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学术用语的“内亚”一词流行之前，法国学界长期以来惯于使用“高地亚洲”（laHauteAsie）一词，这大概根植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地理学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地理学家看来，远离亚洲海岸线的内陆腹地都被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脉和高原占据。像伯希和撰写的一本介绍内亚历史文化的概论性著作就叫作《高地亚洲》。至于俄国、德国学术界，过去则倾向于使用“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这两个含义接近但又彼此区别的专业术语——前者对应俄语的СредняяАзия、德语的Mittelasien；后者对应俄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Азия、德语的Zentralasien。第一个概念主要是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及其邻近地区，第二个概念起初包括的地区非常广阔，大致从里海东岸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一带，不过后来在实际运用中逐渐缩小到专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
澎湃新闻：那么，当初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是如何处理定义严密性的呢？
钟焓：关于如何定义“内亚”，塞诺先后发表过《论中亚欧亚》和《何为内亚？》两文来详细介绍其观点。在他的概念界定中，内亚和中央欧亚（CentralEurasia）实际上可以相互置换。而他对内亚概念的类似梳理也见于由他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的导论。塞诺坦承，内亚这一术语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广，无法用统一的经济生态或自然环境来定义；在他看来，内亚作为学术概念的生命力恰在于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蛮族的活动舞台。简言之，在塞诺构建的欧亚大陆历史观中，传统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蛮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流互动，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而在承受蛮族影响这一点上，欧洲与中国在历史上均未幸免。因此，他在《剑桥早期内亚史》中不仅为影响中国历史甚大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设立专章，而且把在欧洲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也一同囊括进来，以此呈现内亚民族作用于整个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全貌。这样一来，“内亚”在塞诺的定义中所展现出的地理广袤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基于拉铁摩尔此书的影响，并结合国内史学界的通例，我们不妨把狭义的“内亚史”聚焦到对以上四大板块及其邻近地区的研究之上。从范围上看，它仍然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着较多的交集，尤其是与国内专门史下的民族史研究有着更多的重叠。至于那些以南俄草原、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的内亚史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划分中，则仍应被置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内。当然，在目前国内历史学大学科中设有三个平行一级学科的基本背景下，也可以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就这一点而言，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因为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该术语的接受程度如何？
当然，对内亚性、内亚因素、内亚视角这类衍生概念，学者彼此之间的界定可能时有出入，不尽一致；对此自然也不宜强求。着眼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度作用与长期影响，我们不妨把这种影响化约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
澎湃新闻：您能具体说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吗？
至于第二层次，也就是内亚元素在观念上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形塑改造，有一个突出表现：传统君臣之间是天子-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政治传统中则存在着历久不衰的主奴观念，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侵蚀。现在学界大体已经取得共识：辽、金、元、清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奴关系弥漫和渗透整个官僚统治体制的现象。换言之，与君主存在主奴关系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和君主同族或存在传统亲密联系的特定群体，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通常由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汉人文官集团。这也意味着，历来儒家政治伦理中崇尚讲求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则，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扩散泛化与长久延续，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的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同时，这种关系也是长久以来维系中国与内亚之间政治秩序的一种基本手段。我们从《册府元龟》所载的粟特城邦君主致唐玄宗的国书，直到晚期满文档案中所见的清朝-哈萨克之间的主子-属民关系，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不过，我们对政治层面上“内亚性”的界定也应该趋于严密，不能罔顾基本事实而动辄滥用。举例来说，1634年皇太极从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遗孀处获得了所谓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就把国号从“金”改为“清”。国外有个别学者将之解读为清朝继承蒙古的政治遗产，将清朝定位成所谓“中央欧亚型国家”，从而把清朝从中国正统王朝的谱系中剔除。然而，传国玉玺恰恰不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素有的象征正统的基本权力符号，林丹汗和皇太极看重所谓传国玉玺所承载的正统性，反而凸现出中国政治传统对内亚政治传统的改造。
