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相继提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深化迅速运用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资本理论的辩证关系，理论界多有分析和阐述。科尔曼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补充。[1]356-357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生产，而人力资本也可以导致社会资本的增加。[2]95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关系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人力资本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新解释功能。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之间的辨证关系，本文在区分两种资本本身和两种资本理论解释工具的不同层面分别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具有资本性质的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
作为具有资本性质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从他们所具有的一般资本属性、二者的互动关系和功能上进行比较分析。
1.二者均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
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动关系
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消极效应
二、作为资本理论研究工具的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
1.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2.社会资本理论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
三、结语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属于资本的一种形式，都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二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而且二者之间既有积极方面的互动性，也有消极方面的互动效应。人力资本理论适应时代的需要破土而出，社会资本理论又是在对人力资本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一种理论的性质决定了该理论作为研究工具的有效性，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具有自身固有的基本特性，因此，无论单独运用哪一种理论来解释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现象，均显示出其固有的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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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尔曼社会资本特征形式过程
一、定义解读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科尔曼是从功能的角度给它下定义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2]
尽管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但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要严格区分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两个概念是困难的，在二者都指出个人可以利用社会关系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意义上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要试图对二者做出区分，暂且可以这样理解，社会资源是在社会网络中嵌入的、可摄取的资源，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比方说：一个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各种关系100人，这100人的权力、财富、声望等对他来说，就是他可摄取的社会资源。只有当他有具体的行动，利用这些被“动员了的”关系拥有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时，这些资源才会成为他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特征
资本分为很多种类型，科尔曼指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条件，如土地、货币等；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3]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其本身的特征。
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在结构中对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收益。在个人从事一些目的明确的活动时，他们不仅能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关系，因而可以户型提供资源。其他的形式还有：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行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是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4]
三、社会资本的形式
1、义务与期望。社会互动创造了义务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规范，这种义务能够被转换为社会资本，所谓的期望也就是义务将会得到回报。当某个人为他人做了某些事情，并相信此人日后会报答自己，且为此承担一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
3、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社会规范可以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限制一些社会行动，同时为另外一些行动者提供便利。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中，特别强调个体利益的既定性特征，认为社会规范是在行动者的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并伴随着一定赏罚措施来影响人们行动的宏观社会建构。社会规范是微观层面的产物，是理性行动者的有意创造，并不是既定存在。社会规范形成以后，现实社会生活中行动者们会发现，规范中也同样蕴含着利益，如果行动者遵守规范，就会获益，否则就会受到伤害。于是，人们在对可能的商法进行权衡之下，情愿放弃对某些自我行动的控制以换取对他人某些行动的控制，通过规范的实施，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某些利益。
4、权威关系。即以人们控制权的转让为前提形成的社会资本。科尔曼区分了不同的行动，有一种行动是行动者控制着能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但是却对这种控制实行单方转让。科尔曼指出，行动者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有时会将自己的某些资源和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他人，从而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威关系。处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权威的支配者往往会将一些资源转让给第三方人控制，由他们来使用这些权威，关系越来越复杂，权威关系也得以产生。
5、社会组织。由于社会资本具有所谓的“公共用品”的性质容易使人们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只想获取，不想付出，所以有时候就需要一些社会行动者特意投资和建构，如各类公益事业组织等。科尔曼认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邻里、社区等原始性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正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任和义务关系才得到支持与保障，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原始性社会组织的逐渐衰落，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社会资本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针对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资本，有目的地创造一些社会组织，来填补原始社会资本的缺口。
四、社会资本的“过程”
之所以要用“过程”一词，是因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一是关系网络的封闭性，这是一种对相互信任进行维持的保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不会只局限于在一个领域中互动，这就有助于为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条件。二是环境的稳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源消失殆尽，这种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的，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也会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三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5]科尔曼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四是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者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也越多。
总之，为了维持社会资本创造更多的资本，需要保持期望和义务的长期关系，进行定期交流，维持规范的存在，正如科尔曼自己所说的一样，社会关系必须尽力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科尔曼本人和后来的学者都对于社会资本作了经验层面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对社会资本的系统阐述，以及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科尔曼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不仅使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的集体行为也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很多学者对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本身下定义是错误的，从而造成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用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是混淆了前项和后项。[6]但是，正因为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结构理论，而是在社会结构的大系统中，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所以笔者认为，科尔曼从功能意义上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正是想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了解社会结构中所产生的因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实际上，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家庭、组织甚至是国家或者全球组织，而且科尔曼的理论中强调的是行动者，行动者作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无可争议的。
[1]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与现实，2000（2）.
