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
(一)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监督企业依法纳税,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P2+(T+C32-C)×(1-P2);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时,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T-C1-C2,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函数:
P2>(C1+C2+C32)/(T+C32),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因为T-C1-C2>0,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只有当(C1+C2+C32)/(T+C32)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为研究上的方便,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则U1-U2=(C1+C2)-(T+C32)×P3。
当U1=U2,即:
(C1+C2)-(T+C32)×P3=0时,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两边均除以T,则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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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晓芳,肖琳玲.税收筹划博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2):56-57.
关键词：哈耶克市场秩序道德博弈论
哈耶克认为市场功能的发挥是以某种事先存在的制度秩序为前提，市场指的并不是自然的某种状态。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市场并不是在一个制度的真空中运作的，而是隐含了某种制度的框架，这个框架界定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哈耶克的后来者将他关于秩序的自发演化的思想主要应用于促进、改善或者创新市场有效运作的制度。[2]
一、互惠互利原则是市场秩序的伦理建构原则
市场社会的兴起，所依靠的是人们获得的这样一个洞见:即人们无须就他们各自独立追求的特定目的达成共识便可以做到和平共处且互惠互利。哈耶克从过去人们采取易货交换的方式来实行目的交换的经济过程，说明了人们在不同的行为目的基础上，也能实现利他伦理的问题。他说，人们之所以愿意进行易货交换，完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第一，同样的物品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尽相同的用途;第二，如果甲从乙处得到了后者所拥有的某种物品，以作为甲给予乙所需要的物品的回报，那么这往往会对双方都有利。换言之，要实现这种易货交换方式，人们只需要就那些确定各人拥有什么财产以及这些财产通过何种方式可以经由同意而转让的规则达成共识，而没有必要就各自进行具体交易所欲达致的特定目的达成共识。”[3]
二、诚信美德是市场秩序的价值基础
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少企业陷入没有“市场”的境地，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它在“市场”上建立的信任关系非常有限和十分微弱。尽管贸易和交换产生对诸如诚信、诚实、可信赖等道德行为的要求，但市场上的交换关系和人际关系相互依赖的网络却不够紧密，无法使交易者的个人利益同相互间合作的行为相结合。由于交换关系的瞬间性和匿名性，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及伙伴的可替代性，总会出现牺牲他人而无风险地获取自身私利的“黄金机遇”。因此，只有当交换伙伴已拥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和美德，贸易和交换方可长期互信地进行。
哈耶克也指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有制，相反，它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即使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个人自由总要受到许多规则的限制。[6]美德是自由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在一个存在匿名关系和社会网络残缺的经济市场中，即使从纯功利角度出发，对个人来说，拥有道德和高尚的人品较之与总是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总的来说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因此，培育美德和个人美德终将符合理性。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契约伦理和信用道德对现代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合作秩序的扩展
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或交换关系，不仅是各种经济主体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然而，在时下中国，经济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大量不合作的现象，全社会范围的广泛交换关系之所以难于建立起来，合作规模经济效益之所以上不去，不仅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有很大关系，而且与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秩序”有实质性联系。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广泛合作关系的建立，不仅是以契约的方式建立的，而且从根本上依赖于人们对契约的信守。可以说，经济主体对契约的信守和可信任，是建立和拓展广泛合作关系的主要基石。于是，这就对经济主体提出了重承诺、讲信用和兑现承诺的契约伦理要求。依照这一要求，经济主体既不能以骗人的手段去谋利，也不能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背弃自己的承诺。而应当确立诚信至上的价值理念，以诚信为本去建立和拓展广泛的合作关系。自行确定并自负其责地建立合作关系的自由是培育具有“社会性格”的个人及道德完整的个人的关键基础，我们可以期待这些人自愿遵循社会规范并积极投身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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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CZX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项目编号10XJC720002）
关键词：家族企业；信任理论；职业经理人；博弈模型
一、理论分析