中国历史中的第三类“内亚性”，表现为汉族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受到的内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衣食住行、娱乐、艺术、宗教甚至行为规范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历史研究者常用略失笼统的“胡化”一词指代的许多具体事物、现象，其实都与“内亚性”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向达、薛爱华、贾敬颜、吕一飞、陈三平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较为集中的答案。而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某些汉语词汇，如马、哥哥、荷包等，词源上很可能来自内亚地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杨虎嫩对“马”的词源学考察，以及陈三平和司律思对“哥哥”和“荷包”两词所作的个案研究。不过，按照多年以前葛晓音的一个概括性论断，这第三类表征中的许多具体现象如衣食住行等所经历的“胡化”都属于较浅层次的文化接受行为，还不足以显示汲取它们的汉族群体已经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澎湃新闻：您举出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来解释何为“内亚性”与“内亚视角”，能否再请您结合具体例证为我们说明一下？
钟焓：不妨这样说，“内亚视角”是一种站在内亚民族的立场上，对历史现象的独到观察和解读。可以举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靖难之役”为例稍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本来这次夺权之争所涉及的两位人物明成祖朱棣和惠帝朱允炆是辈分存在明显差异的叔侄关系。仅仅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两年，前往中亚帖木儿汗国的西班牙使者就在撒马尔罕附近获悉了发生于明朝内部的这场政变。不过使臣从当地打探到的消息却是明朝皇帝去世后，遗嘱规定帝国疆土由三位皇子分别统治。结果大太子试图兼并两位兄弟的封地，以致引起了内战。最终大太子因战事失利而自焚身亡，新的天子随后即位，并遣使出访帖木儿汗国催索贡品。因此，叔侄之争的信息传到了中亚一带以后，被改换成了兄弟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黄金史纲》等蒙古史书中，同样是将此次内战说成是名义上的兄弟之争，只不过一为洪武皇帝的亲生子，一为被洪武帝当作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以上这类故事，很可能并非史实，背后反映出的是内亚民族习惯用一种兄弟相争的叙事模式来解释统治权力在男性亲属之间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家族的分裂-再生现象。如果深入挖掘产生这一叙事模式的社会机制的话，这显然与傅礼初总结的内亚民族中常见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人类学家克拉德在《突厥-蒙古人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也揭示了草原游牧社会的一种二元化模式：部落首领晚年在分配政治遗产时，经常倾向于将政治头衔传授给社会经验和阅历人脉都相对丰富的长子，又将部民财产更多地赐予通常肩负“看家守灶”之责的幼子，这样一来，更是为容易发生权力竞争的兄弟双方同时都打下基础。因此，帖木儿汗国的民众和草原上的蒙古人不约而同地把本为叔侄之争的“靖难之役”重新解读为符合他们自身观念的“兄弟之争”。这一不合史实的刻意修改恰恰正是以“内亚视角”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澎湃新闻：您曾经从“内亚视角”出发研究辽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成果？
钟焓：我曾在《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上发表《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具体的分析、考证，这里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寻找原文阅读，不妨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结论。
十一世纪后半期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及其他穆斯林史料中曾经提到，在契丹和西夏边境有一座“可敦墓”，有些学者认为，它位于河西走廊北方或漠北草原的可敦城等地方，但经过考证，我认为，“可敦墓”其实是相传为王昭君墓的“青冢”，并且还被用来指代处在“青冢”附近的辽代西南面招讨司的治所丰州。
丰州在辽代东西交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既是因为它恰好位于传统意义的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又得益于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势力的突然崛起。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显示，这条穿越广袤漠南之地、主要联接辽东与河西，甚至还可以继续向西延伸的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四至五世纪就已正式形成，在北魏定都平城和十至十一世纪的辽代相继经历了两个较为繁荣的活跃时期，而丰州所处的今呼和浩特一带在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历久未变。呼和浩特市坝子村北魏古城遗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来自西方的萨珊波斯银币就是其要冲位置的早期证明，而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墓和朝阳耿延毅辽墓中所出的西方玻璃器皿等珍贵外来物品等则见证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在第二个时期的繁荣。
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首领李继迁反宋自立后，时局的变化驱使辽、夏建立起共同钳制宋朝的政治联盟。以此为契机，李氏利用所占据的党项地界的优越地理位置，转而将原先由此地前往宋朝的河西及西域的朝贡使团吸引到辽国的地界——这大致可视作东西走向的漠南道在辽代再臻繁荣的具体原因。而早先作为西南面招讨司治所的军事要地丰州，也就凭借自身在夏州与上京之间的有利位置，进而成为这条要道上的通衢重镇。虽然此后辽朝又在西夏北边开辟了一条避开党项的、经由漠北前往河西及西域的平行通道，但据史籍记载，穿越大漠之路充满艰辛与危险，选择经由此路的风险要远高于漠南道。除了辽夏关系恶化及与西夏处于敌对关系的政治势力盘踞河西走廊的年份外，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必定会选择更加安全易行的漠南道。因此，辽代的西方客使主要是辗转通过丰州一带，最终抵达辽京。出现在今赤峰和朝阳一带高规格的契丹贵族墓葬中、源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的舶来品，颇有可能是通过以丰州为中继地的漠南路自西向东流入辽国腹地的。