[2][4][5]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Abstract:Impoverishediswithdevelopsthecloselyassociatedonekindofsocialphenomenon,ispuzzlingthehumansocietythroughout.Socialcapital'slackingwithhasclosecontactingimpoverished,thesocialcapitallackshas,theaggravatingtobeimpoverishedimpoverished,thereproductionandthesolidificationareimpoverished.Therefore,fromsocialcapital'sangleofview'scounter-impoverishedwork,shouldfromcultivateoutsidethefamilythesocialcapital,toeliminatethesocialexclusionandtheconstructionpovertythesocietysupportsaspectsandsoonnetworktobegin.
关键词：社会资本贫困反贫困
keyword:Socialcapitalimpoverished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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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在孵企业社会资本创业绩效生存绩效成长绩效
一、研究对象界定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分类方式较多。从系统角度出发，可以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中与宏观三个层次。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基本存在的广泛信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主要是外部文化、政治对网络性质、网络结构和网络动态性的宏观影响。中观社会资本指的是关系网络及组织网络内一致认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而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在重复博弈中的预期，表现为彼此信任与互惠，共同价值取向与主张等。按企业边界划分，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两部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主要基于内部信任的关系网络，组织内部各部门沟通顺畅，有效协调，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组织凝聚力；后者是企业外部存在、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类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类社会资本包括基层员工间、基层员工与中高层管理者之间以及中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内部社会资本可以实现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员工投机行为的减少等。因此社会资本表现为规范、网络和信任。组织亲和与组织信任可以促进知识信息共享，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增强企业柔性，并可以大幅提高组织或企业绩效。
（二）创业绩效
创业绩效是从组织绩效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主要从管理、运营、市场和营销等多个角度进行衡量，创业绩效是绩效理论中，尤其是组织绩效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创业绩效主要指企业在创业活动中表现出在组织层面的绩效产出结果，包含多个测量指标。对于科技型在孵企业而言，创业绩效的探讨尤为重要。创业绩效的第一表现应该是企业达到可持续经营的逻辑前提，即保证企业可以存活，然后通过外部环境中的机会识别、资源整合与利用，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积累竞争优势，以提高在孵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变量间关系
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资本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将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企业创业过程中企业利用环境资源来克服限制和解决瓶颈的主要工具。学界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证实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企业利用社会关系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企业通过同类企业间的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创业绩效，以及初创型企业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创业绩效之间的关联。
二、在孵企业社会资本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在孵企业生存在企业孵化网络环境中，往往属于初创期企业，在孵年限处于48月以内，因此在孵企业在生存成长中往往受到各类资源的限制。而学界认为创业者如果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则越容易在外界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而能够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从而推动企业创业绩效的提高。因为创业者或企业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度越大，则更容易发现识别更多、更有效的创业机会，并且通过在关系网络中获得更加丰富的异质性资源，也更容易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甚至网络外的其他个体间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成长性。因此，企业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获取价值稀缺的资源，对于科技型在孵企业而言，这类资源往往可以促进企业学习，知识转移与资源补充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而表现为新品开发速度加快、企业创业绩效积极等有利侧面。
（一）结构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结构类型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社会性的大型网络，具备整体性特征，包括个体间、个体与组织以及组织间各类关系结构，囊括了对于网络联系强弱、网络结构特征以及网络资源配给等不同方面的解释，具体表现为网络组织成员间联系以及价值资源流动与配给等。网络作为有效工具，降低了在孵企业在初创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敏感的问题，以较低成本获取各类稀缺资源，为企业建立合法性，通过竞争优势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孵企业往往是组织规模较小，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小微企业。财务敏感是小微企业的共同特征。降低交易费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保证企业存续下去的逻辑前提，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投入关系联结的建立，以获取更有利的资源，建立成本更低的资源获取渠道。广泛的联系也可以为企业赢得网络位置、网络声誉，得到网络认可。长期的成本优势以及知识技术积累，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又会反向作用于企I与其他节点的联系。有效运用网络资源改变网络位置，提升获取资源的层级，进而达到刺激创业绩效的最后目的。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结构型社会资本对生存绩效有正向影响关系。
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社会交往可以保持关系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而长期合作基于重复性博弈，促进了企业间交流，有利于优势资源共享以及稀缺资源获取与利用。网络知识的迁移，正向增强了企业间沟通的意愿，拓宽了沟通渠道。良好的互动导致知识和资源在企业间有效流转，产生技术创新，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各企业高速成长。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结构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关系类型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人们由于社会联系或友谊等形成的特别联系，主要包括信任、规范和期望等。孵化器以及外部创新主体对在孵企业的扶持帮助较大，可以为在孵企业提供潜在的市场、需求的知识以及欠缺的资源。良好关系与重复博弈导致了网络主体间较高程度的信任，信任也推动了资金流、技术流、资源的流动，各类资源的聚集触发协同效应，实现了经济价值增值的效果。同时也形成更具体的行为规范与惯例制度。成员间的良好关系引发了成员合作深度加大，协同能力增强，凝聚力增强，目标一致性增强，进而导致企业可存续能力增强，应对风险能力增强。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有积极的促动作用。