纳什均衡的定义：在博弈G=﹛S1，…，Sn：u1，…，un﹜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各一个策略所组成的某个策略组合（s1*，…，sn*）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略si*，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的组合（s1*，…s*i-1，s*i+1，…，sn*）的最佳对策，也即ui（s1*，…s*i-1，si*，s*i+1，…，sn*）≥ui（s1*，…s*i-1，s*i，s*i+1，…，sn*）对任意sij∈Si都成立，则称（s1*，…，sn*）为G的一个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在很多的博弈模型中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在一个博弈中可能存在多个纳什均衡，这就是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然而对于大多数纳什均衡博弈来说，混合决策策略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混合策略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策略。多重纳什均衡策略的选择所依据的实际上是帕累托效率意义上的优劣关系，用这种方法选择出来的纳什均衡就成为帕累托上策均衡。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动态博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家族企业选择不信任职业经理人，相互之间可以得到的收益是（B0，I0）；第二阶段，家族企业选择信任职业经理人，此时职业经理人就可以选择忠诚与不忠诚，假如这阶段职业经理人选择不忠诚，这样相互之间的收益是（B1，I1）；第三阶段，家族企业信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也忠诚，此时企业也选择重用与不重用职业经理人，此时的收益分别是（B2，I2），（B3，I3）。见下图博弈模型。
假设家族企业甲和职业经理人乙，之间只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策略，策略1表示双方都互相信任，策略2表示双方不信任，则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都有两种策略可以供双方去选择，这样就可以从纳什均衡的纯策略角度去分析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支付矩阵，见下表帕累托均衡，分别为（信任，信任）和（不信任，不信任）。当然（信任，信任）这对决策时这个纳什均衡中，在帕累托最优意义上比较好的一个决策，因此（信任，信任）构成成本博弈的一个帕累托上策均衡。
以上对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系统演化的长期纳什均衡结果可能是信任也可以是不信任。从图表分析也可以看出，当信任使双方所产生的超额收益越大，或者因此所付出的代价越小，系统收敛于均衡点G的概率也就越大，意味着双方越倾向于选择信任。反之，若由于信任而带来的超额收益很少或者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很少时，系统将向O点收敛，也就意味着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就会倾向于选择不信任。
通过上面的纳什均衡分析可以知晓，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博弈的最优策略就是彼此相互信任对方，在此种策略下双方所获得的收益也最大，而对于理性的家族企业和职业经理人来说双方只有都相互信任，双方的合作才能更好的进行下去，彼此获益也最大。这样一来家族企业就会重用职业经理人让其担任比较重要的岗位，而职业经理人也会对企业更加忠诚，于是在工作中职业经理人也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份工作，双方的合作也会比较长远，这样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
四、构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对策建议
1.构建信任机制，完善家族企业信任体系
信任与信誉是家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家族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构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信任的桥梁。拥有良好信任体系的家族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引入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企业信誉好职业经理人会觉得在这样的企业有干劲，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职业经理人也会放心大胆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中。
2.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发挥职业经理人才能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可以保证企业能够合法正常的运转、保护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合法权益。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管理层、决策层和经营层三层分立的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利于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的发展，此时职业经理人可以大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公司治理中建言献策，从而避免由于家族企业主一言堂造成的决策失误和引起的企业上下的不满。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上下的凝聚力，加深彼此间的感情联系，也可以丰富企业上下的精神生活，活跃气氛，创建一个互信互爱、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将企业的利益同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淡化和根除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文化，使得传统的任人唯亲的家族思想不再起作用。
[1]宋岩：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流失及解决对策[J].企业管理，2011（13）.
[2]白春阳：社会信任的基本形式解释[J].河南社会科学，2006（1）.
一、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鲁格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1、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博弈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事实上合作博弈也是博弈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的落后，正说明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带来博弈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重大革命。
1944年,美国数学家冯·诺伊曼(Von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ien)合着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系统的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该巨着汇集了当时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将其框架首次完整而清晰地表述出来,使其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摩根斯顿首先清楚而全面地确认,经济行为者在决策时应考虑到经济学上的利益冲突性质。该书详尽地讨论了二人零和博弈,并对合作博弈作了深入探讨,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将博弈论加以空前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经济学上,由于博弈论数学上的严整性与经济学应用上的广泛性,一些经济学家将该巨着的出版视为数理经济学确立的里程碑。
在博弈论的发展过程中,纳什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框架与概念基础,他的名字与博弈论的中心概念——纳什均衡联在一起;豪尔绍尼与泽尔滕则致力于博弈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