对立意识形态外衣的术语做出概括，像极了马克思在其时代所批判的，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等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宣扬者——“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2]。
（一）数字社会主义：“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
（二）数字社会主义向“进托邦”叙事话语演变
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的“通俄门”事件，让这一年被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科技巨头真正颠覆旧式政治竞选的一年”[7]。操纵选举、窃取隐私、逃税等丑闻的不断曝光，引发从美国到欧盟针对谷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的“科技抵制潮”（techlash）。这就以负面形式使得凯文·凯利的“文字梗”预言变为了现实。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克劳斯·延森指出，科技巨头“寻求为自己构建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共身份。但举报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开始质疑这种特殊的身份政治”。[8]与此同时，欧美左翼掀起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高潮和再概念化潮流，新术语大量涌现，包括左翼加速主义的奠基人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9]，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10]，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提出的“食利者资本主义”[11]，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提出的“食人资本主义”[12]，等等。这些概念在西方学界广泛流行，从内部对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做出了揭露和批判。
面对批判声浪，凯文·凯利又提出了新的术语来描述科技带来的光明前景。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必然》（TheInevitable）中，凯文·凯利创造了“进托邦”（protopia）这个新词，用来定义技术加速的光明前景。在书中，他通过预测12种技术趋势来描绘“pro”这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前缀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强调“反乌托邦和乌托邦都不是我们的终点。相反，科技正把我们带向进托邦”。[13]这一分析框架作为典型的技术神秘主义，极力掩盖技术进化方向和应用场景背后的权力主体，以及不同权力主体的技术路线。例如，区块链技术既可以由主权国家用于发展数字货币，也可以由科技公司用来发行虚拟代币。2019年，脸书就发行了一款“天秤币”，宣称要建立一套全球虚拟货币体系和供数十亿人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这表明，随着经济实力和数字权力的急剧增强，美国科技寡头展现出了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新型全球统治霸主的蓬勃野心，从货币发行权开始破坏民族国家的主权根基。
在美国国内，平台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治国术纠缠在一起。债务主义约束了金融危机之后急剧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将他们锁定在剥削性市场关系和惩罚性制度之中。[14]这一趋势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导致了更加激烈和广泛的“科技抵制潮”。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凯文·凯利呼吁不要一味“反大企业”，并从技术加速和寡头公司迭代的角度阐释“制约GAFA毫无意义”，称这种抵制“就如同拒绝进步、要求退步一样”，[15]只强调和描画科技寡头推动技术进化的正面作用，而不言其剥削性和反人类价值的一面。可以看到，从提出“数字社会主义”到转向“进托邦”，凯文·凯利不断更新叙事话语来宣扬网络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忠实维护科技寡头集团的利益。这正印证了理查德·巴布鲁克在“加州意识形态”概念提出二十周年之际做出的新论断：“我们对《连线》杂志自由放任政治之自我矛盾的揭露，从未像现在这样切题。但它仍然以新的伪装在传播”。[16]
（三）加州意识形态的彻底虚拟化导向与左翼批判路径的理论困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0年3月美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联合施救，甚至史无前例地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债兜底，“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推动美国股市暴涨。“GAFA”等科技巨头的股价膨胀到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7月，这四大公司的总市值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比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还要大。为了继续增强数字统治力，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提出了彻底走向虚拟化的技术路线。
2.左翼倒向技术封建主义批判框架引发内部论战众多西方数字技术专家对“元宇宙”概念展开尖锐批评。有人指出，“元宇宙”所描述的是一个地狱般的景象，一个剥夺了任何文化和价值的完全金融化的世界。还有人认为，“元宇宙”这个词正被那些欲凌驾于法律之上寻求私利的科技巨头所滥用，沦为一种以“数字孪生”为幌子的倒退的奴隶制模式。[22]关于社会形态倒退的种种类比，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广泛流行，不仅迅速上升为一种新的批判框架，而且吸引了一些著名左翼学者倒向右翼的批判逻辑。
2020年以来，以乔尔·科特金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学者提出了“新封建主义”的批判框架。科特金认为，科技寡头及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阶层，就像重生的新贵族和教士精英，处于西方社会新的阶级结构的顶端，而在其之下是走向衰落的中产阶级和大量涌现的无产阶级“新农奴”。这一观点迅速引起共鸣。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评价说：“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不再进步，而是倒退到一种‘新封建主义’。正如乔尔·科特金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曾经伟大的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美国正在分裂成一小群超级寡头占有的领地。”[23]著名左翼学者也受到这一批判框架的吸引。例如，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美国政治学家乔迪·迪恩等，他们将批判的重心从资本主义剥削转移到具有封建主义特征的新剩余挪用，并冠之以“技术封建主义”[24]等类似的术语。
替代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建构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
