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董书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陈心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系
为论证以上观点，本文将分四部分展开：(1)对“关系强度”概念的操作化方式演变做简要梳理。(2)基于梳理和对“弱关系优势”理论的系统解读，阐述并论证“关系强度”概念的二维性。(3)从中国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出发，澄清“关系强度”的二维操作化在中国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4)基于对个人社会网络动员事件的分析，系统性检验与讨论本文的以上观点。
一、“关系强度”的操作化类型及讨论
应用强、弱关系概念，学者们探索了包括知识传播、创新和社会整合等诸多领域的议题。但不同研究中“关系强度”的操作化方式存在较大差别。这些操作化方式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频次统计”“亲密度划分”和“灵活设问”。
“灵活设问”主要是参考受访对象的身份特征，询问一些有关互动情况的更为具体的问题，以此间接反映双方互动的深入程度。相比于前两种类型，这种方法显然自由度更高，且有被更广泛应用的趋势。它包括直接询问受访者对另一方的了解程度(Bianetal.，2015)；问双方是否会在多种不同场合下发生自主互动(Wellman&Wortley，1990)；或者询问一些科研工作者彼此间是否有私人关系，是否知道对方当前的工作(Murrayetal.，1981)。
事实上，将以上三种传统类型进行组合的“综合型”操作化方式也很常见。比如：“频次统计+亲密度划分”(Linetal.，1978；Hansen，1999)，“亲密度划分+灵活设问”(Friedkin，1980)，或三种类型皆有(Wegener，1991)。
二、“关系强度”概念的两大维度
表1中的I和IV，实际上对应着传统概念框架内的“弱关系”与“强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常见也不太熟”和“常见面且很熟悉”两种关系类型。而II和III则是二维视角下的新产物。我们猜测，II可以是围绕业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例如同事或城市小区的邻居。其特点是由于利益关系和地域因素，双方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互动和交流，但在互动过程中情感投入往往有限，因而互惠的义务性也较低。而III往往是一些具有亲缘或“类亲缘”性的关系，例如近亲远亲、老同学、老领导或老下属。，即使缺乏频繁的沟通，也可以保持较强的情感联系和互报义务。
从社会关系的动力机制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最初是针对美国社会提出的，而在美国社会中，关系形成与维持的主要基础是互动，其特点是对象的可选择性；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其特点是先赋性，这种先赋性还普遍地泛化于正式组织和公众关系中(卜长莉，2003)。关系的存在、维持与强弱，并不主要是互动的结果，而更多基于自然与文化的预设。
五、基于个人动员网络的经验论证
(一)事件背景
2019年6月初，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计划当年年底全国ETC用户数量要突破1.8亿。某银行的A市支行于2019年6月印发营销方案，将ETC业务完成量纳入全员的绩效考核指标。年底前，每位员工无论是否在营销岗，都需至少完成100台ETC的发送任务。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三)两维度的量化分析
(四)两维度上的关系效用分析
1.通过单位中的特殊位置提供帮助
D先生的社会网络中，协助完成任务量最多的是W女士(编号：1)。
2.通过自身社会网络提供帮助
案例2：L先生是D先生妻子的表弟，在本地某酒厂的营销网点担任负责人。尽管是亲戚，但据D先生和其妻子回忆，一年内D与其见面也不过3到4次。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L先生认识的人很多。他让D先生直接把十多台设备预留在了他这里，并主动学会了安装的方法，说可以由他代为安装。每有朋友到L先生处聊天或谈生意，L先生都会告诉对方ETC任务的事情，希望得到对方的帮助。
一个合理的疑问是，L先生和D先生的关系网络并不是异质性最强的，但为什么L先生通过自身社会网络提供的帮助是最多的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D先生和L先生的“关系深度”在亲属当中也相对较深，L先生具有更强的帮助动机。
3.两维度视角下关系效用的复杂性
六、结论与议题展望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个案在总体代表性上缺乏说服力。其次，D先生社会网络中没有私家车的人，或本身有熟人在银行业工作的人，都更不易被纳入样本，使得统计量存在偏差。最后，本文的分析只限于线下面对面互动。在互联网和网络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探讨有些“陈年旧事”的意味(陈心想，2019a：25)。网络社交有其特殊性。例如，在线上网络中，跨越很长社会距离的关系和那些嵌入小圈子之中的关系在强度(以互动频次为指标)上几乎相同(Parketal.，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