即便辽金易代，丰州作为丝路重镇的重要交通地位仍未受影响。我注意到，《金史》明确记载了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原居西辽京城骨斯斡鲁朵的回纥移习览（Islam）三人前来金朝西南招讨司贸易的史实，可见虽然出于历史原因，金朝与契丹后裔建立的西辽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但西域客商依然将丰州视为重要的贸易都市并继续前来此地从事商贸活动。改朝换代对丰州并无影响。到了蒙元时期，漠北的地位超过前朝，东西方联系更加频繁，丰州独享的南北道和东西道的地位还有所加强。
内亚研究有哪些大家
澎湃新闻：那么，“后伯希和时代”的国际学界又是什么情况呢？
钟焓：“后伯希和时代”的国际学界，似乎陷入一种大师不再的局面。中国史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可见学术发展趋于专业化的总态势，在东西方都不例外。以我个人平时的阅读体会来说，对三位学者的内亚史研究成果最为钦佩。
首先是日本的榎一雄，他或许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东方伯希和”的东亚历史学者。除了治学领域皆以广博见称以外，榎氏与伯希和还有几点酷似，其一，他掌握的语言工具非常之多，绝不限于通常所知那几种欧洲语言，据称在他那一代治中国古史的日本学者中，他是惟一能够阅读意大利语专业文献的人。因此他的中亚史论文中基本上能够做到对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竭泽而渔，对东亚学者来说，这是极难办到的。他研究亚美尼亚史料中出现的厭哒与贵霜的论文，在引用资料的完备程度上甚至能够压倒欧美学者的同类论著。其二，他的考据意识极其敏锐，几可追步伯希和，他去世后发行的多卷本论文集中，数量最多的是以考据成果为支撑的实证型论文。其三，榎一雄同样精熟于汉语文献，目录学功力尤其深厚。最后则是他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颇有深度的专业书评，这些书评与论文一样，共同反映出内亚史的精深造诣。
其次则是1999年去世的法国学者石泰安，他可以说是自伯希和之后法国唯一在汉学、藏学、阿尔泰学和印度支那研究中都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来说，国内知识界常常将他仅看作藏学家，这其实很不全面。石泰安论东亚宗教思维中的“小宇宙”模式的专著《微缩世界》曾被薛爱华夫人译作英文，薛爱华本人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导言，高度评价了石氏的学术成就，将他定位成自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大师陆续凋零后，能够真正继承法国传统汉学研究模式的最佳人选。这种评价可能跟我们通常所知的法国汉学传承学术谱系大不相同，因为戴密微、韩百诗乃至年龄更小的谢和耐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都要明显高于石泰安。然而，薛爱华的评语却并非恭维溢美之词。就已有中文译本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观音：从男神变女神的一例》等著述来看，石泰安的研究深度在他那一代法国汉学家当中确实无人可及。尤其是将他的上述著作和同样也有中文译本的谢和耐个人论文集对读，更能直接印证当年闻宥做出的后者功力远逊于石泰安的评价。
澎湃新闻：不少海外学者的研究重点都在如何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这与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似乎存在一定偏差。
钟焓：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内亚史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史的发展走向。因此，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我们还亟需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而不能仅仅止步于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对妹尾达彦的有关研究略作介绍。
作者通过捕捉见于欧亚大陆的“农业-游牧交接地带”这一命题，将中国内地与内陆亚洲从空间的尺度加以整合，并结合民族的迁徙移动现象，宏观解释中国都城布局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陆海交通干线的兴衰变迁。这对我们更好地观察中国史与内亚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全新的瞭望点。《北京的小桥》具体分析了蒙元时代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与当时欧亚大陆水陆交通体系重组的关联，并论及后来明朝北京城建设从中受到的影响。至于《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一文则是新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系列中第九卷的导论，这在该讲座系列涉及东亚大陆历史的各卷导论中，堪称研究格局最为壮阔、处理时限也最长的一篇，不啻为我们了解一千年间中国史与内亚史相互关系的全新切入点。
而国内学者将数百年间中国与内亚的关联性进行整合论述的论文则以张广达先生的大作《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唐宋变革之际的中原与北方》为代表，清晰地梳理了两个半世纪以来中原与内亚政治格局的变迁与重组的全过程。
以上论文，都非常值得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钟焓：可以说，在将社科理论与历史研究相互结合方面，我既不属于那种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新派学者类型，但自认也没有僵化守旧、排斥理论。因此，虽然我对王教授著作中的某些具体论断及其推论过程有所保留，但对他在概念提炼和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成就是非常钦佩的。而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读者想必也能深刻感受到人类学理论和田野工作对民族史或内亚史研究的指导促进作用。
内亚地区在欧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中所处的这种相对边缘的地位可以从《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我注意到，该书主要仅提及两位以内亚为主攻方向的西方人类学家，即克拉德和耶特马尔。
就拿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从东北辽河流域南迁青海，党项人从青藏高原边陲北迁西北地区以及西夏亡国后，部分党项人又重新迁回横断山北麓的藏彝走廊等，都是民族移动沿该走廊带进行的明确证据。最为令人惊异的是，聂鸿音先生曾经发现西夏国内一部分党项人所操的语言与已知的羌语支下的西夏语差别非常明显，却与目前仅仅分布在藏南地区的珞巴语、僜语颇为接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古代有一个起源于藏南之地、属于藏缅语族下的族群，开启了一场从西南折向东北、迁徙路程长达几千公里的惊人迁徙，最后抵达西北内陆地区，虽然他们在后来建立的西夏王国内也被视为党项人，但却长久地保持了自己的语言特征。他希望将来考古学或人类学能够解决这个依靠传统文献记载无法破解的谜案。
（本文刊于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