在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日益倒向右翼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之时，左翼阵营中的加速主义等新生流派，试图拓展一条建构性的理论路径和实践方案。随着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加深，左翼力量的政治地位日渐上升，西方世界重新被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在这一背景下，左翼青年学者从硅谷理论家那里夺回“数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将其放到历史和理论的宏大时空结构中去再认识、再发展，以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目前，左翼学者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性路径大致沿着三条脉络创新发展。一是深入挖掘并充分汲取百年来“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案例，在新的数字技术条件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二是聚焦马克思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经典论断，抓住“一般智力”等核心要件，提出社会主义数字平台建构方案。三是从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角度建构区块链社会主义的代码治理路径。
（一）重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替代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
1.创建数字“反馈基础设施”
2.结合兰格模型和纽拉特模型：基于算法＋协议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3.重拾波兰尼《社会主义会计》的内部概览模型
（二）回到“机器论片断”：基于数字工人自治的激进改良路径
激进左翼建构数字社会主义的另一条理论脉络，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论述“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9]（西方学界普遍称这一小节文本为“机器论片断”）为理论圭臬，延续意大利自治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理论线索，试图建构基于工人自治的新数字平台，调整数据权力关系，推动“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以此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双重超越。
1.创建“诸众的共和国”：推动“一般智力”的社会化
实践证明，数字时代职业的社会化和机动性不仅没有发展公共性的“一般智力”并加强“诸众”的主体权利，反而发展了“数字泰勒主义”的新劳动形式。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员莫里茨·奥滕立德强调，算法管理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让传统工厂以外的资本得以通过新的形式吸纳劳动力。随着福特主义下的稳定工作模式被灵活劳动和不稳定的多重劳动所取代，大量“众包工人阶层”出现，实现了资本所需的劳动力重组和“劳动力倍增”。[45]就此而言，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开放知识产权，都无法与资本主义的“数字工厂”相对抗，只能加剧“活劳动”的异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拉塔强烈反对知识社会化和开放获取路径，指出这种参与协作、对等生产，再加上更灵活的知识产权，最终只能加强传播资本主义赖以繁荣的共享范式，而绝对不会走向数字社会主义。[46]
2.对抗“云资本”：创建社会主义互联网
综观特稿论文来看，这一学术群体普遍从自治主体论的角度进行理论探索。例如，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将人类和自动化技术设想为与资本相并提的自主主体，并赋予二者作为劳动实体的共同主体性，主张通过人机自治（人类与自动化技术的联盟）实现数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目标。[52]赛·恩格勒等人在工人主义基础上提出“数字工人主义”的新范畴，强调平台工人斗争是建立替代方案的关键。[53]哈代·汉纳皮做出理论假设，认为全球科学家共同体如果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新阶级，并提供一种全球生产方式的新设计，便有望消除资本主义算法所导致的全球南北方的巨大分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异化。[54]此后，福克斯本人也在2023年出版的新著中提出以数字伦理推进数字民主等策略。[55]这些创新理论都没有超出奈格里、哈特等人对“机器论片断”的阐释框架，滑向了一种“伦理主义主体政治学”[56]的理论窠臼。
3.重构数据所有权：调整数据权力关系
随着全球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美国科技巨头掌控着难以估量的大数据资本，支配地位愈加强固，宰制能力无限放大，不仅可以将用户数据重新配置为可衡量、可货币化的技术经济对象，还可以通过数据流来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分配，包括关乎国计民生的传统支柱产业。例如，近年来微软和“GAFA”大举进军数字农业，滥用数字权力推动农产品生产的集中统一和非本土化供给，鼓励投入使用化学品，加剧了全球粮食体系的多重危机。[57]随着西方世界对科技巨头的反感和恐惧情绪日益加深，美国兴起新布兰代斯主义，欧盟加快扶植本土科技巨擘，反垄断、隐私法和累进税等制裁举措不断出台。
在这一大背景下，欧美左翼试图利用这些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立法规制，发展有益于推进数字社会主义的数据所有权替代计划。较为典型的是瑞士圣加仑大学研究员罗伯塔·菲施利提出的“拥有数据的民主”[58]模型，意图在不动摇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本在公民中广泛分配。该模型建构了基于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双层数据民主结构。第一层是指公民能够利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集体生成数据，并拥有对这些数据使用方式的发言权；第二层是指个人在生成数据时自动接收数据副本，并利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数据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权，将个人数据二次使用的补偿转变为个人收入。第二层结构的运行机制以欧盟赞助的巴塞罗那“去代码”（decode）计划为原型，即利用区块链技术建造分布式数据生态系统，让公民控制自己的个人数据。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是菲利普·佩蒂特的新共和主义民主观，追求一种不受支配的自由，并以承认个人数据的商业化为前提，呼应了当前美国数字经济改革的主流模式。例如，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之一杨安泽提出的“数据红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桑迪·彭特兰提出的“数据新政”等。
（三）走向区块链社会主义：以技术禀赋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
如果说福克斯提出的替代商业互联网行动侧重于寻求一种传媒工人自治的激进改良方案，那么，区块链社会主义则试图通过代码治理来重塑经济社会的规则体系。区块链社会主义是近年来数学、计算机科学、法律等专业领域涌现出的一股新思潮，一批全球顶尖的左翼区块链专家试图从马克思对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分析中寻找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工具。然而，由于这些研究者对货币理论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的修复加密货币和创建无货币经济的替代方案，形成了两条方向相左的探索进路。
1.重新设计加密货币
2.废除货币的技术实验
随着“万物皆可代币化”概念的流行，代币的存在性问题日益引发西方学界的深刻反思。美国加密货币平台从业者洛恩·兰茨和丹尼尔·考瑞指出：“任何寻求稳定资产价值的项目都不会认为代币是合适的解决方案。任何包含不稳定资产的处理功能都将被证明是有问题的。”[72]人们对代币本身的需求始终只是对其可兑现性的需求，个人动机仍然是财富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加密货币主要由打算将其兑换成法定货币的投资者推动。[73]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密激进派通过代码把“领主铸造货币的权利”交还给公民，并不能祛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特质——“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74]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局限与启示