信任建立后，重复博弈使成员间更意愿遵守行为规范，执行组织惯例与制度，不同组织规模间互动的前提是资源互补，尤其是知识和技术为典型代表。因此，合作双方或多方在协同过程中深化信任，创新资源开始有效流动，促动了企业的成长成熟，增强了在孵企业在初创过程中面临市场和技术的广泛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在孵企业成长的具体表现，可以简单体现在销售增长、份额增加、规模扩大等方面。目标一致性、价值取向趋同催生了在孵企业的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其他创新主体与在孵企业在互动过程中，受认知类型社会资本的反作用影响，增加合作，促进了资源流动与隐形知识转移。不仅如此，共同性认知使合作各方合作意愿提升，弥补了不同主体间目标间差异和价值认知不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认知趋同的背景下，在孵企业的创新效率提高，新产品开发速度加快，人手需求量增多，组织规模发展迅速。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正向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认为可以从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均可以提升在孵企业知识获取及其创业绩效。社会资本有助于科技型型在孵企业接触更多的供应商和投资资本，可以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潜在客户，可以吸收更多更有价值的技术知识及信息，进而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孵企业，尤其是在孵企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要大力发展社会资本，通过个人连接的社会资本、企业连接的社会资本不断扩大企业社会网络连接的规模，不断建立以人、团队、企业为联系的广泛的社会网络。这就要求在孵企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在创业阶段亟需通过各种个人联系、业务交往和社会交往与联系来获取企业运营中所需的各种稀缺资源和需求信息。
提升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方式主要可以考虑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主动参与孵化器建设，主动接触孵化器连接的外部各类资源，积极参加孵化器与政府举办的各类会议；加强与孵化器内其他在孵企业的沟通，促进知识与技术交流，形成新的合作领域与关系；与科研院所有效连接，加强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加快新产品开发及上市速度等。总之，在孵企业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弥补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缺口，因此，在孵企业构建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和可存续成长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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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转型城市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现象成为中国一项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城市扶贫工作，然而城市扶贫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对于为什么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是否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有关等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且对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手段和途径进行反思，力图重建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
一、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特征、理论基础和缺陷分析
1、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扶贫主体上，以政府为扶贫主体。政府是扶贫资源的控制者，它主宰着扶贫计划制定、实施、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特征。（2）扶贫内容上，以物质资源救助为政策核心。“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一不是以物质资源救助为主的特征。（3）政策类型方面，目前的扶贫政策基本上属于消极性扶贫。
2、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
目前中国政府扶贫政策这些特征与其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有关。（1）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论认为贫困现象是市场竞争的副产品；贫困现象具有比较大的外部性，这种通过非价格因素将负面影响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性现象，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公共物品的问题，具有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2）狭义资源论。狭义资源论所指的资本有具体的物质形式如土地、劳动力、资源等。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人力资本的提出实现了“资本”向广义的扩展，使资本成为了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后来“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资本”，因此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综上所述，市场失灵论明确了政府在中国城市扶贫中的地位和责任。狭义资源论明确了中国城市扶贫的核心内容。据此，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因而扶贫主要是解决人们的物质资源的匮乏。
3、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缺陷
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和理论基础来看，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1）扶贫渠道的单一化。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二维框架中里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限制了其他扶贫渠道功能的发挥。（2）夸大政府的能力，忽视了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在城市扶贫问题上，政府失灵表现在财力约束、能力约束和激励约束三个方面。所谓财力约束是指国家财政有限；能力约束是指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现象和政府信息失灵，使得有限的扶贫资金不到位，即所谓的“瞄准”失灵；激励约束是指扶贫带来“等、靠、要”的心理。（3）扶贫目标的有限性。作为目前中国城市政策的核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疑对于城市反贫困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并不等于反贫困，反贫困扶贫必须实现生存和发展两个目标。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的和实践的双重缺陷要求我们必须引进新的理论来调整中国城市扶贫新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城市扶贫政策新思维的转换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反城市贫困思路的启示在于：第一，建立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手段和目标。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能力剥夺以及机会的缺乏。实现有效的城市反贫困，应该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既要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更要促进城市贫困者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锻炼和恢复自己的竞争能力，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融入主流社会防止走向边缘化。第二，建立综合性城市反贫困机制，形成国家、市场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框架。第三，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的独特优势。世界银行在中国许多成功的扶贫项目检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扶贫行动所使用的资金很少，关键是促进当地人广泛地参与发展实践，形成社会资本。鉴于中国政府财力的薄弱和贫困人口规模的巨大，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建立高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政府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弥补政府能力和财力不足。
三、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限制了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作用。因此要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的作用，必须分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本文借用武考克的理论来分析问题。武考克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一文指出，“镶嵌”和“自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维度。根据镶嵌（整合）和自主（链结）的高、低不同发展水平的相互组合，武考克分析了四种社会资本形态：低整合―低链结、高整合―低链结、低整合―高链结和高整合―高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