梳理和分析西方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走向，旨在深入认识、全面把握数字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世界的内部危机，尤其是这种危机中蕴含的积极因素。辩证分析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建构路径的价值和局限，可以发现其对非西方国家的有益启示。
（一）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贡献
西方左翼新生流派提出种种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及其社会实践，目的是在资本主义最后的“焦土阶段”（scorchedearthphase）[83]孕育新的数字生产力、对等的数字生产关系、可信的数字金融体系、互惠的数字生态环境、公共的数字媒体平台、开源的数字知识供给系统，等等。这些理论构想，深入触及两种社会形态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其理论价值和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对范畴之中。
1.批判与建构结合
相比于西方左翼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倒向右翼“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框架和话语体系，左翼新生流派始终坚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轨道上，以此为基础提出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路径。他们对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对立和话语边界相当敏感和警觉，坚持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中抓取数字剥削、贫富分化、文化撕裂、知识断层的根本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展现了强烈的理论自觉和强劲的创新活力，形成了一股积极的建设性力量。
2.理论与实践互动
西方左翼提出的种种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层面的“天上”哲学，而是一种为了解决现实危机的实践哲学，展现出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并且历史纵深极为开阔。一方面，面向百年历史深入挖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中积淀下来的丰富理论资源，在新的数字条件下重新认识和发掘这些理论资源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面向未来建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擘画数字社会主义的运行机理和治理框架。例如，目前区块链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重新设计加密货币的技术路线，与硅谷精英悄然推动的数字金融“再中心化”[84]路线展开尖锐斗争，着力动员再生金融领域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转向左翼的技术路线。
3.东方与西方比较
4.共同体与多样态并进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汇聚了众多学科的优秀学者，不仅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金融和法律等学科领域，还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等基础和新兴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十分突出。学者们视角各异，观点多样，提出的技术路线甚至相互冲突，这正是当前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呈现出复杂乃至混杂的多样态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多样态的背后，又有着共通性和一致性。有国内学者从共性特征出发，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成路径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逻辑判断的角度进行了再归类。[88]本文从学科聚类的观察视角，认为目前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多个学术共同体。例如，以福克斯等人为核心的传播学批判学派数字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以约书亚·达维拉等人为核心的区块链数字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以迈克尔·彼得斯等人为核心的平台数字社会主义学术共同体，等等。这些学术共同体吸引和团结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旨趣和理念的学者群体，他们大多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密切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互动激发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思路，推动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二）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固有局限
尽管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西方内部危机之中的一股积极力量，体现了突出的价值性和建构性，但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仍然是一种思想的倒退，根本而言，是一种21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追求激进改良的技术乌托邦想象。就此来说，数字社会主义与加速主义异曲同工，在其纷繁复杂的理论表象中潜藏着深层次的历史认识论。这种历史认识论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进而提出了新的叙事要求。[89]
根本而言，西方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建构路径，对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和改造超越了历史阶段，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和方法的科学性。正如有国内学者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数字社会主义从不同视角做出的置辩，都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95]
（三）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有益启示
数字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的影响极为深刻。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数字社会主义思潮就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他者”的理论资源，更是非西方国家思考数字化问题、制定数字化路线时不可忽略的一个影响因素。通过辩证分析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为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共通价值。西方左翼虽然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股微弱力量，但其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烈性，对于非西方世界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一种来自西方内部的价值性印证和可行性启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从一种进步社会形态演变为摧毁人类文明的破坏力量。从新自由主义到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其破坏力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不断制造全球冲突、加深剥削奴役、拉大贫富差距、垄断知识技术、撕裂社会共识、消耗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等等。近年来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回潮表明，西方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日渐加深。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催化和强化了这种日益普遍的社会心理。这股积极力量，引导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眼光投向中国。西方学者通过真实了解和实际考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度不断走高，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理念的共识不断加深，把人类社会的未来寄望于中国所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信任中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的智慧和方案。
三是为全面把握资本主义数智化矛盾和危机提供内部视角。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走在全球数字理论的最前沿，这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理论热点和最新动态，尤其是全面认识并准确抓住资本主义数智化危机的要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内部视角。目前，中国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势头强劲，研究主题广泛，涵盖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数字劳动、平台垄断、数字监控、数字正义以及人工智能伦理等问题，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并不逊色。例如，2024年4月，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主办了首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学术研讨会，汇聚国内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学者共同探讨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目前国内研究仍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如数字资本主义的谱系问题、数字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等等。[96]这些问题的澄清和探索，都需要在全球性视野下破题。
四、结语
追问数字时代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宏观进程，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议题。近年来，一批西方左翼学者在批判数字资本主义问题上与右翼形成共识，从一种“技术社会形态”[97]的理论视角，推导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云资本”已经积累到临界点，其巨大的结构性力量实质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使其“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所取代——技术封建主义”[98]。这种从社会形态性质上做出的判断，在左翼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思想波澜和激烈的论战，也促成了左翼中的新生力量积极探寻数字社会主义的建构性理论。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内部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各种理论模型相互竞争，不断分化，其政治行动的干预策略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混合着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意大利自治主义、后福特主义、自由社群主义等思潮的历史回声，叠加着左翼加速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加密激进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稀缺理论、后碳经济等一系列数字时代的新生想象。就理论支点而言，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大多推崇公民社会。他们不过是“一直以来挑战国家有效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99]的当代数字版本。这个固有局限，决定了该理论只能囿于西方“小左翼”的理论空想，其政治行动亦只能停留于边缘性的社会实验。
尽管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难以对资本主义实现什么颠覆性的改造，但其积极而又独特的思考丰富了理论探索的纵横维度，尤其是其关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的知识学方案极具前沿性，打开了新的理论场域。当前，以中美两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正牵引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和方向。中国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美国纵容硅谷脱实向虚的技术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发扬了独特优势，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活力。相比于政策与实践的快速发展，学界对数字技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互赋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尚有广阔的探索空间，亟须将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所取得的认识和积累加以转化，形成建构性的理论体系。就此而言，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内学界探索尚未涉足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有益于我们在比较和批判中抓住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注释：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8页。
[5]陈祥勤：《当前西方左翼思潮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研判和展望》，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7期。
[6]DonatellaD.Ratta,“DigitalSocialismBeyondtheDigitalSocial:ConfrontingCommunicativeCapitalismwithEthicsofCare,”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18,Iss.1(2020),pp.101-115.
[7]RanaForoohar,Don'tBeEvil:TheCaseAgainstBigTech,London:AllenLane,2019,p.230.
[8]KlausB.Jensen,“AftertheTechlash,”European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38,Iss.4(2023),pp.415-421.
[9]NickSrnicek,Platform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Press,2017.
[10]ShoshanaZuboff,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TheFightforaHumanFutureattheNewFrontierofPower,NewYork:PublicAffairs,2019.
[11]BrettChristophers,RentierCapitalism:WhoOwnstheEconomy,andWhoPaysforItLondon&NewYork:Verso,2020.
[12]NancyFraser,CannibalCapitalism:HowOurSystemIsDevouringDemocracy,Care,andthePlanet-andWhatWeCanDoAboutIt,London&NewYork:Verso,2022.
[13]KevinKelly,TheInevitable:Understandingthe12TechnologicalForcesThatWillShapeOurFuture,NewYork:Viking,2016,p.13.
[14]AliBhagat&RachelPhillips,“TheTechfareState:Debt,Discipline,andAcceleratedNeoliberalism,”NewPoliticalEconomy,Vol.28,Iss.4(2023),pp.526-538.
[15]［美］凯文·凯利（著）、［日］大野和基（编）：《5000天后的世界》，潘小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56—60页。
[16]RichardBarbrook&AndyCameron,TheInternetRevolution:FromDot-comCapitalismtoCyberneticCommunism,p.8.
[17]有西方学者将“元宇宙”定义为：从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游戏扩展开来的现实世界的数字版本。个体用户之间通过互动来工作、娱乐、交易，用一种原生的，基于区块链的货币来购买、出售或交换虚拟世界中的商品和服务。NikolasBeutin&DanielBoran,TheGreatWeb3.0Glossary,Backnang:DFVMediengruppe,2023,p.106。
[18]BernardMarr,TheFutureInternet:HowtheMetaverse,Web3.0,andBlockchainWillTransformBusinessandSociety,Hoboken:Wiley,2023,pp.20-21.
[19]同注[15]，第6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21]HasmetM.Uluorta&LawrenceQuill,“TheCalifornianIdeologyRevisited,”inEmilianaArmano,MarcoBriziarelli&ElisabettaRisi(eds.),DigitalPlatformsandAlgorithmicSubjectivities,London:UniversityofWestminsterPress,2022,p.29.
[24]代表性著作有：CédricDurand,Techno-féodalisme:Critiquedel'économienumérique,Paris:LaDecouverte,2020;YanisVaroufakis,Technofeudalism:WhatKilledCapitalism,London:BodleyHead,2023。
[25]EvgenyMorozov,“CritiqueofTechno-FeudalReason,”NewLeftReview,Vol.133/134(2002),pp.89-126.
[27]TimothyE.Strm,“CapitalandCybernetics,”NewLeftReview,Vol.135(2022),pp.23-41.
[28]DylanRiley&RobertBrenner,“SevenThesesonAmericanPolitics,”NewLeftReview,Vol.138(2022),pp.5-27.
[29]LolaSeaton,“Reflectionson‘PoliticalCapitalism’,”NewLeftReview,Vol.142(2023),pp.5-27.
[3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31]［英］斯蒂芬·博丁顿：《计算机与社会主义》，杨孝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32]张猷：《OGAS与Cybersyn：数字社会主义早期实践探赜》，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33]DanielE.Saros,InformationTechnologyandSocialistConstruction:TheEndofCapitalandtheTransitiontoSocialism,London&NewYork:Routledge,2014,p.176.
[34]EvgenyMorozov,“DIGITALSOCIALISMTheCalculationDebateintheAgeofBigData,”NewLeftReview,Vol.116/117(2019),pp.33-67.
[36]JohannaBockman,ArianeFischer&DavidWoodruff,“‘SocialistAccounting’byKarlPolanyi:withPreface‘SocialismandtheEmbeddedEconomy’,”TheoryandSociety,Vol.45,Iss.5(2016),pp.385-427.
[37]［法］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87页。
[38]SilviaRief,“KarlPolanyi’s‘SocialistAccounting’and‘Overview’intheAgeofDataAnalytics,”NewPoliticalEconomy,Vol.28,Iss.2(2023),pp.284-298.
[39]同注[20]，第88—110页。
[40]［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41]MichaelA.Peters,“DigitalSocialismorKnowledgeCapitalism”EducationalPhilosophyandTheory,Vol.52,Iss.1(2020),pp.1-10.
[42]MichaelA.Peters,“KnowledgeSocialism:TheRiseofPeerProductionCollegiality,Collaboration,andCollectiveIntelligence,”EducationalPhilosophyandTheory,Vol.53,Iss.1(2021),pp.1-9.
[43]MichaelKwet,“TheDigitalTechDeal:ASocialistFrameworkfortheTwenty-firstCentury,”Race&Class,Vol.63,Iss.3(2022),pp.63-84.
[44]［意］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0—91页。该书将“一般智力”译为“普遍智能”。为了行文统一，本文引用时替换为“一般智力”。
[45]［德］莫里茨·奥滕立德：《数字工厂》，黄瑶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3页。
[46]同注[6]。
[47]YanisVaroufakis,Technofeudalism:WhatKilledCapitalism,London:BodleyHead,2023,pp.112-114.
[48]ChristianFuchs(ed.),“CommunicativeSocialism/DigitalSocialism,”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18,Iss.1(2020),pp.1-31.
[49]ChristianFuchs&KlausUnterberger(eds.),ThePublicServiceMediaandPublicServiceInternetManifesto,London:UniversityofWestminsterPress,2021,p.16.
[50]同注[46]，第1—31页。
[51]同上。
[52]ChristopherM.Cox,“RisingwiththeRobots:TowardsaHuman-MachineAutonomyforDigitalSocialism,”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18,Iss.1(2020),pp.67-83.
[53]SaiEnglert,JamieWoodcock&CallumCant,“DigitalWorkerism:Technology,Platforms,andtheCirculationofWorkers’Struggles,”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18,Iss.1(2020),pp.132-145.
[54]HardyHanappi,“AGlobalRevolutionaryClassWillRidetheTigerofAlienation,”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18,Iss.1(2020),pp.187-203.
[55]ChristianFuchs,DigitalEthics,NewYork:Routledge,2023,p.3.
[56]孙乐强：《自治主义的大众哲学与伦理主义的主体政治学——对奈格里关于马克思“机器论片断”当代阐释的批判性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1]JacquelineHicks,“TheFutureofDataOwnership:AnUncommonResearchAgenda,”TheSociologicalReview,Vol.71,Iss.3(2023),pp.544-560.
[62]余盛峰：《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页。
[63]“炒币”，又称为“加密货币交易”，指利用数字货币市场的波动，通过买卖数字货币的方式从中获取利润的投资行为。
[64]杨东：《区块链＋监管＝法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252、400页。
[65]同注[2]，第614页。
[66]同上，第617页。
[67]DevrajBasu&MurdochJ.Gabbay,“KarlMarxandtheBlockchain,”inAlexGrech(ed.),Media,TechnologyandEducationinaPost-TruthSociety,Bingley:EmeraldPublishingLimited,2021,pp.225-241.
[68]［法］普里马韦拉·德·菲利皮、［美］亚伦·赖特：《监管区块链：代码之治》，卫东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72]［美］洛恩·兰茨、［美］丹尼尔·考瑞：《精通区块链》，沈寅、易维利译，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页。
[73]［美］埃文·麦克法兰：《区块链战争：科技寡头和区块链互联网的未来》，周涯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254页。
[74]同注[2]，第1057页。
[75]AnitraNelson,“‘YourMoneyorYourLife’:MoneyandSocialistTransformation,”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27,Iss.4(2016).
[76]张一兵：《虚拟资本：信用关系伪境中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的翻转门——〈资本论〉第3卷的哲学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78]SteveHuckle&MartinWhite,“SocialismandtheBlockchain,”FutureInternet,Vol.49,Iss.8(2016).
[79]［加］瓦茨拉夫·斯米尔：《能量与文明》，吴玲玲、李竹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1页。
[81]SaioaArando-Lasagabaster&BeatHerce-Lezeta,“CountryStudyonDriversandBarriersforEmployeeOwnership:TheCaseofMONDRAGONGroup,”JournalofParticipationandEmployeeOwnership,Vol.6,Iss.2(2023),pp.166-187.
[82]［德］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无货币的社会是否可能》，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
[83]［美］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马小龙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46页。
[84]目前，大多数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实际上是中心化的：它们的后端逻辑运行在大型科技公司的“云”上，网站前端依赖于类似的中心化主机，而区块链钱包的连接则依赖于浏览器扩展程序。网站和应用程序在互联网层次结构中的地位更高一级，它们让最受欢迎的去中心化金融应用程序以多种方式置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支配之下。也就是说，这一切都为微软及“GAFA”等五大科技巨头提供了强大筹码。［美］埃文·麦克法兰：《区块链战争：科技寡头和区块链互联网的未来》，第183—184页。
[86]ThomasAllmer,SevdaC.Arslan&ChristianFuchs(eds.),“CriticalPerspectivesonDigitalCapitalism:TheoriesandPraxis,”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22,Iss.1(2024),pp.140-433.
[87]NathanSchneider,“‘PolemicBecomesCanon’:AnInterviewwithRichardBarbrookontheCalifornianIdeology,”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17(2023),p.4280.
[88]李泉、杜敏：《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动力、特征与抗争》，载《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89]［英］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载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90]《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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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张爱军：《“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及其规制》，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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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